“哥哥，你今天要带我去哪儿？”苏音边走边问道。
“带你去见住在附近的一位学长，今年刚刚大学毕业。他家里有很多藏书，你一定会感兴趣的。”许文回答，“你看，这就是前天他送给我的一本书。”许文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本精致的硬皮书递给妹妹看。
“《替人读书》。”苏音把书名念了一遍，“这题目挺有意思的。你看了吗，什么内容？”
“看过了，很有意思，是一本‘写书的书’。作者吕大年先生是美国伯克利加洲大学英语系博士，在英文方面造诣很深。他在这本书中介绍了好些没有中译本的英文书，还有几篇文章指出许多中文书翻译的纰漏，我觉得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此。”许文说。
“我真羡慕可以读英文书的人，我读不懂，也没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去查字典。如果能够读英文书的话，就可以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替人读书’了。”苏音道。
“是呀，我也羡慕吕先生。很多英文的好书都没有中译本，但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好书都有英译本，如果能读懂英文书，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那为什么有的书没有中译本呢？”
“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那位学长，他跟我说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当然有所谓‘政治’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替人读书》里介绍了一本英国的经典小说《克莱利萨》，这本书是几乎不可能有中译本的。因为这本‘十八世纪的英国名著，极长。一九八五年的企鹅版，大三十二开，一千五百多页’——我想不会有出版社愿意冒险将这样一本书出版吧？现在这个时代，连只有一万多字的《论语》都没有人愿意读，更何况一千五百多页的皇皇巨著呢？”许文叹了口气。
“我觉得‘不读书’是价值观导向的问题，是大家觉得读书‘没用’。比如说罢，不会有人觉得赚钱不重要，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赚钱比读书更‘有用’。现在是一个‘务实’重‘务虚’轻的时代，所以不能怪某个个人‘不读书’，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许文听了未知可否。“书总是要读的，越是不读，书就离我们越远。既然大部分人不愿意捧起书来读，那么就需要有一批‘替人读书’的人适时出现，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哪些优秀的作家写了哪些优秀的书。——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书评人’。”
“这个时代需要很多很多书评人，但是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想一想：这些人的出现，恰恰证明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对吗？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你的话我突然想起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里说过的一段名言：‘共产党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吗，我看很舒服，共产党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他们消灭得早一点。’用毛的逻辑来思考，书评人难道不也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吗？”
“哈哈！”许文抢过话来，“那么这段话就可以这样改写了：‘书评人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书评人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吗，我看很舒服，书评人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促使他们消灭得早一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愧是伟人，是伟大的预言家，高瞻远瞩，掌握了历史规律，道出了书评人的前途。”言罢，许文抬头向远处望了一下，故意把食指放在嘴唇前做着鬼脸说，“这段话可千万不要被我的那位学长听见啊，人家也是书评人呢！否则，人家要误会我们是‘恐怖分子’，来‘消灭’他了。——这里就是学长家了。”
二人相视大笑。按响了一座大宅院的门铃。
《替人读书》，吕大年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22.00
开门的是学长的爷爷，许文见过。“爷爷，您好，我们是来找学长的，请问他在家吗？”
“在，在。不过他现在在浴室，刚刚运动完回来。你们进来坐会儿，我去叫他。”爷爷一边带路，一边指着苏音问，“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呀？”
“她是我的妹妹，名叫苏音。”许文回答。
“是亲妹妹吗？你们怎么不同姓呢？”
“我是我哥的亲妹妹。”苏音回答，“不过，我哥随父姓，我随母姓。我爸爸是学文学的，所以给哥哥取名‘文’；我妈妈是学音乐的，所以给我取名‘音’。”
“有意思，有意思。”爷爷把他们带到书房，“来，你们先坐会儿。我去叫他。”
苏音坐下，立刻被四壁齐顶的书架和满架的书所吸引。她随意抽了一本，自言自语道：“《弱水三千》，哈哈，‘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作者梁文道。咦，是本港版书诶！”
“这本书我读过。你以前没听说过梁文道这个人么？真该补补课了。说起梁文道，我觉得真可算是一个‘传奇’。一九七○年生在香港，四个月大被抱到台湾，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但他不好好在学校念书，最大的爱好竟是混黑社会。幸运的是，他跟的那位大佬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中学时候常常是在书店边看哲学书边手执武器等着出去打架。中学三年级时，他因为破坏学校公物和涉嫌成为黑社会接班人被开除，回到了香港。十七岁，他就成为专栏作家，在《信报》挑起笔战。十八岁那年，他参加游行示威，当众脱下裤子坐在痰盂上与警察对峙，结果‘一脱成名’。现在他的头衔可多了：专栏作家、主持人、嘉宾、客座讲师、杂志主编、出版社老板、艺术村村长……不过，我觉得最‘传奇’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于香港片‘文化沙漠’居然能够孕育出梁文道这样的‘怪胎’，不能不说是‘传奇’了。”
“哥哥对他很关注吗？”
“你别忘了我在香港住过一年，是从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开始知道梁文道这个人的。今年上半年他在大陆出了三本书：《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这三本书我都看了，很好看的。而你手上这本《弱水三千》则是他的书评选集，有些年头了。书中一共介绍了七十种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音乐、美术、文学、科学……内容丰富，叹为观止。对了，他还有个的绰号：香港中文大学有史以来读书最多的学生。”
“天哪！那要读多少书才能够得上这个殊荣啊！”
“听说他每天起码啃掉一本书！”许文从苏音手里接过书，“我猜想梁文道是很有精英意识的，但是他的精英意识不是居高临的；相反，他把自己回馈给社会。我记得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比如说，他在香港能够念大学，他想社会资源那么稀缺，有很多跟他同样年纪的人没有机会念大学。他于是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负罪感。为了还这笔‘人情债’，梁文道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累，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忙不完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他所做的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介绍书籍，启迪民智。”
“对，读书一定要相互分享。刚才我随意一翻，在书中看到一个数据，说每天全世界出书四千种。就算一天能读一本书，但是‘无知’却在以每天四千倍的速度递增。多可怕呀！”
“但我发现一个很吊诡的事实，现在有很多人根本不读书而只读书评就很满足了。这就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吃过燕窝，光是听别人说燕窝的好处，就觉得自己的皮肤也跟着好了起来一样。这正印证了梁文道在其中一篇文章里所说的，”许文熟练地翻开其中一页读了起来：“‘我也答应过主持这样的读书会，但是惊讶地发现许多参加者不只没有看过要共读的书，且根本没有要看书的打算，我就知道糟了，香港阅读运动的病已经深入骨髓。’”
《弱水三千：梁文道书话》，梁文道著，上书局（香港），2006年，HKD59.00
“这么说来，其实出版《弱水三千》这种书简直就是个悖论。一方面，梁文道责备越来越多人不读书；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写越多书评，就越是会助长不读书的坏习惯，因为大部分人只要看看书评就够了。哥哥你说对不对？”苏音说。
“你说得很对。可是别忘了，有时候写书评并不是拘泥在书评里的，写书评的目的是借助书评传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是古人所说‘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写书评、写影评、写剧评，抑或是写时评，目的都是一样的。”许文说。
苏音不住的点头。她从《弱水三千》旁边又抽了一本白色封面的书出来：“哥哥，你看这里还有一本梁文道的书，名叫《常识》。《常识》不是托马斯•佩恩的书吗？”
“是的，梁文道取这个书名，正是有向佩恩致敬的意味。这是他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是一本时评集。妹妹，你有没有想过，所谓‘时评’就是对一时的新闻的评论，往往新闻过了，评论也就显得没有意义，因此‘保质期’是很短的。”
“是呀，所以你看，梁先生在书的后面也写道这本书‘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
“没错，因为梁先生是香港人，经常会发一些不合适宜的言论，很容易牵动大陆人民的敏感神经。比如说‘反美’、‘反日’、‘反法’的问题罢。我记得梁先生在开篇文章里就以不无戏谑的口吻说过：‘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这是梁先生惯用的手法，他总是喜欢把很严问题用轻佻的语气先玩笑一下，然后很认真地跟你探讨事情的深度。”
苏音一边翻书，一边挑了其中一段读起来：“‘反日’从一开始就犯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
许文说：“对，这就是我说的‘深度’，梁文道会带着读者一步步深入思考下去。在书里，他还讲到为什么当年的日本人，包括很多很优秀的，热爱真善美的日本人，像导演小津安二郎，都会成为侵略者队伍中的一员。和纳粹党卫军一样，‘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交出了判断的能力。’‘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
“他们当年应该也是出于‘爱国’吧……”
“哎！或许吧。大家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却一起制造出恶来。‘反日’其实也一样。你加入大部队前应该问问自己，我是反对罪恶呢，还是仅仅限于反对日本？如果是前者，是值得的；但是仅仅限于后者，就有些盲从。盲从的结果常常是很可怕的。”
“哥哥，从我们刚才的对话中我明白了一点：不管是书评还是时评，它的意义都不限于被评论者本身，真正能够流芳百世的评论，是通过评论直指世上的真理的。就好像杜甫的诗，写的虽然只是中唐的历史，但是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有启发。”
“哈哈……你刚才的话，正好印证了梁先生在《常识》的序里说的‘江山不幸诗家幸’。”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这时，突然从外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二位是在讨论梁文道吗？”应声而来的，是位神采奕奕的年轻人。
《常识》，梁文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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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音闻声望去，“扑哧”一声笑了。只见来的这位，中等身材，相貌清秀，但一对奇大无比的耳朵着实突兀，像后天改造安装上去的。这时候许文站起来向来人问好：“学长。”
来人向许文问好。然后向苏音一挥手道：“你好苏音，早就听说过你了，我叫刘不器。”
苏音难掩笑容，几乎有些失态：“你好刘哥哥，……，你的耳朵怎么这么大啊！”
“哈哈哈……”刘不器笑得很大声，丝毫不往心里去，还自嘲道，“过去苏小妹调侃苏东坡脸长说：‘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才流到嘴边。’我则常常说我自己是：未曾见人先见耳。”
三人分别坐下。刘不器说：“你们刚才在谈论梁文道的《常识》是不是？”
“是的，苏音还没看过这本书，我把我看完之后的心得跟她分享一下。”许文道。
刘不器走到书架的一角，熟练地抽出一本很薄的书递给苏音说：“苏音，我建议你在读梁文道的《常识》之前，先读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许文应该读过了吧？（许文点头。）这是一本写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小册子。”
“为什么先读这本？”苏音接过来。
“因为托马斯•潘恩所说的‘常识’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常识；而梁文道所说的‘常识’则未必。比如他说（这或许是《常识》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这句话在现在人看来惺忪平常，因为皇权政治早已被推翻很久了；但在十八世纪末的人看来，简直大逆不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先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再读梁文道的，你就会知道：虽然梁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偏激’，甚至不像是‘常识’，可或许一百年以后，都会变成‘路人皆知’的道理。”刘不器回答。
“刘哥哥真会讲道理。这么说来，托马斯•潘恩是位‘先知’了？”苏音说。
“‘先知’这个词用的真好！托马斯•潘恩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生在英国，却在美国参加革命；后来回到英国，却又流亡到法国；在法国参加革命，却又被法国拘捕；晚年定居美国，因为反基督教的言论长期遭到排挤……哎！这样一个‘世界公民’，他死的时候，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只有六个人敢前往送终。这往往就是‘先知’的宿命，是不是很可悲？”
听到这里，苏音的笑容收敛了，沉默不语。
“可是没关系，托马斯•潘恩的文字终究影响了很多人，这就足够了。”许文补充说，“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究竟是‘宣布独立’还是‘效忠英国’两条道路之间游移不定，是托马斯•潘恩的这本《常识》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告诉大家独立势在必行。据说这本小册子出版三个月就卖掉十二万本，士兵中更是人手一册。可是学长，”许文问刘不器，“托马斯•潘恩身为一个英国人，这样帮着美国从英国独立，是不是‘不爱国’？”
“请记住托马斯•潘恩的名言：‘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
“‘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苏音重复了一遍，“好高深，不明白。”
刘不器在报纸堆中搜寻了一阵，找出一张递给苏音说：“这份报纸送给你，上面有我发表的一篇书评，就是分析这本《常识》的，写得很浅，希望可以解开你的疑惑。”
“对了，刘哥哥，听我哥哥说你是个书评人。这是你的职业吗？”
“哦，不，我的正式职业是公司职员，写书评完全是出于兴趣。我平时没有别的爱好，是个很‘闷’的人。除了偶尔出去长跑，一有时间就躲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很多报社编辑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偶尔向我约稿，我也会投稿。文章发表了，我从来不收稿费的，他们请我吃顿饭就可以了。——‘哥为的不是稿费，是寂寞！’哈哈哈……”
一句玩笑，把刚才的沉默全都打破了。
《常识》，【美】托马斯•潘恩著，华夏出版社，2004年，￥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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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如果是1985年企鹅版的英文版的话1500多页，翻译成汉语大概也就是300页左右的样子，英文比较占资源啊，，，
厚厚的一本英文版哈利波特，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个小册子。
“让我们说回梁文道好不好？”刘不器说，“他这次一口气出了三本书，我们干脆也一口气讨论完。”他把《噪音太多》和《我执》都拿过来，轻轻放在许文和苏音面前，接着说：“《噪音太多》是一本以乐评为主的集子，也有些影评在里面。”
“用文字来写音乐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妈妈就常为此烦恼。”苏音说。
“对的。”刘不器说，“比如我读梁文道写Philip Glass的文章，可是我甚至连他是谁都还不知道，梁文道谈那么多听完他音乐以后的体会，有什么用呢？另外，假如我本身就听过Glass的音乐，并且是他的忠实粉丝，他的音乐引起的我的各种感触，我早已享受过，并且这心得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那么还需要梁文道来跟我分享吗？梁文道若是怕我听不懂，想教我怎么听，说句不客气的，省省吧，徐志摩早说过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许文说：“所以，真正擅长写乐评的，无非还是些喜欢读读历史，读读音乐家花边新闻的文人墨客，他们用文字告诉你这些音乐家的奇闻异事，乐曲的创作背景。哦，不，除此之外，读乐评其实还是有一个好处的：假如你音乐素养不足，除了贝多芬、莫扎特之外，以为世界上已没有其它音乐家了，那么，乐评至少还能让你知道一些音乐家的名字。你可以按照乐评提供的人名，什么Led Zepellin啦、Jimi Hendrix啦、John Cage啦、George Gershiwen啦，按图索骥，找来听听。等全部听完一遍，你便也可以装模作样说自己是个音乐爱好者了。”
“好了，好了，两位哥哥，你们就别调侃了。”苏音说，“我刚才拿到这本书就有一个疑问，觉得这书名真怪，为什么叫‘噪音太多’呢？”
“你翻开第一百七十六页，从倒数第二行‘这一下……’开始读。”刘不器说。
苏音照做，读起来：“这一下可大大击中我辈读哲学之人的死穴，因为简直就是现代哲学里头‘缸中之脑’这个著名隐喻的鲜活体现。所谓的‘缸中之脑’指的是想象我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一个大脑，被一个疯狂科学家放进一个注满营养液的大缸之中做实验，而我所感所见所想无不尽是那个科学老怪物用各种电线管道输入的信息刺激所致。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故事不是真的？我怎么能判定我不只是缸中之脑？……”
“停。你们觉得这段话中的‘缸中之脑’，会是真的吗？”刘不器问。
许文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你的思维是不受人控制的，所以即便你是‘缸中之脑’，对你认识世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刘不器说：“思维不受控制，但是我所凭借思考的数据全部是那个‘科学家’输入给我的；我可以质疑自己是不是‘缸中之脑’，但是我永远无法证明。对不对？”
“呃……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怀疑自己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甚至，我觉得我们应该怀疑自己可能连那个‘缸中之脑’都不是——只不过是‘科学家’输入进‘缸中之脑’的一段资料罢了。”刘不器越说越起劲。
“多可怕呀！那我还是‘我’吗？”苏音惊讶道。
“不可怕，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想：如果我真的是‘缸中之脑’，我其实反倒安全了！反正我是那个‘科学家’的掌中物，反正周遭的世界尽是虚假，那我还怕什么呢？只要‘科学家’告诉我：‘七十码’撞不死人，就真的撞不死人。更何况，‘死’了又如何？只要‘科学家’想让我‘复活’，我便‘复活’。哈哈哈……我反倒解脱了，‘科学家’就是我的‘上帝’！这些话跟‘噪音太多’有关系吗？有的。我真想跟我的‘上帝’——‘科学家’说一声：劳驾您不要向我输入那么多‘噪音’好不好？我想清静会儿……我真的快疯了。”
《噪音太多》，梁文道著，花城出版社，2009年3月，￥30.00
“说起来感觉像科幻小说。”许文说。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如果作现实的理解也可以。比如你想想看，我们这个城市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为什么这里多一条马路，那里多一幢楼；这里多一片绿地，那里多一辆汽车……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没分参与决策，只能被动接受改变。我们和‘缸中之脑’有什么分别？”刘不器发现自己有些激动，克制了一下，“我们还是换个话题，谈谈《我执》吧。”
“嗯，换个话题好。两位哥哥说的我都插不上嘴，因为前几本书我都没读过。可是这会儿我要发发议论了，因为《我执》我读过，而且非常喜欢。”苏音说。
“你们女孩子就是喜欢读这些关于爱情的散文……”许文说。
“爱情和战争是人类的两大主题，你们男孩子负责战争，我们女孩子负责爱情，有何不妥？”苏音朝哥哥做了一个鬼脸，接着说，“你们先前讲梁文道，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个冷冰冰、极其理性的机器人一样。但是我读完《我执》，他给我的感觉是那么柔情似水，那么缠绵悱恻，那么多愁善感，那么……”
许文用双手捂住耳朵：“好了！好了！别再找同义词了！肉麻死了！”
“哈哈哈……”刘不器还笑得那么大声，“让你妹妹说嘛，苏音是个感情细腻的人。”
“感情细腻的不是我，是梁文道。你看他写我们杭州的那段文字：‘我又来到了杭州，这座记忆之城，总是以其因应四时而产生的多变姿态，不断地撩起游人过客的心绪，让他们想起这个城市曾经呈现的面目，想起破落的北国，想起逝去的盛世，甚至想起与它绝不相干的个人经历。这一切思绪都存留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杭州变成文学上回忆的别称，不只忆杭州，也因杭州而追忆。江南千里，西湖最是彷佛﹔孤山望极，一片草色天涯。时间完全压缩弥漫在一个具体的地点之中。’在读到这段文字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杭州的‘凄美’。杭州有幽美、秀美、娇美……但是读梁文道的文字，是我第一次发现杭州的凄美。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有这么多古人埋骨西湖，把一生的故事都留在了杭州。逝者如斯，像我们这些曾在杭州留下足迹的人，回首看杭州，就像梁文道说的，肯定会把杭州变成‘记忆之城’。”
“当我大学毕业的那天，杭州就已经成为一座我的‘记忆之城’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各奔东西，再见他们时，他们不再是他们，我不再是我，剩下的只有大学四年的回忆。”刘不器说，“杭州从来都是一座悲情城市，别忘了岳飞，有他在，哪里都是悲情的。”
“不知道梁文道为什么给书起这样一个名字，‘我执’不是佛教里坚决主张要去除的东西吗？梁文道身为佛教徒，怎么反倒宣传这个概念呢？”许文道。
“是的，在南传佛教里‘我执’被看做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唯识述记》里有这样的话：‘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不过请注意，并非所有作家都对自己的书名采取肯定态度的，有时候恰恰相反，是出于想要批判它而取的，比如让•波德里亚的《美国》一书。所以我觉得，梁文道给书取名《我执》，里面所写的文章虽也都是讲爱情的，朝朝暮暮、依依恋恋，但换一种角度理解，《我执》正好是一本像《忏悔录》一样的书，把其中的内容都作‘忏悔式’的理解，你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这是刘不器的答案。
“你看，你们又开始说些我听不懂的话了。本来人家是想抢麦的，谁知话语权还是在你们那边。”苏音嘟着嘴委屈道。
“那不如这样吧，妹妹，下面你提一本书，你来作介绍，我们洗耳恭听。”许文说。
“这个主意好。”刘不器点头。
《我执》，梁文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6.00
“你们说‘我执’这个概念，是从佛教里来的。对于佛教，我一直都很感兴趣，但是每次拿起佛经来读，都很苦恼。”苏音说，“刘哥哥，有没有什么入门书可以推荐？”
“对于佛教，我也完全是个门外汉。不过你要我推荐入门书，我倒真有一本不错的。许文，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本吧？”
许文会意，从书架的右下角取出一本书放在苏音面前：“哝，就是这本《图解佛教》。”
“这本书很浅。因为很浅，所以涉及的关于知识、概念方面的内容就格外多。了解这些知识、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对佛教最根本的认识偏差。”刘不器说，“比如，苏音，你知道吗？佛教其实是无神论的宗教，起初并不提倡崇拜偶像。”
“什么？！那寺庙里那么多供人膜拜的神像是怎么回事？”
“‘佛’字本来并非指某种神，而是指‘觉者’，觉悟了的人。比如佛祖乔达摩•悉达多，他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后来出家修行，在一棵毕波罗树下觉悟，立身成佛，号称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并不是偶像，更不是神，而只是一个类似‘老师’的人。直到佛教分裂成大乘、小乘两派之后，大乘佛教才发明了把人当神来膜拜的传统。”
“原来如此。”苏音点头道。
“还有，平时我们称呼出家人为‘和尚’、僧侣’……其实都是不正确的。”许文说，“‘僧’这个称呼的意思是‘和合众’，就是众多的出家人在一起，所以‘僧’实际上是对出家人的集体称呼，是复数形式。‘和尚’则是对相当有地位和学问的男性出家人的称呼，在古代印度有‘博士’之称，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头陀’是一种特殊的出家人，这种人抛弃一切物质拖累，云游天下，过苦行生活。所以，这些都不是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对一般出家人正确的称呼法应为‘比丘’（男性）和‘比丘尼’（女性）。”
“最不可思议的一点：佛教一开始是不吃素的。传统的比丘和比丘尼过着一种化缘的生活。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去选择吃什么呢？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包括肉食。直到中国的南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认为吃肉不利于修行，所以下令禁止，从此佛教才流传开吃斋的传统。到了唐代，百代怀海禅师又发明了一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理论，使得出家人不再需要过讨食的生活，可以自己开垦农田，自给自足，这样一来就更加使吃斋成为一种很容易实现的传统了。时至如今，大部分佛教徒根本不会去怀疑吃斋的合理性，这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节律之一了。”刘不器说。
苏音听得一愣一愣：“我早就听说佛教是最博大精深的一门宗教，很难学。但是佛教的魅力实在太大，让人忍不住想一窥它的真身。……刘哥哥，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人家都说佛教避世，是一种消极的宗教，是这样吗？”
“不要说‘请教’，别客气。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看的书少，还没什么结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乘佛教拼命要‘普渡众生’，小乘佛教只要求‘造化自己’，此二者在根本精神上其实是并不矛盾的，因为假如天底下人人都小乘了，那么整个世界也就大乘了！不是吗？”
“恩，很有道理。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解决群体问题，应该从个人下手。”许文说。
“刘哥哥读书真多，我要多和你在一起，跟你在一起久了，能学到很多东西，就像我哥哥一样。”这时候，苏音的手机突然响了。她接完电话，对哥哥说：“许文，你妈叫你回家吃饭！”
谁知许文听了勃然大怒：“小妮子，你骂谁呢！”
《图解佛教:读懂佛教之美》，田灯燃编著，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8.00
谢谢你的挂念，我一定努力每日更新。
（房子还没找到，真是苦恼，杭州的房价真是太高了……）
看见许文生气的样子，三人都笑了。原来许文只是佯装勃然大怒。一百年后的读者朋友请注意，作者身处的这个时代很荒诞，网上莫名其妙流行起一句虚构的话：“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当然，我猜想你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会更荒诞，不足为奇的。
笑毕，刘不器说：“许文、苏音，你们干脆在我家吃个便饭吧，回去一趟也麻烦。”
许文说：“这样吧，学长，午饭在你家吃，晚饭去我家吃，我打电话跟家里说一声。”
“好。”刘不器说，“不过请告诉令堂，随便准备一点就可以了，我吃得很随便。我就是梁文道在《味觉现象学》里说的那种人：‘我们熟悉的食物已经成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吃的东西，不只没有惊喜，甚至没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觉得品尝食物是一种享受，从来耐不住性子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吃饭，从来不会用筷子夹起一口菜轻轻放入口中，然后闭上眼睛细细咀嚼，让所有味蕾接触食物，发出‘嗯嗯’呻吟，一副很满足很享受的样子——我的最大病症之一就是吃东西太快，随便咬上三五口就囫囵吞下去。但我的食量很大。我不在乎所吃何物，但是在乎所吃的量，每次必要把胃撑满才算过瘾。所以，像我这种人，天生的穷人命。请我去吃价值连城的白松露？算了吧，不够塞牙缝的，还不如来一顿饺子大宴实在。有句话说起来挺恶心的，不知当不当讲：我好像是从《镜花缘》里‘直肠国’来的人，吃进去的东西往往未待消化就拉出来了，并且，我深不以为耻，有时候凝视着整粒整粒的玉米漂在马桶水里，还有点行为艺术的意思。”
“喏～”苏音作呕吐状，“刘哥哥真恶心！”
“但我知道，我这样的人不多，否则这个世界就完了。因此，我是绝对拥护美食家和食评家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无趣。从味觉上说，过去天南地北、天差地别的食物，正在被像麦当劳、星巴克这样的超级饮食业巨头搅乱。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成都，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汉堡汉堡。你不太可能吃到别有风味的汉堡，因为你觉得那不够正宗。所以，麦当劳为了保证其在全球所售的汉堡口味纯正，大规模地养殖同一种牛。有多少呢？我们可能没什么概念，网上也坚决查不到相关数据，但是不妨估算一下每个汉堡里的牛肉，看看每天买汉堡的大军，再想想世界之大……哇噻！每头牛放一个屁，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实际上，牛屁确实已经成为不可轻视的环境问题。一份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全球十•五亿头牛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百分之十八。这其中，麦当劳不知‘贡献’了多少。”
“不止于此。”许文说，“《味觉现象学》里还提到吃薯片的害处。‘根据史都华•李•艾伦（Stewart Lee Allen）在《恶魔花园》一书中的报道，吃薯片会发出巨大的噪音，这种噪音主要是从口腔内部直接传到耳中，外人其实听不出来。咬一口薯片，它破碎爆裂的声响居然可以达到一百分贝。照美国太空总署的研究，人只要身处于六十五分贝的噪音中，就有四成的机会导致情绪紧绷。噪音越大，人就越焦躁，进而变得更有侵略破坏的倾向。’我想，即便不是那些噪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摄入那么多热量（每一百克薯片的热量是五五五大卡，人体每天所需的热量是两千大卡左右），除一部分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以外（发胖），其余都要通过各种途径发泄掉，所以吃完薯片之后异常亢奋、激动、暴躁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说，‘吃’绝对是门学问，要天天研究、月月研究、年年研究，像我这样把食物变成‘填饱肚子不得不吃的东西’的人，用《硕鼠》里的话说叫做‘不死何为’。张爱玲说，要抓住一个人无非通过‘食道’或‘阴道’。通过食道，对我来说不太奏效；阴道者，我先天残疾缺少这个器官。看来，抓住我是不易的了。呵呵……”刘不器补充道。
《味觉现象学》，梁文道著，上书局，2007年，HK$59.00
“刘哥哥，有没有一本温馨点的书推荐？”
“有啊。”刘不器抬头想了一会儿说，“董桥。在香港那样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里，类似《苹果日报》这样的通俗报纸是很受欢迎的；并且，《苹果日报》标榜的总是辛辣、暴露、色情这样的元素。但是，很难相信，就是在这样一份报纸里却隐居着一位温文尔雅的散文家——董桥。二〇〇四年的时候董桥在内地出过一本散文集叫《旧时月色》。这本书分为：南洋、台湾、伦敦、香港、内地五辑。为什么取名‘旧时月色’呢？因为其中都是董桥先生回忆在这五个地方的故事的文字。董桥是一位非常喜欢回忆往事的作家，他总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调，把故事说得再平淡不过；可是很奇怪，当读者读完文章之后，却会有一种莫名的淡淡的忧伤。比如在‘南洋’一辑中有一篇散文叫《古庙》，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董桥先生儿时上的小学附近有一闲古庙，庙里有一位‘炜师傅’。炜师傅不是庙里的和尚，而是一名几乎无事不干的，类似打杂的人，而且样样精通：‘是庙祝，是菜农，是挑夫’，‘懂木工、懂水电’……他门前的菜园被他经营得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吸引董桥先生和一群小伙伴的，是炜师傅还会武功、会讲历史故事。于是，大家几乎每天都去找炜师傅玩，还拜他做师傅练拳。炜师傅好像永远都是一个自由的单身汉。后来到了初中，课业重了，就‘等好长一段时日才挪得出一个下午到古庙去玩’。有一天，小伙伴们终于发现原来炜师傅不只是一个人——‘我们把脸贴在小缝上往房里看：半暗半亮的光线中，一个女人坐在床沿上扣好上衣的纽扣，匆匆拢了拢长长的乌发，灵灵巧巧绾起一团髻，……一霎眼，那女人霍地站起身来，紧紧抱住师傅赤膊的上身，窸窸窣窣亲了一朵又一朵，仿佛恨不得亲掉他虎彪彪胸膛上的每一颗汗珠。师傅纹丝不动，像一座山。再一霎眼，她仰起头来凝望师傅，眼神里汪满万般的难舍。师傅搂着她的蜂腰替她拨了一下披在脸上的几绺秀发，轻轻牵起她的手，捧在嘴上香了好久。’……接着，董桥他们就走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女人是镇上的有夫之妇桂香嫂，丈夫是水果批发商。‘那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们星期六下午都到河边练拳戏耍，炜师傅也来了几次，心情一次比一次重，眼神一次比一次累。有一天，我们在山脚下的小冰店里喝汽水，门前几个三轮车夫蹲在树下聊天：兴许是老板娘借种吧？他们说，阿炜那小子铁打的身体迟早耗干，说不定还要惹一场刀光之灾！’故事说到这里，很容易让人猜想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精彩的发展。可是，董桥却用一句淡淡的文字把话锋一转：‘那年暑假，我们找不到炜师傅了。’炜师傅上哪里去了呢？炜师傅是不是真的有‘刀光之灾’了呢？或许他带着桂香嫂远走高飞了？又或许他是为了躲开桂香嫂而出走了？谁也不知道，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董桥在最后写道：‘我初中毕业出外求学，临走前夕，舅舅带我到古庙烧香：菜园子荒芜了，师傅房前那堆杂草更放肆，都半个人那么高了。’——人世间还有比这更凄凉的场景吗？”
“老去的人好像永远喜欢回忆过去，仿佛过去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值得细细咀嚼。像董桥先生这样阅历丰富的人，回忆起过去一定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苏音说。
“但是，”刘不器说，“想想看我们生活在大陆的年轻人的父母辈，他们的青春年华是怎样度过的呢？在一片‘口号’和‘运动’中，他们或许殴打过自己的老师，他们或许出卖过自己的朋友，他们或许干过无数只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才会干出来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本质上并不是坏人，只是一时受了蛊惑、煽动。像我们的父母辈，等他们也老去的时候，等他们也只能靠回忆活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将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学长，莫谈国事，莫谈国事……”许文道。
《旧时月色》，董桥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20.00
慢慢的
删帖、禁言、封组
最近
又暂停了小组创建
我看见豆瓣的未来
《启示录》里告诉我的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上面的名字叫作死”
我看见
豆瓣坐在那匹灰色马上
这一具活死人
终会被蛆虫蚀尽
“说到老人家的回忆，我也想起一本书。”许文说，“杨绛先生的《将饮茶》。”
“杨绛不是钱钟书的妻子吗？怎么叫‘先生’？”苏音问。
“这是按照‘五四’一代人的惯用称法。我们不是也称呼冰心‘先生’么？”刘不器道。
“杨绛先生生在一九一一年，九十八周岁了！她虽高龄，还能坚持写作，前年出版了新书《走到人生边上》，很好看。而我刚才说的《将饮茶》，是本老书了，和董桥的《旧时月色》一样精彩，也是一本关于回忆的小书。除‘前言’《孟婆茶》和‘后语’《隐身衣》外，共四篇文章，分别是：《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和《丙午丁未年纪事》。”许文说完停了下来，看了看刘不器，好像是故意在等刘不器接下去说。
“许文，你继续说吧，让我喘口气。哈哈……”刘不器用他惯有的大笑回应。
“那好学长，我冒昧介绍一下。《回忆我的父亲》讲的是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杨荫杭先生“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七八年，十九岁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国留学。”杨荫杭先生再度回国，由张謇举荐到北京教书。辛亥革命爆发，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任命杨先生做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后又改任杭州。杨先生刚直不阿，结果得罪不少人，遭到陷害不得不辞官，回到无锡去做律师。按说做律师的人，只管帮人打官司就是了，但是杨先生满腔的正义感，径直帮人主持起公道来。有一次一个当哥哥的要求杨先生帮忙霸占父母遗留的所有家产，不给妹妹。杨先生不仅不同意，还当面喝斥！有这样一个父亲为榜样，孩子的人格能不高尚吗？《回忆我的姑母》则讲的是杨绛先生的姑母杨荫榆先生，就是在‘女师大风潮’中被学生们轰下台的那位校长。过去官方都把杨荫榆先生当成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面人物，主要是因为鲁迅骂过她，其实杨荫榆先生是抗日烈士，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她。《记钱锺书与〈围城〉》的文字算是最轻松的。文中最好玩的一段，是说钱先生小时候‘痴’得很。比如钱先生总跟杨先生说小时候爱玩一种叫‘石屋里的和尚’的游戏，原来只不过是‘一人盘腿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披着一条被单’，如是而已。有什么好玩的呢？可钱先生最爱，晚上打人叫他睡觉，他还不肯，就是要玩‘石屋里的和尚’，乐此不疲。大概就是要有这样的‘痴’气，才能认真读书，成为大学者罢？最让我佩服的，是《围城》重印以后，有一次杨先生问钱先生还想不想写小说。钱先生的回答是：‘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我想到现在有些一个月出一本书的所谓作家，觉得态度悬殊真是大……《丙午丁未年纪事》写的是‘文革’时候的事。那时候杨先生和钱先生都是‘陪斗’。虽然只是‘陪’着，红卫兵的口水、鼻涕还是涂得满身都是，阴阳头、挂牌子、扫厕所还是躲不过。但是这些杨先生都还能够承受。最惊险的一次，是《堂吉诃德》的译稿手稿被红卫兵抢去，而那是惟一的一份定稿。被抢以后，杨先生几乎绝望，以为自己多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了。没想到几个月后，在打扫办公室时居然发现自己的手稿在纸篓里！杨先生喜出望外，决定冒险偷出去，却被人捉住。幸好那是一个好心人，答应杨先生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份手稿。我读了这个故事，再看看家里那两册厚厚的印有‘杨绛译’字样的《堂吉诃德》，真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或许是‘文物幽灵’？但不够确切。”许文咽了口唾沫，“我说完了，累死了！”
这时候开饭了。午饭的规模将让许文和苏音大吃一惊！
《将饮茶》（校定本），杨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45
前文书我们说过，刘家是座大宅院。这宅院在虽然靠近市郊，但也是价值不菲。凭这一点判断，刘家一定腰缠万贯，是富豪级的大户人家。苏音尤其这么认为。一定说开饭了，在她脑海里浮现的，是欧洲王室贵族盛宴的规格，左一口红酒，右一口牛排，吃完后用餐布轻轻擦拭嘴角……可是，当他们三人来到餐厅时，却被眼前的食物吓了一跳——三菜一汤，粗茶淡饭！刘爷爷还笑眯眯地站在餐桌旁说：“来来来，请坐，没什么好菜，招呼不周。”
“是没什么好菜……”苏音嘟囔着。
许文用胳膊肘碰碰妹妹，意思是责备她不能这么没礼貌。
“我猜想，你们一定觉得饭菜太简单了。”刘不器入座后说。
“不会，不会。和我们平时吃的差不多。”许文忙打圆场。
“不见得。”许文说，“我今天要请你们品尝一下米饭。”
“米饭有什么好品尝的？”苏音问。
“你尝了就知道。”
苏音端起饭碗，用筷子夹了一口放进嘴里。
刘不器叮嘱一句：“细细品尝，闭上眼睛，嚼三十下。”
苏音在心里默念：“一、二、三……九、十。”念到第十下的时候，她突然停止数数了。嘴里的这口白饭，从无味竟变出甜味来。而且这种甜不是糖果的甜，淡而不腻，使口中生津，却丝毫没有附着之感。苏音完全被嘴里米饭的滋味吸引，完全忘记了要嚼三十下这回事。
在一旁的哥哥许文替她数着，叫她：“喂，喂，都嚼了四十下了，还不吞啊？”
苏音如梦初醒：“啊？有四十下了吗？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她转过脸迫不及待地问刘不器，“刘哥哥，这是什么米啊，怎么这么好吃！”
“哈哈哈……”刘不器又发出他那典型爽朗的笑声，“其实就是普通的米饭而已！”
苏音不敢相信，一再追问，想要知道“正确答案”。
但刘不器跟她说，吃米饭关键在于方法，而不在于吃什么米。接着，他放下筷子，正经八百地背诵起来：“‘米饭是东方人离开母体后的母奶。人在荒旅倘只有米饭，没有佐菜，也必甘之如饴。米饭冷吃，看来应是最多滋味。倘将之捏成紧实，外面包上豆皮，饭上浇过薄薄醋汁，并且混上几分糙米，撒上芝麻，则这种饭团何啻完美！便因米饭这主食摄取习惯，造成中国人千百年来种种文化情状如佐配热炒、嗜盐喜腴、多人合食、倚恋乡井、耽于衰落、泥于陈腐……等等，太多太多。便因米之种植，从此中国不忧穷矣。便因米之种植，从此中国不忧衰弱矣。米饭之为物，最能吸附他物之气；油腴可入，菜湿可入，辣味可入，咸味亦可入。米饭，君子也，与万物皆和，却又和而不同。’”背完，他重拾筷子问：“知道这段话出自哪里吗？”
许文和苏音连忙摇头。
“出自台湾作家舒国治的《穷中谈吃》，一本教你怎样不花大钱，细细品味身边美食的书。”刘不器道，“其实，美食不是烹饪出来的，而是品尝出来的。这一点苏音妹妹刚才是不是有体会了？”
“嗯！嗯！如果不是亲口所尝，我绝对不敢相信一口普普通通的米饭竟让我吃得如此‘魂不守舍’。呵呵，或许这个词用的不好，但意思你们终归是知道的。”
“美食在眼前，谈话到天边，吃者嘴啧啧，看者肚扁扁……”这时在一旁坐着的许文发话了，“你们说了这么久，我都还没开动呢！”大家都笑了。
《穷中谈吃：台湾五十年吃饭之见闻》，舒国治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NT260
“我想跟你们说一本我最近看的小说好不好？”苏音边吃边说。
“好呀。”
“这本小说叫《贝塞尼家的姐妹》，作者是个美国人，叫劳拉•李普曼。小说讲的是：贝塞尼家的一对姐妹，姐姐十五岁，妹妹十二岁，三十年前离奇失踪，起因是姐姐珊妮对家长的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和男友托尼私奔，没想到妹妹希瑟尾随，后来托尼不慎杀死希瑟，珊妮因为害怕受指责，隐姓埋名度过了三十年非人的生活。故事情节本不复杂，看点在于直到小说末尾才公布这段隐情，而全书充满了对姐妹俩失踪前种种征兆的叙述，以及姐妹俩失踪后各种相关人士心理惟妙惟肖的描摹。中国有句俗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奇怪的是，在这部小说中，我却读出了完全相反的一种见解：可怜天下儿女心！”
“哦，这很有趣，细说来听听。”刘不器说。
“人生于世，皆有父母。没有人是主动举手要求来到世上的，都是无缘无故被扔出来。如果运气好，碰上责任心强又有文化的父母，尚且有机会享受幸福人生；倘若运气不好，遇上只管生不管养的父母，荒废家事，花天酒地，那可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贝塞尼家的姐妹的处境就是后者。妈妈在外面搞外遇，爸爸疏于照顾她们。每到星期六，满心期盼和父母一起度过周末的姐姐珊妮都会得到这样的答复：‘你今天要么带你妹妹一起去购物中心，要么就和她一起留在家里，你自己选。’留在家里干嘛呢？无非是看看电视之类无聊的活动，还不如去购物中心，一来二去，就酿成了在购物中心走失的惨剧……不过在孩子走失后，两姐妹的妈妈倒是知道忏悔的。悔不当初好好照顾她们，及时发现她们的思想动态，经常搞搞座谈会之类。后悔有什么用呢？世界上无时光机，不能扭转乾坤。即便妈妈一再哭诉：‘无论怎么做，怎么说，我都觉得自己背叛了女儿。’妈妈可以哭瞎了眼，但一切都于事无补。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算作整本书的点睛之笔，是妈妈的一段内心独白——
她们为什么不打电话？
因为她们恨你。
为什么？
因为孩子恨父母啊。你恨你的父母。你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妈是什么时候？长途电话又没那么贵。
好一句‘孩子恨父母’啊！母（父）女（子）本是至亲，奈何之间的关系恶化成这样，竟要用‘恨’来表达！”
“我真觉得很多时候父母应该反思一下：生儿育女，究竟是一种权利（老来有靠）还是义务（害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当然不是我，而是那个三岁就会让梨的孔融。他认为，父母对子女是没有恩的。父母是出于满足自己的情欲而生下孩子，所以根本谈不上对子女有什么恩惠。生儿育女本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而已，讲赡养之类的话题简直恶俗。孔融的言论或许有些偏激，但无论我们能否认同，我觉得在读完《贝塞尼家的姐妹》这部小说之后都能引发我们的思考，那就是：已经做了父母的和那些准备做父母的，应该多想想自己‘欠’了孩子什么，而不是孩子‘欠’自己什么。这样一想，你必不敢再把生儿育女当成‘儿戏’。”许文说。
听完兄妹二人的对话，刘不器准备说说他自己的家庭，他在想借由哪一本书作为开头。
《贝塞尼家的姐妹》，【美】李普曼著，李静宜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6月，￥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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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篇书评分别为（非文学类）：
《“精神上”的香港人》
《“精神病人”之“精神”》
《<单向街>让我看到了曙光》
《<隔代的声音>你可曾听得见？》
《<七十年代>，幸亏我们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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