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坡口崩了半边山，堵住了杨须漕口上的河水，淹到了白杨坪。我们塅里人都到河边去捡树，捡家具，有的人还捡到猪和牛。东岸石田湾还走了龙，一座山裂成两边，中间一条两丈宽的巷，龙就随着水跑了。凡是“穿地泡”（即滑坡造成的山谷裂变）的地方都是走了龙，说起来神乎其神。
1957年夏天，我和祖父去游石柱峰时，路过石田湾，看到了这个走过龙的石巷子。后来在农村监管劳动时，多次担竹担树从这里经过，总喜欢在这里歇口气，卷个喇叭筒，爬到走过龙的石巷子里去看看，回味着祖父讲走龙穿地泡的往事。
五十年后的本世纪初，浏阳民俗文化街的生肖牌坊上的百年大事记中载：“1954年、甲午、6月17日至7月，连续七次洪水泛滥，7月25日，第七次洪水，七个小时降雨量达519.6毫米柱，下午1时30分，宝盖洞水库溃坝，造成严重灾害，伤数千人。政府拨巨款衣服物资，及时安排灾民生产生活。”
洪水过后，网江就会改变原有的面貌。一是出现一些新水凼，或把原来的老水凼加深加宽了，成为儿童打泡泅和捉鱼摸虾的好地方。例如三联坝凼的水面比以前宽一倍，水的深度可达八、九米。莲子凼、岩子凼也略有移位，并且河堤冲垮后冲出一个金刚凼。
二是洪水冲积出新沙滩，也扩大一些老沙滩。这是山区穿地泡送来的泥沙，长出青草后变成了放牛的场所。农民们忙于修砌河堤和清沙造田，还有三联坝和麻田坝的水渠进口被泥沙淤死，亟待疏通。自1958年修建了洞庭黄水库，洪水被控制和调节灌溉，网江水位低落，儿时的那些水凼长满了水棉，很多水蛇出没，孩子们不敢去打泡泅了。时有麻鸭来此觅食，成了又臭又浊的污水凼。
湘潭师范位于市区北端，隔湘江铁路桥很近，门口的学坪就在湘江边上。学坪以北没有繁华的街道了，沿江建筑都是七零八落的。除有时到铁桥下写生外，很少去逛步。从学坪往南走，是一条十里长街，一直走到汽车站下面的轮渡码头才是尽头。据说这个地方就是湘潭市的十八总。从这里坐轮渡过河就是工业区。下聂司发电厂及钢铁厂和机电学校所在地。我只去过一次，没有留下清晰的印象。
北面的湘江铁路桥，是当时连通两岸唯一的桥梁，单层，没有人行道。学校组织去参观河东的纺织厂时，是从铁桥上步行去的。跨着枕木步行很不协调，因为步距一般是0.5米，跨一空有多，跨两空不够。从枕木间的空隙里能看清从桥下穿过的船只和拖开的水橹，很是害怕掉下去。有几个患有恐高症的同学，是匍匐着身子爬过铁桥的。所以返程时改坐渡船过江。
祖父以前也说过湘潭十八总，很多老人也提起湘潭十八总。可能十八总就是十八个船码头。这十里长街就是靠近湘江的。过去陆上交通不发达，水上运输是主要的交通途径。应该每个码头所处地段就是十里长街中最繁华的地段。
我在湘潭的两年半中，一直没有弄清这十八总的具体位置。询问湘潭籍同学，都说十八总听得很熟很多，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是流传下来的一个笼统地名。
“醴陵的瓷器湘潭的伞，益阳的女子不要拣（挑选）。”这是流传着的一句话，意味着向湘潭的手工制伞业很发达。十里长街确有不少纸伞铺面。我在劳改期间也去湘潭新生伞厂参观过，女犯人都监押在这里劳改，故称新生伞厂。
十里长街的槟榔店铺也很多，湘潭人最喜欢嚼槟榔。“一口槟榔一口烟，边嚼边吹赛神仙”。湘潭人把一瓣槟榔叫一口槟榔，口用作单位词。蘸上一点白色物质的槟榔叫石灰槟榔，对口腔黏膜有很强的刺激性。可湘潭人把槟榔和香烟同时发给造访的客人，这是最常规的招待。
湘潭街上的中草药店也很多。说药材不经过湘潭就不灵。所以湘潭成了中草药材的集散地。中药铺的柜台上都有一块竖式的木排，上写着“杏林”两个大字。据《神仙传》载，“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种杏一株，号董仙杏林。”
出学坪往南跨过一座石桥就进入长街。桥下是雨湖与湘江的水流调节通达。因为雨湖的位置受着湘江水位的影响。好像长江与洞庭湖一样，城陵矶成了水流调节的咽喉。当时的雨湖没有水源，靠天花水和生活废水充其内。莲菏芡实水草杂生在活泥中，没有澄清荡漾的湖面。当湘江涨水时，洪水从桥下涌入湖里，才有湖的景象。现在开辟成雨湖公园，成为市内的休闲地带，雨湖路纵贯南北。
现在的十里长街由几座公路桥与河东工业区连通起来，工商融为一体，更加繁华热闹。但十八总这个古老的名称可能慢慢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直至消失。
我自离开学校以后，再没有过这十里长街。五十多年转瞬即逝，而湘潭十八总这个悬念没有在我脑子中消失，于是记之为“古董”。
从十八总的汽车站乘车往西驶八十华里，便到了韶山。这是1955年下期，也是在潭师读书的最后一期。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到韶山去实习，时间是来去一个星期。以前也在市区几个小学实习过，再安排来这里实习是有双重意义的。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进行革命教育。
我们住在毛氏宗祠，这是一座二进三开的砖木结构的小型祠堂，中间是地坪。有关祠堂的对联匾额我没有一点印象。毛氏在中国百个大姓排在第76位，虽人口不多，但古代名人辈出。最熟悉的有赵国平原君门下食客“毛遂自荐”故事中的毛遂。有汉代衍传研究诗经的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苌。有汉宫廷画师毛延寿等。
我没有去看清这个毛氏的祖宗牌位，不知是出自河南毛氏还是出自陕西毛氏。反正都是出自姬姓，周文王之后。
那里的招待所不很大，更不豪华，我们就在招待所进餐。第一天午餐后，我们在招待所前集合，听取当地负责人关于韶山情况和毛泽东故居的介绍，随即去参观了故居。
年轻的讲解员对室内图片和实物都作详尽的解说。有些苏联人也杂在其中参观。我很好奇地注视着他们的脸部和体形，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
参观出来后，我立即来到屋后的竹林中，认真观察周边的环境，看看这块风水宝地像不像传说中的“天子屋场”。曾经听说平江县有个天子屋场，后有龙盘虎踞的脉山，前由芼架形的面山，还有龟蛇两将守头关。
我没读过风水祖师爷刘基老夫子的书。我凭直觉知道韶山地境是个纵横交错的山冲，有肥沃的田垄，有清澈的溪流，有清翠起伏的山丘，有朴素的民居农舍，还有那高耸的韶峰。坐落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个殷实农户，竟出了一个开国枭雄，应该是时势造了英雄。
毛氏宗祠附近，还有一个规模更小的公鉴祠，应是毛氏宗祠的支房公祠，我没有进去看。又说毛泽东的祖坟坐落的附近山坡上，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这是道听途说。老师没有阻止我们去参观，或许那里是风水宝地。
离故居不远的对面有座韶山学校，说是接待贵宾的住所，我们不能进去参观，只在门楼左右停留一下。大概这是未来的韶山中学或大学，当时只是当时作为接待场所用。
围绕故居周围有韶东、韶南、韶西、韶北四座小学。老师安排我分组去听课，去试教。这个环节是来韶山的重点，即是学着当老师的实习过程。我们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及教学法等，要做一次实质性的应用和检验。
当时按苏联的教育模式，按五项步骤写好教案，由该校老师审查指导和修改后，签字认可才能登台授课，并在听讲记录本上签署评语。实习结束时，实习校方对每个实习生作出实习鉴定。回校后由班主任评定实习分数，记在成绩册上。
韶峰是由红岩构成的山体，岩石的缝隙处才有脊薄的泥土，除杜鹃外都生长着毛栗树。毛栗树是丛生的灌木，从刺猬样的毛栗球中裂出的毛栗子都跌落在石缝的低窝处。我们一边登山一边捡毛栗，衣袋裤袋都装得鼓鼓的。
我热的大汗淋漓，把身上的背褡脱下夹在腋窝里，好容易才爬到了顶峰。山顶有一座破庙，只剩下颓垣断壁和石质庙门。庙内杂草丛生。据说韶峰是湘潭、宁乡和湘乡三县的分水交界处。由此推定韶山一带是在湘潭的西陲边境，是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回到毛氏宗祠，无非是分一些毛栗给未去韶峰登山的同学，也要留一部分回去分其他同学。大家都有一种分享的喜悦和享受。晚上更觉秋意凉气袭人，才想起加背褡的事。才发觉我的背褡在伸手捡毛栗时，不知何时从腋窝溜下。这是我留在韶峰的纪念品，这也是我做了一件“猴子掰玉米棒”的蠢事。
回校后，我一直想起这件背褡，因为这是我祖母亲手为我纺织和缝制的。我不能把她的心血丢在山野荒郊。哪怕翻了花，我也应珍惜。
此后，我再没有到过韶山。据说韶山已成了观光旅游的圣地，据2000年出版的《长沙万象》第217页文载：
“到韶山，永远是条热线。以前是叫‘拉练’、‘串连’，现在是叫‘旅游’、‘观光’。以前是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去顶礼膜拜，培养赤胆忠心，现在可以在伟人故居思考人生，寄情励志，在山水之中养性怡情，探求风水，甚至简单的只为到毛家饭店饕餮一顿肥腻冒油的红烧肉。以前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不爱红装爱武装。现在是西装革履，旗袍短裙，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拉练”、“串连”也罢，旅游观光也罢，路线还是那条路线，韶山还是那个韶山。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说法不同吗？
五十年后，我是能记住从十八总汽车站出发到韶山那条路线，还是能记住那丢掉背褡的捡毛栗的地方——韶峰。还是时而涌现那幼稚天真的面孔，还是能记住那故居中的图片照片、床柜书桌以及米房中的斛筒斗筒，干成、风车、碓臼等，还有那古朴的毛氏宗祠。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叫“拉练”什么叫“串连”，我也没有去观光旅游。为什么？我的同龄人或长辈们都一清二楚。
76、扫盲之序曲
77、扫盲之永和市和菊花石
78、扫盲之铁屎山
79、扫盲之上山之客家人
80、扫盲之蒋埠江
81、扫盲之归程
1955年冬，乙末，我在湘潭师范毕业了。一纸毕业证书发到了我们手上。这是一张约38cmX32.5cm的黄底蓝花边黑字纸，上方有五星国旗，盖了校印和校长秦文熙的签章。另在“公元一九五六年元月”字样上盖上“湖南省湘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公章，学生相片上盖有教导处蓝色椭圆形公章。
这种毕业证很像一张奖状，不像现在红本本上鎏上金子那种气派，只能称是实而不华，走上未来新生活的学历证明罢了。这张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到现在。
由祖父帮我把行李挑回老家，这是祖父为我读书挑第八次行李了。这年他已是六十一岁年逾花甲的老人。虽然他还很健康，其实他是在吃苦承担这桩长途跋涉的苦差事。为了家里出个先生，他付出了很多。这是我无法报答的，至今我一直很内疚。
回家只住了四天，就沿着几年前走过的老路去浏阳县教育科报到。教育科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很快分配了工作。只有罗锐华、宋庆贤少数人分到了司法部门。有对象的女同学随丈夫去了外地工作，如谢灵和寻尹军去了北京，其他统一分配到各小学。
我就分到了社港完小。每月定工资为25元2角5分。教育科即发了元月份的工资给我们，相当于50斤稻谷的价值。我第一次拿到工资，非常激动。我想一年能赚到6000斤稻谷，相当于十多亩田的收获产量（当时只有一季中稻，每亩产量四至五百斤之间）。
教育科又召我们开会，宣布年前到农村去搞扫盲工作，我被分派到永和区。要求先到区上报到，再由区上分到乡上去参加扫盲工作，去锻炼一下。
从浏阳县城溯浏阳河向东四十里，便到了古港镇。一路轻装步行，我很关心古港周边的自然环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侧的高湖尖和右侧的癞子山。范家岭的小茶店和饭铺绕在高湖尖之下，高湖尖四周为开旷的田野，使它更为兀突高耸。因为光秃的山体由云母砂岩构成，只生长着一些稀落的小灌木和荆棘，风化的沙砾不断滑积在高湖尖的周边地段。
到本世纪前后，随着建筑行业和烟花企业的快速发展，这里成了采砂场，我担心高湖尖很快会从古港消失。
右侧的癞子山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体，没有茂密的植被，裸露的岩石呈斑驳的花纹，恰似癞皮疙瘩。传说它与高湖尖是被张果老一担挑着，从古港过身，听到金鸡啼晓就放下担子走了。故有“高湖尖，癞子山，神仙老子一担担（挑）”的传闻。癞子山现在也早成了古港水泥厂的石料加工基地，已是千疮百孔，失去原来的风貌。
从古港再沿河而上，要经过十五华里长的河东大塅。这是东乡最大的水稻田原，也是最大的粮仓。后来在这里建立了河东农场，成为水稻种子培育基地。
我沿着河东大塅的田间大道走到了永和市（当时称市）的桥头，过桥跨过浏阳河就是永和市。这是一座依山面水的古老集镇。曾经有一段繁华的景象。据祖母说，祖父在永和做染工时，她就住在靠河岸的半边街，祖父常到河里去漂洗布匹。
号称“全球第一”的菊花石就产在祖父漂流布匹的浏阳河底。菊花石相传发现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近有“蝴蝶岭”，故取名为“蝴蝶采菊”。
菊花石是生长在2.7亿年前，（早泥盆世），下部底层中的一种岩石。它由天然的方解石或天青石矿物构成花瓣，花瓣呈放射状对称分布组成白色花朵。花朵中心由近似圆形的黑色燧石构成花蕊，形成盛开的菊花，故菊花石。
菊花石的基底为灰岩或硅质灰岩。由于浏阳东乡一带是浅海，所以灰岩中偶尔会有蜻蜓、螺类及珊瑚化石。几十年后，我从永和学生那里得到了螺的化石和菊花石原石，充实了我的奇石（传）古架。
清《浏阳县志》和《故宫博物馆院刊》都有关于浏阳菊花石的记载。1915年在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浏阳菊花石雕荣获金奖和评委“全球第一”的美称，永和也随之名扬四海，誉贯全球。迄今为止，我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出产菊花石的国家。
由于菊花石雕的不断发展，现在永和河底已没有继续开采菊花石。改在山上开采，计重出售石料，石商没有选择余地，靠碰运气获得菊花石原型。
我到永和区政府报了到。区政府分派我一个人去铁屎山以上的客家山区检查扫盲工作，这也是个年终总结工作。次日，我就带着扫盲检查工作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几个乡由近至远依次进行。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是个扫盲工作队的身份。
关于《蹉跎坡旧梦》
吾乡乃湖南浏阳北乡龙伏镇，浏阳乃僻处湘东北一县，市管县年代，先属湘潭地区，后改属长沙市管理，90年代改为县级市。黄花机场和319国道修通以后，一改交通不便之旧况，从县城出发，驱车不到1小时即可到机场和长沙市。
浏阳县城以外，习惯分东南西北四大乡，真正祖住在县城的不算多，绝大部分人，或来自外地，或来自辖下这四大乡。如谭嗣同先生母系祖居北乡，胡耀邦先生则祖籍南乡，王震先生亦祖居北乡。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记者陆铿专访胡耀邦先生时，二人还就胡、王祖籍是“南北呼应”还是“南腔北调”开过玩笑。
其中北乡和县城之间横亘一大山，曰蕉溪岭。这个地理上在四大乡中间独一无二的阻隔，经常演绎出人文上的诸多说法，如乡间俗称过蕉溪岭即为要到县城去坐牢或吃官司。因了交通之便利，现在这个地理障碍已很难成为真正阻隔，而蕉溪岭诸多传说也渐渐湮没于荒野间。
龙伏镇乃北乡一普通乡镇，1949年以前，这里大致是国民政府绥和乡的范围。绥和，这是一个带传统文化色彩的地名。吾友十年砍柴乃邵阳人士，跟我说他老家1949年前的地名，大多也是名为刚劲乡、敦仁乡等同样传统色彩极浓的名字。
砍柴说1949年后刚劲变成小田乡，敦仁变成新田铺乡。我不知道绥和乡这个名字后来是如何成为现在龙伏乡这个地名的。我只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一个地方农产品流向国家机器的重要节点，因之我曾祖母一直称龙伏集镇为粮谷市。相信这些名称的地理变迁，应该是一个民俗学和微观史学的命题。
本世纪初的撤乡并镇后，附近的泮春乡并入龙伏镇，泮春这个同样极富文化色彩的地名，自此在当地人眼里黯然神伤。每次从龙伏经泮春去浏阳，看到路边这个萧条的前乡镇驻地景色，总是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家父曾跟我说，泮春附近的神田湾，曾出过好几十条“斜皮带”（乡人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级军官的形象称呼）。顺便说一句，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先生，好像也是祖居在泮春一带。
事实上，我的祖居，还在龙伏集镇溯网江而上约三华里的江美村。自然，江美村也不是它的本名，1949年以前，它叫石江村，中间的名字又经过了多少演绎，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在我三岁的时候，家父将祖宅自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大地坪老屋，搬到约500米外的一处幽静山坡下，这处山坡多土生茶树，本地人称茶蔸坡，家父谐其音曰蹉跎坡，于是此地成为我有记忆以来，阖家八口的公共记忆。
家父名讳沈博爱，1936年生人，自幼丧母，6个月大时，过继给我曾祖父曾祖母做孙，这对老人于他，实与亲生父母无异。经历兵连祸结的童年和时代巨变的少年后，家父于1952年考入浏阳师范、湘潭师范就读，1956年毕业后从教。
1958年初的整风反右狂潮中，家父因美术插图配合鸣放被划为极右。同年因任教时组织参加自学组织“读书会”一案被判反革命罪入狱，自从家破人亡，开始了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的地狱之旅。
1978年的平反大潮里，右派改正，家父得以重上讲台，1982年反革命一案彻底平反，1992年家父从龙伏中学退休。而在我整个80年代的记忆里，家父的形象是骑上自行车去学校上课，回家放下自行车和家母去耕种七亩责任田。
我曾祖父早在我出生的16年前去世，其时家父尚在狱中。1997年夏天我曾祖母去世，几年后，家父和家母一起安居在浏阳县城的教师村。而我们五姊妹，则散居在包括浏阳在内的全国各地。
家父个性开朗健谈，记忆力极好，年过古稀而精力充沛。他自20世纪初即立志把这辈子的往事整理出来，名曰《蹉跎坡旧梦》。真正正式动笔，则是2008年的春天，迄今已工程过半，完成近三十万字。
除了涉及个人隐私以外，家父在回忆录中，力图呈现每一个个体的真名实姓，每一个个真实的地名。他甚至如新闻记者一样，去乡村考证遗迹，寻找故人。我十分支持他这个庞大的计划，并答应帮他整理输入电脑。
2009年春天，我回乡扫墓，发现因前几年实施的国土整理工作，整个故乡大地已然风貌大变。我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曾经的故乡小路和田野，心里真是悲欣交集。稍感庆幸的是，作为一个美术爱好者，家父幸存有六七十年代在吾乡各地的部分写生记录。这些绘画，都将作为彼时乡村图像之记录随文贴上。
在已经整理出来的二十余万字里，我非常喜欢他写的童年之童玩系列，并试图按照这个记录去部分取代我5岁女儿的现代化童玩；喜欢北乡之夜歌系列，尤喜谢歌场一节，喜欢吾乡吾土那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感；也喜欢涉及土改、反右等诸多时代记忆的历史细节和临场感受。我又不无惊惧的感受到，在这些记忆和细节里，遗传的密码，命运的吊诡，在父辈和我自己的肉身上若隐若现。
这是吾父之个人史，也是吾家之家族史，也是吾乡之乡村志。而我们这个普通家族和乡村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国人辛酸命运里大同小异中的一斑。
2009年清明，记于沪上。
（101）、扫盲之铁屎山
我只身往东走了约十华里来到铁屎山。这里是铁山乡所在地，稀稀落落的铺面，生意零落，没有一点蓬勃的气氛。乡政府也没几个人办公，房屋都很简陋。我递上扫盲检查的介绍信后，办公室随即把这事交由一个搞财会的青年负责，让他带领我到基层去开展工作。
白天没什么事，主要是熟悉环境。找一些负责扫盲的基层干部，一般是会计等。从他们报来的摸底数字里，了解到本村文化程度情况。如总人口，中学生、小学生，原有文盲和半文盲，脱盲等人数写在本子上。
到了晚上就到指定村组去开扫盲会。一个厅堂里，中间方形饭桌上点着暗淡的煤油灯。前前后后要等个把钟头才到齐人数，这些男女青年，都一直把埋着炭火的竹笼子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两边。我很难清晰看清周边陌生的面孔，大概参会的扫盲对象女的多于男的，而且年龄都不小。
我讲话的内容当然是学文化的重要性，似乎他们没有多大反应，可能他们不完全听懂我的北乡土话。然后抽查脱盲对象的认字情况。这就是所谓扫盲检查工作。人生地不熟，第一次下乡做这种群众工作，我感到很别扭。至于那抽查的脱盲对象是真文盲还是冒名顶替的假文盲，只有村干部才知道。由此想起我老家有个邻舍叫潘富乔的青年，本是中学肄业，只是形象迟钝，服饰不整，于是多次被安排做脱盲抽查对象，使村组能评上扫盲先进村组。
我在铁山乡的几天里，安排在农民家吃饭，每餐付给二两粮票和几角钱。我也喜欢东乡人做的蒸菜。东乡的水源偏碱性，饭桌饭甑都清洗得显出原木纹路，很有清洁感觉。蒸菜都是碗底斋，不很丰盛，但味道清香可口。
山里人很仁义朴实，接待尽其家当。白天与他们交谈时间多，日子容易度过，但晚上就糟糕了，一到晚上，村民把我送到井泉塅的卜氏祠堂去住宿。
这是一个五开三进的祠堂，空荡而阴森。一间村办公室里，除一张床铺和写字台外，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些公文表册。我把门闩上，不敢吹灭那盏煤油灯，躺在床上，也不敢闭眼。儿时在大地坪里乘凉时听到满阿公讲的聊斋故事中的狐仙野鬼，在脑子里拂之不去。在疲惫的迷糊中，我还是度过了一夜。
次日，他们夸我胆子蛮大。一个人敢在卜家祠堂睡。他们说这里是土改时的法庭，临时班房里死过犯人，有吊颈鬼。又说祠堂外也枪决过犯人。
我发现铁屎山附近的所有道路上，房前屋后和山边荒野的泥土里，有裸露了很多灰黑色的铁屎渣被行人踩得光滑发亮。有的沟圳也铺块铁屎当桥。我从这里走到横山乡的十里山路上，仍然能看到铁屎。我又在住地附近发现很多铁屎堆成的小山丘，铁屎渣中长出很多灌木荆棘。
我很惊奇，推断这里曾经开过矿炼过铁。我便询问当地老人，都说这是朱洪武打陈友谅时，在这里炼铁打造兵器。我说山里还有开过矿的洞子吧！老人说洞有是有的，但林深树密，不敢进山，怕掉进隐蔽的坑洞中。这些传说总归只是传说，我没从县志中找到文字根据。
但到上世纪中后期，这里不叫铁山乡了，改为七宝山镇。因为这里勘测出复合矿床，开发出七宝山硫铁矿，成为省级直属企业单位。工人云集，厂房宿舍林立，交通便利，商店及配套服务行业相应齐全，形成热闹繁荣的工业集镇。到本世纪初，厂矿改制停产，很多工人下岗，这里的热闹景象又走向低谷。
不过我自那次检查扫盲之后，没有去过七宝山。却仍很清楚地记住了那些铁屎山丘，那铺有铁屎的山路，和那位挂着丈夫脑壳游乡的老婆婆。我没有忘记铁屎山——铁山乡这个地名，而七宝山在脑子中是个模糊的印象，只是听说而已。
离开铁屎山时，我捡了一个小铁屎和一坨闪光发亮的矿石带回了老家。
从铁屎山向大山深处就是十几里远的横山，板坑与豆田。这些崇山峻岭的偏僻山区，都是大革命时的苏区，也俗称上山，住的以客家人为主。本地俗称客姓人，客家话又俗称客姓话。
据说明朱元璋征剿陈友谅时，湘鄂赣受乱兵的劫难，人口骤减，有广东潮惠移民填补大举迁徙的史实。故这里的客家人都说他们的祖籍是广东潮州、梅州等地，一直传承着祖籍的方言。本土人称之为广东声（土音为shāng（一声））。
我在横山检查扫盲便到了板坑，再由板坑到了豆田，其程序也和在铁山乡一样，白天走访，夜里开会宣传，抽检验收填表。豆田位于湘赣边界，翻过黄茅岭便是离文家市不远的孙家塅。
我住在一钟姓的农民家里，两夫妻带个小孩。村干部把我安排在他家食宿，是选个卫生一点的小家庭照顾我，认为人多的家庭很麻夫（不卫生）。老钟给我一个火笼，我很不习惯，没有接受夹火笼的招待，生怕烧坏裤裆，并且火气冲在裤裆里很不舒服。我伙食也是少而清的蒸菜，没有很浓的油水，吃得倒也舒服，从未患过肠胃病。
白天都是妇女在外边劳动，上山打柴是妇女的事，男人是松散的 生活习惯，喜欢串门闲扯。客家人内部讲客家话，对外都讲浏阳东乡本土话。但本土人讲不好客家话。我向老钟学了从一到十的数字发音，只有二念（yǔ）、三念（sá）、四念（xí），五念（én）外，其余都与本土音相近或相同。三个人称代词中的我念（éi）。方位词中的上念（sháng）、下念（há）。
我问起客家的风俗习惯时，他说婚嫁与本土人很不相同，男方要向女方打三十六个或三十八个包封（红包），最重的一个“离娘米”包封，要二千多块折。最尊敬的是头包，打给女方父母及外公外婆的。打给平辈的是姊妹包。其余是各种名目的包封。女方打给男方有剃头包等。至于丧事就与本土人相差不远，按礼文备录的儒教，履行烧香、客祭、家祭和陪祭，但没你们北乡唱夜歌的风俗。
白天我去山林观察，想发现有什么新奇树种或珍贵树种。只发现一株松柏科杉树，与普通的用材杉树不同，叶片柔软无刺状叶针，色泽铁青。树形不很高大，既不像挺拔的云杉，也不像秀气的紫杉。询问客家老农，说这是绸杉树，是做扁担的特殊材料。
在豆田呆了两天，我就去了蒋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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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埠江并不是江河的名称，而是一个地名。它离半坑很近，是这块山区的边缘地带。两山高峻险隘，形成一道陡峭的峡谷。峡谷没有谷底，只有一条奔流直下的溪流。出口处窄狭得像一条巷道。峡口悬岩之巅，建有一座观音庙。透过疏林地隙缝，能看到庙的屋脊和部分墙体。由于我要赶回家和区政府交差汇报，没有去瞻拜慈航普度的观音菩萨，所以对观音庙的印象只是模糊的概念。
溯这溪流而上即到了小河乡，再上便是张坊镇。溪流的源头在张访镇北陲的七星岭。张坊镇与江西铜鼓交界，铁树坳的茶铺就是两省分界线的吴楚咽喉。张坊是非常偏僻的山区，好比我国的西藏一带。日军五犯浏阳时，只有张坊没有被日军侵扰。这里也是苏维埃驻地，红军活动的核心地区。
水流从七星岩的山涧汇集而形成的溪流，直奔蒋埠江峡谷，澄澈的溪流在浏阳城附近汇入浏阳河。人们习惯把这条溪水叫小溪，源头在大围山的溪流叫正溪。正溪与小溪的汇合处，称双江口，也称渡口。因为双江口的地名太多了，很容易混淆，所以说起渡头，就知道是小溪与正溪的汇合处。
自从建立株树桥水电站后，蒋埠江观音庙已成为株树桥水库的库容区。水雾山峦把观音庙装点得更加神奇飘渺，很有南海观音的仙境感觉。后来把株树桥水库改称为浏阳湖，开发为水上娱乐的旅游景区。摩托艇和游船可达观音庙山岩之下，舍舟登临，鸟瞰山光水色，阵阵吆喝和熙攘之声。蒋埠江也随之声名日震，打破了昔日的幽静。
回到永和古镇，向政府交差汇了报，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已是年关在即，其他同学都早已回家去了。我只身一人又在永和呆了一夜，按教育科规定的时日，我要不折不扣地到明日才能走上归家的路。此前已写信告诉了祖父我归家的准确时间，不谅祖父竟于此日来永和接我。
我沿着河东大塅直下古港镇，再经三口塅老茶亭，北折进入江田坳。从这里起的路途全部是山区，要走三十多里的山冲小道，并且逐步抬升，一路只有一些稀落的民屋，行人很少。午后才到达额头尖下的黄土岭。
记起祖父说过这里曾打过劫，我心里顿时紧张和害怕起来，不时反过头来观察身后的动静。麻着胆子翻过了黄土岭，来到枫林洞，就是石柱峰东麓的枫林峡谷，这是孔戴两姓聚居的地方。一路经过太子庙、中院塅、马尾皂、佛岭、山田、泮春、龙伏，下午黄昏时才赶到了家。
刚进门，祖母就问我看到阿公吗？阿公早就出发来永和接你。我说肯定是路上错过了。从古港到三口到江田坳之间有很多岔路，特别是三口老茶亭是块大油茶林，一定在那里错过的。本是一件高兴的事，弄得都不开心。我非常难过，害得祖父白跑来回160里的路，真难为辛苦他老人家。并且年关了，路上也不安全。祖母看到我不安的表情，说不要紧的，永和是阿公的熟地方，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明天这个时侯会到屋的。
第二天黄昏，天气更显阴沉。祖父拖着疲惫而沮丧的身子到家。他只说了一句应该在永和等他，怕生路走错。晚饭时他才正式说话，到永和一问，说你昨天早上就走了。该当！两头都是一条总路线，只怕是在老茶亭错过了。只要你平安到了屋，我空走一趟也不要紧。过年的料当都有了。
我知道祖父是非常爱我疼我的，而且疼到了极点，能忍受一切劳苦地去疼。他说的过年料当，指的是腊肉和鲜鱼，指的是油豆腐和在永和带回来的京白菜、红萝卜（胡萝卜）。他手上的一点活钱，是在农活之余，碾石踩布赚来的辛苦钱。盘到我毕了业，平安地回来过年，他是很高兴的。并且明年就要去社港完小做老师，总算出了个先生。他更高兴。他的好客和好胜，地方人都了解的。
然而，两年后的年夜饭，是我与他共进的最后一次团圆饭。沉痛的1958年，我入了冤狱，他进了地府。
82、在社港之社港完小
83、在社港之花桥完小
84、在社港之东山漫游
85、在社港之读书会
86、在社港之橙橘峰
87、在社港之前妻刘氏
88、在社港之祖师岩
89、在社港之后院
社港完小位于浏阳县社港镇中心的周家祠堂内，祠堂下进、上进被当作礼堂开会场所，原两进之间的院落则辟为操场。周围有围墙，东侧有一道小门通入街市，社港人称为下市。祠堂周边的教室和教师宿舍都没有一间是规范化的，完全是因陋就简改装而成。靠近校长室（办公住宿兼用）的一间房子是老师集体办公的地方。
这时的社港完小，即原来的浏阳第三十八完小。因为社港区公所（当时不称区政府）立在社港镇，故社港完小为社港区的中心完小。校长聂能发兼管全区的教育工作，相当于后来文革时的教革办主任，及以后的文教办主任。
全区的老师开会都要到这里来。最远的枫林小学和黄浒洞小学的老师要吃天亮饭，走三十多里路，才能争取按时到会。下午则提早散会，照顾远道老师在天黑之前赶回学校。全区老师的工资，也要每月到这里来领。因此边远学校的老师每月必须要跑社港完小一次。我分到这里来教书，也感到是幸运的，回家只要下行十华里也就到了。
社港镇，位于浏阳北乡捞刀河最上游，离源头周洛只有三十华里，离平浏接壤的黄泥界只有七华里，离小长沙（长沙县）界的金盆坦（灵官嘴一节中写到）也只有十六华里，应是浏阳县西北边陲集镇。大跃进时亩产红薯三十四万的特大卫星也就发射在该镇所辖的黄浒洞山区。据说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到那里装了几箱黄土去化验，企图发现什么骇世惊人的元素，后来没有听到科学家们发表什么论文。只是公社人在大跃进年代里，出了一个“吹肥皂泡”的名。
另外，我在写“人荒马乱”一节中，曾提到的莲溪镇，也即是社港镇。1944年日军进犯社港时，维持会就立在社港镇。在上市与中市之间有一条小溪穿过，在其汇入捞刀河的地方有座莲溪寺，寺边有高大的古枫，古枫上有日军架着的钢炮（平射炮），威胁着周边的中国同胞。国耻难忘，刻骨铭心。
架在莲溪寺附近的一座古廊桥，把上市、中市连成一体。社港人称它为桥亭子。因为桥体全是木结构，且上有盖瓦檐角，下有木柱板凳，是摆摊歇息的地方，故称廊桥才合适，此桥在文革时破四旧运动中拆换成了水泥桥。
带着水烟管进教室，学生们自习时吧嗒吧嗒抽起来，这是几个老大们的习惯。另外，他们的语言不很斯文，任何粗痞下流的话都可相互比拟。
我在这一群体中间似乎是鹤立鸡群。一则我刚满十九虚岁，二则我在语言上还没有入俗随流，三则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这样，我的生活是很孤独的。在他们眼里，一个新出茅庐的师范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时，我初步感觉到社会是多么深不可测，是多么难以融入啊！
我担任全校的图画课和一年级的算数课，企图把学过的教学法和五个环节的标准教案用于实际。可我没有做到，发现理论与实践还是存在距离。这时，开始推广汉字拼音和汉字简化，也要花很多时间来应付全区的考试。为此，我感到时间紧张，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
学生年龄偏大，六年级的女学生有的年龄比我还大，如妇联主任邓开花就是已婚的妈妈学生。还有王旋姿，寻绍连也是够婚龄的女学生。有些老师也打上了他们的主意，如徐仁风就与在校女生寻绍连在祠堂大厅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后来，这种师生婚恋之风，好像成了时髦。
这时二哥沈阳希在街上打铁，我也去看看。因为他是在纵合厂做工，计件发工资，不能打扰他，后来就很少问津了。由于粮食定量，晚上感到饥肠难受，就从后门出去，花一角钱吃一碗粗糙的光头丐。这种艰苦的生活越来越紧，感到难以支持下去。
校长聂能发是浏阳西乡的普迹乡人，十分肥胖，都称他聂胖子。任社港完小校长，监管全区教育工作，仪表严肃，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我很少与他交往。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没受到打击。但在肃反中，据说（那时我已被捕）他做过国民政府巡官，于是把他揪出来了，后来不知所终。
待续
金井完小在金井古镇上，位于小长沙的东北角，在平江与长沙市之间的交通干线上。街市是古老的麻石路，铺面小而密集，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特别是棉花土布的生意很兴旺，曾有一片繁华景象，当地人称是小南京。
小长沙与社港的交界山岭叫金盆坦。这里有座古庙，一条古道从庙前盘旋而过，行人都在这里驻足歇息。墙上用木炭写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文字。有的写上“不要乱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都是鬼画糊涂”等。
记得祖父说过：大革命时，小长沙那边山区是苏区，浏阳这边是白区，铲共义勇队队长张永麻子带了团勇乡丁住在这古庙里，常下山抢劫杀红军，连摇篮里的孩子也不放过，都说他是张屠夫。
站在金盆坦往下看，山下有九条一字型的丘陵和一座山包。当地风水先生说这是“九棍一拳头”，是出强盗的地方。金盆坦两边附近的村民，关系往来密切，有很多跨县联姻。这边的杨源人经常挑着土产品去山那边换谷换米。
从社港镇出发进入廖家洞、朱家洞、深坳再到这条洞（冲）的尽头，是一个叫做倒坡的地方。倒坡只有唯一的一户人家，是廖姓，其主人叫廖福隆，就是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父亲。廖福隆是有名的开明大地主，占有周围很多山林旱地，稻田则都在小长沙地界。
我从这里经过时，也驻足看到了一排排残存的粮仓和油（茶油）仓，打听到其房屋都在土改时分给了贫农，主人的家属也都在外地了。倒坡附近的廖家祠堂也是廖福隆的家庙，1949年后在这里改建成倒坡小学，一直到文革时才撤校拆毁。这是地方唯一一个由一个户头建立的祠堂。
到90年代社港撤区建镇时，廖静文女士才回来看过一次老家。这时她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可能这里于她而言，也只有儿时的回忆了。
本节“在社港之社港完小”续完。
社港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去过了，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去
忽一日，聂校长通知我到花桥完小任教。因为那里的唐淑贤老师要调走，到东北她丈夫那里去。唐的丈夫徐赋选，是我在永兴庙高小读书时的数学老师。
从社港沿河北上七华里，便到了花桥，捞刀河在这里的关山嘴崖下向东九十度大拐弯。溯流而上，经沙石塅、关山坳、大洛坪、潭口进入夜合山峡谷，过火石桥就是周洛，捞刀河的正流源头就在周洛之正洞的十八盘山涧之中。
花桥是浏阳北乡的一个河谷地段，土地肥沃，盛产桃李之类的水果。这里聚居王、寻两姓。王家大屋是这里最大的民居。花桥有条小街道，有南杂、屠店和中药店等，没有合面的店铺，是一种走廊式的半边街。隔小街不远的古樟旁边，有一座“成头古庙”，这就是花桥完小所在地，本地人把成字发因为shan。
花桥古樟有约七米的胸围，我非常喜欢其裸露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盘根，古樟覆盖的荫面有600多平方米，是夏季乘凉嬉戏的好地方。捞刀河从古樟南面流过，一条古道也从河边蜿蜒通向远处的关山嘴。
古樟的北面是操场，西面是学校。庙门即校门，门楣上用红漆写着“花桥完小”四个大字。庙门两边的房子改为教导处和教室，内坪两边的板楼改为教室，上进空荡荡的殿堂做礼堂用，两边都是教室，教室宿舍安插在四角的小房子里。
我一到这个环境，不由想起自己从读书到教书，都是与在祠堂庙宇里生活，都是与祖宗与神仙老爷打交道。其中唯一能与文化教育相连的就是孔庙。
本节待续
你们做儿女的也辛苦啦，你们为浏阳保护了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你父亲是浏阳的一块珍贵的人文“活化石 ”，要好好养着，我也祝福他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不知当代史是否出稿，很想看到他写写淘金坡的岁月，很想看到他对当代教育的思考。很久没见到他，代我向他问好，愿他多多保重哦 ！
我的课程是接唐淑贤的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全校的图画和一年级数学。每周总共有二十余教时，改作文最花时间。因此我没很多时间来搞自己的学习。加之晚上还要搞家庭走访或社会中心工作宣传。所以晚上时间也很紧张。学校还办了一个夜校扫盲班，大家轮流去上课。
花桥上行三华里是与平江交界的黄泥界，所以有很多平江学生到这里读书。该校有很多大龄学生，如喻义花、王杏仁、寻丽华等是最大的女学生，后来成了校长夫人和师母。而王奠邦、王绍阳、寻快然等男生则与我年龄相当，外人常把我当学生看待。其中王绍阳、王奠邦兄弟是地方子弟，很聪明手巧，课余做些木工活，为我做调色板和写字架。因此我与他俩关系很好。我常到他家寻找古书，或和他高度近视的父亲聊聊诗书之类的话题。
邓校长因为学校宰杀了一头自养的牲猪，挨了批评，到乡政府写了检讨，撤了校长职。因为粮油肉食计划供应，学校杀了自养的牲猪改善伙食的做法就是犯了大错误，好像触犯了法律一样严重。惹了好大的风浪，会上点名批评。虽然当时也请了村干部吃了一顿肉饭，但也无济于事，任谁也不便为邓校长说情。
学校食堂里，每月定量是29斤大米，三餐饭由大师傅寻和鸣盛好后，饭罐里一点都不会剩下。如果来了客人，就要早通报大师傅加客餐，由会计在工资中扣除客餐钱粮。我的肚子很难填饱，加之我喜欢打篮球，晚上更加肚子饿。好在花桥街上的墨鱼、豆腐很便宜，且有现货供应。于是每晚备完课后，大家就统一吃夜宵，每人一钵墨鱼豆腐，这是乡村的传统配料，吃得很舒服。
后来墨鱼货源断绝，夜宵就改为吃红薯粉做的粉皮，老师们轮流去买来，大师傅在粉皮里撒上胡椒粉，味道倒很香辣。这种粉皮夜宵没能维持多久，就进了萝卜运，开始吃萝卜夜宵，吃得肚子像只鼓，不到半个时辰就变成了瘪气球。
再后来就没有夜宵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时到学生家里走访，运气好能吃到一碗粗面条。而我在篮球场结识了一位从浏阳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他住在花桥街上，从家里搞来一些扁豆和木炭，晚上煮熟后我们搞扁豆夜宵，可是这无法长期维持下去。
每周六下午，在附近沙石塅教书的陈及老师，常来学校叫我一起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一同来学校。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些炒熟的米粉可用开水冲泡成糊充饥，或嚼茹片玉米等。陈及比我长二十岁，划右后恢复了破产地主的成分，和我一起划入黑五类，我们常在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和五类改造会，我和他也常代替其他五类分子写改造规划和坦白交心材料，成了改造小组的特殊文书。
本节待续
两年来，我没添加什么衣服，只给家里买过一次茴香饼和几斤猪肉。所以我在这种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是无能去购买副食品补充热量的。
1957年我与前妻刘氏结婚后，经济就更加捉襟见肘，几乎难以支持下去。倒是1958年入狱后，牢狱之灾取代了经济和粮食的困难，不用再考虑温饱问题了。
那粮食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我认为是因为统购统销政策的硬性摊牌任务和当时的粮食亩产水平低下。虽然当时粮价是每100市斤5.1元，猪肉价是每市斤0.48元，但国家限制供应，粮少猪少肉就稀。
邓校长撤职调走后，学校换了一个潇洒的卜校长，教导主任是林思成，并调来一个唐训庭，加上原来的邓全胜，都是1949年前的浏阳县立中学的同学。这个关系密切的三人帮，亲如兄弟，成了左右学校的核心。
不久卜校长就离弃了发妻，来了一个砍竹遮简，把五年级女学生寻丽华猎入怀抱，结为伉俪。相继唐训庭效尤，与六年级女生王杏仁结婚。这是当时一种时髦——师生恋。但1958年，卜唐二人相继入狱，婚姻自然解除了。这起风华韵事，自然在当地也惹来物议，而这些大龄女学生们，或许认为能当校长夫人也是件“荣幸”的婚姻。
到了1957年，我的课更重了。除一班语文外，还教一班五年级数学，一班六年级自然，不过这也是我喜爱的科目。记得在制作鼬鼠标本时，曾得到过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杰的书信指导和帮助，关于空气成分的实验也很成功。
在花桥完小，还去参加过两次联谊活动。一次是去平江县城八关完小，另一次是去平江司村完小。到平江县要步行五十余里，到司村则要步行三十华里。因此两次的篮球友谊赛都中了对方的逸战劳之计，以失败告终。校长安排了几个大女生同行，是为了应付文艺同乐晚会，倒是开心。我只关心山水，唯一参加了一场篮球比赛，是冒称成我校学生上场，幸未露马脚。但两次活动往返一百六十华里，累得要死。
本节续完
那时，我的同乡兼同学沈皆遂在湘潭师范病休回来了，也常来花桥完小玩。1956年暑假，我俩商量搞一次东山漫游，其目的是欣赏山水，了解自然和采集一些植物标本。本地习惯把周洛、百崖和石柱峰一带统称为东岸大山，即我们的漫游目标东山。
我俩从花桥出发，沿河溯水而上，直奔大洛坪。途径之地皆为红岩结构的山体，没有高大的乔木层，坡墈和石缝里生长着灌木林。山冲的溪水澄澈见底。直至午后，我们才到达大洛坪。
周洛源头的水流冲出夜合山的潭口后，形成了一块冲击小盆地，是为大洛坪。这里土地肥沃，成为徐姓聚族的居民中心。徐氏民居和徐氏宗祠都在盆地边沿的缓坡上。曾任国民政府浏阳县县长的徐才士（飘鹏）住过的小洋楼，也在这里。
大洛坪对面的石山叫镜山，县志上有“圆如镜，平如砥”的记载。我们去镜山下的石洞里看了一下，因为不是石灰岩结构，所以没有发现石钟乳，可是有很多夜明砂。听来名字很雅致，其实这是中药师给蝙蝠粪冠上的美名。洞中充满了蝙蝠和它的粪粒发出的混合臭气。小时候，大人就教我们称它为檐老鼠,可见祖宗们早已认清了蝙蝠是兽类而不是鸟类。
大洛坪的水流从潭口流入，从关山流出，奔流直泻到花桥才平缓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关山这个峡口上筑了大坝，锁住了这条水龙，大洛坪就淹没在汪洋之中。从此，大洛坪所淹水域成为关山水库的库区，徐氏族群迁移他处，聚族而居的大洛坪徐氏民居不复存在。
本节待续
这是非常自然朴素的景观，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现在的水潭淹没在关山水库水面之下，只有在“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枯水季节，才能显露出那圆圆的潭面。可潭口早已面目全非，山口架桥修路时滚下去的山石，几乎把潭体镇平，而且库区沉淀的泥沙淤满了周边。其上的夜合山口，也早已架上了钢筋水泥平板桥，一条马路经这里进入周洛。早已被现代交通和水利设施掩盖的潭口，五十年前游历时的风光不再。
从潭口左侧进入夜合山峡谷，抬头能清晰看到两边的山崖峭壁向外倾斜，有顷将倒下之势。峭壁上的岩石凹凸排布，对应吻合，似张开的犬牙。传说这座山原是一座整体，自皇帝用御笔拖开后，白天打开，晚上合拢，故称夜合山。
本节待续
我们在这段峡谷中找到两种常绿小灌木，是既可观赏又可入药的大罗伞和南天竹。大罗伞是紫金牛科植物，累累的小红果实要到下次开花时才落。半革质的竹子茂密长绿，是观叶观果的盆栽观赏植物。南天竹是小蘖科植物，全革质叶片，叶干丛生易老，露根盘曲，宜于地栽。这两种植物生于高山边沿地带，具有很强的抗旱抗寒性，属半阴性植物。现在，它们在蹉跎坡庭院中安家落户。
近年，这四华里长的峡谷中的石头被吊车吊走，水潭也被填实，开发为漂流区。可叹，有限的经济利益破坏了无价的自然环境，峡谷溪流中的香炉和石船是无法复制的神工鬼斧下的杰作，所有石头的圆润与光滑都是亿万年的自然造化。
大石桥是峡谷的上游终点。从这里起，沿正溪两岸有开阔的田野，屋舍密集，周边的梯田别具一番风景，除陈家大屋外，其余都是众姓杂居，是为周洛的核心地带。
周洛人把大石桥以上沿溪两岸叫正洞，大石桥以下的北坡叫南洞，大石桥以南至周洛坳叫横洞。周洛人种植的单季稻称麻壳粘，米粒细长。周洛人用水磨舂出来的米，比上等机米还要柔熟。这种米煮的饭，不要菜也能吃几碗。
本节待续
在烟坪冰凉的水氹里，我们发现了黑背红肚皮的蝾螈。这种动物外形像蜥蜴，容易被误认为是爬行动物，因为皮肤裸露无鳞甲，且用腮呼吸，故属两栖动物，应是从两栖类到爬行类的过渡型。以前听说只有浏阳县城附近道吾山的井里有蝾螈。地方人传说它是龙的祖先，所以称之为龙，并没有人叫它蝾螈。
从烟坪以上，针叶林逐渐稀少，出现大片的茅草植被，显得格外荒凉，草丛中的乌头开出蓝色花朵，打乱了过于统一的黄绿色调。石柱峰玉皇庙就建在这个海拔1053米的草本带。
玉皇庙是明代浏阳六观之一，原是婴母教的樱桃观，后以祈雨为名募捐扩建改为龙王庙。是座两进三开的木石砖混结构，两进之间由庭连为一体，内有天井，天井的泉眼称百汇泉，由明嘉靖二十七年县丞李潜命名。天井旁边的偏屋住着一户人家，维持香火。这晚就在庙里食宿，睡在过厅的阁楼上，蚊子叮得厉害，并且庙里响动频频，怀疑是猴子或老鼠作怪。总之，在朦胧中无法睡熟。
（本节待续）
洗澡后借锅做饭，采取从祖母那里学来的“齐水干”的做法。即在米水沸开后，舀去多余的水，盖好维持文火，闻到饭香看到黄色水汽外冒时，证明水尽饭熟。再炒一点辣椒萝卜下饭，比在家里的四菜一汤更有滋味。
次日早餐后，在茅草中的羊肠小道上往上攀爬三四华里，就到了石柱峰顶峰，峰巅一座不到五平方米的石庙，屋顶是青板石盖的，风吹不动。庙被荆棘茅草密密包围，要费劲才能钻进去。
我们站在庙顶上远眺，黄色的山丘，绿色的田野，银色的河流，灰色的农舍，四面河山尽收眼底。据浏阳县志载：站在这里“……晴日可鸟瞰洞庭……”，这当然是夸张的描述。
我们在草丛中发现很多紫菀，这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中药材。春天，开着紫色的簪形花，密生的匙形叶很具秀色，挖出它的块茎即可繁殖。另外，由于垂直气候的影响，生物的适应性表现特别明显。例如长在这里的紫穗槐（草本）就特别矮小，叶子只有指甲大小，不认真仔细观察，还以为它是别的物种。
石柱峰顶的北边可到袁侍郎墓地铁坟坪，沿起伏的山峰走四十华里可到祖师岩，东边可下到枫林峡谷。但我们都不准备去，因为钱粮有限，只能按计划路线回程。于是一起回到山腰上的玉皇庙，皆遂抄录好庙里的对联，我清理行李和植物标本就沿南坡石路下山来到百岩峡谷。这里比夜合山峡谷显阳光高亢，落差大而水路长，很适宜开发漂流业，但没有夜合山那种高峻阴沉的险峡气势。
我们计划在三个地方停留。
（本节待续）
传说潭水的深度有一约丝那么多长，这是一个模糊的数字。又传说往潭里倒进糠头（谷壳），夜合山的潭口就浮出糠头。证明两潭之间有阴河相通。传说就是传说，不必去考究证实。不过，我还是涉水到了潭边，双足浸在那沁人心脾的潭水里，这是一次冒险的享受。我又投入一块大石头，根据回声的时间乘以水里的声速，估计不是很深。
下站是高桥陈家大屋。传说一个长工与一个讨米的姑娘幽合后结为夫妻私奔了。后来发了财，回乡起了两栋大屋，分给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高桥陈家大屋，一个是周洛陈家大屋。土改时其后裔都划了地主成分，这高桥陈家大屋充公办了高桥供销合作社。
我不能进入供销社这经济重地去看清内部结构。只能从外部看到走马吊楼和槅花窗门，肯定过去是个大户人家。我们在合作社的茶钵里舀碗凉茶水喝了后就出发，边走边考虑下一站的事，不觉就到了风门口。
五十年后，我和长沙市两位老干部应邀去周洛参加陈家大屋售票开业的筹备会。我才知道这大屋与陈氏祠堂一样，侥幸没被红卫兵捣毁，保存完好。由两进一过厅，两横厅，四天井，两火巷组成。上进倒堂里面的神龛完好无损，原来写着“天地君亲师位”的家神榜旧貌依然，神柜里还放着枪靶棍锏之类的十八般器械。
从老家展示的族谱里知道是颍川郡的义门陈氏。又说他们的祖辈就是那个长工和讨米妇女，传承下来了那跟讨米棍和讨米袋。散会后，当地请我们三人到农家乐饭庄进了中餐，记得那天是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四处暴声轰鸣。
回到50年前，我们两人拖着饥渴的身子到了风门口。这里是百岩溪流的出口处，水流突然南折，经泮春到峡石武家汇入捞刀河。这道峡口又高又窄，由金石山和凤凰山对峙而成。山风从峡口出入，风速增大，故名风门口。山体由变质岩和云母砂岩组成，裂缝纵横，更显嶙峋可怕。一座三搭的石板桥架在峡谷下的急流之上，一条羊肠小路从东岸的金石山崖下蜿蜒而出。
我们从西岸过桥到了羊肠小道上，回头北望百崖峡谷和石柱峰，有很好的深远和高远视觉效果，保存几十年的钢笔画就是站在小道上画的。在桥东的关门石下休息了一会之后，我们便下山涉河到对面的石牛砦，这是此次东山漫游的最后一个景点。
（本节待续）
而石牛砦则很像卧在凤凰山下的一条老黄牛。它是南北走向的独立山体，由红砂岩构成，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本世纪在西侧岩下修了一座人工湖，取名丹霞湖）。据传说朱元璋攻打陈友谅，血洗了浏阳，本地的周洛两姓族人据守在这山砦上得以逃生。故这两姓改后代称砦上子孙。有人撰文称这里为古战场，后来就把石牛砦改成石牛寨。因砦是指地形地貌，寨是指功能。
我们是从南端攀到一块非常平滑的红石台地上。上面凿有两排圆孔，共几十个，作为寨棚的础柱孔，据说这是当年安营扎寨的营房驻地。台石上凿了几条横间勾缝，是用来排水的。从这里往北，是一条极陡峭的石壁，无法攀登到牛背上。
我们只好从一条大石缝中，踩着树根，慢慢爬到牛脊上。牛背像一条鲫鱼背，两边悬崖，望而生畏，最窄处只有五市尺左右。过了牛背就安全一些，两边有巨石和长在隙缝中的灌木，形成一条巷道，是个隐蔽藏身的地方。发现这里有残存的鼓墩石（放战鼓的地方）和石灶台及旗杆石等。石壁也有游人刻的四言六句。其中一首七律抄录如下：
怪石蹉硪状似牛，
形容不老几千秋。
芳草纵多难入口，
长鞭任打不回头。
狂风刷体无毛动，
细雨淋身有汗流。
终朝屹立荒郊外，
疑是谁家牧未收。
此诗很有诗意，如把上联与下联换个位置，才合符了仄起入韵的格律。
（本节待续）
按原路回程是想找那只“牛角”，“牛角”是指石牛寨上一块突尖的石梁挑空而出。发现它并没长在牛头上，我们就失去了兴趣，沿牛背下到那块有础柱孔的营地，下山经孔家祠堂、泮春、龙伏，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结束了这次东山之旅。
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这次东山漫游，后来居然遭到一位同行兼同乡的检举，说这是采测据点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被作为“读书会”一案的罪证，虽然法院最后没有把它写上判决书，亦可见检举者的无耻和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本节“在社港之东山漫游”续完）
1957年，沈皆遂在画眉村的杉树坡初小代李南郅老师的课。因为这里隔橙桔尖（峰）不远，于是我们就计划暑假搞个西山之游——考察橙桔尖的古银杏。
橙桔尖，本地人叫朝脚尖。它位于大地坪老屋西边约二十华里的山区，在龙伏与赤马两镇辖地的交界处，离小长沙很近。阳坡的溪水经石船，桃花洞注入赤马湖（大跃进时叫红旗水库）。南坡有很多梯田，有沈、宋、俞三姓人家居住，这块坡地叫烟竹坦，亦是本地民间传奇人物沈载德最后居住和墓葬地。
从老家出发有三条山路可到橙桔尖。一是从干坑源上蛇嘴岭，翻越上崀后到达；二是从白荆源上香炉山经大湾空可到达；三是从螺丝坡（后改称画眉村）上山关越崀到达。我们选择了白荆源这条路线，计划返程由干坑源回家。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橙桔峰有株恨果树，“恨树大仙”很神很烈。恨果落满了一地，都不敢去捡，弯着腰去捡就直不起身子了。用手去指树根，手指就指着不能弯了。树上的角（气生根）向下垂着，越垂越长，一直长到地面，谁也不敢动它，有本事的处士才能锯下做量天尺。又说恨果树只结果不开花。传说一个绣花姑娘能绣出百花，很想看看恨果树开花，就半夜三更起来偷看恨果开花，识破了恨果大仙的天机，姑娘于是就被害死了。
由于这些传说，当地人就称这株树为恨果树，采取敬而远之、敬而畏之的神秘态度。我后来学了生物课，才知道这恨果树叫银杏树，又叫公孙树和白果树，是种子植物门，裸子植物亚门，单子叶植物纲银杏科幸存的古生植物，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有活化石的美称。
古银杏生长在橙桔峰南坡的一块小坡上。坡下就是烟竹坦，银杏旁边有一座两进三开的寺庙，庙门上写着“古橙桔寺”四个正楷大字。庙内住着一户人家，我们就在庙内落脚和午餐。
这种“角”是由于气候温湿，土壤肥沃，造成生长过盛而产生的气根，好像榕树的气生根一样。我一直把它保存到1976年，因迁家而丢失了。后来我参观过很多古银杏，都没发现过这种“角”，所以，我一直为此而遗憾。
接着就是对银杏的生态考察。皆遂做了记录：胸径3.7米，树高约21.5米（投影法），覆盖面积约500平方米，树形是自然张开型。叶簇生，单叶扇形，雌株（银杏为雌雄异株），环境为向阳南坡，土质是变质岩和松散砾土。而果实一项只写成簇生浆核果。因为银杏的果实应是种子，外种皮肉质多浆，是假皮。内种皮呈白色核状，种仁是单子叶。由于生物等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做这样粗略的考察。除那“角”的收获外，还采了一些银杏叶片和果实作为标本。
下午四时许，没有走老路返程，而是绕过北山腰翻到蛇嘴岭，下到梅树坪，由干坑源出太和塅，回到大地坪老屋。虽然很疲倦，但觉得有收获。1958年，“读书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后，有些人传言这次西山之旅和东山漫游一样，也是我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踩点行动。可了解我们这是为了考察活化石的人，恐怕是“知心能几人”！
此次在“古橙桔寺”上进的一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块斜靠在墙角的石碑，碑石已经破裂，但没有离位，上刻文字清晰可见。全文如下：
“蓋問橙桔峰有異樹高十丈馀圍五人合無花結果似杏非杏似橘非橘其核白是約白果夙有绣姑子夜窺花而恨死之傳說故曰恨果由是神其樹眾姓集資於大明永樂年間建剎而奉之曰古橙桔寺 大清乾隆 （烂字）”。
从碑文可知，该寺建于明永和年间，是个五百多岁的老寿星。到大跃进时，橙桔古寺终被夷为平地，开掘成一块种红茹的旱土，该石碑也做了某处桥基石。
到文革时，赤马人也终于把这株古银杏树砍倒了。据说砍树时大家都不敢吭声，互叫假名假姓，突然袭击把树偷偷砍倒就完成了任务，甚至没有把砍下的木材运走，看来砍树者还是怕这个“恨树大仙”。此后，附近的几个地方子弟进山把无人敢动的银杏古树残骸运回来做箱制柜，倒是无人过问，因为这是神树。
1962年我回到老家时，首先发现家乡都“亮化”了。九龙山下垂的马鞍形古树不见了；我捡苦楮子的几株疤脑树不见了；那株常有啄木鸟打梆筒的古樟不见了；还有我和童时玩伴凶牯里挖松油做蜡烛的老松树也不见了……总之，所有的古树，所有的风景林不见了。
乡人都叹气说，肚子都管不着，还有谁去管树木。首先是办食堂砍柴火，后来是烧木炭炼钢铁。人遭了劫，连树也遭了劫！而橙桔峰的恨果树，只因为成了神树，有古橙桔寺神灵的庇护，它本是躲过了那一劫的，但它终于没能逃过到了文革这一劫。因为红卫兵要砸破一个旧世界，要毁灭千古文明。连一个白马寺都要破坏，何况于一棵古树。这时不是为了柴火，不是为了烧炭炼钢，而是纯粹在执行一个“伟大”的命令——疯狂地举起大斧——破！
1989年，社港区组织举办了一次书画展览，我所任教的龙伏中学派我参赛，其中一幅组画就是为这株古树而画的，题为《银杏之幸》，获得了二等奖。这幅组画还保留至今，也是我写此文的唯一根据。
85、在社港之读书会
天涯相册始终不稳定，照片随后补上，先继续发在社港之橙橘峰：
虽然时过境迁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恨果树。于是我组织了十几个生物兴趣小组的学生和两个青年老师，搞了一次野外活动，目的地就是橙桔峰。我们带了十斤猪肉和大米蔬菜等，向螺丝坡进发，翻山越岭，上午十时就到了目的地。
此行主要目的是采集竹节虫、枯叶蝶标本和考察古银杏遗址。中餐在烟竹坦一家远房亲戚宋绍钦家里解决，宋很热情，为我们做了饭菜，香甜的焖锅红茹饭打抢风，南瓜萝卜豆腐大家都爱吃，可十斤猪肉炒了几大碗都不感兴趣。临别时，我们和东家合了影。同学们很积极，活跃得忘了疲劳，采集了很多植物标本和少量竹节虫之类的动物标本。
饭后，借了锄头砍刀去古橙桔寺遗址。尊重当地人对恨果树的迷信观念，我们不声不响地到了那里。古寺的痕迹荡然无存，从栽着红茹的土壤里发现了一些瓦片。而那古银杏的宿根没有死，发了很多丛生的银杏苗，都被荆棘的藤夹缠住包围了。我清除这些杂草杂木之后，发现古银杏树蔸周边的树皮枯木依然是一个很大的圆圈，中间是朽木和泥土的混合物。我想到彼时的生灵涂炭，真是国家的不幸，国人之灾难。
我们不可能经常来这深山老林进行维护它们的工作，为了保护和抢救这古银杏的劫后余生的后代，我宣布各挖一株小银杏回去栽在自己家里去，责任到人，这也是一个纪念古银杏的实际行动。
我也考虑到龙伏中学的变迁很有可能，今后的维护管理很难坚持落实，于是只挖了一株小银杏栽在学校里。三年后，龙伏中学迁建在三里坪新址，这株老校园里的银杏果然被盗挖，不翼而飞。但我退休后遇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同学，都反映银杏长到碗口粗大了。我听了很高兴，内心感到无比安慰。
近几年，政府发放了林补金，烟竹坦的几户人家都迁到外地去了，坡地的旱土都已退耕还林，橙桔尖的山林已茂密得进不得人，野猪兔麂频繁出没，成了一片葱茏郁茂的深山老林。那棵古银杏蔸根上萌发出来的一丛丛的新银杏，都已经长大成荫，形成了一片小银杏林，真是“银杏之幸”，劫后余生是也！
（本节续完）
1956年暑假，分派到高田小学的湘潭师范同学沈福厚特来找我，说以前在潭师读书时的文学小组成员已多散四方，不能再进行文学活动。他想把本地的文学爱好者，重新组织一个文学自学小组。我本来在自学生物和美术，没有时间去搞文学，但又喜欢版面艺术，于是就允诺了这件事。
沈福厚说他负责写出组织章程和约稿通知等。不久，他写好了这些，我们一起到县教育科去请示批准。教育科一个姓李的干部（都称李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爱好文学是好的，可通过自学方式进行，不必搞自学组织。意思就是不支持不同意我们的自学小组。
于是我俩就到检察院找了罗瑞华同学，帮忙油印了这个章程和约稿通知。回家后，我们向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邮发了自学小组章程和约稿通知，只收到了在北盛田山完小工作的焦七海的稿件。后来沈皆遂从潭师病休回家，也找了一份代课工作，在杉树坡初小教书，他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另外那个在三中休学回来的青年王继启，因常来花桥完小玩，和我关系密切，也参与进来。
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求知通讯》，组稿和刻印都由我负责。我在组稿时，都认真考虑了刊出的内容是没有政治问题的。记得第一期第一篇，转载了一篇批判流沙河《草木篇》的文章，发刊词是我写的。以后几期的内容以转载报刊文章为主，沈皆遂写了一篇《印旺阿公》，反映孤老沈印旺晚年的生活情况；焦七海收集整理了一些民间山歌；王继启写过几首新诗。《求知通讯》到1957年，共刊印了三期，嗣后因为精力、时间和稿源都有限，也就停止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已被人举报到公安部门，我们的言行早已在暗中监视之中，“莫须有”的文字狱即将降临。
因此，在1958年3月13日读书会案发时，沈福厚与本案无关，只有我、沈皆遂、焦七海等三个人被捕入狱，王继启拘留监控。是年6月4日，浏（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焦七海、沈皆遂各三年有期徒刑，王继启训诫处分。
1962年6月13日，浏（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改判非法组织教育释放。本案改判非法组织，以教育释放了结。1982年4月14日，浏（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宣告无罪。因此，读书会一案，经历二十四年的漫长岁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没有留下尾巴。
1978年，我和焦七海按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10月19日通知，于27日赴县参加安置对象学习班，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复职从教。4年后的1982年，沈皆遂也以在籍学生的身份平反复职，参加教育工作。王继启没有安排工作，因案发时他是永和中学辍学学生，没有判刑劳改。
而沈福厚也几次到教育局和法院要求平反复职。教育局邓乾坤副主任说，从公安局、法院和教育局的档案里，没有找到他与读书会有牵连的材料，只有一份申请自动离职的报告，所以没有平反的依据。
有关因此冤案所受的磨难在以后详细叙述，以重现当年极左路线带来的重重灾难。
（本节续完）
1956年元月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后，祖父母认为对我的教读任务已经完成，接着应该是完成婚配任务，因为传统观念里，教读婚配是长辈了“子平之愿”的义务和责任。于是祖父母对来做媒当介绍的人就热情接待，祖父的眼睛笑眯眯的只现一条缝，祖母扭着三寸金莲端来一碗碗茴香茶，有时还留着吃中饭。只等我周六下午回家，进门就介绍情况，要我去看亲，急于抱曾孙，实现四代同堂的夙愿。
这年我还未满二十岁，对婚姻问题没有确切的要求和思想准备，处于一边工作一边准备未来的打算。对未来的基本倾向在生物和美术两个方面去选择，未作最后决定。按规定，改行或深造也必须从教两年以后才有可能。
但为了顺应祖父母的心愿，我还是随着介绍人去看了几个农村姑娘。前几个都是吃碗茶就告辞了，男女双方没有说什么。介绍人似乎像个相牛相马的经纪人，三句不离勤快老实，粗细会做。有的说这是个招崽女的姑娘；有的则说，年龄稍大一点的姑娘，知事懂事些，是治家的好内助。为了面子，我都没有做明确表态，都一样随时间的过去而拖过去了。
对门屋场的汪牛皮，是来我们串门闲坐的常客。他以前是手工裁缝师傅，后来学了些应酬，常出现在一些红白喜事场合。我在读初小时，他教会了我喊礼，我就成了小礼赞生。我第一次跟他学会“汉字的平仄”辨定方法，他还教我学会在祭奠时的酒词、香词中套用浪淘沙、混江龙等曲调的歌诗唱腔。解放后，他当了队上的记工员和会计，也算上地方的头面人物。这样我对他有一点感恩和崇敬。
1957年春，他来当介绍，说他的一个老亲戚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十七岁，完小毕业，在沙市卫生院学医。很近，就是上个村的毛家嘴。一周后，他领我去毛家嘴刘家相了亲，这个姑娘中等身段，白皙面孔，说话声调和外貌很像她父亲。
她父亲是个地道的憨厚农民。其兄也是南普寺高校上两届毕业同学，当时在浏阳县政府五人小组工作，下有一弟一妹。其母潘氏是个端庄的妇女。原来她的叔父刘璧环先生是我的同事，说起来彼此都是比较熟知双方情况的。当时并没有敲定这桩婚事，汪牛皮说双方都再考虑一下，上下塅人容易了解。
（本节待续）
回来把情况向祖父母汇了报。祖父说，快二十岁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大事自己考虑。祖母说，前世修来同船渡，本世修来共枕眠。婚姻是有个一定的。有个相当就要架势（动手），莫篮里选花，越选越差。
我听了也很进退为难，如果结了婚，有了拖累，前途必然到此止步。如果不结婚就不能满足祖父母的夙愿，甚至还要埋怨我不孝顺。我也想到，要找一个学问上有助于我的对象也很难，何况目前的教师队伍大多是解放初期接收下来的中老年。就这样我确定了这桩婚事。
端午节前后，祖父确定了办几桌婚宴酒席，花桥完小的老师都参加了。在大地坪老屋的上进厅堂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新式结婚仪式。当时的猪肉供应紧张，祖父预先从几块地方零购收集来的。前前后后毫不新鲜，还有一股走味的臭气，故酒席吃得很不舒服。我也不能埋怨祖父，他费尽了心血，都是为了我，我只能感恩戴德。并且我没有钱交给祖父，我的工资除交学校伙食费9.5元外，剩下的15.75元都用在订购书刊和其它零星花费上。对于这个新婚的妻子我如何应对呢？我当时感到一片空白。
下期开学了，她提出不去沙市学医了，说是身怀有孕，就跟着我在学校住下了。我安排她到六年级去复读，莫篓里抽出鱼，把老底子都丢了。这时我才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好学的青年，好像在糊里糊涂过日子。我的开支越来越大，根本没有一分钱给祖父母。
这时我开始悔恨自己不该结婚，不该讨一个不文不武的先生娘子。既不能有助于我的事业，又不能去孝顺祖父母。我感到力不从心，很沮丧。而祖父母看在眼里，心知肚明，从未对我发过怨言。乌龟吃萤火虫，我也肚里明白的，只是感到内疚自惭，无法来报恩于祖父母。这样在敷衍着，想到祖父母已年逾花甲，还是靠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苦度晚年时，我真无地自容。
1958年1月11日，她叔父刘先生到我家一起吃了早饭，登程往浏阳县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祖父为我办了丰盛的早餐，一只家兔也宰了。殊不知，这是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餐饭。这次诀别的早餐，使我永远难忘。
是年3月13日，我被捕关在浏阳县磨石街的火官庙——看守所所在地。我从祖父托人代写的来信中，获知她生下一女婴，按原先交代的取名“一红”。她没有来信告诉我女孩的生长及死亡情况，也可能是看守所没有把信交给我。有的信看守所把某段文字用墨笔遮盖了，我只能猜疑着这墨汁下隐藏着什么神秘的避讳和不祥之兆，但我无可奈何。
（本节待续）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刘少奇主席颁发了“特赦令”。浏阳司法部门在看守所内地坪里举办一个庆祝国庆十周年暨颁发特赦令的宣传大会活动，大会宣布了在押服刑罪犯符合被特赦的条件。我的同案犯沈皆遂在醴陵新生瓷厂服刑，这次就符合条件被特赦，安置在瓷厂就业。
在关押看守所的犯人坐在内地坪里外，俯首倾听，气氛很沉静。主席台上的麦克风送出的声音很严肃威风。另外，还有特邀来宾，记得一中的教导主任徐健德老师也发了言，还有少数犯人家属也被邀来了。我从管教干部口里知道，刘氏也在被邀家属之列，但会上我们没有见面。
晚上，安排一场电影，犯人都坐在内地坪看电影。司法干部安排我和她坐在前左边一起看电影。我当时没有把视力集中在屏幕上，所以对电影内容毫无印象，大概应是“开国大典”、“辉煌的十年”之类。我知道特赦是“皇恩浩荡”、“国运升平”的一种政治手段。大赦天下，历朝有了，何况特赦乎。
我和她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内容也很简单。我只问了她近来的生活境况，没有提起一九五八年老幼死亡的事，因为太刺痛心肝了。她提起她被大队长沈某奸污一事，表示很难呆下去的困惑环境。我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以免影响她的前程。我说我的案情是否铁案定死，后事难以料定，还是马上离婚，你自谋生路，度过难关，我的事自己负责。但有一点很不放心，就是留在家里的祖母无人照顾。她表示不会离婚，一定等我刑满回来，祖母她会关心的。我接受了她的表态，当时是个最大的安慰。
我俩周围坐着的都是干警，所谈之事均限这些。电影结束了，她由干部安排离开看守所，我即回到生活组，一夜未能入睡。一幕幕的往事又在脑屏上出现……我预计到，最终守在大地坪老屋的，一定是扭着三寸金莲的老祖母，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为了生存等原因还是会走的……
（本节待续）
六月三十日，我收到了离婚判决书。我当时感到很痛苦，不是婚姻上的痛苦，而是想起写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的《陈情表》。我非李密，不是陈情，也似陈情。我只好拜托几个释放回乡的难友，一定去看看祖母，并托付带去一点白砂糖和肥皂，以表孝心。
1962年7月14日，潭家山煤矿矿部劳改科一位女干部把我传去，宣布了浏阳法院6月13日改判教育释放的判决书。我于7月17日就赶到了家里，抱着祖母痛哭了一场，又到祖父坟前痛哭了一场，但不敢去找我那未曾见过面的女儿的夭坟。祖母不准我去，也不告诉我女儿埋在哪里。住在我原来洞房里的邻居也即搬走，我床铺前面的书桌上又堆满了文具书刊等，开始了祖孙相依为命，形影相吊的生活。这时，离我收到离婚判决书的6月30日，只有四十七天。
回家不久，法院派李广政同志送来一点生活补助费。接着，法院又派向迈生和公社沈凤桃来处理婚姻问题。法院认为“因政治影响”判处离婚是错误的判决，愿意撤销原判，把女方找回，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悲欢离合是人间常有的事，既然离了婚，就离了，不再复婚。我影响了她的终身，只要她现在好，也是好事。我再重新建立我的家庭，这是我的事。于是我在文书上签下：不再复婚，同意原判，并无异议，了妥了这件离婚案。
到这年十月间，刘打听到我已释放回家的消息，来找我，表示想从湖北回来。我没有把法院来落实签字的事情告诉她，只作了一些安慰，要她定下心来，好好奔向新的男家，培养好孩子。又说我的后景不知如何，只有朝一头奔才是打算。我并不责怪和埋怨你，是我影响了你的前程。现在有了新家，大家就都放心了。
1976年，她来蹉跎坡新居看祖母，我的续妻戴氏热情接待了她。午餐时挟菜请吃，下午戴氏又送她到了大路上，言以姊妹相称，说了一些安慰祝福的话。用餐时，刘氏向我碗里挟了菜，戴氏看在眼里忍在心里。以后戴氏向我发过火，认为离了婚，就是一刀两断的藕，不能再有丝连了。此事可能传出去了，刘氏再没来过。
（本节待续）
看到记述你92年高考前夕，你母亲去庙里求签问卦那一节，我一下子回忆起当年的好多事情！那样的情形在我们家也发生过，只是我的“卦运”似乎好那么一点，没有给母亲带来那么多的担忧。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淮川的老同学，坐在你后面的（前面的？）
彭妹妹过奖了，往事并不如烟啊。决定把你这段跟帖打印出来寄给老头儿……
继续贴：
刘氏离婚后，去了湖北武昌市山坡区的一个生产队，找了一个姓刘的汽车修理工，后迁往武昌市，有了孩子。听说近年丈夫去世了，年龄也快七十岁了，应是落叶归根的时候。她老家的父母多年前去世，她应该很难回来看她出嫁时的押轿高亲——弟弟妹妹了。
据浏阳百年大事记：1961年，辛丑，浏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6.2%，粮食产量下降50.1%，劳动力外流15107人，水肿病患者25万多人，总人口减少四万多人，货币流通量与物资可供量由1957年的1：4.8下降为1：1.4。可见，从1958年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到1961年的解散公共食堂，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刘氏去湖北应是在1960年至1961年之间。
2008年，我特地去走访了老童年徐理国（理拐子），他也七十岁了，走访的目的是了解刘氏去湖北的事。我肯定地说明这不是单纯的婚姻问题，而应是一个社会现象。我们回顾了一些童年的事后，就进入了主题。
他说：刘去湖北大约在1960年与1961年，是他与沈汉喜一同送去的。因为汉喜的老姐海花在解放时就嫁了逃兵刘益方，是武昌山坡区某生产队，那里都姓刘，海花家就成了湖南女子到湖北的落脚点。他说他妹妹徐精喜最先去这个地方，相继去的有软桥组的潘龙英、和瑞组的陈连花、杜公塘的陈奖花两姐妹，还有桃源的徐竹兰，还有干坑源陈生才的老妹，均家坊的焦革兰等。其他地方也一样去了很多女子。反正不要任何离婚手续，找到男方就做婆娘，一样生儿育女。
我说去那边的女子的生活境遇如何？他说人少田土多，饭是有吃的，只是人身不自由，挨打骂受歧视。他的妹妹找了一个半痴呆的丈夫，生了儿子，儿子长大后要她每天去放水牛，如不去放牛就不准吃早饭。后来丈夫死了，她再嫁给镇上的粮油管理员，才生活过得平稳了，可是她六十岁就病死了。
去的女子都已老了，已经死去很多，其中情况比较好的还算刘氏。因为她嫁的是个汽车修理工人，户口在武昌市，她的户口也迁进了城区。但是她的儿媳妇对她不好。今年她丈夫去世了，可能晚景不算蛮好。自从她娘家亲生父母死去后，她再也没回来了。
徐又说，他与汉喜把刘氏送到海花家里落脚，他就先回来了，一周以后，汉喜把刘氏嫁了骑车修理工刘某才回来。我当时空手回来，没得一点东西，是有意见的。他说打发的东西是米、鱼、肉、粮票和钱。至于打发多少，他不知道，都瞒着。
我说社教时，汉喜被划为“四不清”干部，挨了批斗，开除了党籍，你那次也去发言批斗了他，一起同去送女子到湖北，为什么要批斗他呢？
他说他是上了当，他同汉喜去送刘氏，一是多个帮手，二是他妹妹也嫁在那里。“我去送刘氏，当然也想捞点打发，当时钱米好紧张。可是刚把人送到海花家，他就打发我回家，自己把油水全部私吞了，还说是我把刘氏送到湖北的。当时他是大队长，我只能服从，无可奈何！所以后来四清时我批斗了他。”
理拐子心里渗透出一种不是滋味的表情。我很理解，我又申明不是为婚姻问题来回顾这件事，而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再把话题转到了其它问题。这是2008年11月23日下午走访的始末，下雨转多云，气温10——12℃，应该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想这不仅是劳力外流的问题，而应是人口外流的问题。虽然不能算“君不仁臣逃国外，父不仁子奔他乡”而论，但毕竟是生活的逼迫。八仙漂海只好各显神通，只好各谋生路，本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妇女远奔他乡找丈夫，是为了填饱肚子，一般丈夫不会阻止妻子去谋生路的。当时浏阳人口减少四万多人，除饿死原因外，妇女停止生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举家迁逃到江西铜古万载落户的也不少。如岭背的沈赏求等举家迁逃，至今未归原籍。据说逃到江西算是回老家，江西人愿意接收浏阳人。
三是孤儿孤女们逃到平江山区去做崽做女（后为媳妇），如沈开远、沈勤兵、沈康寿兄妹等。到1962年以后，本地生产不断恢复，生活有所好转，一般男孩又偷逃回来，成家立业，而女孩就嫁在外地了。
自改革开放以来，本地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也超过了湖北山坡农村的生活水平。那些留在山坡的妇女大多成为七十上下的老妇，有子有孙，血肉牵挂沉重，人情压力也难负担，所以很少回来探亲访友。更奇怪的是在湖北生的孩子们从未来浏阳看外公外婆，丈夫也不知岳家的大门朝东朝西，其心情是多么凄苦，我想刘氏便是如此。
（本节续完）
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夏，这是我和祖父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听说祖师岩的陈大仙人是个肉身子，印象中认为是一个中国式的木乃伊。又听说陈大仙人庙建在祖师岩伸出半空的一块大岩石上，又想起了山西恒山的悬空寺。我把想去祖师岩的打算对祖父说了，他说他也想去看看久已闻名的祖师岩。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就择日踏上去祖师岩的旅途。
从大地坪的老屋出发，朝着石柱峰向东而去。仍然是要经过那年走过的石田湾，仍然是要穿过两岩嶙峋相峙的夜合山。在夜合山峡谷，不免要在石香炉和石船两处驻足欣赏片刻。走完峡谷就横过火石桥，桥头的周洛塔，其实是化字炉，由周洛蔡姓财主捐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塔身三层六角，塔座两层四方，共高二丈。青石板上刻有“敬惜字纸”四字，由此记起在宝乔祠读小学时因污损字纸挨打手板的处罚。
古人如此敬重文字惜墨如金的习惯应是一种美德。祖父说这不奇怪新鲜，老家石江桥头不也有一座塔形化字炉吗？赶快赶到石柱峰庙里搞中饭吃，到祖师岩还蛮远，要问路，尽是山路。若是天黑陷在山里，会被野兽吃掉的。
过桥就是周洛横洞，也是石柱峰西麓。于是沿着陈家祠堂右侧的石级山路向石柱峰进发。这条上山路线我和沈皆遂去年已走过，应该是条半生半熟的路。祖父背着那个索口布袋走在我身后。到日头（太阳）偏中，就到了石柱峰玉皇殿。
东边的偏房里还是那个老人住着。借了锅灶，把带来的饭菜炒热一下，干巴巴地送进了肚子。饭后休息片刻，边喝凉茶边向老头打听去祖师岩的路线。老头说，向右下坡不远就是祖师岩，向左下坡不远就是太阳庙。中途沿崀走，冒岔路。要急性，怕散夜工。
祖父还是提着索口袋，我们吃掉饭菜后本应是空袋，原来里面还有香烛纸钱和茶叶包，祖父是为了敬奉陈大仙人准备的。他希望请一碗清吉茶，祈求仙人保全家康泰，还要保佑孙媳妇肚子里的曾孙，他不畏远途劳苦去祖师岩的主题是如此诚信。
但祈祷是祈祷，事实是事实，他想不到大难临头的家破人亡和牢狱之灾在潜伏着。沉痛的明年，1958年戊戌岁，这个五口之家是保不住的。他想不到明年的夏季，他已命丧黄泉，孙子身陷囹圄。他想不到明年的冬季，降临人间的曾孙女竟会夭折。他想不到孙媳也会离奔他乡。他想不到那个大地坪老屋只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妪在挣扎度日。可是，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索头布袋里，企图从陈大仙人那里得到福泽。
沿着山脊的起伏，我和祖父的心潮也在起伏。在茅草丛中钻上钻下，留下了看不见的足迹。在我的记忆中，两双裤腿在茅草中挪动，不知疲惫地挪动，一直挪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祖师岩。
沿着山脊的起伏，攀爬四十余里，在茅草丛中去辨认那曾经有人走过的痕迹，才确认走小路，不能说是羊肠鸡肠小道，简直是没有路，其实山脊就是我们认定的路。草丛中的紫菀和乌头是唯一的茵绿生机，高山气候把草丛装点上黄绿的斑点。云层从头顶飘过，气氛更显得压抑。一路没碰到半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鸟儿的鸣叫。祖孙二人很少说话，似乎在痛心疾首徐行。一种莫名的感觉。
祖师岩只有前厅是悬空建在挑出的岩石上，所以基础还是天生稳定，不像山西悬空寺的栈道式建筑。
前厅内侧是陈大真人神案所在，完全隐藏在山石岩洞中。用木槅门封锁着，无法看到那肉身子。据说陈真人羽化升天之前，逐步节食减肥，最后一日三枣，最最后一枣禁饮。直至升天时成为皮包枯骨，然后绸缎裹身涂漆防腐风干，是为肉身子，其实是皮肉身子。本世纪我走访大光洞王业兼老先生，其回忆说：陈大真人是平江人，羽化后，斋公用铁棍穿插在躯体之中，固定在石座上。肉体用苧麻缠绕，再用生漆多次涂抹防腐制成干尸。我故称之为中国式的木乃伊。
前厅右侧是管香火的住处，一间房子里开了几个简易床铺，供香客住宿，另一个小间是厨房。我们在这里进晚餐，当然是吃斋饭，其菜是豆腐、青菜和魔芋。还有一种宽叶韭菜叫薤（音害），又使我想起了《薤露歌》里的薤，我也找了几蔸栽在老家的后院花园里。这里也做贡品的水果和肥饼售卖，但比市场上贵一倍。
高山的夜晚很冷，只好租用棉袄，床上必须盖棉絮。所以这里的夏夜成为了深秋的气候。祖父睡下休息了。我站在前厅去欣赏远处的夜景，透过迷漫的山岚，只能看到密如繁星的万家灯火，一片寂静。回到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早起是为了欣赏晨光景色。前厅外一片飘动的浓雾。远处的云海其实是雾海，雾海中露出两个山尖，很像瀛洲仙境。这两山尖很明显是古港的高湖尖和癞子山。我没有照相机，只好在侧门处画了几张写生画，后来的几次抄家被抄失了。
祖父洗漱后就去敬奉陈大真人。茶叶纸包摊开在木槅门外的香案上，撒上一些纸钱灰，在焚香秉烛之后，俯首跪拜，祈祷真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一片虔诚，五体投地。可是陈大真人没有保住我家的劫难。真人本身也难逃一劫，治保主任们、红卫兵们也曾拜访过祖师岩。 大跃进时，有人把肉身子拖到几十里外的官渡镇桥上示众，后被推入河中，后来才被人送回了祖师岩真人神庙内。
早餐后沿坡回到山崀的十字路口，走下面坡不远就到了太阳庙。位于下山坡路的右侧（北）。庙门正朝着南方。庙的空间不大，墙上挂的，地上堆的都是包谷棒和红薯，一片山农丰收景象。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是太阳庙的住持。我们向他请问回程的路线时，知道他在这里教了一些武术弟子，这些包谷红薯都是弟子们送来的。
（本节待续）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乡的精壮劳力都到这里挖山垦地，称这一带茅草山地为湖坪。所以他们对观音岩、太阳庙和祖师岩都较熟悉。记得邻居沈富兰等回忆说：那次到湖坪挖山很辛苦，赚了几个有限的钉邦石硬的苦钱。
只有太塘源人最聪明，赚了巧活钱。他们平时与平江林场的丈量收方人员混熟了。到收方丈量时，把收方人员灌得烂醉，收方人手里的皮尺盘子呼呼转动，大塘人站在老远把皮尺收在手里，口里叫着“还冒到！还要放！”收方人凭着手里放出长度，糊涂登记了垦挖的平方米。于是大塘源人只花了一点酒钱，换来了可丰的工钱。
这是湖坪挖山时留下的故事：硬干得苦钱，巧干赚活钱。富兰说，虽然苦，还自由，从出发那天算起，每天交一块钱买工分，自己多少还要剩一点。
往后回忆了几十年，又回到了下白水的山路。出了湖坪，就出现泉水潺潺的山涧，泉水在冲刷得非常光滑发白的卵石缝隙中涌出，冒着白色水花，也形成一些断续的小瀑布，一直泻到山下的小溪中，像这样的马尾形的瀑布在这一带山林都有，形成一种白色的视野，故这个山区历称白水。由于水源丰沛，上世纪这里修了白水水库，建了多级水力发电站。传说出了一边下联，悬资征圆其上联。其联曰：“挖青山，堵白水，莫使白水水白流”。
出了白水山溪便到了泸洞。水流应是西流注入汩罗江。我们不能逐流而下，也没时间看那龟蛇二将锁头关的天子屋场。只好南向翻岭回到周洛的火石桥。至于中餐，一定是茶水送发饼。我和祖父在火石桥休息时，饮山泉而解渴，觉得很甜美。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又涌上心头。
五十年后我再到周洛时，“农家乐”、“山庄饭店”、“土菜馆”、“柴火家常饭”等招牌出现在正溪（正洞）西岸。到桂花峡吃过“康师傅”，协助陈家大屋开业时在家常土菜馆吃过煎白豆腐和蒸鸡蛋、火焙鱼等。本地烟茶比矿水饮料更香，昔日贤文有“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之句。
从火石桥返程，一路沿着老路线，在黄昏前赶回到那大地坪老屋。祖父很疲劳，进门没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把在祖师岩上敬来那包撒上纸钱灰的茶叶交给祖母，说这是一包清吉茶，求陈大仙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从祖师岩带回的韭薤栽植在后院的花园里。站在大地坪看了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石柱峰。后来重上石柱峰是1987年，三女沈而非考取大学那年，我带领他们五姊妹等攀登石柱峰。这年是祖父去世二十九周年了。
（本节续完）
大地坪老屋的小私厅前有一块空地，南北长约三丈四尺，东西宽两丈。北面是天井边的茶堂，有一条排水沟隔着，沟边的无花果树是祖母栽的，祖母很喜欢吃那紫黑色无花果。大跃进办食堂时，祖母把无花果也做了肚囊的填料。祖母每年在沟边种一株丝瓜，后来丝瓜叶和丝瓜根也派上了救命用场，调节过人民公社的肚皮官司。沟边的斩蛇剑（万年青和文殊兰）祖母不敢吃，认为那是防蛇的毒草，就幸存下来了。
东面邻居屋檐下的围墙，盖着青石板，祖母常在上面晒盐干子豆腐和南瓜子，也晒晒鞋底。围墙靠南端与邻居的牛栏相接，开着一个小门，从这门出去，经过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可达枫树岭，从这里经过时得当心茅屋的酱油水滴在颈根上。南面是高高的土墈，墈上是后山老爷那里杀鸡送血食的小路，也是我去捡苦楮子走的路。
西边是我家的侧屋和小厅堂。靠南角的葡萄藤占据了半段围墙，一株歪嘴扁形蜜桃树是我嫁接的，俗称东乡桃树，一株柑橘树是祖父的遗业，已被虫蛀死了。在这六平方丈的空间里，余下的土地，祖父也种上大萝卜。这是祖父母经营管理的后院。祖母有时在水沟里养几只麻鸭，就增添一个“自大一点”的味道，使后院生灵涂炭，满地是鸟迹文字的痕迹。
在我读师范和读书的几年里，我为了开辟一个小花园，搜罗了很多花种，湘希兄也从杭州寄回了一些花种，我从龙兴寺分割了一株苏铁，使之成为镇园之宝。就这样密密麻麻地，像菜农种藠头一样把院子里塞满了。为了不影响房屋的光照，没有木本植物，是一色青的草木花园。祖父母也很高兴，认为出了一个教书先生，建了一个小花园还是可以相配的。在本地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家庭档案里，把它称作后院。站在后院里能看到枫树岭上那高耸挺拔的古枫的上半部。祖父坐在小厅大门石墩上抽旱烟时，看到这姹紫嫣红的花朵常露出微笑，从未抱怨我铲除了他种汤灌底大萝卜的地泥。
后院小花园是个短命的花园，是个遭难不幸的花园。随着大跃进的狂风席卷，随着主人的家破人亡，它的生机亦遭毁灭。人民公社的村办大食堂就设在大地坪老屋里，上厅蒸笼锅灶塞满其间，周边厢房开餐设席，天井走廊排队领取饭菜。我家睡房成为食物保管室和帐房。小厅的几间房屋被辟为厕所——吊脚茅厕。后院成为掏粪和上厕的通道，没有了花香，只有屎臭。这时期，家里只剩下年迈花甲的祖母避居一角。
1962年夏天，我从监狱释放回到老家时，看到后院的花木荡然无存，只有那株无花果树依旧长在水沟边。我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依然是惊弓之鸟，处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我还是提起画笔，把后院缩影下来。茅屋瓦檐，围墙水沟以及蓝天白云下的古枫都留在我的画册里。我至今很欣慰——后院并未湮没。
1976年后，我将本宅迁建到蹉跎坡，建立了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使之成为龙伏中学的科教实验基地，科研和教育单位也摄下了影像，我认为这是后院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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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港》之本大节今日全部续完，接下来是16000字共8小节《整风反右》，目录依次如下：
90、整风反右之最后的早餐
91、整风反右之中心完小
92、整风反右之大鸣大放
93、整风反右之点名和斗争
94、整风反右之反右词典
95、整风反右之喻学甫之死
96、整风反右之“场外有人会你们”
97、整风反右之何去何存
（113）、整风反右之最后的早餐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即农历1957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一家人的情绪并不像往常一样开怀，似乎一种莫名的不祥预兆在弥漫着。祖母在做着早餐，祖父习惯地准备着每次出门的饯行，同样少不了腊肉和油豆腐，冬苋菜和扯根菠菜是最可口的蔬菜。祖父把自养的麻兔也宰了炕成了半腊味。虽然是一席非常传统的家常土菜，可吃起来没有以往那种味道。席间很少言语，都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早餐除我家四口外，还有岳叔刘璧完先生也易大早从马家嘴赶来共进早餐，约好一起赴县参加会议。我俩一起背着被盖，徒步百里去浏阳开会的。以前过焦溪岭是求学，是意气风发，是怀着学有所成的志向和目标。这次过焦溪岭是整风反右狂飙席卷全国的大气候下踏上旅途的。我们吃了天亮饭，俗称眼屎饭，背着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个午餐的饭菜袋，告别了祖父母和妻子，告别了怀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地坪老屋。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祖父最后的诀别。这次共进的早餐，也是我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次早餐。这个黑乎乎的早晨，我与祖父母告别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这次分别以后，将发生什么是难以调定的，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后事难卜，就这样麻木地向县城而去。
在路上默默地走着，岳叔忽然对我说：松岩（妻兄刘良晃）现在是浏阳县五人小组成员，要我们在会议期间莫乱讲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这些话我紧记心怀，顿时感到这次参加整风，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岳叔父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小学教员，曾干过一届伪保长，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他做到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个历来说话狂妄的人，地方人叫他璧天经，可他真守住了口，谙熟“病从口入，病从口出”这个保身诀窍。但到反右后阶段，他还是划了一个反革命，归类于牛鬼蛇神的行列，到后来得了一个复职离退的晚景。
而我虽然记住他传达的这些“少说不说为佳”的话，但也发了一点关于政治思想的言，没有完全“守口如瓶”，而且没有束手旁观，为别人大字报配了漫画。当然动手比动嘴还坏，成了“祸从手出”，得了一个“极右”的罪冠。在1962年以后的岁月长河里，我与刘先生同为五类分子，常同时出现在“集训”或“批斗大会”的场合中。
我很感谢妻兄刘良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善意的。他没有“泄露天机”也是正常的事，因为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何况他已经透了半点风，还有半点风是给我们去领会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据说大跃进时他当了永安公社的副书记，再后来当了供销部门的干部。
我和刘先生一路很少说话。这个本天经地经话很多的岳叔为什么现在如此沉默呢？应该是在琢磨着未卜的整风运动将会发生什么？
在石洞岭这个老茶铺里炒熟了带来的饭菜。饭后他卷了一只喇叭筒草烟，边吸边走。天黑前才到了城关镇中心完小整风反右的会址。两人合开了一个地铺，“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恐怖的恶梦从此开始。
城关镇中心完小在当时圭斋路南侧，即今圭斋中路的圭斋路小学，与浏阳一中斜对门。本世纪初合并于城南小学，校园改作他用。对于当时这个中心完小，仅是现在淮川办事处所辖，是小学的中心学校。这个校园的印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十天，也是我人生转变的生死关头的六十天。在这种经历了整风、反右和肃反的六十天，也是风云突变的六十天，雷震电掣的六十天。我的命运总是与这个环境有着相关的联系。
一进完小的铁栅门，就是一个夹而长的大地坪，有一个篮球场地，是坐南朝北的方位。坪中有一块露天宣传栏。坪的东侧是教学区，由曲折的走廊把各类房室连成一体。我们与会者的地铺都开在教室里，既是宿舍又是小组讨论和鸣放发言的地方。教员室是领导和各个干部的住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就是开大会和批斗的地方。走廊的北端是公共厕所。地坪的西侧是个旧祠堂，充当厨房和食堂，后来成了我们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日从东边到西边至少要经过这操坪十次。每日早晚的洗漱是一种日常行为，很少洗澡。一个大开水灶上嵌着一座米多高的木围锅,日夜烧着糠头，保持开水和热水供应。走上三级木台阶，舀一勺开水再下来掺一勺冷水洗脸洗脚。这时看着大木围锅内沸腾的开水和蒸人的热气，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喻学甫老师后来就利用这个条件自杀身亡，避免了以后二十年的折磨。
食堂是集体开火，八人一席，吃定量钵子饭，大多数人是地面当餐桌，蹲着吃饭，很受束缚。俗说“行肠饱，坐肠饥”，于是感觉有些饥饿。头个月还有人身自由，可外出吃点面食。失掉人身自由后，我常托食堂采购员买来发饼放在写反省的课桌内，作为伙食补充。二十五元的月工资完全用在伙食上，所剩无几。衣服鞋袜只有两套轮换穿洗。就这样在恐怖中茫然生存着，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亏待身子，也就硬要保住这块茅草山地，留得将来采薪之地。况且悬念着家人，若能劫后余生，留得一条命回去，也是一种孝顺和慰籍。
睡在地铺上是很难入眠的，一则气温很低，体温首先被被褥扯去，棉被的温度被稻草扯去，草温又被那样贪得无厌的地皮扯去。要维持被内达到37度的恒温，要几个小时才行，而身体的能量的补充是有限的。二则思想紧张，恶梦萦绕，辗转反侧，每当熬过这严冬的长夜时，我深悉人身自由和家庭温暖的可贵。
首先我是和岳叔刘璧完先生合铺的。后来把我们拆开了。其原因很明显，他划了历史反革命，我划了右派。加之有亲戚关系，当然要分开，以防攻守同盟和互通消息。于是就安排同事王启文老师与我合铺，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因为都喜欢画画。但现在是敌我关系，没有任何语言交往，一切在机警的沉默中。
有一个夜晚，王从被子里塞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等待着凄厉的床钟敲响，好在上厕所时看个究竟。见上面写着：“王继启来了浏阳，你有什么事情对他说吗？”王继启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一同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浏阳三中辍学学生，他叔父是县法院官员。王在此反右肃反的风头浪尖跑来浏阳，究竟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
其实我心里明白，王启文不会装圈套害我，他不应是丧失良心的人。或许他是受人之托，揭破攻守同盟。次日晚上，我就把写上“我是右派，我正在因读书会问题写反省，要他检举我吧！”的纸片塞给了他，以后再无下文。我敢于在纸条上如此回复王启文，是光明正大发自本心，没有任何回避做作。读书会纯粹是为了爱好文学的学习活动，并无反革命目的、思想和行为，是欲加之罪。
五年后我出狱时，某次见到了王启文，提起被窝里递纸条的事情时，他说确实在街上看见了王继启，确实是为了通了信息，并无恶意害你。由此可知，王继启托王启文问我有什么事，并被子里递纸条的事情是确实的。
我不知道这个和我曾经一起在花桥完小煮扁豆夜宵的朋友当时这样托人捎信给反省中的我的目的何在。后来听说他说过“反戈一击”这句话，我想或许他是为了立功或自救。
到中心完小报到的第二天，即1958年元月12日，即由浏阳县委宣传部和浏阳县教育科组织开展小学教师参加整风运动。贾德润任宣传部长，饶怡训任教育科长。首先是去大会堂听报告，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而开展的。选择在寒假集中到县城整风学习，为了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冗长的报告内容，以严肃逼人的语调从麦克风中扩散，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本来俗话说，寸长的耳朵可听尺长的事，可我们这些政治嗅觉极不敏感的农村教师，特别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仅仅教条地记述着下面几条：要帮助党整风，一整官僚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宗派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像应考一样，死死熟读，死死记住这些光辉夺目的词语。小组讨论时，纷纷发表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程度，一时气氛活跃，好像生怕考试时答不好“名词解释”一样。我们念得朗朗上口，滚瓜烂熟。
殊不知，早在195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8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月6日到13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2月讲话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到四月底的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毛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开展了热烈的鸣放运动。5月中旬，大鸣大放近到高潮。
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在党内高干秘密传阅，说要引蛇入洞，让毒草滋生，然后一一锄之……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毛在2月27日的讲话修正文本，提到原文本所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并立下六条“有利于……而不是……”的批判限制。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上述数据引自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到这个寒假，城市机关单位的反右斗争都早已结束，而我们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对政治讯息却如此闭塞，对政治气候都如此麻木，如此不知忌讳，充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凑数。
通过对“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学习讨论，操坪边的黑板报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也在高频率宣传鼓动。张与明和刘思明是派来掌握中心会场的专员，我们石江乡派来的领导干部则是组委张自强，统领全面又深入各组的鸣放现场，另外各组都有一个指定的记录员，安插的积极分子和记录员都不鸣放，另有些警觉的人始终不鸣放。社港教学区的喻正云老师和陈执中老师是积极的鸣放者。
黑板报和广播里频繁地表扬大鸣大放积极分子，也点名批评少鸣少放和不鸣不放的人，说他们有顾虑，不相信党，不相信政策，并且逐日公布各组鸣放的条目和数字。我很汗颜，受不到表扬，也实在提不出一些上点子的意见，此前妻兄对岳叔的交代也警钟在先。况且三大主义这样的大题目和路线是何等漫无边际，对我来说好像空洞的教条。后来鸣放到高湖，从三大主义扯到了中苏关系、粮食政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干群党群关系等问题。鸣放者争着发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真是口若悬河、无所忌讳。
走廊上的大字报纷呈飞拂，收走一轮又贴一轮，而且每种体裁的大字报花样各异，有报告文体，有诗词歌赋，有对联警句，有连环画，有漫画，有诗配画，有画配诗。徐佳举老师还引用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陈佳仕老师画了一幅迷信用的关图，填上“三十六关从此寄，一生灾难尽消除。”这两张大字报产生轰动效应，引人注目，后来划了极右。
（本节待续）
我还为周祧宗老师的大字报配了漫画，画了一张教育科三大主义一层压一层的漫画。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政治上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多种主义，也许自己还有一种出风头凑热闹的搞法。
戴朝贵老师是我的邻居，解放初期就在我家乡教书，个性沉稳寡言，说话频率小声调低，慢条斯理，有气无力。他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既不留声，也不滴一点墨水，别人畅所欲言，他若如木鸡，似乎是个植物人。但他还是偷偷地卷着喇叭筒吸着草烟，真是好忍性。他从从教到退休，到去世时止，一直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1963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堂岳伯。我发现他在麻将桌上是个活跃分子。这时我才想到屈原放逐到江南时，一个渔夫对他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乎？众人皆醉，何不铺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瑜，而自令见放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宁赴常流而藏乎江鱼腹中耳”，终抱石怀沙，遂自投汩罗以死。屈原者当局也，渔夫者旁观也。故太史公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我们小组的鸣放记录员是花桥完小校长焦达璋，他没有留下口实和墨迹，虽没划上右派，但在后期的肃反中，他因历史问题划上了特嫌。另外，从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大多守口如瓶，如林恩成、周重录等。但多数国民政府军官出身的就胆大直言鸣放，如王且连、孔奂伦、徐仁风等。
农村的反右叫社会主义大辩论。老家的松霸王沈松柏和沈兆庆等直性子农民就说了很多激烈的话，甚至说出“你毛主席再厉害也要人帮，好屌也要毛护”的粗话，但对他们的批判叫辩论，挨批判叫挨辩论。这种人没划右派，因为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大辩论只能算作反右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的警告。
（本节续完）
（116）、整风反右之点名和斗争
大约是二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记录材料和文字漫画材料已经收集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并整理分装进鸣放者的档案袋，这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一个动员报告之后，向对党猖獗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坚决斗争，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城。街头巷尾的横幅标语，会堂走廊的揭发批判，其内容是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别有用心、荒谬绝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等犀利词组。看了心惊肉跳，真是入木三分。
我们在中心完小的批斗会，就在小礼堂里进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的是被斗者垂头木立，只听不言，成为众矢之的的活靶子，一样的是斗争者摩拳擦掌，怒目圆瞪，选择最有杀伤力的词语，把活靶子批倒批透，要批得体无完肤才放手。右中之右者极右也，这种出名的右派就要在对门浏阳一中的露天反右批斗斗争大会上登场亮相。
这种大批斗会的会场布置，比区组批斗会更为“隆重”。因为增加了被斗者的巨幅漫画头像，还有横幅漫画等，加高音喇叭的配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一顿批斗之后，右派分子整改先离开会场，由反右派积极分子监视送回各区组反省室。我们中心完小的右派由唐训庭监视，出入会场由他领队训斥。
不过有些斗争者后来成了被斗争者。可是被斗争者后来成为斗争者的，是绝对没有的。因为右派分子名单的公布，不是一次性的，是由反右办公室筛选批准裁定之后，先后分批在那块曾经公布表扬鸣放积极分子的黑板上宣布的。而前时被批评的守口如瓶者，现在既不是被斗者，也不做斗争者，虽然没登上黑榜，但有的可能划个中右。这种先后不登榜点名的人，应该是曾经黄榜提名时，熟读通透了“少话为佳，明哲保身”这些经典，或领会了湘楚渔夫的话。
登榜题名那一霎是相当紧张可怕的。第一批点名的右派，只是感觉突然。从第二批起，就有“杀鸡儆猴”和“大祸降临”的感觉，害怕哪天“中举”的时刻。每天早餐后都到操坪分组列队集合。反右干部领导一顿森严的训话之后，就点名宣布被划右名单。当点到某人时，积极分子即把你从队伍中推出来，立即扯去你的出入证。从此刻起，你即“中举”了，也就失去了人生自由，失去了任何信息。你就成了为人不耻的众矢之的，你就开始“反省”的日子，也是你人生深渊的转折点，一过就是二十年不等。如果能留下一条命活下来，就是劫后余生，极不幸中的万幸。
二月十二日是我登榜“中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样是从列队中推出来，一样是扯掉出入证，一样是进反省室。我就从此坠入磨难的岁月，度过了二十个恐怖难熬的春秋。
我不知道家里人对“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何感觉。五年后我回到祖母身边，即一九六二年的团年饭是祖母和我，形影相吊，已是遍插茱萸少三人了。对于小年也好，大年也好，团年饭也好，只是一种痛心疾首的回忆，只是“不堪回首故国月明中”了。这天我还是开了小灶——托人买回一些发饼，啃了二个就伏在写反省的桌子上沉思，流下了两行辛酸之泪。这是发生在中心完小东侧食堂里的往事。
我虽被点名反省，但没有对我开展激烈的批斗会，只几个反省者一起在小会堂里挨了一次“竹篙满堂打”的批判，似乎批斗进入尾声，走下过场。散会时叫我在材料纸上签字盖手模，说明我们承认了这些恶毒谬论。只待材料上报，定候发落。在反省期间，我不能与别人眼睛对视，与任何人无法言语交换，比那时美国的黑人还不如。
不过王启文还是与我合着铺，只是陌生人一样，不说话，不打招呼，脸上无表情。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都远而避之，好似生怕“麻风”病毒蔓延传染。上厕所时，积极分子就要骂一声，臭得要死，快走开些！这一段日子是睡觉做恶梦，反省挖根源。反右干部到食堂来检查反省材料，说要挖出几条根，一是政治根源，二是社会根源，三是思想根源。
我冥思苦想，深掘深挖，一直挖不出这几条根源。后来挖出几条似是而非的根：土改是儿童团长，不积极斗争恶霸地主，是政治根源；家庭成分是中农，具有摇摆性，祖父在外地当染工，与地方绅士有交往，是社会根源；三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主义，是思想根源。反复反省，写来写去，没有什么可写了。只好静坐吃饼暗中急，悬念的是祖父母及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痛苦中的“清闲”日子。
反右干部再三提醒我继续反省，还有什么事情和没交代就老实写出来。不然，抗拒从严，后果自负。
我感到他们在逼查别的什么事，似乎把右派放在一边了。这时，我才省悟到这是“读书会”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公开搞学习的自学小组，况且与教育科李科长请示过，于是就大胆地写关于读书会的全过程。这是反省期间的最后几天，写起来倒还轻松，无所遮拦忌避。
本节续完
儿时躲兵客居灵官嘴时，潘魁梧先生教我读的七天增广贤文，其中“道吾好者是吾贼，道我恶者是吾师。”正说明隐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本质。魏徽谏太宗十思疏说：臣虽下愚，知之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我们这些农村小学教师，是最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无财，无声望地位。靠粉笔糊口，不过是蒙学教书匠。对我来说，什么左派右派，左倾右倾，什么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名词的概念是一个空白。至于路线立场是跟着大流走。所以我们这些人的鸣放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在一场鸣放中凑个热闹。真是“而况于明哲乎？”仅是凑满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可观专政队伍，乃国家民族和个人之不幸。
右派分子一个个、一批批被就揪出来，势必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批斗大军来炮轰这几十万活靶子，众矢是口诛笔伐。这种矢比骆宾王讨伐武曌厉害得多，句句咄咄逼人，字字入木三分。口诛笔伐所引用的词语太多是成语，如荒谬绝伦，也有常用语，如唯恐天下不乱，也有俗语，如惹起保险雷公打！也有歇后语，如螳螂挡车——自不量力。也有比喻语，如像挤牙膏一样。笔伐除大字报批判文章，还有漫画标语横幅。总之,阵势严整，形式多样，用词犀利。下面总结出三百零六个词句，简称为反右词典，按笔画索引之：
一 二画
一丘之貉 一唱一和 一意孤行 一鼻孔出气
一无是处 人面兽心 十恶不赦 （７）
三画
大放厥词 大肆污蔑 口是心非 口诛笔伐
口蜜腹剑 小题大做 飞扬跋扈 子虚乌有（８）
四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无可救药 无中生有
无以复加 无孔不入 无可救药 无稽之谈
不得人心 不攻自破 不择手段 不到黄河心不死
日暮途穷 牛鬼蛇神 气急败坏 气焰嚣张
反戈一击 凶相毕露 分庭抗礼 牛头不对马面
乌合之众 乌烟瘴气 文过饰非 风马牛不相及
心怀叵测 心狠手辣 丑态百出 以身试法
以卵投石 水火不容（３４）
五画
可乘之机 左右发难 灭绝人性 用心何在
平分秋色 打落水狗 东山再起 挤牙膏
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 四面楚歌 打着红旗反红旗
矢口否认 失口狡赖 失道寡助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白日做梦 令人发指 外强中干 处心积虑
头破血流 出尔反尔 出言不逊 发人深省
司马懿之心路人皆知（２５）
六画
有目共睹 有恃无恐 老奸巨猾 朽木不可雕也
百口莫辩 百无一是 百孔千疮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负隅顽抗 有过之无不及 夸大其词 死心塌地
死皮赖脸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死有余辜 执迷不悟
过街老鼠 回头是岸 勒马回头 岂有此理
伤天害理 自以为是 自投罗网 自取灭亡
自以为得计 自食其果 自圆其说 自高自大
自掘坟墓 自欺欺人 血口喷人 众目睽睽
众矢之的 各个击破 兴风作浪 异想天开
异端邪说 阴谋诡计 如出一辙 死不老实
死不悔改 自作聪明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４４）
七画
弄巧成拙 寿终正寝 赤膊上阵 声名狼藉
花言巧语 严惩不贷 利令智昏 针锋相对
我行我素 体无完肤 作茧自缚 做贼心虚
你死我活 佛口蛇心 身败名裂 含血喷人
彻头彻尾 含沙射影 言过其实 忘恩负义
弃暗投明 穷凶极恶 改过自新 忍无可忍
鸡毛蒜皮（２５）
苟延残喘 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丧家之犬 奇谈怪论 招摇过市 事实胜于雄辩
势不两立 虎视眈眈 明目张胆 明枪暗箭
物以类聚 依然故我 卑鄙龌龊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舍本求末 金蝉脱壳 朋比为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咎由自取 变本加厉 刻骨铭心 放下屠刀，立即成佛
沽名钓誉 沾沾自喜 泾渭分明 空穴来风
诡计多端 居功自傲 弥天大谎 弦外之音
孤注一掷 狐群狗党 狐狸尾巴 鱼目混珠
昏天黑地 弥天大罪
九画
荒淫无耻 荒谬绝伦 故伎重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革面洗心 胡说八道 相提并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
厚颜无耻 歪风邪气 指桑骂槐 挂羊头卖狗肉
指白为黑 背信弃义 背道而驰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昭然若揭 咬牙切齿 信口开河 冒天下之大不韪
信口雌黄 胆大包天 怒发冲冠 骄傲自满
十画
莫名其妙 恶毒攻击 格格不入 造谣生事
造谣惑众 笑里藏刀 借刀杀人 借古讽今
借题发挥 倒行逆施 臭名昭著 臭味相投
狼心狗肺 狼狈为奸 离经叛道 旁门左道
粉身碎骨 粉墨登场 悔过自新 害群之马
冥顽不灵（２５）
十一画
理屈词穷 盛气凌人 悬崖勒马 掩耳盗铃
野心勃勃 趾高气昂 蛊惑人心 唯恐天下不乱
铤而走险 偷天换日 得意忘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欲盖弥彰 脱胎换骨 断章取义 混为一谈
混淆是非 深恶痛疾 祸国殃民（１９）
十二画
趁火打劫 遗臭万年 惹是生非 斯文扫地
落花流水 锋芒毕露 等量齐观 焦头烂额
装疯卖傻 痛改前非 屡见不鲜 装聋作哑
强词夺理 道听途说 道貌岸然 惶惶不可终日
剥开画皮（１７）
十三画
肆无忌惮 蒙混过关 想入非非 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摇唇鼓舌 摇旗呐喊 暗度陈仓 暗箭伤人
跳梁小丑 蜕化变质 罪大恶极 罪不容诛
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罪恶昭彰 遥相呼应
痴心妄想 群起而攻之（１８）
十四画
貌合神离 煽风点火 漆黑一团 寡廉鲜耻（４）
十五画
横生枝节 暴露无遗 熟视无睹 醉翁之意不在酒（４）
十六画
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 黔驴技穷 避重就轻（４）
十七画
罄竹难书 螳螂挡车 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3）
十八画
藕断丝连（1）
二十一画
蠢蠢欲动 露马脚（2）
在这总结出来的３０３个反右常用词语，几乎都派上了用场．大批大斗发言的人都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使用着，似乎在练习造句。然而这里面使用最多的应是：恶毒攻击、大肆污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荒谬绝伦、断章取义、欲盖弥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彻头彻尾……等。
不可思议的是，“断章取义”竟成为划右的一种手段。“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言者无罪带来了可悲的人生。
（本节续完）
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秣马厉兵，口诛笔伐，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无情的批斗，场上的羞辱和场外的鄙视，以及言行的禁锢，使得人格和尊严已不复存在。虽生在人间，将无立锥之地，与行尸走肉无异。这个恐怖阴森的可怕时刻，正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我很幼稚地估计，自己顶多划个中右，也就处之泰然，准备着听候发落。
而形势并不这样简单，一些人选择自尽超脱的消息，不时从侧面传到我的耳朵里，今日张某服毒自尽，明日李某投河未遂，后日王某悬梁自缢，这种逼得无路轻生自裁的人，有右派，有历史反革命，也有其他刑事问题的。一切没有公开宣布，我所获得的消息，是侧耳听到的私下传闻，因为我是打入隔绝世间的异类。
不管风暴如何大，我决不会选择这条无情路。我的信念是，不管在受到任何打击的情况下，我一定要争取活下去。在听到这些自杀消息的同时，也听到对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言辞批评，说这是畏罪自杀，这是自绝于人民，这是死有余辜，这是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说得多么轻松，多么幸灾乐祸。更觉毛骨悚然。因此，有些人经受不住打击羞辱，怕受严厉的处分，在暗地琢磨着自己的下场，产生可怕的打算。
在某夜的一次小组会上，整反干部组织学习肃反的政策文件，有两个印象，一是划历史反革命有个国共合作的时间限制；二是保长属于划历反的对象，还提了其他有关反革命组织的问题。由此预示着反右斗争的尾声是要开展运动了。当然，还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这森严而紧张的气氛里，盘坐在被子里的人，都在沉默着，鸦雀无声。
坐在我对面被子里的喻学甫老师，记得是未鸣未放，并没有被揪出到反省被斗的另类里来。可是我看见他面如土色，木然疾首，心思沉重地表现出一种恐怖的神情。散会后，没有人谈论什么，宿舍（教师地铺）里一片沉静。黑夜里，惊魂噩梦在侵扰着每只惊弓之鸟。而此长夜的喻学甫正计划他明天的打算。这是人生瞬刻的痛心决策。
次日早晨，急切的哨声把我从噩梦惊醒，我动作麻利地端着脸盆漱缸抢先去厕所，避免碰上羞辱我的积极分子。接着抢先跑到食堂取水洗漱。那三尺高的开水围锅依然是怒气沸腾，灶膛里的糠头火依然是烈焰熊熊。没想到一场惨不忍睹的人祸，瞬刻即将在这里发生。
我端着脸盆快速穿过地坪，在走廊门口正碰上喻学甫老师，他端着脸盆出来，只打个招呼擦肩而过。当我把东西收拾好向宿舍外走出时，发现人群都朝食堂方向涌去，说有人投开水围锅了！我也向那里跑去，才知道投开水锅的竟是同室的喻学甫老师。这时，他已被人从开水锅里捞出来，放在担架上。从外露的脸部手脚看去，已变成了煮熟的泥鳅。这时他尚有一息之气，送到县人民医院不久气绝身亡了。
他的胞兄喻红甫老师也赶来了，很匆促地做了善后处理。这件事的发生，谁也不敢说什么看法，恐怖的阴霾继续在蔓延着，气氛像死亡一样的沉寂。不久，我也身陷囹圄。在二十年的岁月里，为了生存而挣扎在各种劳苦场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事件，也就在印象中慢慢淡化。当提笔写道这件事时，又历历在目，记忆如初。
四十年后，在浏阳北正路碰上喻红甫老师，我问及喻学甫的家人情况时，几年前那悲惨的一幕黯然涌上心里。他只说了几句，就从发红的眼圈里涌出泪珠，几年后，他也病逝了。至此，喻氏红甫、学甫、仲甫三兄弟，均已作古，后事不知所终。
在那个年代的各个政治运动中，直接或间接而致死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如1966年8月，储安平在忍受不了红卫兵的折磨打骂和人身侮辱的窘境下，从后院翻墙逃到李汝苍家，只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小纸条就走，从此在人世间消失。又如王造时于1971年8月5日十时屈死于冤狱之中。
如《新湖南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是在批斗会后，穿着短裤拖鞋失踪了。后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还有在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也跳崖自杀了。原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也跳楼自杀了。蔡克诚也被报社造反组凌辱自杀身亡。刘凤翔以反革命枪决了（以上据朱正《丁酉年纪事》和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摘录）。
从以上《新湖南报》五十四人中的自杀和被杀者的事例可管见一般，知其全国在反右运动中被害致死的人数应是一个骇人惊心的数目，被株连受害的人数更是惊人，不可忍听。
反右斗争已过去了几十年，喻学甫也死了几十年，我想“投开水锅”的自杀方式，应是所有自杀手段中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当时他亲眼看到了很多残酷的斗争场面，也听到了不少自杀消息，当想到自己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时，在人际关系没有任何沟通的紧张环境下，他只有自己选择生命去留的可能，杀鸡把猴子吓到极端。
直至今天，大多右派分子都死了，或都年逾古稀了。幸存者曾听人说过：历次政治斗争好像都翻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楚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
（本节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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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13日，农历戊戌正月廿四日。离宣布反省，扯去出入证失去人身自由的那天，整整一个月。通过反复批斗和重复反省，有些习惯和麻木的感觉，只望快点结束运动，情绪反而不那么紧张。我就开始看我的书，天真地在为考华东美院做着思想准备。
清早起来，我站在操场边靠走廊的电线杆下阅读一本叫《和青年谈读书》的繁体本。正读到“循序渐进”、“专心与有恒”这一段内容时，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我的身边，叫了一声沈博爱，抬头一看是花桥完小的教导主任林恩成。林是读私塾出身的老式知识分子，本平江人，随母下嫁在社港廖家洞落户。解放初参加小教工作，具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个性圆滑且深藏城府。他今早突然来接近我，让我感到蹊跷，来者不善，预感到凶多吉少。
林严肃地说：“今天去开会，和我坐在一起呀！”我顿时即卷起书本回到宿舍，收拾了一下仅有的几件行李。口袋里只有极少的现金和粮票，还有私章。为了听大会报告，当然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是随身香火，我已是老习惯。
早饭后，右派分子在监督下随着大队伍进入了县政府大会堂。分区分组依次坐定后，我发现林恩成和张自强（我老家石江乡派来反右的组委干部）分别坐在我的两侧，周重录和邓全胜坐在我的前后，其中三个都是反右积极分子。平时，这些人都与右派食不同桌，坐不同凳的，怕沾染毒气和臭味。可今天这种座位安排，显然是一种特别异常的安排。这时，我紧张地捉摸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即将降临。我不可能询问什么！只能偷偷地洞察他们表现的异样神情和虎视的眼光。
这次大会是对教师中的刑事罪犯进行公捕的大会。其主要罪行是强奸学生（幼女）罪。他们一一宣布列成横排站在台上，胸前挂着“强奸幼女犯***”的纸牌。据说有几个被枪毙了，其中王兆龙是我认识的花桥人，王兆龙后来平了反。在浏阳八中当上了总务主任。通过一场检举揭发之后，检察机关对他们宣布了逮捕法办，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于是警察把他们押走了。
公捕大会结束，台上处于短暂的平静，即是进入下一个节目的过度间隙，而台下是一片嗡嗡嘈杂的议论声。正在此时，台上的麦克风里大声传出严肃的呼喊：“沈博爱、焦七海，到会场外面去，外面有人会你们！”话音刚落，我四座的几个人立即站立，林恩成和张自强分别扭着我胳膊从过道推出会场。
此时的会场，人头攒动，所有惊愕的目光都集中到我和焦七海的身上。嘈杂的会场顿时变成死一般的寂静。我不知道焦七海坐在哪个角度，也没法看到他被押出会场的情景。我被押到会场外的门厅里，发现会见我们的客人竟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警察向我们宣布了逮捕证，其罪行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逮捕法办。于是我俩就由武警押着朝我最熟悉的火官庙走去。
我俩被押着从大操坪、南正街、北正街，过拱北桥到磨石街的路上，仿佛听到翘首观看的市民在说，这两个年轻人到底犯了什么法！好像面孔很熟，好像是以前常来吉老板饭店玩耍的那两个学生！我们很快押进了磨石街火官庙的大门，大门口有持枪的哨兵在“迎接”着。在通过岗亭的小门来到一个古典式的亭子里。这时即解除了捆绑的绳子，在一个警察（以后知道姓向或项）的监督下，搜出了身上的现金和粮票、私章、水笔和本子。也抽去裤子上的皮带，解掉了鞋带绳，然后做了有关姓名、性别等项目的登记之后，关进了一号监房。焦七海关在另一监房。同案犯是隔离关押的，这是防避“攻守串联”的常用操作手段。
同一天的黑夜，住在大地坪老屋下厅东边的沈皆遂，从梦中被叫醒，也因同案被捕了。皆遂是湘潭师范在籍病休学生，也是读书会成员，是夜关在当地，次日也过了焦溪岭，进了火官庙的监牢。
这就叫所谓的一网打尽了。
在被捕的读书会一案三人中，我和焦七海是右派分子，沈皆遂是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的病休学生。在反右斗争后期，对我和焦七海的处置去向，是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被捕后的身份就是罪犯，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去向是判刑劳改四个字。
我进狱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几乎与世隔绝，对于浏阳划定的四百多名右派分子究竟何去何从的消息，几乎不知所终。后来从比我后进来火官庙的犯人口中知道，划了极右的都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他有保留公职的只开除党团籍，有的撤职降级，有的降级降薪，戴着右派帽子去上课是件非常难堪的狼狈相。凡是划了右派的人，如果涉及刑事问题的都一律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这种人当然是先进火官庙，走判刑劳改这条路。
在劳改单位被监管的人有三种，一是劳改人员，二是劳教人员，三是就业人员。其中劳改人员中就有不少右派分子，如我在潭家山新生煤矿服刑时认识的钟伯勳就是中学教员，划了右派。就业人员中也有一些解除劳教的右派。
凡是劳改农场和各种冠以“新生”二字的厂矿企业，都有右派在受劳动监管，如新生机床厂、新生电机厂、新生火柴厂、新生伞厂、新生瓷厂、新生煤矿、新生绸丝厂、新生砖厂、新生水泥石灰厂等。其中几个挂新生二字的厂矿我都去参观过，最苦的厂矿是煤厂，砖厂和水泥石灰厂。不过比起右派分子高尔泰充军到戈壁滩盐碱地去挖沟还是要好得多。高尔泰说，到了那里即到了死亡之地。能活着回来的是大难不死，他是幸存者。
我在劳改的五年中，只冠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没有附加右派分子的名分。但到获释后的1963年，就重新戴上了右派分子这项四季咸宜的帽子。随着社教和文革政治运动的狂飙席卷，右派分子就“升级受编”，正式列入“五类分子”的行列，“名正言顺”地与四类分子一起参加每月学习和年终集训，“自我检查”和“改造规划”一年要搞几次。至于参加三台（打台、上台、拆台）和义务劳动的事是随生产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临时出现的。
“龙伏公社革委会：
你社报来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收悉，经研究，同意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特此通知。
（浏阳县革委会公章） 1978年三月九日”
这次摘帽是由大队整理材料，组上各户签名盖章，以“改造表现好”上报批摘帽的。
同年十月接到“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浏摘办33号文件，关于重新录用沈博爱的通知。通知说：
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经县委同意，决定将你社江美大队长兴生产队沈博爱重新录用，安置任教，工资级别定为小学七级，月工资三十九元，从批准之月执行。特此通知。
中共浏阳县委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
这时，我因三月摘帽，下期就由大队聘为江美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心有余悸，不想再到这个翻船覆辙的地方去。后支书潘富德和宣委沈希和几次做工作，我还是去了，任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沈皆遂早在这里任语文老师。不几天又收到县文教局十月十九日的通知。通知说：
沈博爱同志：
经县委批准，你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经请示县委宣传部，同意举办安置对象学习班，统一分配工作，时间三天，十月二十七日到县革委招待所报到。希你按时参加特此通知。
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公章）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我去开了三天会，听了报告，也去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参观了。心情倒还舒畅，想不到这一年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全县只有三十多个人，我们龙伏公社就有五个，包括焦七海、熊贤志、张雅颂、沈藏修。散会时，五人合拍了一张纪念照。到本世纪初，健在的只有我和沈藏修两个人了，他们三个先后作古。
回来先到社港区教革办报到。龙伏公社教革办主任沈利国把我们要回了龙伏，他说现在民办教师很多，公办老师很要补充。焦七海就分配到龙伏初中任初一语文，其他三位分到其他小学。要把我分到石江学校任初三的物理化学课，可是江美小学坚决不放，只好把这期教完。从1979年上期至1980年上期，我调到石江学校，兼任初三的理化两门课。
这时，我还不属于收回归队，只是重新录用。工龄教龄只能从1978年10月算起，经济待遇是最低的。而政治待遇还属于摘帽右派。根据中央1978年9月17日的55号文件“贯彻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实施方案”精神，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内容。我也随着全国改正“右派”的强旋风，于1979年在石江学校教书时，由政策落实办陈训道送来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我自收到错划右派给与改正的通知，加在我头上二十余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的帽子才彻底掀掉。随着政治问题的解决，工龄教龄都从1956年参加工作时算起，工资不断增级，评了一级中学教师。
戴篁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有句：这次大解放，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胡耀邦慷慨悲壮的大声呐喊——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终于抢救出了千百万块炸透了的苦难者。这些数以亿计的亲属也随之摆脱了含冤蒙诟的历史重负。更多的中国人，也不再噩梦连连……
大难不死的祖母幸存活到九十九岁高龄，她临终前跟我说：“供你读了十几年书，成了一个先生，可是忽然变成反革命，后来又变成右派。现在反革命也不是了，右派也变还了，还是一个先生。真不懂，一个原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难。现在好了，坐拢来一家有十几个人，哈哈！我也闭眼落心了。”
98、火官庙之概述
99、火官庙之黑夜梆声
100、火官庙之第一号监房
101、火官庙之放风
102、火官庙之犯人医生
103、火官庙之审判长的巴掌
104、火官庙之死囚龙培荣
105、火官庙之雕虫小技小自由
106、火官庙之姚麻子
107、火官庙之孔明车
108、火官庙之凌晨的枪声
109、火官庙之生活组
110、火官庙之吸压土水泵
111、火官庙之双蒸饭
112、火官庙之祝融之祸
113、火官庙之黑夜埋尸
114、火官庙之女监
115、火官庙之特赦
116、火官庙之人之初性本善
117、火官庙之人工河
118、火官庙之超级卫星上天
我在浏阳城磨石街的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半书。寒来暑往，古磨石街上的磨石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已磨得蛇皮流光。我留在麻石上的无数足迹已看不到任何形影，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多么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靠近王家祠堂附近，开着一扇不算高大的门，门口长年站着一个武警。有时看到被押的犯人在武警的吆喝下从麻石路上出入。当时很不留意这个场景，更不过问这门里面究竟隐着一个什么部门，但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绝不是神话的神仙洞府。
后来我竟有一个奇迹地的发现，发现被押列队出入的人员中，有的只剩这半个脑壳，即半边光头半边短发，显然是普通人相比的异类。后来才知道这是防止犯人逃跑的绝妙方法。这与古代从军犯人割耳刺印有着同样的作用。水浒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章城”的表述。所以刺印的林冲逃之无逃，只好在“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绝境下雪夜上了梁山。
在当时，火官庙是众人所熟闻耳热的地名。北乡人警告坏人时，说叫你过焦溪岭（或过岭），县城人说叫你进火官庙。其意相同，即叫你进班房。其实对“看守所”这个名词还不大普通熟闻。解放初期，浏阳还没有建造专门的监押场所，到上世纪才新建了“白泥坑看守所”。这是县级监狱，颇具现代规格。原来的火官庙建成居民区，磨石街在开挖穿城新村时拆毁，城关在地图上消失，只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
查词源“火官”条载：“神农以火纪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关为北火，中官为中火。”据隋唐称为六卿大的六部尚书中的刑部就属秋官，故有刑部秋官大司寇之称，曰秋官者，刑罚严厉，像秋萧杀。选择火官庙作为看守所，似乎与刑部狱官倒还相配。但这只是偶然，可能当政并未如此考虑，只是废物（屋）利用而已。
想不到五年后（1958年）的三月十三日，“场外有人会我们”的人竟是警察，把我“请”到了这火官庙，成为这里的阶下囚。到1960年11月17日押送劳改单位——“潭家山煤矿”，整整度过了两年另八个月又五天。因此，对火官庙的印象最深。由于火官庙不复存在，且在特定历史时期是“秋官大司寇”的刑法场所，所以要做详细描述，也为写以后的见闻提供方位坐标。
废物（屋）利用，改装后的火官庙，古装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戏台式的木结构亭子，立在监牢前面。亭中摆着大方桌，临时提审犯人或向犯人宣布判决书，有时在这里进行；同时，也在这里对新收押犯人进行登记和搜缴随身物品。亭子的前面是岗楼，二十四小时有警察放哨。岗楼下是进出的唯一通道。岗楼右侧是武警营房，左侧是看守所办公用房，也在这些房子里提讯预审。岗楼外面有个地坪，地坪周边是民警中队用房。地坪有正门开向磨石街，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牌子是挂在这里的。
亭子的左侧是一排直列监房，大概自前至后有七八号监房。我关在第一号监房里。监房的后墙是外围高墙。监房前面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厕所，每天早晨放风是必去的地方。
亭子的后侧是一排横列的监房，与亭子左侧的监房呈曲尺形连接。监房前的走廊与岗楼对照，从左至右的最后一监是女监，也只有一个女监，面积空间较大。亭子的右侧是个大地坪，干警常来这里打篮球。
沿着女监的右侧是犯人厨房，正面朝着地坪，厨房很宽敞。后门锁着，犯人去喂猪和担水才打开。厨房的右侧有两间房子是生活组犯人的住房。到了晚上，厨房通往地坪的栅栏是要上锁的。
地坪是长方形的，右端有门通入王家祠堂。右前角落里是一间小房子，是犯人医务室。王家祠堂通往磨石街的正门用砖封死。祠堂建筑是上下两栋一过厅的砖石结构。只由垂直的光线从天井上空透入，很阴森。
这里好像一个综合手工业场地。白天有木工、篾工、缝纫工和打铁的犯人劳作；还有老年犯人在这里剁猪菜，双手持刀的老犯人把猪菜剁得极细，真是秀色可餐。犯人出外种菜和挑砖的工具，都堆在这里。牧鸭的犯人也把麻鸭关在这里。晚上，这里通往地坪的小门就锁上了。小门的过堂里有木板楼梯进入生活组住房的楼上。这是火官庙唯一的一间楼房。入监时被缴犯人的东西都放在楼上，挂着竹牌子、棕绳、脚镣、手铐都放在楼上。
与医务室同侧对角，也即是第一号监房旁边的巷角里是储藏大米的仓库。犯人从粮店挑回的大米储在这里。生活组每天从这里领米过秤入厨。
火官庙后面山坡是一块很宽的菜地，由高墙围住，与看守所连在一起。站在菜园里能清楚地看见一中操坪里的活动情况。
我所描绘的平面图景，只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我叙述后文提供方便，有了方位依据。
我在前文“祈禳”一节写的“喳夜”，是“每到秋凉七月半，道士喳夜保清吉”的时候，倒是敲梆诵经，驱邪避鬼。农户凑点谷米酬劳，是心甘情愿，祈求清吉平安。据宋代魏泰撰的《东轩笔录》载：“野无惰农，世无赌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这种打更鼓既能报时，又能起到警觉保安作用。但我在这里说的“黑夜梆声”，一不是道士喊夜打梆保清吉，也不是更夫打更报时鸣警，而是监牢中一种特有的梆声。
每晚到了就寝时刻，岗楼上发出“起梆”的吆喝声。我们第一监轮到的犯人就慌忙拿起竹制梆筒，用力敲一下，发出“咯”的声音，敲打的次数要与监房次号相同。如第二监房打两下，即咯咯；第六监打六下，即咯咯咯！咯咯咯！打梆者不能瞌睡，要全神贯注，要听清上一监号发梆的梆声之后才能接梆，如果出现“画眉跳间”，岗哨就要发出训斥的吆喝声。如果打了瞌睡，被吆喝惊醒，就在慌乱中乱敲几下，结果造成交接的混乱。岗哨就发出严厉的训斥声，吆喝“从头发梆”！
我们第一监最容易敲梆，只要敲一下。可是最难准确接梆，因为最后的监号是14号（女监），要听清默数12、13、14是很难的，常出差错。例如第十二监敲了梆，第一监以为是敲了十四响就接梆，结果造成第十三监与之同时敲梆，又造成混乱。其实哨兵也很辛苦，也要认真听敲梆的交接顺序，也要及时吆喝纠正。
岗哨是定时换岗的，这是为了防止疲倦和保证警觉持续。这样，敲梆也随着换岗的同时换梆。当岗哨完成换岗交接后，就发出一声“换梆”的吆喝。于是下一个犯人就慌忙接下梆筒，有的从睡梦中醒来就接梆乱敲了几下，也造成短时的混乱。这时，岗哨吆喝从头发梆。这样循环接替打梆，一直敲到天亮，到岗哨发出“收梆”的吆喝声时，监房才静然息梆，梆筒就交给下次的发梆人。
从敲梆中，掌握了几个名词，即“起梆、收梆、换梆、交梆、接梆”。也敲出了一种节奏，如敲三下，应是三种节奏，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话，有“咯——咯——咯——”“咯——咯咯”和“咯咯——咯”三种敲法。有些偷鸡摸狗的文盲犯人，就乱敲一通，没有悦耳的节奏，甚至用力把梆筒敲成两边。
这种梆声，返宵待旦，在漫漫的长夜中，已经听惯了这种打破长夜寂静的梆声，不感到什么不适应，反而从森严肃厉中体验到一种非凡的雅静。我在敲梆时，特别注意听第十四号的梆声，十四号是女监，我希望她们按八分音符一拍敲得有节奏，有规律，更能从轻敲重打中发出一种抑扬顿挫的美感。可是从未听到过这种如哭如诉，如哀如怨的梆声，她们还是不能把这十四个“咯“音敲得比较规律些。我要求的所谓规律，完全是为了容易记住所敲的次数。如果听错了，就会乱接，就会招训斥。这种训斥是习以为常了，只要监房里的组长不罚我多敲一次就是万幸。
我们一号监房的人数，常在十人以内。轮流敲梆频率较高。有些大监关上几十人，轮流间隔的时间要长，有些夜轮空。虽然不轮到你敲梆，可梆声依然在打扰着你的噩梦，甚至梆声成了一种噩梦的催化剂。
每当提心吊胆静听末监的梆声时，我就想起苏轼“长夜默坐数更鼓”的诗句。而我是“长夜惊魂数梆声“——咯！咯咯……”。前文写的“喳夜”一节中的梆筒是论述解放前的一种祈禳消灾的迷信活动。那是在“七月半鬼乱窜”的肃飒秋夜，道士通宵串乡敲梆诵经的祈求清吉平安的社会习俗。
而火官庙监牢的敲梆行为是监管狱吏们，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达到相互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的一种措施。其实也是带来一种加重犯人精神疲劳和紧张恐怖的后果，当是非道义的影响睡眠的侵权手段。与喳夜敲梆保清吉而言，不是善意，而是恐怖，是摧毁。后来，浏阳看守所迁到了白泥坑，是否还沿用“黑夜打梆”呢！我不知道。假若还在继续打梆，市民也听不到这凄厉的梆声！
沈兄，这个是家父正在撰写中的回忆录，我帮他陆续输入电脑并发上来。你已定居济南了吧？我这段在国外，但家在上海，7月即回沪，家兄在徐州，盼几时有空过来一聚。
代问伯父伯母好。
我关进第一监，进去时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等于是一个光身子。后来，有人把我的被子和衣服及洗漱用具送来了，这是我仅有的家当。
监房的正面是个大板床，占据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六尺长的木板床两端靠墙，没有一点空隙余地。靠监门一边的空间只有半个床位宽，但放着一只便桶，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除放风外，日夜是在床上度过的。监房没有天花板，恰似一个竖井。靠屋顶装着铁丝网。一线阳光透过玻璃片从铁丝网射进来，只有光线垂直时，才有明亮感觉。其余时间是阴沉黑暗。
监房门上方有一个方形小窗门。平时用推板关着，铁钩挂住，是不能看到外面的。只有送饭送水时，或警察查监时才打开片刻。在这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上看着天窗，下望着地皮，横对着几双死亡般的眼睛。背靠着墙壁，抵足而坐。这才是叫坐牢。
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空气污浊，最怕人多相挤。只要有一个犯人提走了，我们就高兴了。如果带着衣服出去的，肯定是释放或送劳改单位了。也有因案情调监的。有时不要高兴过早，上午走一个，下午来两个。自反右斗争结束，大跃进的到来。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右派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有有碍大跃进的异见分子和因饥饿起盗的分子，几乎每日都有押送火官庙的。
一时监牢里挤得像贴藠牯一样。我们一号监是小监，多来一个人都会占去几寸宽的床位。每个人侧着身子的几个“S”形生理弯曲都套得严严实实，下面的手臂压得麻木也得忍受，只能歪着鼻子和口呼吸空气。为了自守本分无争吵，组长黄友国用筷子当尺，把床板宽量了6又3/4筷子，然后按人头平均得出X筷子/人，在木板上划个记号。
黄友国说，分是这样分了，但打梆的人可靠在床边上打，这样也能得到短时的宽松。这样犯人无常的出出入入，很难保持每人床位尺度不变。当然，只求多出少进，每人分到两根筷子长的床位。
后来进来一位叫龙培荣的死囚，中等个子，白胖的，浓眉大眼，下嘴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因为犯了强奸幼女罪，戴着反手铐关在本监。不仅他要占去比我们多得多的床位，还要给他喂饭喂水和漱口，还要帮他松开裤头大小便，实在是给监里添了麻烦。关于他，后面有专文叙述。
组长黄友国原是浏阳县人民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生。他可能已关押了不短时间了，除掌握监内的学习和生活外，每天还到犯医室帮着老犯医郑庆安为病犯治病。每次时间不很长，回监时总要带一些药涂在龙培荣的手腕上，因为他的手腕被铁镣磨破皮，恐防感染化脓。关于他的情况也将在后面“囚医”一节中叙述。
每到囚犯开餐的时刻，犯人凭着敏锐的听力和嗅觉能准确无误判断饭菜即将送来，甚至能辨别开的是什么菜，或者是已经开到了第几号监。这是因为视线被阻碍，凭着其他感觉器官来补偿的原因。记得达尔文主义说是“用进废退”，判定基本准确。突然监门的小窗口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木饭盒塞了进来，里面装着按人头盛好的散装米饭。接着塞进两只竹筒饭碗和竹筷子。再接着是铁勺舀了带汤的菜食伸了进来，监内用盆子接好。小窗口啪啦关上口，我们就分饭分菜，很快完成“进口货”，并把竹饭碗舔得一干二净，闪光发亮，为厨房洗碗减少了麻烦。
（本节待续）
岗楼下的出入通道，每天有犯人成队从这里出去，晚上又从这里进来，哨兵和监押人员的吆喝声、劳动工具的撞击声都听得清晰。从这些动态中可推定早晚的大致时间。从脚镣在地面上的拖撞发出的声音，也能辨出重犯是进监还是出监，甚至能听出是进哪号监房。
还有一种特殊异常的吆喝声和脚步声，是发生在午夜以后或刚天亮的早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只有短暂的寂静，就听到连续的开监关监开锁落锁的声音，我们就判辨这是突发案件中捉捕的群体案犯。如果这种异常动态发生在白天，就断定是公捕后押进来的犯人。凭着听觉嗅觉，监内在关心着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无益而有限的。
监内所谓的学习，无非是谈“认罪伏法”，写“坦白认罪”，或是填履历表。日复一日，讲的写的都是老调重弹，就离题杂谈了。有介绍偏方的，有猜字谜的。我却借着黄友国的钢笔在粗糙的解手纸上作画。同监有个叫周声正的老人，是东乡大西洞人。我给他画了个钢笔素描像，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要我画像。有的说这样的像做遗像最有纪念价值的。后来黄友国提出莫画了，怕惹出新的罪名。
我很舍不得这支笔。因为这是监内唯一的一支笔，是黄友国在解放前于湘雅医院毕业时，学校赠送的派克笔，白铱金笔尖，特别流利。于是我就画些花草器物之类的东西了。周声正有把烂蒲扇，我在上面划了一列正在疾驶的火车。大家认为很有立体透视感，只是要注意风向。
我说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例如火车的烟、工厂的烟，哪怕是炊烟都要画着烟雾朝左边（西边）飘去。特别是画红旗更要小心，一定要把红旗画得向左边飘扬，表示发强劲的东风。只能东边压倒西风，西风压东风是避讳的，甚至是反动的。不管是写是画是讲话，都要慎之又慎，不然班房就袋在屁股上。在以后的几年监狱生活中，我从事很长时间的写画劳动，我也特别注意颜色的热冷调和风力的东西向。
到后来，黄友国的钢笔完全交我使用了。因为我代他做讨论记录和写学习汇报，也代别人填写多种登记表。这样，黄友国去了犯医室，我就成了一个临时代组长。
（本节续完）
记得在《红岩》中看到过这个专门名词，在《词源》中也有这个词条。可见“放风”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被广泛认可。但它流行的范围只限于监狱。放风在禁闭关押的犯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迫不及待的渴望。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二十四小时的坐牢蹲监。唯有在清晨收梆后，能得到十多分钟的短暂活动。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是何等重要。趁着洗漱拉撒的急忙跑动，可敞开肺腑纳新鲜。这是深深感谢人道主义的恩赐。
早晨收梆起床后，都积极“备风”，把洗漱的手中牙刷拿在手里，把粗糙的手纸卷好，还有一个特别动作是用力按摩腹部，使其容易排出大便。轮流到抬马桶的两个人也装势待发，只要牢门打开，就拖着无绳的鞋子，提着裤头涌向厕所。抬马桶的只能走最后，一只手抬桶，一只手提裤头，牙齿咬住毛巾，跑起来很不协调，主要是怕没有皮带的裤子掉下来。
从厕所出来，立即奔向亭子下面的丁字形空地上洗漱。那里的木架上摆着木质脸盆，有生活组的犯人在发用水。每人一勺（竹端筒）。洗脸漱口都只能限量使用。虽然用水很少，但本着“过水为净”的想法也就无可奈何。碰上熟的犯人，也可多给你半勺。到了夏天，每周洗一两次澡，也是在这亭子下面的弯角里进行，也是用脸盆盛水，只是多发几勺水。一不是淋浴，二不是坐浴，是先用力干擦，再端着脸盆蒙头一冲就完事。因为坐牢不太出汗，只是冲掉污浊的牢气。
这块丁字形的洗漱地方，下面是石头地板，地势比监牢走廊的亭子要低陷六尺左右。并且位于岗楼的眼皮底下。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都看得一清二楚。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若有超越禁区者，或交头接耳的，岗哨和掌握放风的警察就会吆喝警告。
按每监放风十分钟计算，每早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风”放完。所以时刻很紧，犯人也就既渴望放风，又感到十分紧张。最苦恼的是有便秘毛病的犯人，不得不半路收场，或者不参加洗漱这个项目。如果想两者都不误，就势必拖延落后，挨些吆喝谩骂。
我企图在放风时看到焦七海在哪一监，更想看到沈皆遂，我很担心他带着肝病来坐班房，很难度过生存这一关。可是你进我出，你出我进的交替放风，衔接的天衣无缝。
另外，犯人剃光头的事，也是在这块地方进行的。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只剃半边脑袋的犯人，或许这是政权更替初期的事。
（125）、狱医
犯医室的方位在前文已说明清楚。它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六平方米，一门一窗。陈设也很简陋，除一个摆有普通内外科药品药柜外，只有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医疗能力仅限于伤风感冒和一般咳嗽腹泻之类的小病。如果犯人得了大病，干警会送病犯到人民医院治疗。
首先是犯医郑庆安坐诊。郑当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犯人。个子矮而结实。说话从容不迫，带有诙谐的口气。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眼袋像布袋一样下垂着，给人一种慈和亲切感。他说他是浏阳县医院即浏阳县人民医院前身的创始人，可见他应是浏阳医界的元老了。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年徒刑，据说他是因历史问题而坐牢的。我去看过几次病，主要是胃病和神经衰弱。他每次都是临时配些“颠茄合剂”给我。他说不要胡思乱想，喝了颠茄合剂就会睡好的。果有效果，我的病就好多了。可是久服就有了依赖性，产成了药瘾。后来他调到浏阳三口煤矿当犯医去了。因为有劳改犯在三口煤矿改造。他走后，以前帮他一起治病的犯医黄友国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黄友国是浏阳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是唯一的一把手术“刀”。他当时只有五十多岁。个子很高大，说话严肃，且条理分明，似乎很有说服力。他兼任我们第一监号的组长。他常帮助罚犯人认罪伏法。他说认罪要实事求是，只有认了罪，才能很好伏法。自己的案情只有自己最清楚。
他经常被提审讯问。据他每次提审回监讲述的情况，知道他给一个干部做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是很成功的，后来这个病人就去世了。初审以阶级报复（他家系地主成份）杀人案判处死刑。他说这不但不是故意杀人，也不是医疗事故。应该是术后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事故。他说他据理力争，才改判为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后来，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960年我调潭家山新生煤矿后，就与他分别了。
时间又回到二十多年，他也平反回到浏阳人民医院，做了退休安置，住在下河豪兴街的公寓里。我特地去看了他，感谢他在监牢里，给了我一些关心和照顾。这时的他，已不善言谈，言行迟钝。有一个老伴照顾他。他说，他只有一个女儿，也常看望他二老。临别时，他移动着蹒跚的步履送我出门时，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很有出息！现在都好了。劫后余生，必有后福。上世纪末，我听说他已经作古。
在监牢里的犯人都容易发生便秘。黄友国要大家多按摩腹部，特别是在放风之前，要站着按摩下腹和提肛运动。他说坐久了，肠的蠕动力很弱很慢，使用外力按摩可帮助肠的蠕动，大大解决便秘毛病。他又说，要生存下去就要保护身子。维持大小便的畅通，就是其中一种生存方法。为了补充开水的供应，他常从医犯室带一碗开水进监。
沈皆遂因患病休学回家的，这次因读书会案被捕，当然是带病坐牢。所以我很担心他经不住监牢生活的折磨，如果在监牢里死了，他高龄的祖母晚年也就更可悲了。于是我只好拜托他打听情况，多关心这个病犯，肯求他尽力救治。他很同情，他说这个叫沈皆遂的确很虚弱，在监里晕倒过几次，我会尽心竭力治他的病。我听了很受感动，感谢他崇高的医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后来沈皆遂的身体逐渐恢复，调到三口煤矿劳改时，没叫他下矿担煤，安排他做“筑土电池”的劳动，这样我才放心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新犯医，叫罗敬暄。他是浏阳名中医罗振湘的儿子。浏阳古港人，高瘦个子，口里镶着两颗金牙齿。他说他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医，因历史问题而进来的。我当时的胃病很严重，腹部胀得像鼓一样，大便又解不出。他给了我一些丸药也无济于事。因为吞丸药喝了水，更加腹胀的难以忍受。在我苦苦央求下，他冒险地把药水直接注射到我胃里，又设法排空了我的肠胃，才解除痛苦，慢慢恢复了健康。
1960年11月17日，我调往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临行时，罗塞给我两块钱，要我保护身子，争取平安回到家里。平反复职后，我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说是早已去世了。我很遗憾，没有给他一点报答，哪怕是一句话也能表达的感谢恩情。可是无可奈何！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看守所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点判决，反正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5月底到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文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这也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这是无可非议的。
检察员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文鹏的火，他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的九页自传中的第五页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文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我想只能如此，这也是所谓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1958年3月13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日）。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这一巴掌就把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打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另一个月。即从1958年3月13日被捕到1982年4月14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也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附：
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前文提到监内带铐犯人影响到床位拥挤的事。这个比我后来的戴铐犯人，就是龙培荣。这种犯人既不能打梆，又要占去很宽床位，造成睡觉挤得要死。还要替他洗漱喂饭，拉裤头排便，带来诸多麻烦。倒马桶的事也不能轮他。虽然不受“欢迎”，但同犯们还要细心照顾他，也同情他身被桎梏的痛苦。只得如此，说明监牢里也存在着人道主义，至少知道都是人类。
他被推进监里这一刻，监内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中等身材，胖而结实的青年，戴着手铐进监，肯定是犯了重罪，不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就是上山为匪……他突然来到这个暗淡而窒息的空间，神情表露出万分惊恐，呆立着如若木鸡。
于是组长黄友国就要他坐在床沿上。然后询问他的基本情况，知道他是浏阳县城关镇城西完小的教师，被人检举揭发犯了强奸幼女罪。他的脸部似乎是麻木的，眼皮下垂，只是流着眼泪。黄友国又重复以前对新犯人进监时所说的话：你既进来了，就只有认罪伏法这条路了。政府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犯的罪自己最清楚，不要乱说，要实事求是，能犯能当。
黄友国对每个新犯人都是按这个模式说。我发现他既有官方的代言，也有自己的话。即“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认罪伏法要实事求是”。这是他从他的案情中悟出来的真话。既要协助同犯坦白交代，认罪伏法，又要提醒同犯要实事求是地交代和认罪。因为他每天要向上面汇报监内情况的。并且由我写出发言记录。
龙培荣经常用铐在胸前的双手写上诉书，写好后，由组长从监门的小窗口里递交给查监的警察。警察每天要来查人数，有时来收填的表册，有时来收学习讨论、学习心得或反省材料等。据龙说强奸幼女的事，完全是诬栽陷害。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明白，这种强奸幼女罪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不久，他被押上法庭审判了，很快判决书送到他的手上。我们从判决书上知道强奸幼女的人数达十几二十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友国睡在外侧，我睡在内侧，他睡在中间。我只是每天看着他悲哀和痛苦的诉说，看着他留着断续的泪珠。我们只是说：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是事实，就罪有应得。我们没有什么肯定性的发言。我也有些害怕，想起现在这样与他紧贴着身子同坐同睡。如果哪天真的立即执行了，他就变成鬼了。当他变成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与他贴身同坐同睡的事。惶恐那一天的到来，暗地希望他是冤案，希望没有可怕的一天。
这时，他成了要立即执行枪毙的死囚，手铐就从前面换到后面，叫做反铐。铐了反铐的犯人，生活更加艰难，更加痛苦。可是他对他的案情更加坚决否认，反着手写了血书上诉。他这样坚持上诉，中级法院批复浏阳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送交他的重审判决书上看到：一是有医院对幼女检查处女膜破裂的证明材料；二是被强奸幼女的人数比原来被控人数还增加了几个。这种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使龙培荣必死无疑了。但他面对审讯庭上的情景和判决书的诉词，并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心。
他说，他在法庭上要求面见控告被强奸的几十个幼女，但法庭拒绝了她的要求。他说他的性高潮要经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生，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不能有强奸幼女的事实发生，于是他还是痛苦地挣扎着，坚持上诉。
到1978年10月，我平反回到教师队伍以后，不知从谁口里获知他平反获释的信息，但很不确定，可说是个模糊的半路消息。
到本世纪初，我定居到浏阳教师村时，从九十二岁的王祥老师（女）和八十五岁的邱正金老师那里得知龙培荣后来还是平反了。平反后，他不愿到那可怕的地方教书了，要离开这个队伍，就转到他妻子毛氏的单位——农业银行工作，但不知生死如何？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情况。
到2009年1月9日，诗友邱正金来找我帮助修改诗词。我提起龙培荣下落的事，他说，他妻子刘氏很熟悉他家人的情况和住址，但龙培荣夫妇都早已去世了。次日，我特地去找了丘妻刘氏，她领我到北正中路157号内生资公司宿舍会见了龙培荣之弟龙绳武老先生。问其尊号大名，乃龙绳武。我说，尊号真有来历，出自诗经大雅的灵台章，不愧为象贤崇德之辈。他说不当夸奖，已是老朽，痴长七十六岁。便叫老妇人递来一张名片，印有“中共浏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县团级离休干部，政工师 龙绳武”。
我很恭敬地把名片收好说：老先生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两广和西南剿匪等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是有功之臣。现在离休了，该是颐养天年了。今天特来拜访，实在打扰，想了解你尊兄龙荣培老师受冤蒙屈后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一节“死囚龙培荣”的文字。我与他分别时，他还戴着手铐蹲监，并且原判和重审都是死刑。不知道他的后续情况，以便把它写完成。我并把已写的文字念给他夫妇听了。
他俩听了表示感谢我的关心，接着沉痛地回忆说：龙培荣读书时一直成绩冒尖，总是站头名。后来参加教育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城西完小当校长时，有些人不奈何他，就搞些女学生签名、家长盖章，联合诬陷他强奸幼女。整整戴铐关了三年之后，才宣告无罪释放。身体十分虚弱，公安局道了歉，发了三千多块补助金。他不肯回原单位教书，就安置到农业银行工作。出狱不久，他的妻子毛淑文又因子宫外孕去世。接着文化革命的狂飙又把他从农行揪出来，送到农村受监督管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回到农行。先是放在农村营业所，后来才调到县银行。到一九七几年才退休，一个继女抵了职。真是多灾多难，到1987年患了肝癌，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
他长叹一声，又说在那个年代，无风也生浪，不少有才华的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折磨，甚至丢掉了宝贵的人命。一人被害，株连九族。他夫人补充说：我老倌子（丈夫）也因他的关押坐牢，受到一些影响。一直不能晋升提级。一件冤案要害好多人。不过龙培荣的二个儿子还很好，一个当木工，一个在合作银行！
斜视壁钟已是快十二点了，我即告辞。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说要龙的儿子来找我补充情况，拄着拐棍把我送出门，挥手致谢告别。
（本节续完）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本节待续）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像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寂戾，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本节待续)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做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幅纸幅都做了统一的规划，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虽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本节待续）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长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伏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盐碱水把脚板都浸开了拆。那年他才二十一岁。（P95）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本节续完）
姚麻子实名姚永福，一个结实的中年汉子。因为满脸苦瓜皮，背地都称之姚麻子。常年短发恰似一个板栗球，近似圆形的脸块，常带着笑容，但他发了气就把把颜面肌横向绷得很紧，咬着牙恶狠狠地骂你几句。但他只是心直口快，做事要求严格。批评几句大家都不记仇，只是畏而敬之，很听他的指挥。
他可能是临干，穿装是件深色中山装，虽然常年在看守所任职，却未见他穿过警服，然而腰间是要斜插着一只“短火”的。我们在他的领押下，常去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犯人都称他姚指导员，其实应是姚监管员。他所带押的犯人是种菜兼包些肩挑功夫。一方面解决看守所的菜食问题，二方面也为所里搞些劳务收入。
（一） 种菜组
我的案子已判决了，只等待调往劳改单位了。一批又一批的犯人押到洞庭湖周围的农场去劳改，也有去石灰厂和制砖厂的，也有去磁场和煤矿的。一般情况，女犯是到伞厂。
最远的是充军到新疆戈壁滩。有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是从新疆逃生回来的。听他们说起到新疆劳改的事，就有“谈虎色变”的恐惧。我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就蒙在何去何存这个谜团里。以前凭着一点雕虫小技得到一点短暂的小自由，只是打“临时工”。
正在彷徨之际，忽一日把我调到种菜组，成为姚麻子的部下——总算还给了我一个“园丁”的称号。想起我以前对生物的爱好，分派这个工作也算是对口专业。
种菜组只有十几人左右，人员常有增减变动。大部分都是地道的农民，很富有耕作经验，调打清楚。组长黄厚存是西乡镇人，老农邹世义是青草人，入监前都是生产队长。这种农村老把式罪行不大，只判一年到两年徒刑。这两人是种菜组的中坚力量，我在姚麻子的监督下听从他们的业务技术指导。
把我从彼一时的园搞来当此一时的园丁，是要从头做起的。从掌握五寸长笔杆子到掌握五尺长的锄头把，是要经受一场血汗和皮肉的革命的。三皮（指头板皮、肩膀皮和脚板皮）要通过红肿、蜕皮、起泡和硬化的生态变化才能那个退“蛹”而出，适应各种劳动。达到皮厚起茧才算修炼坐化成功，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体力劳动者。
我自己拥有一担尿桶，一把锄头，一顶斗笠和一个草帽，另有一担撮箕和竹夹子是用来担土和红砖用的，只在临时才用上它。种菜的场地是固定的。最近的在监牢后门的山坡上，被围墙围着，外人也无法偷盗。与浏阳一中只有一墙之隔，我能清楚看到操场烧红砖和炼钢铁的土高炉，我更怀念这曾经读过书的校园。
种在今烈士公园山顶的是大面积的芹菜和空心菜。挑水运肥不到两华里。最远的菜地是集里桥神仙坳，约有六七华里路程，从看守所挑着人屎粪送到那里，中途要歇两次气。那里种的是红薯和藠头，顺手牵羊的人是难偷的。
每次中餐和下午收工时，每人要挑一担菜蔬和饲料送到黄家祠堂的老犯人那里，让他去洗蔬菜和铡切猪菜。这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虽很单调，但也学会了不少种菜的技术，如种卷心菜黄牙白和包菜等。也还算自由，伙食标准也比监内犯好得多。
劳动时，姚麻子有时坐在旁边指挥。因为他是菜农出身很有经验。有时他也开小差，他相信我们不会逃跑。种菜的犯人都是经过挑选决定的。如果发生意外，他腰间的“短火”也是不容情的。
（本节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