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蹉跎坡旧梦》
吾乡乃湖南浏阳北乡龙伏镇，浏阳乃僻处湘东北一县，市管县年代，先属湘潭地区，后改属长沙市管理，90年代改为县级市。黄花机场和319国道修通以后，一改交通不便之旧况，从县城出发，驱车不到1小时即可到机场和长沙市。
浏阳县城以外，习惯分东南西北四大乡，真正祖住在县城的不算多，绝大部分人，或来自外地，或来自辖下这四大乡。如谭嗣同先生母系祖居北乡，胡耀邦先生则祖籍南乡，王震先生亦祖居北乡。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记者陆铿专访胡耀邦先生时，二人还就胡、王祖籍是“南北呼应”还是“南腔北调”开过玩笑。
其中北乡和县城之间横亘一大山，曰蕉溪岭。这个地理上在四大乡中间独一无二的阻隔，经常演绎出人文上的诸多说法，如乡间俗称过蕉溪岭即为要到县城去坐牢或吃官司。因了交通之便利，现在这个地理障碍已很难成为真正阻隔，而蕉溪岭诸多传说也渐渐湮没于荒野间。
龙伏镇乃北乡一普通乡镇，1949年以前，这里大致是国民政府绥和乡的范围。绥和，这是一个带传统文化色彩的地名。吾友十年砍柴乃邵阳人士，跟我说他老家1949年前的地名，大多也是名为刚劲乡、敦仁乡等同样传统色彩极浓的名字。
砍柴说1949年后刚劲变成小田乡，敦仁变成新田铺乡。我不知道绥和乡这个名字后来是如何成为现在龙伏乡这个地名的。我只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是一个地方农产品流向国家机器的重要节点，因之我曾祖母一直称龙伏集镇为粮谷市。相信这些名称的地理变迁，应该是一个民俗学和微观史学的命题。
本世纪初的撤乡并镇后，附近的泮春乡并入龙伏镇，泮春这个同样极富文化色彩的地名，自此在当地人眼里黯然神伤。每次从龙伏经泮春去浏阳，看到路边这个萧条的前乡镇驻地景色，总是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家父曾跟我说，泮春附近的神田湾，曾出过好几十条“斜皮带”（乡人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级军官的形象称呼）。顺便说一句，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先生，好像也是祖居在泮春一带。
事实上，我的祖居，还在龙伏集镇溯网江而上约三华里的江美村。自然，江美村也不是它的本名，1949年以前，它叫石江村，中间的名字又经过了多少演绎，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在我三岁的时候，家父将祖宅自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大地坪老屋，搬到约500米外的一处幽静山坡下，这处山坡多土生茶树，本地人称茶蔸坡，家父谐其音曰蹉跎坡，于是此地成为我有记忆以来，阖家八口的公共记忆。
家父名讳沈博爱，1936年生人，自幼丧母，6个月大时，过继给我曾祖父曾祖母做孙，这对老人于他，实与亲生父母无异。经历兵连祸结的童年和时代巨变的少年后，家父于1952年考入浏阳师范、湘潭师范就读，1956年毕业后从教。
1958年初的整风反右狂潮中，家父因美术插图配合鸣放被划为极右。同年因任教时组织参加自学组织“读书会”一案被判反革命罪入狱，自从家破人亡，开始了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的地狱之旅。
1962年6月，家父被改判为非法组织教育释放，返乡和我曾祖母相依为命。几年后和同为地主子女的家母组建新家庭，家父由教师改为师从家母，以缝纫为业，奔波于乡间，抚育我们姊妹五人长大。
1978年的平反大潮里，右派改正，家父得以重上讲台，1982年反革命一案彻底平反，1992年家父从龙伏中学退休。而在我整个80年代的记忆里，家父的形象是骑上自行车去学校上课，回家放下自行车和家母去耕种七亩责任田。
我曾祖父早在我出生的16年前去世，其时家父尚在狱中。1997年夏天我曾祖母去世，几年后，家父和家母一起安居在浏阳县城的教师村。而我们五姊妹，则散居在包括浏阳在内的全国各地。
家父个性开朗健谈，记忆力极好，年过古稀而精力充沛。他自20世纪初即立志把这辈子的往事整理出来，名曰《蹉跎坡旧梦》。真正正式动笔，则是2008年的春天，迄今已工程过半，完成近三十万字。
除了涉及个人隐私以外，家父在回忆录中，力图呈现每一个个体的真名实姓，每一个个真实的地名。他甚至如新闻记者一样，去乡村考证遗迹，寻找故人。我十分支持他这个庞大的计划，并答应帮他整理输入电脑。
2009年春天，我回乡扫墓，发现因前几年实施的国土整理工作，整个故乡大地已然风貌大变。我几乎已经认不出来曾经的故乡小路和田野，心里真是悲欣交集。稍感庆幸的是，作为一个美术爱好者，家父幸存有六七十年代在吾乡各地的部分写生记录。这些绘画，都将作为彼时乡村图像之记录随文贴上。
在已经整理出来的二十余万字里，我非常喜欢他写的童年之童玩系列，并试图按照这个记录去部分取代我5岁女儿的现代化童玩；喜欢北乡之夜歌系列，尤喜谢歌场一节，喜欢吾乡吾土那种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感；也喜欢涉及土改、反右等诸多时代记忆的历史细节和临场感受。我又不无惊惧的感受到，在这些记忆和细节里，遗传的密码，命运的吊诡，在父辈和我自己的肉身上若隐若现。
这是吾父之个人史，也是吾家之家族史，也是吾乡之乡村志。而我们这个普通家族和乡村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国人辛酸命运里大同小异中的一斑。
2009年清明，记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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蹉跎坡（序）
蹉跎坡是块坐西向东的坡地。它的正面朝着石柱峰；背后由蜿蜒的山丘脊梁围绕，形成一个皮撮形。石柱峰是远眺的最高屏幛。它是幕阜山脉连云山支脉上的海拔1359．7米的高峰，也是捞刀河的发源地。如果说捞刀河是家乡的母亲河，那么石柱峰就是家乡的祖山。石柱峰的西坡是断层峡谷地带，形成了百岩、风门口和古战场石牛砦。它的北坡形成了夜合山峡谷，现在已经开发为古文化度假村。它的东坡形成了枫林峡谷，也已经开发成马尾漕水库风景区。从它的东北坡攀登十八盘，绕过三大弯，便到了暴雨中心寒婆坳，这是湖南气象科学工作者所熟知的雷雨暴发中心。
站在我的家门口，能远眺到云雾缭绕的石柱峰和那银白如泻的瀑布、色彩斑斓的霞云……还有偶尔看到的野火烧山。这些都是留在我记忆中的童年美景。
时过境迁，童年的家门口没有了大地坪。童年的夏夜，大地坪被竹铺竹椅塞满了。星光下到处有大蒲扇在悠悠摇动；讲鬼怪故事的老公公吸引住周围的人群。我们孩子们在可怕的心理状态下昏昏进入梦乡。现在，老公公老阿婆们都先后作古，大地坪面目全非，十几户农家聚居的大屋全部拆迁。留在童年记忆中还是难忘的大地坪和野火烧山的亮光。
我家住在大屋上栋的西边，是一栋砖木青瓦结构的老建筑。1976年拆迁时从公厅正梁上的历书上知道是建于清雍正四年，即农历丙午岁公元1726年，堪称是个二百多岁的寿星。是年雍正帝继赐死功臣年羹尧之后，杀害胞弟允禟、囚禁允祀允禔，这并非国难之多事之秋，乃独裁专制铲除异己之通例。先祖宗元公为何选择了这个火马之年而不避忌呢？后来的直系血缘只延续到1958年夏季。而我这个祧入的孙子也在这个险恶的1958年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入狱，经受了二十年的悲惨磨难。倘先祖有灵，当后悔不该在这刀光血腥的火马之年为后人建造祖业了。
1976年是丙辰岁，也是个火年。极左的火焰烧得正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并未偃旗息鼓，我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期迁建出来的，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除是自然因素外，主要的是政治因素。我不得不离开这老祖屋，不得不与这大地坪告别。在距老宅南面的山坡上建造一栋五间一字排开的土砖房，就是现在居住的蹉跎坡芸香居。
这个山坡原来叫茶蔸坡，纵深有五百米上下，宽度有百米左右，没有正式的小路，只有一些樵猎践踏的痕迹；针叶林和灌木林混合交错；不断长粗的树干基部把外露的鹅卵石狭挤得很紧实，所以砍柴的人很少来。加上齐腰深的羊齿蕨把地被封得严密，所以地表非常潮湿。坡地有一种常绿乔木叫柯树，相传柯树蘑菇极毒，所以有柯树的地方也没有人去拾蘑菇，也是一个少人问津的缘故。
更令人发指可怕的原因是这里有鬼。孩子们经常唱着：茶蔸坡鬼又多，扯的扯来拖的拖。可孩子们只这样传唱，不知道为什么有鬼。事情发生在1944年至1945年之间，日本鬼子在家乡抢杀一通之后匆匆离去，众皆切齿痛恨。而流落下来的外地中国人被地方自卫队捉拿，被视为奸细处决。除个别被当地生意人证明保释，有三五个就在茶蔸坡被枪杀了。据说这些流散的人是湖北通城、湖南新墙等地的从日军手里逃出的苦力挑夫，成了无辜被害者。
我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更是自然科学爱好者，加之我本人也是鬼，十八年前就打入了牛鬼蛇神的异类了。鬼是不会害我的。我当然不会怕鬼的。真正的实鬼不存在，虚幻的鬼在人的灵魂里可很多。在蹉跎岁月里，我也碰上了不少鬼，有面目狰狞的，两面三刀的，阴奉阳违的，满脸春风的，笑里藏刀的，口蜜腹剑……既不怕，并且还有勇气正视活鬼，就把芸香居建在茶蔸坡的坡地上。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蹉跎岁月，跌宕人生，把茶蔸坡谐音演变为蹉跎坡了。二十余年的光阴流逝，茶蔸坡慢慢的淡化，无形中接近消逝，蹉跎坡已站稳了它的知名度。来蹉跎坡作客的主要是知识教育界的同行，特别是各中学的生物教师。我向他们对蹉跎坡的造访表示深深的感谢。
蹉跎坡芸香居，是我壮年耕耘苦作的地方，是我晚年怡然自乐的地方，是我落叶归根的地方。我把这山居称之为芸香居是因为居所的后院种植数百株柑桔柚类，皆属芸香科植物，其他如茱萸、常山、花椒、枳壳等皆属芸香科的药用植物。它们的皮都有油腺，可提炼出芳香素、维生素、色素、苦盐基等，有食用、饮用、药用、观赏等诸多食用价值。它们散发的芳香气味能净化空气改善空间环境，何乐而不为也。旁人说我是傻瓜，我接受这个美名，自号“蹉跎痴叟”罢了。
芸香居的前门和正门的门楣上分别挂上“蹉跎坡芸香居”石匾。其门联分别为“山居依旧，社稷常春”、“磋磨能励志，耕读可传家”的竹制楹联。厅堂正面的神龛上供着祖父祖母的遗像和列祖牌位。神龛的楹联是“训诂贻谋绳其恩泽，象贤崇德珍在宝田。”二十余年的艰苦经营，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茂林修竹环绕四周，形成一座园林式的幽静山居。
曾经在这里生息过的八口之家，已不再有日出而作、日没而息、书声琅琅、熙攘热闹的气氛，而只偶尔听到鸡鸣犬吠之声、棋坪点子之声、木石打击之声。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播音员说再见的时候，两鬓斑白的老夫妻斜倚床头，细语追思往事……百岁祖母去世多年，五个孩子已经有自己的归宿，每隔几年才有一次合家十八口的天伦乐聚。不免思绪万千，记起了半年团聚时的春联：“庭院三春景，关山万里情”。于是二老晨昏不息，雕根磨石，制成一块屏风，其铭曰：“蹉跎岁月复蹉跎，岁月蹉跎可奈何；虽是蹉跎终去矣，山居依旧号蹉跎。”
有人说我为蹉跎坡花的时间太长，花的精力太多，花木不能穿，艺术品不能吃，真是老傻瓜。于是我又挑灯沉思，仿唐代刘梦得的《陋室铭》写了一篇不伦不类的《痴叟居》，其文曰：“山不在高，有景则名；水不在深，有矿则灵。斯是痴叟，惟吾好馨。薜萝墙上绿，盆景案头青。谈笑皆知己，往来有能人。可以琢金石，治虬根；无博彩之陋习，无巫道之愚行。山居雕虫者，林下蹉跎翁。识者云：何痴之有。”
老伴提议说，蹉跎坡的变迁感慨良多；蹉跎坡的往事悲喜交错，应该让后人知道我们是怎样从蹉跎岁月中度过的，怎样培育孩子学有所成。好吧，该静下来了，也已经静下来了，就静下来写蹉跎坡那辛酸的回忆，那催人泪下的回忆，那乐叙天伦的回忆，那温馨如梦的回忆。梦中有诗，诗中有梦，恶梦已终人醒后，安家四海恋山居。
翻过蹉跎坡的后山樑，向西越过三条田垅和山丘，便到了大塘沅。这里有一条自北向南走向的小田垅，呈梯状排列的稻田展现出波浪式的横条。田垅两边的山丘是红色的偏酸性土壤，所以树木都不茂密。田垅的最北端有一口人工挖掘的大山塘，是灌溉和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这田垅一带统称大塘沅。大塘沅聚居一支沈姓家族，系湖南浏北始迁祖远宁公之玄孙世晖字明显公（文齐房祖）之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族民称之为文齐房裔。
靠田垅西面的山丘边缘地段，鳞次栉比地建筑的土木农舍，就是文齐房族民聚居的中心地段，也是大塘沅人的生产生活中心和议事中心。大塘人有传统的家族观念，族约家规管束得很严，使他们有比较规范的行为，所以大塘人带有一种半封建性的团结。可喜大塘人也飞出了金凤凰，高教高职人才不断涌现。然而大塘沅的传统色彩也在不断淡褪，不良的时尚使大塘人失去不少原色，蜕生了一些灰暗色调。幸有高龄的兆颂先生力挽狂澜，在法治德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使大塘人有厥振家声之举。祖坟补修了墓碑，阡陌变成了通途，办了小型企业，盖了新式楼房等等。近年成立了老年协会，维系了大塘人的心理空间和言行举止。这是大塘人的新动向。先祖世晖公在九泉之下希望大塘人安居乐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世晖万万没想到，他的第二十二代裔孙由大塘沅逃出后竟遇上了沧桑多变的蹉跎岁月，引出一段坎坷磨难悲欢交集的往事。
大塘沅聚居最北一栋古老的四合院上栋西边的厢房里，1936年农历丙子岁十一月初一日，我就出生在这里。童年时代，我以为自己是养育我的祖母所生，别的大人们也逗我是祖母生。我不知道祖母能否生孙子，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爸爸妈妈！这样爸妈在我脑子里没什么印象。这样的问题一直是童年时代的疑团。
童年的春节，除打着灯笼火把辞岁以外，就是拜年兵团挨家串户打拱作揖持续半个月的节日活动，直到元宵节耍过龙灯以后才静静地宣告结束。当时的顺口溜是：初一崽初二郎（女婿）初三初四拜干娘。每逢大年的初三四上午，祖父就带我去大塘沅拜年。我穿上小长袍子，戴着六合小碗帽，还佩上银项圈、手圈脚圈，脚上穿着虎头合缝棉暖鞋。我这打扮俨然是富家孩童。我无知地随祖父来到大塘沅最北一栋四合院，走进前栋西边那间客房时，第一印象是黑乎乎的空间和烟火呛鼻的气味。首先是祖父向各位长者拜年，接着是祖父领着我向双目失明的干爷干奶拜年，其余的干爸干叔等来看我。从来没有领我请干娘拜年，我也从来没问过祖父。爷爷奶奶每次都是把我从头摸到脚。最后说一声，“也罢，长得好！”每次拜年都要在这里吃午饭。有一次午餐时我看到大碗的萝卜白菜和又大又粗的荞麦粑粑，我吓住了，以后再不肯吃午饭，甚至很久没有去过大塘沅。直到读师范时，才弄清这个家庭结构，往来关系逐渐密切。
这是个大佃户农家。祖父母虽然失明，但谈吐和思维都很灵敏，支配着这个家庭的生产生活。祖父叫国源，排行居长，有三子二女，在这二十余口人的大家庭，祖父起着主要的主宰和维系作用，于1950年去世，享年八十岁。祖母陈氏在妇道中起着调教的中坚作用，于1954年去世，享寿八十四岁。此后的大农户瓦解分家各立门户。
祖父的长子叫赏求，即我的生父，是个憨厚的农民，农闲时喜欢做点小挑卖。他性格比较随和，言行也不急躁，生活得很平淡凄苦。生母去世时，他才四十四岁，到1956年病逝时，度过了十八年的独身生涯，也是可怜可悲的晚景，享年六十二岁，病逝时住在大哥淮溪家云雾寺。
当时的大哥祧继给祖父的侄儿（祖父弟开沅之子，无嗣）为子，家境贫困，虽然极简朴地治丧，也只能由他承担。因为二哥阳希祧继给大叔讲求为儿。三哥湘溪在志愿军中服役，我是婴儿时有偿出继的。记得当时没做道场，一个音乐师吹打两天就下葬了。我们几个人守了最后一晚丧，只是静坐，连夜歌也没人唱。直到1995年把生父母合冢修墓时，才晓得时也命也注定了他们的归宿。我们四男二女六姐弟当然很内疚。当时的薄养薄葬都是家境的制约。现在的修墓也只是个一般规模，对亡者只是个名义上的虚幻补偿，对后人徒然是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母亲生下我来就已染上疾病，没有奶水无法养育我，就以十二块大洋的礼金出继给后来养我的祖父母为孙儿，由我的大嫂付氏抱着送去的。这时我才一百一十三天的年龄，祖母才三十六岁。母亲在我脑海里没什么印象，我从族谱上查知，母亲叫陈珍秀，1938年秋病逝时，年仅三十八岁。听老人说，她是瘦高个子，脸型有点像大姐仁香，生孩子时得了月宫痨而致病故。按现代医学应该是子宫出血感染而演变致癌。她生下四男二女都长大成家，可她都没得到一点回报，仅仅只是那块墓碑。
大姐叫仁香，二姐叫瓜香，都出嫁到贫苦农家，其夫嬉于赌博，其子不力，至今还处于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之下。大哥淮希是大家庭中的中坚劳动力，人民公社时有名的生产队长。大嫂生下二女一男，可悲的是儿子英年早逝，大哥自己晚年中风瘫痪，1999年3月18日子夜去世，寿终八十岁。我写的挽联足可见其生平缩影。其联曰：“梳花击埌六十载，砍樵瘫痪又五春，顶金鸟玉兔，採卷耳蓼莪，影照弓背白头，熬到灯干油尽，落得一纸讣文哭灵柩；育子教孙三代人，婚嫁操持完七偶，睦亲眷毗邻，交高朋益友，胸怀良心热血，而今愿了家齐，忍听几声羌笛动阳关。”
二哥阳溪过继大叔讲求为嗣，自幼学徒，青壮年打铁为生，二嫂无育，祧子为嗣，晚年二嫂去世后，靠赡粮度日。三哥湘溪农民出身，参加志愿军二七三二部队空军地勤兵，转业于浙江衢州机场，娶黄氏生女二，因复员归农后家境不景，与其妻离异后再娶喻氏生二男二女，性质憨柔，在世俗交往中颇能谈吐，好唱挽歌，卷入二号绅士行列。农闲时做点串户小生意，略有积蓄。
二叔银海是偏诙谐平易的农民，农闲忙于弹花；二婶生男二个，她在我印象中有很多良好的记忆，她特别痛爱后人，生活特别俭朴，为人特别仁慈，虽然一家日子过得不算好，但很和睦。地方人对她的评价很高。我生下来的四个月里，母亲生病无奶，全靠她煮来粉糊来喂我，刚两岁的三哥老是围在她跟前叫嚷，等待用舌头舔到那钵子里剩下的稀糊。我不能忘记她的慈恩大德，我必须记下这“仁爱”的一滴甘露。
这个大家庭只维持到土改时期，即双目失明的祖父去世之时。大跃进的狂涛席卷全国，他们不免进入了人民公社这个所谓的天堂。那栋古老的四合院随着公共食堂的建立和作业队的分流自然都拆烂了，后来又分居各地，这里只剩下断垣墙断基了。2004年，我到那里拍了一张照片，那些砖块堆积的地方，就是我降临人间的地方。那四合院只是记忆中难忘的印象，那瘦个个儿的母亲也是老人们传给我的可悲的印象。
石柱峰的东麓是枫林峡谷，峡谷的山溪叫枫林河，也是捞刀河水系的重要源头。峡谷的中段较为开阔叫中院塅，是孔氏家族聚居的地方，我的岳祖母就是孔氏秀才门第的闺秀。自这里被马尾漕水库淹没后，孔氏族人都作为移民迁到几十里外的受益灌区，孔氏家庙也成了龙王庙，“太和元气”和“金声玉振”只能留在极少数孔门后代的记忆中。
溯峡谷而上至源头地段有一个叫张家源的地方，聚居着一支戴氏家族。这个家族由主人戴斐吾及其三个儿子红畴、青畴、兰畴三个分房组成，拥有大量的山林旱土和山外的稻田，靠收租营生，雇有长工女佣，过着濒临破落的地主生活。当山区被苏维埃占领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的暴风骤雨使这个家族摇摇欲坠，没有任何驻足的可能，被迫迁到数十里外的国统区——山田小镇。张家源的老宅逐渐变成荒地，偶尔能见到那些房屋基石和古树残桩。现在，由旁系房族在原屋基上修复了部分老屋，但仍是寥寂僻处，当年的殷实富豪气派荡然无存。
当戴氏三畴在山田落脚未稳而重建家园的时候，国统区化为零，已近解放前夕了。战事的风潮使空气万分紧张，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种改朝换代的紧张关头，三房中竟有两房匆忙中建起了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任何装饰就迎来了解放。戴氏三房由破落走向没落，土改时均划上了地主成分。他们的子孙也受此牵连，“地主子弟”的鄙称喊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他们没有忘却大门石框上的对联：“双柑风味，二礼家声”，没有走戴禹清高自赏的路，而是潜意识地继承着戴德戴聖的学风。到他们第三代中，有少数人参加了文教工作；到第四代人中，就有不少青年考入高校，不过，他们只知道父母是村民是教师，也不管什么张家源，什么三畴二戴，而是在拼搏奋进，做有所作为的炎黄子孙。
张家源戴氏三房长辈中，其中二房叫青畴的就是我的岳祖父。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湘圃树圃，戴树圃就是我的岳父。岳祖母孔月圆是秀才孔秉烛的女儿；岳母易依庭是路口绅士易应龙的女儿；岳祖母是岳母的嫡亲姨妈。解放前提倡门当户对龙凤相佩，地主绅士家庭之间连环联姻结眷，不管血缘远近，只讲木根水源，这种连环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给后人带来了无穷隐患和悲剧。老者相继去世，壮者受监督压制，少者皆为地主子弟。他们在政治上被敌视，文化经济等方面处于底层地位。
岳父一家三代人在土改时派住在保寿山——神仙老爷庙里东侧的一间破房子里。他们并没有当神仙，而是过着濒临绝境的生活。岳母虽然受过一定的传统教育，更是一个要强和刻苦的妇人，她支撑着这风雨飘摇的破船不可能到达彼岸，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去世，年仅四十八岁，留下婆婆、多病的丈夫和十二岁的儿子。
而岳父是个性格耿直而固执的旧文人，既经受不住苦力和风雨的摧残，又不愿短志求援，做一点肩挑生意和修补也力不能及。他根本不可能把这八口之家闯过饥饿关头，在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呻吟，体质每况愈下，磨得光滑如镜的水烟袋陪伴着他的暮年，在五十六岁的时候也抛下高龄母亲和孩子去世了。
我的小舅子戴乐民，十二岁就撤了学，与祖母相依为命，形影相吊。保寿山的对联是“保民保国，寿世寿身”，由于它没有“保”和“寿”的灵验，信士们对神仙老爷完全失去信仰，香火灭迹。当小舅子成年后，择址迁建家园，神仙老爷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保寿山就成了废墟，后来被开掘为菜园。
小舅子是个聪明能干的年青人，血气方刚，凭着一身久经磨炼的筋骨和善于图谋的计划，加之侠义好交的社会活动能力，终于在对门山坡上建了房子，娶了一个勤劳贤惠又白又胖的妻子，生了三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他现在还是苦力干活，但在苦中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曙光——三个孩子都先后考上了大学和博士研究生。他在苦中拼搏是为了甜美的希望，不是保寿山上的神仙老爷保佑了他，因为神仙老爷不是戴乐民一个人的，而是“二礼家声”的先祖叔侄们在潜移默化，而是列祖的基因种子在优良环境里才能萌发、成长、开花结果。他的晚年也会像戴禹一样：两个柑子一壶酒，多么怡然自乐呀！孩子们不是像戴德戴聖叔侄那样删注礼记，而是写着专著。
老妻是岳家的二闺女。自嫁到蹉跎坡作为主妇以来，我称她为难友、伙伴和师父，也可以说是我的衣食恩人。并非是在“张家源”一文中避而不谈，而是另立文题，专叙“同舟共济人”。
沿着桃美洞老宅南侧的小山嘴向东延伸到一百米，尽头叫团山嘴，山嘴下的平地上有一栋三开两进的建筑叫宝山宗祠。这个祠堂是四十一世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字介繁）的四十五世玄孙世诚公、世海公后裔所建的一个支祠。世诚公字纯一，居其长称宝公房，由车田迁至桃美洞。世海公字团明，居其弟称乔公房，亦由车田迁至岭背。故宝乔宗祠是宝公和乔公的合祠。其老二世讚公仍留车田，与世聪公合称週讚房。
远宁公的长子诗南公的十九个曾孙中只有九个有后裔，分合为先房、吉房、椒房、彬安房，文齐房、文秀房、文兴房。次子诗再公的曾孙世远公称汉宇房。三子诗兴公的六个曾孙中只有世诚、世海、世讚、世聪有后裔，分合为两房。这样就把三十个世字辈中的十四个有后裔的合分为十四个大房。完满地得了一个十全其美的整数，为建造十份祠堂——沈氏宗祠奠定了一个前提。
在这十大支房中，以文秀房的财势最大，建了较有规模的文秀宗祠，有“文魁”、“进士”的牌匾，楹联为“所敬在此，聚族于斯”。宝乔宗祠规模居其次，无楹联，但祖堂悬有“玉树联芳”的匾额。其他各房没有宗祠只有公祠或公屋，其中以椒生二房的“祀兴公祠”像样一点，前门楼上有“风敦古处”四字，也挂有“文魁”、“进士”牌匾。
十大支房的合祠叫沈氏宗祠，通称十份祠堂。它建在龙伏镇新开市，与新开村沈家大屋隔河相对。沈氏宗祠的规模虽然只五开两进，但有两厢两院，门楼一字排开两边八字舒展，屋脊宝顶歇山，大门联为“修其祖庙，教以人伦”。门楣上方的“沈氏宗祠”四个大字无甚特色，只有圆润的赵体感觉，而“宝乔宗祠”就有筋骨铮然的气势。
沈氏宗祠门楣两边的“文魁”、“进士”两块牌匾，不知是光宗耀祖的褒奖，还是殷切激励的期望。祖堂正上方的“耼季宏猷”才有一定的渊源特色和文墨分量。至于宝乔宗祠的“玉树联芳”，听起来响亮悦耳，只作为“群芳竞秀玉树盈庭”的期望而已。关于沈氏宗祠文秀宗祠的两首门联就可说是空洞无物平淡乏味，不能体现沈氏代表性典故，能适用于其他姓氏的门联，所以只有普遍性，没有唯一性，多亏那装饰性的“文魁”、“进士”的牌匾们，既羞愧又愤然。我估计可能当时没有采取征联筛选的运作和评委公决的设置——请当时的有权之士能原谅我这个六十二世裔孙的冒昧之言。
不过总祠也好，支祠也好，公屋也好，它们都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被拆了，成了建学校和办猪场的建材来源，在族氏的印象中已随时代冲洗得荡然无存。写这节文字时我打电话请问八十二岁高龄的族叔沈兆颂先生，是否记得文秀宗祠的对联，他说没有一点印象。近几年的修谱风气复起，而我沈氏一族无人问津，其原因是智能之士不想承担这个不必要的大麻烦，有兴趣者则承担不起这个大麻烦。我只好在写宝乔宗祠一节文字中，简要地纵横两面描述一下浏阳北乡始迁祖远宁公世系的大略，留下一点墨迹而已。
我退休闲居蹉跎坡快十五年了。既是闲人，有时也做过忙人，最忙的一次是测绘“沈家大屋”平面图和写测绘报告时，为了某种文字资料的需要，查阅了1942年修的浏北三房七修谱中的十序二跋，发现都是浮光掠影地重复沈氏源流，对家、族、国三者的关系描述甚少，并且白话文与文言文夹杂使用，使人有五味涩苦的感觉。
再看了清道光八年二十四年、光绪五年及民国三年的原序，及明正德十一年、嘉靖三十四年、清顺治十一年、康熙五十三年的老序，仍未发现连贯可循的源流脉络，谨知周文王第十子司空耼季食采于沈（即河南沈丘）以国封姓，传至炎汉荣昌公为一世南迁始祖。远宁公为四十一世祖，由粤迁湘始，世诚公为四十五世再迁浏阳北乡桃美洞祖。
我本想顺其藤摸到每个节上的瓜，但原序老序两种文字都很老练规范，有较稳的八股文风，所以其迁徙过程是个含糊不清的疑团。承族人沈绍尧先生所嘱托“追本溯源”之使命，遍查私藏谱牍，沈氏确系轩辕后裔，自沈子国被蔡所灭之后，大举南迁于闽浙的建宁、上杭、杭苏及广东潮汕地区。现已查清沈氏世系的藤是怎样衍的，瓜是怎样绵的，另列六项表格详载，分段记为下：
表甲 自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707年至姬昌卒前1135年，计历时1572年。
表乙 自周文王第十子季载1135年至周赧王前255年（耼季公至宏广公六十代），计历时880年。
表丙 自秦始皇15年已巳岁（前232年）至西汉阳朔四年庚子岁（前21年）（昇公至发公十代），历时211年。
表丁 自西汉哀帝建平二年丙辰岁（前5年）至宋度崇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荣昌公至流申公四十代），历时1275年
表戊 自元大德五年辛酉岁（1301）至明景泰五年甲戌（1454）（远崇公至世诚公五代），历时153年。
表已 自明景泰五年（1454）至2004年（传华公至今十八代），历时550年。
以上在写这一节文字时演绎了一段宗谱问题，只是一个不成章体的记载而已。
宝乔祠在我的记忆中有很深的印象，引起我童年时代很多难忘的美好的回忆。宝乔祠南侧附设的大房子是众姓合建的淳化初级小学，我在这里受到了启蒙教育，度过了三年半的光阴。
最难忘而痛苦受屈的事是打屁股。我读初小一年级那年，启蒙老师叫陈操存，他经常参与地方的社会活动和应酬场合，学生在无先生管束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自觉规矩的自我学习。
一个四个头的复式班，年龄差距很大，四年级的是接近成年的大学生。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两个社会青年和我班的大同学在室外的草坪里打了一场热闹的架。第二天老师上课时板着脸孔来处理这桩打架事端，大家都怕得要命，不知老师要如何处理法，只能哆嗦着身子听候发落。于是老师从讲台里拿出一根四尺长的没有抛光的竹片条和一条板凳，这就宣判了打屁股的处罚。
挨打次序是从肇事参打的大同学到观看呐喊的小同学。都是自己脱下裤子光着屁股，俯卧在板凳上，两手抱住板凳的木脚，两腿分开夹住板凳。老师没有宣布谁该打多少板，也没宣布该打到什么程度。当打到老师认为可以收手的时候，白嫩的屁股当然也就皮开肉绽了，至少也红肿得很厉害了，或者是“哎哟”的叫哭声慢慢微弱了。总之老师不想打你就不挨打了。老师自知失职，当然以“打个满堂红”来出气。我也没能幸免于打屁股，一个多月才长好结疤。
此后，我们视老师如老虎，但“严”师并未出高徒，只有陈赞黄陈意龙陈凡宋三个人学了铁匠，成了本地有较好技术的打铁师父。可事情很凑巧，到土改时陈老师因是当权派被关进了土改法庭里，审讯时也是惯用打屁股的刑罚，当年挨打屁股的大个子学生中，有的当了民兵，充当了打屁股的行刑手。陈老师被打屁股的程度比他的学生要严重得多，不只是红肿皮烂，而是死去活来，直到招供认罪盖上指膜为止。我想也许不是学生长大了有意去报复老师，而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青年民兵行使阶级斗争积极行动的一种表现。
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家住在宝乔宗祠，开了一家染坊。经营这个染坊是相当原始的染印方法。染料取材于植物的色素，例如捣取栽培一年生的蓼蓝植物的叶汁可染青兰两色；蒸煮桦木果球的液体可染棕色；山毛榉的叶子浸在黄泥水里能染灰色等。利用发酵的淘米水和米饭汤等含淀粉废液来脱脂去污等；用倒八字形的石灰岩石料压在卷着染色布料的木滚上来回辗动来抛光出色等。
至于染印花布就更复杂一些。一种是用刻穿花纹的油纸板压在白布上，用豆浆石灰糊在雕孔部位，待干染色后再刮掉石灰浆块，清洗后现出白色花纹叫印花布。另一种简便方法就是在白布上四方连续结扎死结，染色后解除绳结，清洗后露出菊花状的白色花纹，这是很廉价的印花布。
祖父这几年没有赚到钱，还要靠喂猪种田来辅助基本生活。土改前搬回了附近的老宅，正当解放前夕，风潮紧张，人心惶惶，社会上一片萧条景象。住在宝乔宗祠的最后一年，我读四年级，换了一个叫焦梅生的老先生。他是个很憨厚老实的先生，同学们上课不是专心听他讲课，而是专心看他那个向左边歪斜的鼻子。我在上课时偷着雕刻皮影人物和画各种脸谱，可是他也不怎么批评我。
他还在课余时间教我学了一些关于丧礼的应酬。因此我常与几个同学在三善祠里练习祭奠仪式。城隍庙里有口庞大的吊钟和大鼓，还有铁磬。把神位当灵位，把香炉当香案，把蒲团当拜席，这样很实践的练习，我们学会了家祭、客祭、成服和夕奠、绕棺等丧仪。大人们也认为这是正经的行举，于是每逢正式参加丧礼时，我就成了一个小礼生。住在宝乔祠的住户必须负责三善祠的敲钟击鼓和焚香点灯，因此我在这里也朝三暮四地管了几年香火。其实是敲钟打鼓吸引了我，纯粹是好玩，并非一个虔诚的信士。
第三个难忘的印象是宝乔祠前面的跨渠木亭子。因为亭子中的几块大青石又光滑又平坦，是我们经常在这里驻足的地方。青石板上练习圈空心字、画画、下六子棋和五子飞，最原始的棋是牛角棋和裤脚棋。下棋时发生争执，就脸红耳赤打闹一通不欢而散。六二年我回到老家时，宝乔宗祠改建成猪场，三善祠夷为平地，青石板搬走做了桥板……留下的是童年的依稀印象。为什么这么难忘而清晰呢？因为大多童年时代是围绕这个地方为中心而度过的！
我的童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童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童年，更是一个恐怖的童年，还是一个常做噩梦的童年……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我追随祖父母流离过好几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偏僻的山区。我祖父挑着一担篾皮萝，一头放着一床被盖，另一头放少量油米之类的东西，祖母是小脚，只能提着一个索头布袋子，牵着我上路，这种行动叫“躲兵”。
那时的小孩都怕 “粮子”，小孩不听话或者哭的时候，大人就说：“‘粮子’来了！”这是吓住孩子的一句很灵验的话。因为那时的青壮年都怕去吃粮，也即是怕去当兵。因此当兵叫“吃粮”，兵叫 “粮子”， “粮子”来了就是兵来了，因为出门碰到兵，有礼讲不清。 “粮子”抢东西，掳夫子的原因，因为吃粮是一种苦差事，谁也不想去吃粮，待遇差、生活苦，当然喜欢抢。其实 “粮子”也是老百姓穿上黄军装变的，老百姓不要怕 “粮子”， “粮子”也不应侵害老百姓，军民是一家。
“抽壮丁”就是三丁抽二，两丁抽一，即三兄弟必须抽两人去当兵，两兄弟必抽一人去当兵，究竟谁去，就得抽签而定。如果壮丁逃跑外迁就叫“躲壮丁”；如果出钱请别人抵名额就叫“买壮丁”，也有一些胆大有鬼主意的调皮人，专门替别人去吃粮，叫做当“卖兵”。喜欢当“卖兵”的人，大多好赌，当一次卖兵不但能得一笔卖兵现金，还能就此逃掉所欠的赌债。石江陂陈清汉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卖兵”，他每次被抽走，总是有本事很快就跑回来，但家里的事情完全赖在妻子身上，个人的日子过得很潇洒。这种当职业“卖兵”的人，后来在土改时都划了兵痞的个人成分。
自己不愿去当兵，又出不起买兵的钱，政府就派公丁（乡政府的公差）来抓人，这叫“抓壮丁”。如果三兄弟中老二去吃粮，那么老大老三也得出些光洋给老二。老实的头脑不灵的人，去吃粮的结果自然是“古人征战几人回”。只要交了兵，乡保就脱了干系，有本事逃回家的，地方政府也不追究。
如果部队捉到开小差的兵，叫“捉逃兵”，服役时捉到的逃兵都是就地正法，不过后来对国军离散出来的军人统称逃兵，例如我所记得的董学富、黄昆、张林等，都是国军散落在本地的外省逃兵，土改时安家落户了。
每次抽壮丁派征人数少于被征人数，因为多征的壮丁可以用钱抵代。乡保官员与地方乡绅把这笔钱私分，叫“吃壮丁”。除了血债外，“吃壮丁”也是土改时清算伪乡保长等的一条重要罪行。
关于“吃粮”、“粮子”、“抽壮丁”、“抓壮丁”、“吃壮丁”、“当卖兵”等说法，都是大人口里传来的，我小时候也是很怕 “粮子”的，看到穿黄衣服的人来了，就以为是 “粮子”来了。那些还专事抢劫的 “粮子”，大人称是西兵 “粮子”。孩子们捣蛋干坏事时，大人们总是骂一句：你们真是一群西兵来了！
我72岁这年，读到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同样写抽壮丁当卖兵的事情，也称兵为 “粮子”等……。觉得陈写的很忠实，看来那时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关中湖湘一样同。
1945年前后，能经常碰到“粮子”，国军 “粮子”来去匆匆，如果 “粮子”驻扎一段时期，我最喜欢去捡子弹壳，我们叫炮子筒，把这个炮子筒做成鸟铳是我们最喜欢玩的危险玩具。在弹壳底座的侧向，用钉子打一个油菜籽大小的孔，插上一根从爆竹上取下来的火引，再从子弹壳口灌点黑硝，然后用泥土筑紧。最后把这个弹壳固定在一块7字型的木头上，就成了一根短火（手枪）。左手握紧伸出，右手点燃火引，就听到砰的一声，这是当时孩子们最流行的玩具。
我每晚都是和祖母睡在一起，睡房就是靠老屋后面的一间，窗子和后门都正朝着山墈。墈壁有三米高，长满了勾藤。墈顶是长满了灌木的后山岭，有条茅草丛生的野鸡路可通往山外的山冲。
上床后老是睡不着觉，心里记念着外出的祖父。祖母说祖父是放哨去了，我很疑惑放哨是干什么？一直以为是把热乎乎的猪潲浇在地上，阻止坏人走近我们的屋子。
有一个漆黑的晚上，祖父回家了，把我从梦中叫醒，把装上衣被和盐米的篾皮萝吊到墈上，然后把门窗关闭，粮仓和木柜都上了锁，悄悄从后门口登上靠在土墈上的楼梯，祖母提灯，祖父挑担，我揉着眼皮，沿着那条野鸡路向西面而去，越过几个山丘和田垅之后，进入一条森林茂密道路曲折的山冲。山冲的尽头，是一栋三合院土砖房，这个地方就是近房家族住着的新塘冲。
这个院子坐西向东，西面是正厅，南北两厅相对，地坪的东面是一堵围墙。我们就住在北厅后面的侧屋里，用晒簟开地铺，一间屋子里睡好几户人家。做饭烧菜都是由三块土砖架的地灶，小锅小瓶罐都放在土砖上。人多挤窄杂乱无章，小孩哭哭打打，男人有的外出找蔬菜，有的爬到山头上看风，屋里是妇女和小孩的世界。在这晕晕沉沉、嘈嘈杂杂的环境里，过着惶惶恐恐简单之极的生活，其实就是难民的生活。
我们这些孩子们还觉得新奇好玩，在大地铺上最好打架，我也和一个姓凌的男孩打过很认真的一架。而大人们的情绪总是紧张的，每天总要发几次风潮，或说日本鬼子杀了贺婆婆的丈夫沈奇珍，或说日本鬼子用刀杀省见瞎子时，省见瞎子还骂不要开玩笑，有的说鬼子来了杜公塘，女人都赶进薯窖里……
在这山冲里住了一个短期之后，似乎气氛平静下来了，有的胆子大的男人偷偷试探着回家看看，果然是日本鬼子走了，只是杀了人宰了猪，打烂门窗抢劫一空而去。这样，这些逃难的人们才陆陆续续先先后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我的家被打得最烂，因为祖父把门窗粮仓和衣柜都上了锁。被抢劫的现场是满目狼藉，牲猪鸡犬全被宰掉。祖父母痛心疾首，枉然叹息之后，只好清理残局，重整家园。从此我们并未平静地生活，紧接着是西兵“粮子”和张生匪部的侵扰。
2005年我定居在浏阳教师村时，在附近的民俗步行街牌坊上刻的浏阳大事记，以及《浏阳日报》庆祝抗日胜利60周年的资料报道，才知道自1938年日军轰炸浏城后，1939年9月29日，日军侵犯永安、跃龙、柏嘉、镇头等乡镇，1941年12月21日军再犯浏阳西北23个乡镇，1944年6月日军犯社港直逼浏城，6月5日浏城失守。自此，浏阳四十多个乡镇被日军侵犯，只有张坊镇幸免。
我们这里的日军，是1944年6月由江西九岺经平江侵入社港、龙伏、山田、沙市的。来势很凶，我家近邻中就杀了病弱老者沈奇珍，老妇佳老大，瞎子沈省见等，沈夫见（外号夫谈子）被掳去做挑夫，命丧北盛仓地段。
日军最后在社港镇长驻下来，由喻祥茂任社港维持会会长，把钢炮（平射炮）架在社港镇莲溪寺的大枫树上，时刻威胁着周边的村落。
但日军一般不进入山冲，怕游击队和八路军。当地也组织了青年自卫队，常去偷袭日军。另因本地有喻尾龙、陈振湘、陈歧凤等小武装组织，日本人也不敢随便侵扰，由此也保了一方平安。不过这些头目或有欺压百姓的行为，存在民愤，或有打探子的血债等，在土改时都被镇压了。维持会长喻祥茂土改时也自缢了。
和社港镇平行的绥和乡，在三四十年代的历任乡长中有一个叫陈牟的，本名叫陈闲僧，本地人都叫他闲老，背地里也有叫闲痞子的。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浪漫主义者，穿着简朴，行止慢条斯理，说话雅而不扬。
族叔沈兆颂先生对我说，闲老喜欢手持一长杆旱烟筒，每逢思考文稿或对联时，左手斜握着烟筒杆，右手撮一缕烟丝按在弯曲的铜质烟斗里后，玉质的烟筒嘴衔在嘴里，再把烟斗放在灶膛一烧，鼻孔里就喷出一股青烟，嘴唇啧地一声：写吧！在旁书写的人就认真地记录下来。
闲老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向时任乡长的喻科盈写的一纸敦促呈文，对当时的社会面貌做了透彻的揭露，对当局的执政态度严加痛斥，词锋咄咄逼人，一则是流畅的四六骈文，光彩照人；二则对国难当头东寇蹂躏的满目疮痍景象深感痛心；三则当年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喻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当地颇有文名，曾做过胡耀邦先生的老师，但此呈文使一贯刚愎自用的喻乡长深感震惊，不得不改变了对同僚的傲慢态度，也采取了一些爱民措施。
族叔保存下来了这篇在当地传颂一时的名文，我也从他那里转抄了一份，从中可全面了解到当时日寇侵华在我故乡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斯时斯地的风土人情，呈文稿如下（另纸呈上）。
土改时，闲老的父亲继赖皮（陈继纯）被押到刘氏宗祠批斗之后，就地正法在附近双江汇合的河滩上。而在押解游行示众的犯人中，偏没有闲老的身影。原来闲老在土改前就逃亡了，似乎这个不修边幅的旧闻人，在人群中反而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
1958年我在浏阳看守所碰到也曾担任过绥和乡乡长的信牛皮，他是沈氏族台人物，真名叫沈信昌，在土改前逃到湘阴山区做贩卖木桶的生意，后在肃反中被清查出来判刑劳改。他说闲老也在肃反中被清查出来，现在湖南省第一监狱新生火柴厂服刑。
1969年，我因划为右派成为了五类分子的一员，在参加年终集训会和每月改造会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闲老就是本村马源组地主分子陈醒狮的父亲。陈说在他父亲临终前，他曾专门去新生火柴厂看过一次。父亲死了后，他的古文也就跟着死了，他只遗传了父亲闲散拖沓的习惯，那些名震一时的四六骈文和经典对联，再也没有传承下来。
我也曾经想过，闲老为何要取名叫陈闲僧呢？上个世纪60年代末，一个叫多利和尚的人来找我画观音菩萨像。因为他是龙兴寺的主持僧，土改时划了地主成分，年老体衰，加之高度近视，只好在地方为别人诵经，作为一条生活门路。
我很同情这个孤苦的和尚，答应为他画了一轴中堂式的观音像，这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接触。当谈到闲老时，他说他与闲老过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商讨古文。闲老本从政，虽然不是和尚，但与有文化的和尚大都合得来，附近昙云寺的清风和尚、芦仙寺的志达和尚，和闲老都很熟悉，这大概是他取名陈闲僧的原因之一。1949年后，这俩个有点文化的和尚都回到老家去了，只有多利和尚在龙兴寺终老余年。
附近的两个城隍土地庙，塘尾冲的清溪祠和从清溪祠分香火而去的石江村清泰祠，其门联都是闲老所撰，在意对、工对和联律方面十分工整。
塘尾冲的清溪祠门联，是闲老从刘梦得先生的陋室铭里偷了一句，其联为：清涧（鉴）不污，凭夕可照；溪流虽浅，有龙则灵。写景写意都恰到好处。
石江村的清泰祠，其联曰：清泉泽远思塘尾；泰日风和遍石江。对来源和祈愿都剖析分明。
文革中破四旧的运动中，塘尾冲和石江村的这两个城隍土地庙都荡然无存，唯有闲老留下的这两首对联，还在地方一直默默传颂着。
呈文补录如下：
本年五月六日，倭寇进犯，大肆凶残。属保当冲，首遭蹂躏。鑿户劈窗，逞其虺嚣；倾箱倒榻，遂比狼心；衣裳谷米，抄抢无余；犬冢牛羊，屠杀殆尽；搜索则一日数至，盖藏已十室九空。壮丁沈夫见，被掳失踪；处女沈闺娥，因奸丧命；病夫沈奇珍，床头蒙害；孤老沈省见，刀下含冤。总之，兽蹄所过，叫汝鹤唳频惊；一般忧患丛生，连月流离失所；昼伏蒿里，饮露餐风；暮访桃源，披星戴月；寒气袭人，剪蕉衣而保暖；枯肠逼我，采蕨粉以充饥；盐源久断，辅淡食之堪虞；酒价高腾，思浇愁而不得；草木皆兵，可怜尽惊弓之鸟；豺狼当道，谁敢作出山之泉；庐舍萧条，任从蛛网；人际隐避，莫敢声张；近幸雷地未越，总之畏若城狐。方期黄帝有灵，早歼顽寇。
讵料黎民不幸，又遇阳侯。 月 日至 月 日，大雨磅沱，终朝如注，洪水暴涨，遍地成渠；高岸田禾，大半泥沙淹没，沿河塘坝，尽皆木石崩頽；娥皇莫及，总奈止涛无灰；夏禹难逢，只是望洋洒泪；怅水患之渐增，尚犹未已；狠旱魃之踵至，其何以堪； 月 日至 月 日，石燕如飞，云霓绝影；商羊罢舞，雨泽愆期。熏风拂拂，不惠民财。烈日炎炎，竞伤物类。圃蔬田禾，概无华而不实；山花野果，亦尽瘁皆诸枯。大江化作坦途；古井变为涸辙。煮饮更慎；吸饮维艰。
哀我黎民，三灾相继，东作徒劳，五谷不登，西成失望。乃者饥寒交迫，危急万分；加之瘟疫流行，死亡百计。家家抬游子之魂，愁云密布；处处化望夫之石，惨雾迷漫。天乎不佑，降此鞠讻；民也何事，丁兹浩劫。
谨具俚词
声随泪下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岁）
在新塘冲这个山冲究竟住了多久，我是无从记忆的。只知道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屋后，大人们都忙于清理劫后残局，村子里一篇萧条景象。
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三件事。一是被枪托打烂的衣柜左门片，这是祖母的嫁妆。一直没修好的原因是留个不忘国耻的记念，到1986年大女儿出嫁办回门宴时，才重新油漆了一遍，我在柜门上写了一首七律，第二联是：南冠未坠凌云志，东寇曾留耻辱痕。于是这个不忘国耻的痕，就由文字来记住了。
第二是那口被日军用刺刀戮烂的皮箱，这口箱子是祖父在外地从事染工所用，随着他流离奔波了几十年。幸好痞子里面是木质的，没有被刺刀捅穿。我一直把这口带有七八寸刀伤口子的箱子带在身边，当我进入高小以后，它就伴随着我从南普寺到永兴寺，从浏阳到湘潭，同样受了十几年的熏陶。1956年到1957年又随我在社港完小和花桥完小教了两年书；从1958年到1962年又不幸地随我在浏阳看守所和湘潭砖桥铁路工地以及谭家山煤矿度过了监狱光阴；1962年6月才随我回到了那个大地坪的老家。它现在安闲地躺在蹉跎坡山居的那个被日寇打伤的衣柜里，这是它的暂时归宿，日后将把它接到浏阳市教师村，这将是它永远定居的地方。
第三件是那头又白又胖的肥猪。当我们从新塘冲躲兵回家时，猪舍狼藉，满地鲜血，连猪蹄和猪毛都不见了。因为我每天伴随着祖父母去饲喂两次肥猪，原计划要在腊月30天宰杀过年猪，让祖母端着一盆猪血放在天井旁边，装香秉烛，祈祷来年国泰民安，全家清吉的。现在成了泡影。
重整家园都来不及的惊弓之鸟，兵燹之乱又朝夕相扰。在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些乱七八糟的粮子闯进了那个大地坪的老屋，一些青壮男丁早已逃跑了，闻风而逃的原因是怕掳夫子，因为之前沈夫见（夫谈子）被掳去挑担，死在北盛仓，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大人们称这种乱兵叫西兵粮子，西兵粮子把大屋里的老幼妇女都赶到上厅东侧的一个巷子里。祖母抱着我坐在门槛上，一个年青的军官端着一挺快慢机（这是大人们说的名字，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盒子枪）指着大家，挨个清劫。这些无钱的妇老无油水可榨，只好逼迫她们勒下脖子上和手腕上的银圈。我的颈圈手圈和脚圈就这样很容易地都被抢走了，但是祖母的手圈很难勒下，那个军官就说用刀砍手，吓得祖母用死力才勒下来。整个巷子像一塘死水，谁敢吭声敢哭敢骂啊。等这些粮子走后，男人们才陆续回家。
这时，日军飞机上的一颗炸弹打在山后的棉花畲山冲里，门窗都震烂了，于是人心惶惶，每天都处于一种极度惊恐的状态中。只要一听到那个打锣一般的飞机声，大家都蜂拥躲到邻居沈孝经家里那个巨大的横薯窖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只好又挑起那副篾皮萝，带着祖母和我逃到另外一个山区，我的舅祖父家里住下来。这里是一个有上中下三进的四合院大屋，叫洞庭黄家大屋，都姓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偏僻山区。
现在这里早已经被后来修建的洞庭黄水库所淹没，1956年的时候，我在这大屋对面的豺狗坡上，画了一副详细的洞庭黄大屋全景图，留下来作为记念。但此图在1958年因我的读书会反革命案而被清查没收。
舅祖父黄季堂住在大屋上进的天井东侧茶堂里。茶堂向着天井的一面装着活动木隔墙，上间是客房，也叫茶房，冬天叫火房。下间中间用砖墙隔开，前半间开着两个靠背床铺，俗称眠房。后半间很小，开一个便铺，剩下的空间就更小了，我们祖孙三人就挤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小房子的门通向一条巷道，过了巷子就是舅祖父家里的大厨房和茅厕了。
但这个比新塘冲更偏僻的山冲，并没能保持多久的平静。
没住多久，大屋大门口的大路上就又开始过粮子了。这些儿粮子的队伍都很不整齐，更不威风，肩上扛着武器，背上背着包袱，裹头跛足，行动艰难。我跟着妇老们站在路边的台阶上看着，第一次认识了什么叫步枪（长枪），什么叫短火，挂在腰上的弹棰叫手榴弹，最惊奇的是迫击炮和机关枪，但是没有叫冲锋枪的。我们小孩很喜欢机关枪，自己用竹管仿制，枪膛里装上几片轮叶，摇转把手时可连续发射出很多子弹——其实就是棕榈树的种子。
大屋门口这条路，通往长沙县的金井镇，从这里到长浏边界只有三十华里，溯水北上，翻过金盆岭就到了小长沙（我们把长沙市叫大长沙，把长沙县叫小长沙）的青山铺。
大人们说这只国军是被日本鬼子阻住了，才弯路去小长沙的。可是大屋里的房子都被粮子们占住了，驻扎了很多伤兵。舅祖父一家只好挤进我们住的这间小房子。其他邻居家里也都是只能留一间房子，其他的必须腾给伤兵住。
伤兵的呻吟和惨叫声，使得医护人员手忙脚乱，我亲眼看到医生夹着纱布从伤口里面洗出一窝窝的蛆虫。因为污血的腥气和腐肉的臭气，孩子们也就再也不去那里玩了，改到屋后的竹园里。
但那里也有粮子住了，有时能捡到一个香烟盒子，最希望能捡到一个子弹头，我们叫炮子嘴，然后用瓦片盛着放在灶里一烧，里面的铅就熔化留在瓦片上，用来做钓鱼钩上的沉子。
有时粮子也会让我们试试他们吃的米饭。我试过一口，发现饭里面有很多砂子。难怪大人们说送军粮到永安市时，要掺一点白砂子。
我很少看见男人在家，只有老妇幼三种人在留守，男人们又转移到更偏僻的地方去了，还是因为怕掳夫子。不过虽然没有大人们在家，我们这上进东边还是没有粮子来滋事扰乱，似乎一切处于平静中。
一个年青俊秀的排长总是满脸笑容，因为他住在堂表兄家里，只相隔一条防火用的巷子。表兄是个憨厚老实的人，表嫂则是有一份姿色的中等个子。后来粮子们陆续撤走的时候，这个排长还跟大家挥手道别，表嫂暗暗流着眼泪。大人们说，肯定是排长葛了（合了）恩妹这个家伙，不然我们有以此（这样）道静（安静）吧？
国军粮子走了，老百姓各自打扫环境，清理内务。男人们也不知道从何处都钻回来了，祖父也钻回来了，原来他独自住在干坑源的陈家祠堂里。
洞庭黄家大屋对面有条小溪流，源头就在长沙浏阳交界处的枫树坡和石子坑，这个山冲叫大源洞。从洞庭黄对面的豺狗坡爬到山脊上，沿着山脊往北走到芦岭冲山脊，下山出到冲口就是干坑源陈家大屋，祖父就躲在这个大屋的陈家祠堂里面。
祖父能住在这里躲兵，是因为他的两个舅父都住在这里，一个叫陈啓发，一个叫陈更发，凭借着舅父的面子，陈氏族人同意祖父在祠堂里住下。这次祖父钻回洞庭黄家大屋，并没有住下来，而是把我也接到干坑源的陈家祠堂，跟他一起住下，但祖母依然留在洞庭黄家。
我随祖父还是过河上岭，登芦岭冲山脊，下坡出冲，沿着这条野鸡路来到趁势祠堂，住在上进西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沿着这条山路走的时候，我很认真记住每个关键拐弯的地方。后来我真的一个人，麻起胆子朝着来的方向，沿着大略的路线逃回到了祖母那里。
我住的这间小房子，窗子傍着后山坡，光线暗淡，地面潮湿，里面空荡荡的，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氛，笼罩着两进三开的陈氏宗祠。祖父和我两人都是暂时的住客，怎么也不能把它温热起来，何况祠堂距离陈家大屋还有百多米距离，谁会来这里串门呢？
祖父白天外出时，交嘱我不要离开这里，晚上他回来就带我去陈家大屋舅父家里座谈。祖父说选住在这里的原因，主要是干坑源这块山区很道静，日本鬼子怕游击队，不敢进山冲；国军粮子也不赖，因为交通不便，没有通往小长沙的道路。
住在这僻静的祠堂里，日夜都赶得鬼出，静得个死亡一样。不过，后来这里突然热闹起来，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哀声惨惨。这种恐怖的气氛把我给吓坏了，在一天下午，祖父还没回来，我偷偷逃跑了，沿着我记住的野鸡路，连滚带爬的逃回了祖母住的洞庭黄家。
当我爬大豺狗坡山顶上时，一眼看到舅祖父屋后的松樟结义大树时，就证明了我没走错，我高兴极了，很快滚下坡来，跳过踏水桥，沿着塘埂上的小路一溜小跑，就进了大屋的槽门，过了中门就到了上厅的茶堂门口。祖母很惊奇，抱着我哭了。傍晚时分，祖父寻到洞庭黄，看到我已经回到了祖母身边也就放心了。
我逃走的原因，是害怕干坑源陈家祠堂那恐怖得要命的场面。
有一天，自卫队押着一个男子进入祠堂，说这是日本人的探子。一顿捆绑吊打之后昏迷过去了，用冷水泼醒，再反绑着双手吊边猪，哎哟的惨叫声非常可怕。有人用点燃的香火去熏烤探子的鼻孔，但直到鼻孔熏出了血，他也不承认是探子。最后的刑罚是夹竹杠子，一阵惨叫之后，该男子瘫在地上。另外一个人在天井边磨马页子（马刀），说准备开斩。后来听说这个人被冲死了（枪决了）。
自卫队是以陈歧凤为首组织的地方武装，只有步枪和马刀。他们有时出山去偷袭日军，有一次还牵回来一匹马，当场宰了。出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搞枪支子弹等，不管日军国军。大凡离队的带有武器的军人被他们撞到了，很难逃脱此劫。
陈歧凤家族是这个干坑源陈家大屋聚族而居的主流，起着操纵家族和地方的作用。这个家族好猎善拳棍，当然多有横行霸道之举。陈岐凤有五兄弟，其弟陈鸣凤做过国民政府的绥和乡乡长，这种政治靠山更使得这个大家族气势非凡，谁也不与之争高下。
到土改时，陈岐凤被以恶霸之罪被镇压，那些被冲死（枪决）的探子，都被算做了他欠下的血债，因为所谓探子，是真是假没有证据，不过是外地的生人而已。记得大会上还宣布，他们把这些所谓的探子的心肝挖出来煎熟吃了，更是毛骨悚然。
我既然逃回了祖母那里，祖父也只好搬回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他也没有再回到老家的打算，想重操旧业做染工，于是舅祖父黄季堂和堂舅父黄条叙两人入股，决定到灵官嘴去开染坊，由此也结束了这段在洞庭黄家大屋的篱下生活。
（9）灵官嘴（上）
由洞庭黄家大屋溯溪而上，经芦仙寺、大坡口、龙胆口、白杨坪、潘家盆逶迤北上，便到了我们的下一个乔迁地，灵官嘴。这里的住户大都姓江，只有一户姓游，两户姓沈。我们就租住了东家江吉盛的两大间两层的砖木楼房。楼面四周有跑马吊楼，便于晒布晒纱。楼下靠近溪边，便于漂洗纱布。这里和其他住户只隔一条便道，祖父就在这里开起了简陋的染坊，地方人称祖父为苍老板或沈师傅，称祖母为老板娘子，我就过着村民眼里小公子一样的生活。
这套住所的墙体是用黄土夯筑的，本地统称筑墙，具有一定的保温和隔热性能，住下还是较舒适的。底层的双扇门开在通道一侧，外间是漂染间，有两口大染缸崁在土筑的灶膛里，开两个灶口通向染缸底部，冬天烧起糠头火，防止染缸冰冻。缸口靠墙一侧，有一个俗称牛角架的拧衣架子。
祖父从染缸里捞出染色的布或纱，把一头挂在牛角架上，双手抓住另一头，用力拧出那黑色的、蓝色的、棕色的染汁。因此，祖父的手常年是黑色的，指甲和掌纹里黑色更深，这双手也就挂了牌——染匠师傅。
里间靠窗子一侧的地上，安放着一块碾布底板石，底板石侧边有一条非常牢固的矮木板凳，一块倒八字形的碾石侧靠在板凳上，碾石底部很圆滑。
祖父把染好的布匹卷好放在一个木架上，然把折叠整齐的布绕在一碗口粗的柞木圆磙子上，再把磙子放在底板石上。然后双手紧握住吊在空中的扶手杠，双脚站在碾石的左叉尖上，腰子用力一挤，把右叉推开，碾石底部就就落在磙子上，右脚很快踩到右叉尖上，整个身子往左右摆动，碾石即在磙子上左右滚压。随着双脚的调节，碾石前后倾斜移动滚压位置，使布面受到均匀的碾压。
结束时，祖父左脚用力一蹬，右脚松劲，碾石就向木凳一靠，然后就把磙子取出放在木架上，退出碾压好的布匹，折叠整齐，有棱有角的摆在一起，用划粉在布面上写上姓名，再标个土码子。祖父不会写洋码子（阿拉伯数字），例如标上……，就是1丈3尺8寸。
碾布是染坊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工序，起着平整板扎和出色亮光的作用。不能踩碾石的染工是不能称师傅的。没有踩碾石的布既不门面，也不好裁剪，所以，裁缝师傅最怕那种用冒牌碾石加工的棉布。
从这间碾石房里的木板楼梯上到二楼，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卧室，保管和储藏室也在楼上，二楼有个小门通向吊楼收晒纱布。另外一门通往邻居门口的大路上。
晚上临睡之前，祖父要认真处理好灶弯里的火星，关门上闩，再加上一根杠方。祖父说，纱布都是客人的，防火防盗是最重要的事情，又说捡好场是在学徒时就习惯了的。
祖母除做点阵线外，有时与东家的新婆婆一起到山冲小溪的清水沊里钓虾子，到石头底下翻螃蟹。我的头上戴着一个帽尖上有绒球的冲天炮，跟着祖母坐人家（串门），听婆婆老子翻烂布袋（讲过去的事情）。下雨的时候，祖母就喜欢带我到老姑阿婆家里去拣油茶壳里的油茶籽。就这样玩玩闹闹的混日子。
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端一碗米饭站在外门口，边吃边喊，邻居的孩子也端着一碗薯丝饭出来，分一半与我交换白米饭。有的大人说：吃了薯丝饭就肯长，就有力气。因为薯丝饭是安了钢筋的，脚有了力气，经得累，上山下坡快如风。这样，我和邻居的孩子都很划得来。
这种饭碗里的交易，使他们很羡慕，因为我是苍老板的孙子，是从吃白米饭的塅里来的人。地方人喜欢把种水稻的开阔地带叫塅里，把种红薯包谷的山区叫内山里。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到了红花尖，扶起路来齐了天；到了黄浒洞，番薯齐屋栋；到了灵官嘴，三根薯丝扛粒米。内山里的女孩子嫁到塅里，就说是从薯箩里跳到米箩里。其实杂粮中的粗纤维对人体健康很有好处，现在搞退耕还林，内山里的耕作面积也很少了，这个灵官嘴的山民，大多迁移到社港镇的移民区，精壮劳力也成了城里的农民工。
每到晚上，灶弯里的通勾上总是挂着一个砂汤罐，里面煮着的野兽肉发散出来的香气很是诱人。祖父说：尽你吃，只是还冒炆烂，板栗子也冒烂。打铳的人舍不得吃，冒钱的人吃不起，这些都是了账的。
邻居有个依主老倌子，是个独身，常年住在姐姐家里，以打铳为生。他打了山羊和獾、风猪、野猪等都要送售出去，如果祖父不要好多，依老子就送到岭脚下去卖，岭脚下是当地人对长沙县青山铺一带的称呼，因为金盆坦的山脚下就属长沙县管。
有一晚，正在吃夜宵时，有人敲门了，一个不生不熟的人送来一张条子就走了。只听祖父和祖母说，又是一个上条。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上条就是要钱要米的上缴通知单。原来从国军脱离出来的一个叫张生的军官，在小长沙带领一些残兵败将，组织了一支名叫张生部队的草莽部队，地方人俗称驼子兵，盘踞在长浏交界一带的山区，不少地方人也都参加了。
于是这个本来清静的山区也不清静了，更不安宁。地方人评价驼子兵的顺口溜是：一抹包谷二打鸡，要钱要米也收衣，还要摋（穿）走一双烂鞋的（读嘀）。祖父知道驼子兵是惹不得的，要东西也是个无底洞，社会情况如此不安宁，加上欠账也老收不回，祖父于是就开始另做打算。
我在灵官嘴只过了一个大雪厚冻的冬天。尾随着周兰兴、江风贤、周萍开等十几个大孩子打雪仗。我们背的木制步枪都是张寄祥木匠做的。大家翻山越岭，上到石子坑、蜈蚣垴，下到潘家盆、白杨坪。套鞋都被冰雪割烂了，穿布鞋又不能出门。于是山区的孩子就摋大人的木屐，这种木屐的鞋帮都是牛皮做的，形似拖鞋，穿上布鞋摋进去就可，出进方便。鞋底是坚实的木板，底下钉有又高又粗的铁钉，很能防滑，山里人穿着能上山下坡，走泥路最稳当，石板上反而要小心。
我很羡慕他们有木屐，就学着做了一双竹筒鞋。找来两个直径比脚板要宽一些的竹筒，中间有节，节上前后劈了两块与脚板一样宽的缺口，放上木板，左右留下的耳子正好夹住脚板，系上绳子，节下方就是圆筒。这种竹筒鞋走路也防滑防水，只是要注意调节平衡，实际上就是一双矮高跷了。
这个大雪的冬天，我就是穿上这双竹筒鞋玩开了。我想如果女孩子穿上竹筒鞋的姿势，应该很像电视里的还珠格格，当然这是现在的比喻了。
（10） 灵官嘴（下）
我在灵官嘴不能老这样混日子，祖父母可能老早就在关注这个问题，觉得应
该是发模了（启蒙）。可是从新塘冲到洞庭黄到干坑源，到目前的灵官嘴，躲开了日军和国军，又碰到了驼子兵，为了安全和生计，谁也无法安排孩子的读书问题。
但是祖父说决不让我当瞎眼师君（文盲），多少要开一下眼。于是把我带到
灵官嘴以下的潘家盆，来到一栋木结构的大屋里。大屋是上下两栋一过厅，两茶堂两天井。上栋东边靠天井的主人叫潘魁吾，号俊良，裁缝出身，但有一点旧文化，高挑的个子穿上长袍子，是潘氏家族里的头面人物，也是地方上下的绅士人物。
在茶房里坐下，主人热情的作了一些招待后，祖父把想让我发模读书的事情向潘先生介绍了，潘说要我明天去。次日，祖父送我到了这个大厅里，潘先生把一幅中堂大小的孔子像挂在厅堂正面墙上，方桌上摆了白酒和供果，桌前地上铺了蒲团。我遵先生嘱，向孔子像三拜九磕首，祖父还放了一挂鞭子。
这幅孔子像平时收藏起来，只露出写有天地君儭师的家神榜。后来我才知道，写这五个字也是很讲究的，所谓天不离人，地不离土，儭不闭目，师不平坐。意思是指：写天字的四笔要紧紧连在一起，显示天下是以人为本的；写地字不能左右断开，土与也连结在一起，显示皇天后土是也；写儭字时，里面的目不能封闭，留一点开口，表示能认六亲；写师字时，左右结构写成左高右低，上下不平头平脚，显示师生之间的等级分明。
祖父给我配了只小楷毛笔，一条龙门墨，一个青石方砚池，几个中小楷书写本子，一本《集韵增广》就是课本。祖母用棉布缝了一个有盖子有背带的书包，我背着这个装有文房四宝和课本的书包在潘家盆读了7天私塾，在从灵官嘴到潘家盆的上下坡上往返了14次。
每天早饭后来到这个厅屋里，把书包放在小方桌上，坐下来唱读前一天先生领唱的那几句呀口腔：集韵增广，多见多闻，昔时贤文，诲汝谆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先生拿着课本叫背书，背到哪行哪句，就用笔打个记号，再领读后面的几句。先生并不解书，只是把土字和字形这个符号结合在一起，达到认得出读得出而已。除唱读外，其余时间就练写毛笔字。发模的学生只能按摹本描填，首先由先生捉住我的手来写字，很快我的中楷字就写的很工整了，先生用红笔加圈，特好的字打了三个圈。
潘先生的儿子潘汉昆比我年长，正在读《幼学》，可是写字很差劲，先生大发脾气，骂他比不上我这个读“昔时贤文”的，就在厅堂里追打他。先生说我有悟性，有天分，不几天就背到了“风流浪子莫效频”那句。
在背到“风流浪子莫效频”这句时，先生再也没来上课了，厅堂里又恢复了原来的老样子。这时我的文房四宝和那本课本就藏在灵官嘴染坊的楼上，可以说是束之高阁。邻居大大人们再也不逗笑我读“鼻屎积喉咙”了，原来他们总是把我课本里的“昔时贤文”谐音成“鼻屎喉咙”。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我在“鼻屎喉咙”那本书里发现有很多有用的警句，如“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入山只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潘家盆一时很风华了，所谓地方很风华了，就是很嫖赌了，有了屠栈，也有南货铺，驼子兵时常出没，朱家洞那边的朱六寿常骑着马上下忽悠，干坑源的陈岐凤和陈鸣凤也来到这里，用他们少有的步枪来打溪水里的白脑红排鱼，赌场也吸引住了一些不三不四的闲散人。
总之抗战胜利后的农村，特别是这深山僻壤、聚族而居，以潘家盆为中心的上下不足十华里的地方，成了别有天地。说它安宁，可是有很多人加入了张生部队，成了驼子兵，地方不得安生。说它乱吧，有很多乡党名流在这里来来往往，都是威震一方的头面人物，谁也不敢乱。
我的潘魁吾先生，授业一个星期的启蒙老师，违背孔老夫子克己复礼的尊旨，卷入这一流了，也成为了张生部队的一员。可叹我的先生变成了驼子兵。
土改时，我站在九龙山的壕基墈上，看到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被从石江陂陈氏宗祠里推出来，一直押到祠堂门口的河滩上，突然一声可怕的枪响，犯人倒下了。我跑到河滩上，看到脑髓和鲜血喷散在砂石上，插在犯人背上的牌子写着“死刑犯潘俊良”，原来倒在血泊中的竟是我的教授“昔时贤文”的潘魁吾先生。
祖父不打算在灵官嘴继续开染坊，于是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辞走了租住的徐腊霞家人，清理打扫环境之后，就把我和祖母送回到这个老屋住下来，他自己在灵官嘴留守了一段时期，处理财务账目后也回到老家。祖父说，这段开染坊的日子好像图利不多，但也没亏账，混了一家三口的生活而已。
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送我到宝乔祠的淳化初级小学启蒙读新学。小学第一册的国文课本，第一课内容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读书，大家去读书。朗读也不再是读昔时贤文的土话，而是读汉音。所谓汉音，既不是长沙话的发音，也不像普通话的发音，可能是一种官话的发音。第一天，我拗不转从土话到汉音，急得哭了。
第二件事就是生计问题，祖父早出晚归，从老家北上到欧公塅，进鹰嘴洞，翻爬头岭，下杉树山，过小河，到廖家码头上的廖全兴老板那里去当染工师傅。
这段打工的日子没过多久，祖父还是回到老家，一边耕作那四亩二分稻田，一边与赤马乡的辜仁寿合伙在宝乔祠开染坊，我们一家三口也就住在这个祠堂里，祖母纺纱织布搞茶饭，我读书下雨不打湿脚。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奔波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1949年后，我只从灵官嘴路过一次。那栋有吊脚楼的染坊，在1954年被山洪冲走了。东家江吉盛划了地主，邻居江文盛也划了地主，与祖母一起去钓虾子翻螃蟹的新婆婆也已经去世多年。只有潘先生的儿子潘汉昆读书考出去了，当了吃国家粮的科技干部。他和潘家盆的族人们一直没有联系，是因为房族的亲属都不愿去石江陂沙滩上，收他父亲的尸体。至于那些用薯丝饭向我换白米饭的孩子们，都是70以上的老人了，没有一个从这里走进学堂飞出去的。
自大跃进起，灵官嘴划归社港镇管辖，现在叫杨源村。扶贫款帮他们修了一条简易公路，经廖家码头，翻过深坳，进入了杨源村的源头——廖家坡。
灵官嘴溯小溪而上，依次有游家、周家、杨家坪，枫树坡和石子坑，沿游家支溪而上有大家塝和下岭冲等，沿正溪而下有潘家盆、尚有漕、竹塝上、白洋坪、龙胆口、大坡口和杨须漕。因此，灵官嘴只是处于这条山溪中段的一个集居点。它的对面山崀上有蜈蚣垴和茨家岺。它的背山崀上有车家洞和横担山等。
坐落在这山溪边的居民点好像一根绳上的小结。但从杨须漕上溯到石子坑的约六七华里的地方没有一个总称呼，即没有一个大地名。溪前水流经洞庭黄到石江地段时与干坑源溪流汇合。以下称网江，流经龙伏汇入捞刀河。
根据依山带水的自然条件，灵官嘴上下地段都属民国绥和乡所辖。土改时属石江乡范围。自五八年大跃进起，划入社港镇，命名为杨源村。这个杨源村下有洞庭水库切断了南下的古道，而龙胆口的深坳岺和岺背的深坳水库成了杨源村东通社港的险隘关口。西北是与小长沙交界的金盆大山接壤。
因此相对而言，杨源是个比较闭塞的地方。它所包含的坑、口、坡、坪、塝、槽、脑、岺、冲、嘴，确是按所在地形地势而留下的传统地名。现在由一个“源”把它们统称起来，当然是方便的。
这里后来定为省级贫困山村，所以杨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常有扶贫单位和政府机关的乌龟壳在简易公路上出进。杨源慢慢的富起来了，是一条翻越深坳岺的水泥路带来了希望。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自己介绍是灵官嘴人，是石子坑人，是蜈蚣脑人等，都异口同声说是杨源人。
自芦仙寺以下到双江汇合的地段叫福源。洞庭黄被水库淹没，淹没一些叫坡叫嘴叫湾的地方，剩下毛家嘴、天井坡、豺狗坡及田家湾、欧公塅、鹰嘴洞等地方的人都自称是福源人。2007年修了一条水泥路，竣工典礼办了酒席，主事方向在外的人员发了请帖或电话通知。我去打了恭贺，送两百礼金外还写一首不离“源”字的对联。联曰：
山区修路，为子孙长造福；
僻壤通衢，促经济广开源。
从灵官嘴对门山岺翻崀而下，便到了蛇嘴岺。这里是上源小溪的源头处。顺流而下是梅树坪、茶坡坑、枫树塝、干坑源、麻方坳、羊角湾、美龙嘴、党上刘。溪水在石江与洞庭溪水汇合，从这里上溯到蛇嘴岺的约七华里的溪谷地带现在叫上源村。这个汇合处，没有人叫双江口，都只叫双兴里。原来这双江汇合的地方，以前开过一家南货兼杂卖店，因地处双江汇合处，取宝号为双兴。现代人不知道这里曾经叫双兴里，都叫石江。
因为土改时的石江乡政府就立在双溪汇合处的刘氏宗祠里，小学立在附近的玉中公屋（支祠）里。文化革命拆除了刘氏宗祠，石江乡在1958年撤乡建社时并入红专公社即后来的龙伏公社，也是现在的龙伏镇。福源村小溪的水路比福源村要长，流量也要大，故为正溪。正溪的源在杨源，洞庭黄一段也称大源洞。
旧绥和乡的范围包括赤马乡的桃花洞在内，桃花洞是赤马湖（红旗水库）的源头地段。因此当时的绥和乡西岸山区，自南而北有桃花洞、画眉洞、王源、白荆源、杨柳源、干坑源、大源洞和杨源、鹰嘴洞等长短不同的“源”和“洞”。从地貌地理结构而看，源和洞是没有区别的，但称“源”的地方多。
如果从杨源的龙胆口翻过深坳岺，从到了社港镇西陲的朱家洞和廖家洞，再向西北翻山越岭，依次为李小源、太和洞、小源洞、平江洞、黄浒洞、大岺洞、塝偏洞和芭蕉洞。所以社港贫困山区都以“洞”呼之，与龙伏的“源”并无差异。这些源里和洞里都留过我的足迹，自然环境基本一个样，可见“源”与“洞”并没有什么区别。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源是水流开始的地方，洞是凹入较深的地方。前者应看做源头的一段溪谷地带，而后者则看做一个水氹，据实际地理环境应是高山相夹的溪谷带。本地人的传统习惯对某源某洞的印象是一致的，习惯称呼，沿用至今而已。
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等高原草原的“原”，词典里解释为宽而平坦的地方。陈忠实的白鹿原指的是河川两岸的冲积地带，像这种平坦而宽的地方北方称为“原”，而南方的洲也相当于北方的原。我老家有一宽而平坦的稻田，约千亩左右，叫太和塅。捞刀河两岸有很多这样的塅，面积可达数千亩之广，如社港的复陂塅，龙伏的复兴塅，新开的大家塅，赤马的刘陆塅和高陂塅，沙市的秧田塅，北盛的乌龙塅等。因为某源某洞的下游多能冲积为塅。而前文说的新塘冲的“冲”则是一种地段狭长而水源不足的地方，一般只有小部分旱土，住户很少。
大地坪老屋的东面是大和塅，北面是塘尾冲，西北面是皂家冲，南面是尹家湾，西面后山叫焦家岺。其中的湾其实是冲，不过冲尾不是尖的而是半月湾形。以姓氏命名的尹家湾，曹家塝和方家塘，老人说从来没有这姓氏的人家住过，只有太和塅南面的方家塘原来有个方侍郎，田坎边的四方土堆是方侍郎的上马墩。方家塘以前是旱土，我以前也看过残存的墙脚。
住在塅里的人吃白米饭，自以为是塅里人而骄傲。住在某源某洞的人叫内山人，以吃薯丝饭而自惭。内山人出塅总不走空手，布袋里扛的是辣椒粉皮，或茶油棕片。换来大米用布袋装着很安全，上坡下坡时摔跤也很保险。
塅里人总是要奚落内山人。有的孩子看见扛布袋的内山人过身，就大呼：内山人内，扛布袋，布袋四只角，生个伢子冇脑壳，生个妹子冇得脚。好比城里人奚落了乡里人一样唱着：乡里妹子进城来，乡里妹子冇穿鞋……
不过到了一九六几年，内山人还是报复了塅里人。因为塅里的林木为钢铁大王升账，砍伐殆尽。山丘成了光皮脑壳，连松毛也耙不到。于是在短暂的节日里，男女青壮年手拿钩刀，肩负扦担成对涌入那内山的偏尖脑，林坡岺和长岭坑等山地。这种拣柴军团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慢慢退阵。
内山里的林木也因此受到烧炭炼钢的滥砍滥伐，高大的乔木也是荡然无存，剩下的灌木丛是内山人生存的希望。捡柴军团的涌入，不纯是捡枯柴。强悍的人就乱砍生柴，浑水摸鱼。
内山人实在看不惯了，就选出看山员在半路堵截柴火。只有不认娘爷侯爷，不认红白，不讲情面的人才是最佳人选。那鼻子太高，耳朵太软的人是不称职的。因此，杨源选了楼梯坑的廖忠荣，福源选了鹰嘴洞的黄楼燕，上源选了枫树冲的刘艾钦。村上把这种人看作最牢靠最负责最坚持原则的人。
不能称呼他们为守山人，因为守山犯死人忌。某人死了就说守山吃黄土去了。我们称呼他们为护林员，他们很高兴。这是多么门面的称呼呵！你们的禾兜，我们曾冇扯过一根，你们的禾线（稻穗）我们也没捡过，那我们的山林也不是人人有份。你们拣点老实柴不砍活树生树的话我们也不管闲事。因此拣柴人和堵柴人之间，村与村之间不免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纷。
时过境迁，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责任联产承包制带来了福音和富裕。内山人不断移民到塅里，盖了新房。青壮男女都跑到广东打工，有点年轻妹子成了广货。少数留守的妇老舍不得几个板栗子，舍不得几斤红辣椒，还是留守看管了几块附近的旱土和屋前屋后的果树。他们烧的是藕煤，加上林补政策的落实到户，山林圈属到户，内山的竹木茂盛得可以夹死猫狸。塅里人更是先走一步，使用了电饭煲和液化气，连煤都不想烧了。戏称驼子兵的拣柴大军从此销声匿迹。
但近年来，内山里青壮年的跑广，留守的老弱无法上山捡油茶球，只是望球兴叹。而塅里的老道场（种田为本不跑广的农民）为沈良友，沈付兰等，带饭进山去捡茶球。不再是以前的捡柴军团，而是一些散兵游勇，都是些三百斤的水牯，袋着四百斤脲砣的老东东。
随着城乡差距的减小，山里和塅里、内山人和塅里人也没多大不同，都是煮白米饭，用电饭煲。
等待下文。
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了。我家也从避乱而客居三年的杨源山区回到了老家。因此我也就获得了启蒙入学的机会——进入淳化初级小学，校址就是宝乔宗祠。
1948年下期，任课教师不再是那喜欢打屁股的陈操存先生了，而是换了一个性格憨厚态度慈和的焦梅生先生。虽然我们时刻注视着焦先生的歪鼻子，但并不鄙视他，而是很尊敬这位慈和的老先生。
读完四年一期的我，似乎课本上的东西还不能满足胃口，焦老师只好为我补习了一些乡党应酬和珠算。我同时把七侠五义和东周列国志看了个乱七八糟，毫无系统，仅仅留下了对白玉堂和伍子胥等人的深刻印象。
这时，我家为了生计，也在宝乔祠开了个小染坊，因此和焦老夫子是邻居。祖父母认为我的成绩名列榜首，就想让我跳级进入高小，焦老夫子也表示同意，于是1949年春节后，祖父就带我去南普寺高级小学应考。当时的校长是焦达谷老先生，他只是面试时目测了一下，背诵了一道九九乘法表，就表态可以入学。
祖父很高兴，马上用土车子（独轮车）送到学校180斤大米、4斤油、4斤盐和120斤硬柴。这时他已50多岁了，但望子成龙心切，居然送我去读了寄宿。我在南普寺高小成绩还不错，只读了三个学期就又跳级到永兴寺高小去了。
南普寺高小的全称是南普寺联立高级小学，原来学区辖管龙伏、山田、坢春、大洛、社港五个乡镇，后来的石山书院和永兴寺高小就是从这里分出来的独立的高小。1949年后改名为浏阳县第三十九完小，即今龙伏完小的前身。1949年前，南普寺高小并没有独立的校舍，学校都设在祠堂庙宇里。算起来，我与祖宗菩萨打了三年半邻舍，与南普寺关老爷做了一年半邻居，因此，宝乔宗祠和南普寺在我记忆里烙印很深。
南普寺座落在今天的龙伏集镇南面一公里处永社公路西侧，是一座西南向东北的关帝庙，建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开三进，砖木建筑。前面是牌楼式山门，里面是大戏台和班楼，戏台两边的木栅内有木制的赤兔马。戏台前也有大地坪，地坪的两边有很长的看楼。班楼和看楼曾作为学生宿舍，我就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时间。
中进是关帝庙的正殿，殿堂由大圆木柱支撑，形成一种阴森可怕的空间，学校每天在这里举行朝会和晚会。大家在这个阴森的空间里接受校长老爷的训话，受处罚的学生都是跪在关老爷的座前，因此气氛更显得严肃可怕。
从花木槅的空隙里能看到红脸美髯的关老爷，只有暗淡的长明灯和高挂的盘香在陪伴着他。虽然一年四季烟雾缭绕，可香客和信士都很零落。除了偶尔听到默默的求神问卦外，就是死亡般的寂静。
正殿东边有侧门通往后殿，后殿只有观音菩萨有座案香火，那些十八罗汉二十四位诸天部都乱七八糟的倒成一堆。老和尚就住在这里，他是外地的铜匠，没什么文化。我们不太喜欢在森严的正殿驻足，倒喜欢到后殿来看老和尚打铜器。他是末任和尚，解放初就回老家还俗了。
解放了，和尚跑了，学校迁了，这里改建为粮油仓库。统购统销的粮油政策，使这里成为炙手可热的垄断衙门。为顺利办好粮油关系或换点粮票什么的，人们不得不与粮官套近乎拉关系。每到收送征粮的季节，倒有一番繁荣景象，或者说是粮老爷香火的鼎盛时期。粮老爷的作风比关老爷过关斩将的威风有过之无不及。
改革开放后，粮油市场也随市场经济而开放了，粮老爷们也被一次性“提篮”各自谋生去了。从此南普寺的关老爷、粮老爷、校长老爷等的形象逐渐在人们的印象中淡化湮没，可是南普寺这三个字仍是虚空地存在着。
这块废墟一直静静地沉睡到80年代初期，又冒出了一栋三开一进的关帝庙。门楣上“慈航普渡”的下面，配上“南湘泽普，西汉熟功”的对联。有两个问题是令人考虑的，一是“慈航普渡”张冠李戴。二是关羽为东汉末年将领，真是关公战秦琼。不过也不必奇怪，邻近的赤马乡包孝啸公庙座前，数年前也有人送上一块“万世师表”的大匾，说明这位先生对包青天和孔夫子的认识是模糊的。这样的笑柄长存在当地人的记忆里。
1949年下期，学校里住进了两个年青的解放军，但我们嗅不到任何政治气味。他们不太说话，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但是发现焦达谷校长去浏阳县城开了一段时间的会，一个叫游雅义的秃顶老先生也中途回去了。此外，两个知识青年也常来学校，一个是桃花洞（今赤马乡）的王平湘，一个是龙伏高塘冲的付丁山。
学校的管理顿时处于松荡状态，不过，学生会主席的权力此时变得极大，可叫同学罚站罚跪，也可罚停餐。熄灯铃响后，有人讲话就叫你跪在床前。盛饭时嘴巴动了一下，就要跪在饭甑前。开饭时，这位姓陈的主席叫声“开动”，食堂里只有筷子和调羹的声音。主席叫声“放下”，伸到饭碗里的筷子也得放下，吃个半饱也无可奈何。
开学生大会时，陈主席讲话以后由大家举手发言。规定的模式是：先举手，再由主席指定，通报，李XX提议，然后再举手，张XX附议，最后全体举手表决通过。这些举手的都是大同学为主，小同学只听会，目标只是要保住不被罚跪。
到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时，索口布袋子里装满炒米、茹片、剁辣椒、霉豆腐、腊精肉等。小同学都要送一部分给主席，不等主席来敲索才是识相。带食物最多的是一位徐姓同学，老徐家里开斋房（面食油货厂），每次周日返校后总是一边给大家分发花片、油饼、麻丸等，一边分发大字毛笔纸。周六放学时，再从同学那里回收写好字的大字纸带回家，徐父看到后就大加表扬，认为儿子字写得好，待次日返校时再带上一大袋油货，如此循环。在这个小学里，徐后来反复读了15年书，回乡务农后，一顶地主弟子弟的帽子一直戴到晚年。
但陈主席并没能扭转学校的混乱局面，老师后来只好搞了个评选坏人的选举活动。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陈主席正字最多，位登榜首。
1950年上期，焦达谷校长因为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校长宝座被知识青年付丁山取代了。我们这时才知道，年轻的付校长原来是地下党员，后来更是升任了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党委书记。到土改时，焦老校长索性被判刑送去劳改了，那个秃顶的游雅义老师，以叛徒罪枪决了。
付校长带领学生游行喊口号，排节目，打金钱棍，扭秧歌等活动。我们只是觉得学校气氛比以前活跃些，还感觉不到这个社会的大变革。又听说土匪周佐春和黄重东被枪决了，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
端午节前，学校的东侧坟坪里也枪杀了两个人，据说是沙市乡莲花塘人。几天后，家属来掘坟起尸，恶心作呕的尸臭使得学校无法上课。我也因去看过那倒在血泊里的现场，受了惊吓不能入睡，只好休学回到宝乔祠。一直到12年后的六零年代，我才因送征粮统购到过已经改建成粮站的这里。彼时汗流浃背的我，已经不堪回首南普寺的废瓦残砖了。
1992年秋天，老妻为小儿高考担心，独自到南普寺求关老爷保佑指点，差多多摇完了功名签筒里的竹片，当摇到第32签时，才打出一个三胜两阴的卦，迫不及待的花了四角钱对照签板，刷出来的签纸上印着：南普寺，功名第三十二签：久坐寒窗数十年，磨穿铁砚用心坚。尊名恐落孙山外，怎奈文章不值钱。
妻子失望地拖着疲软的身子，一步一步挪到了蹉跎坡。一进门就瘫坐在椅子上，黄蜡色的脸上呈现出死亡气色，有气无力的对我说：跪了很久，问了很多，总是拗卦，抽了个“磨穿铁砚”、“文章不值钱”的签。几声哀叹后，屋子里一片死亡般的寂静。
在忧患而紧张的气氛中挨到了当年7月29日，得知小儿考分超重点本科线17分，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录取。蹉跎坡沸腾了，关老爷的功名三十二签放进了家庭档案袋，但不能怪关老爷，只能是父母望子成龙心切的无奈之举。
俺就顶一下，等楼主回来。
那些動盪年代，經常聽爺爺提起~~可惜他老人家已作古。想回老家時，到搓坨坡看看.......
1950年上半年，常来常往南普寺完小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喻民生，其实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永兴寺完小的校长。这年下学期，喻校长从南普寺挖走了好几个学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站在老家大地坪里朝东北方向望去，能清晰看见一片紫红色的拳头形山丘。这一带山丘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山区，永兴寺完小就坐落在这山区的西部边沿，社港镇北边的平浏交界处，学校周围是紫红色山丘，前面一条小溪，是个很幽静的地方，山清水秀适合读书。
我到永兴寺读书，比到南普寺要远14华里，被盖柴米还是由祖父肩挑着送去。每个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都要带一些腊肉、辣椒酱、霉豆腐和炒货之类的东西，都是由祖母精心安排好。
据说永兴寺还是个老字辈的寺庙，地方都流传着“唐华严宋永兴”的说法。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了菩萨，也没有钟鼓，当然更没有什么香火了，永兴寺已经成了学校的代名词。教室是寺庙的改装建筑，礼堂和食堂还是叫崇德堂、观音堂的原装建筑。
学校的厕所设在吊脚楼上，初到这里，我觉得很新奇，一是能看到自己的粪便落在粪坑的某个位置，二是凉风把屁股吹得冰凉，三是担心口袋里的东西掉下去。女厕所不在校内，是在隔学校半里路的上寺。据说上寺是永兴寺的尼姑宿舍，女生起床就寝必须集体行动。
学校还有一个监厨的制度。就是每晚12时起轮值监厨，两个学生经手从事务室把油盐柴米和菜蔬过秤交给大师傅。一边坐在灶弯里烧火，一边看着师傅做豆腐。等着喝了一碗豆腐脑，就开始打瞌睡了。其实夜里监厨并监不出什么来，只是流传下来的民主监督制度而已，反而事务长的油水是有不少的，在收缴实物时就做了手脚，在学校后山上也发现过几麻袋大米。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很强，大部分是高校出来没在外地找到工作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变革时期，正处于一系列政治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夜，他们也正在等待命运的安排。
这时学校进驻了一个姓刘的工作队长，刘队长的行踪不定，也不与别人交谈，同学们最关心的是他那个闪光发亮的西式发型。喻校长也开会时间多，在校时间少，每次回校总要集合训话，谈的内容无外是新中国的形势。
这时，永兴寺高小已经改名为浏阳县第三十八完全小学，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喻校长组织了一次国庆游行大活动，学生们高举着漫画标语牌，打着锣鼓，喊着口号，演着白毛女，墙报特刊也办得红红火火，校长每天的训话总是那么威严而神气十足。
似乎学校是在平静而紧张的轨道上运作。可是在临近期终的某一天早上，学生们带着惊恐的神色互相告知之，昨夜喻校长和寻振黄老师被捉去了。老师们也互不说话，学校气氛越来越阴森冷酷，以往的热闹气氛不复存在，从老师们阴沉的眼光里可以体会到未来的预感，不过老师是心里有数的，都在考虑自己的前途。
寻振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被捕后，接管班工作的是一个音乐老师，在松松散散的情况下我们就马马虎虎的毕了个业。我们这个班也是永兴寺完小最后一个毕业班。1951年上期，学校就迁到社港镇上，正式挂牌为浏阳县第三十八完小，即是现在社港完小的前身。
喻校长和寻老师被捕后，同学们写了一个请求释放两位老师的报告，由四个同学徒步送到关押犯人的地方——泮春乡的一个周姓祠堂里。这里也是土改前的一个区政府所在地。接待的官员接收了我们的报告，说：你们回去好好读书等待。
这年土改开始时，寻老师还是被判刑送去劳改了，罪名是三青团骨干。六十年代刑满释放后务农监管，八十年代当过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九十年代初病逝。我的这位小学老师在龙伏中学代语文课时，还和过我的一首七律，容另纸抄上。
喻校长则在土改时自缢而终。据说他被关在临时法庭的小房子里，听到法庭打屁股的惨叫声，因为自己已经受过打屁股的痛楚滋味，就与隔壁（木板房）的乡长陈鸣风共系一绳吊颈自毙。次日发现自缢后，每人被各补一枪。
又据说喻校长的罪名也是三青团骨干，更重要的是在他家里召开过一个应变会，所有参加过这次会的人，都在这个法庭上挨过屁股打。“打屁股”这个词流传非常深远，因为要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招供为止，所以当时有一种谈“打屁股”色变的恐惧气氛。执杖的民兵后来也传出一种打屁股的经验，如果手高杖斜着力在地板上，屁股受伤轻；如果手低杖平着力全在屁股上，便是皮开肉绽了。民兵们说，由于有人情关系的存在，就悟出了这两种打法。
五十年以后，时过境迁，永兴寺已不复存在，据说原址上建了一些不整齐的村舍。我几次想去那幽静的地方再看一眼，或许是最后的辞程。
现在去的原因，是想全面了解这块典型的丹霞地貌，从社港镇往东到大洛集阳，向北到关山水库的关山坳，向西到永兴寺，向南到北源，这一片所围绕的拳头山构成很多峰峦、峭壁、悬崖、沟壑、溪流和洞穴等奇观。山体都是红砂岩构成，植被以混合林为主，地处高山气候的边缘地带，相信是一块具有开发价值的地质处女景区。
另，第（13）南普寺（上）之前，我跟帖的那段第六节绥和乡长陈闲僧之呈文稿，既已补充进原贴，烦请删去可也。
再谢。
我随着祖母住在洞庭黄老外婆家的时间很不少，老外婆育有四子三女。四个儿子都是风长树大的高大汉子，两个大儿子叫绍堂、印堂，都先她而去世并且无后。第三个叫洗堂，第四个叫季堂，也无后，但后来从二房入继了一个孙子为嗣，于是一人四祧，承继了四炉香火。
老外婆的三个女儿，老大出嫁不久就去世了，我祖母是老二，只生过一个男孩，早早夭折，于是从族上文齐房入继我承嗣为孙，这是派分的原因。实际上，我生下只三个月母亲就病逝了，由祖母催乳、讨乳、煮糊而抚养长大的，所以情同母子。
老三即我祖母的妹妹生有五子三女，虽命很好，但生活却很艰苦。听祖母多次这样说：八字很重要，影兰（祖母妹妹）一个人生八个，我们六个人一个都没有，这是一张蛮拐的八字。但这时我对八字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知道时有盲人来上门算八字的事情。
洞庭黄大屋的槽门西边进去的横厅叫新厅，这栋上下两进一过厅的木结构厅堂比大屋正厅要苏式一些，也显得气派一些。东边的住户是个叫黄宗模的老人，祖父母让我喊他宗舅阿公。他文化不高，但又一定的舌辩能力，有地方讲得话灵，称为有话事份的房中人。加之他有三个儿子，于是成为人兴财旺的绅士级户头。
祖父每年都要到老外婆家里来拜年，也必须带我到新厅宗舅阿公家里去拜年。小方桌上摆四或六个冷盘供下酒，用长颈锡壶温热自己酿造的谷酒，再从细长的壶嘴巴里泻出一根细白线，酒杯很快就满了。大人们一直在谈论什么，我一概听不进，也无心去听，屁股还没坐热，就和孩子们玩去了。不久，孩子们都说映妹是我的婆娘，互相追打着。
原来宗舅阿公的大儿子黄雁秋有三个女儿，大的叫冰雪，次女叫映雪，三女叫厚雪，而黄映雪和我的婚约就由双方父母定下了。第一是要年龄相当，第二是要合八字。当时的风俗是男人的八字满天飞，女人的八字定就归。即男人可以把八字公开写出庚书向女方求婚，而女方的八字是不公开的，要根据男方的八字与自己的八字卜算查对。如果双方八字相生相合，女方才把八字公开，向男方递交庚书，这个过程就合八字，也叫卜庚。
此时女方带着庚书到男方把婚事定下来，这日就由男方办午饭。如果定不下来，女方就不在男家吃午饭。常说这是一片黄茶叶定了须眉山，一般是不能违约退婚的。
其实男女双方合八字卜庚并不是决定婚姻的唯一手续，大多是一个过程而已。决定婚约的根本因素，是双方父母的身世、地位、财产的门当户对。所以还是由父母之命，伴以媒妁之言来成就婚姻。因为良缘夙缔佳偶天成的宿命论决定了婚姻不必自主，既然八字已经注定了你的婚姻，前世修来同船渡，此时修来共枕眠，同床异梦的夫妻们，也都心甘情愿地、无可奈何地接受着父母安排给他们的现实。
例如我的小学同学徐成国是商家益和兴号的子弟，很小就由父母与商家贺育吾的女儿卜庚订下婚约。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当户对——土改时也都划了地主成分。由于贺氏个子高大，发育较早，对于睡在床上的这个瘦小丈夫，只能视作是一个幼稚无知的小弟弟。男方的父母心急如焚，就采取拔苗助长的速成法，从中药店购回鹿茸。徐大剂量连续服鹿茸后发福了，发了个浮肿式的肥胖，颧骨上的皮肉比鼻子还高，不久鼻子又瘪了，陷塌出一个能见到牙齿的空洞。当然这个高不可及的大婆娘就回到娘家另找新郎，地方人都叫我这个可怜的老同学为九怪，九怪孤身到死。
不知那一年，地方流行自行痘，就是恶性传染病的天花。天花收走了不少孩子的生命，特别是寒沙塘和均家坊等农村，各户的小孩都没逃出天花的魔掌。哭声凄惨，夭坟堆满山坡，一片谈痘色变的紧张恐惧气氛。有一天祖父母都默无声息的留着眼泪，说映雪种自行痘冒要得（夭折）。在我的印象里，映雪是个白皙高挑的女孩子，在洞庭黄一起玩耍的孩子中，这是一个五官非常模糊的记忆。祖父母似乎认为我的八字硬了，又在暗箱操作中，寻找那门当户对的女孩子。这是飘忽在童年中的一种记忆。
关于卜庚的婚姻习俗，一般的人家只查一下八字，只要不相克就可定下婚约。极少数的人家是不择食的，一个只要有人来，一个只要有人要，俗称一个寻锅补，一个补锅寻。但高档次的门当户对，不仅要卜庚，还有一件伤脑筋的文墨麻烦。那就是男方送到女方的庚书上只写了一边对联，女方如果合了八字，就要到男家把对联对好才能吃午饭，表示婚约成功。有时为了这首庚书上的对联，女方要去四处找老先生帮忙，由此午宴推迟到下午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是一件显示文墨水平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要面子的事情，族人通常把它看成“输了寡人不能输国”的文墨面子。例如水口罗家与苗田朱家卜庚的庚书上的对联是：
三尺罗裙遮水口
一只朱笔扫苗田
又如楼古张家与塘泉吉家的庚书联是：
乾坤开张
子孙逢吉
也有难度大的长联，我记得一首是：
乾为八，坤为八，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定位
鸾异常，凤异常，常常两无姤声，声声鸾凤和鸣
一般的人家，写个通用的：好合二姓好，欢联百岁欢。某男方向社港镇百源寻家发的庚书，其联为：寻得百年佳偶（方言源和年同音）。此联地名姓氏合一，难度极大，后来女方是如何应对的，已经回忆不起来了。随着合八字和卜庚的消失，地方口头流传的庚书对联，也就在记忆里慢慢消失了。
七十年代末，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了黄厚雪，她提起我与她姐姐映雪的童婚旧事，使我脑子里又勾起了一幅合八字、种自行痘的童子故事。但我的庚书里写了一首什么样的对联，我就无从知道了，因为这是大人们干的事情。
黄映雪的夭折，给祖父母带来的悲伤和打击并不是持续的。他们瞄准的另一个门当户对的亲家，是隔洞庭黄很近的下张。我们去老外婆家要经过一座左右晃动的木桥，桥那边右坡上住着四户人家，都姓廖。其中廖文光、廖再光、廖炳光是亲兄弟，另一户是旁系。
老二廖再光官名廖疗愚，是国民党员，也做过绥和乡乡长，是地方的政要人物。廖乡长经常骑着马来到我家大地坪的老屋里，这也是他寻花问柳的老地方，因为老屋横厅里一位寡妇是他的老相好。马綯在地坪里，祖父把盛着稻谷的搪瓷脸盆端过来喂马，却被马蹄一下就踩破了。但祖母有气也不敢声张，因为算起来廖乡长是我们在廖府上的亲家叔，一个染工师傅能巴结上这号亲戚是一种荣耀。
原来廖乡长的哥哥廖文光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仁秀二女儿闺秀都已出嫁，只有一个晚女端秀还是孩童。长子廖湘涛在湘北中学读书，小儿子叫湘雄，后来在端秀出嫁时当过押轿的高媇。
廖文光有一定田土，做些经纪生意，傍着乡长老二的面子，当然成了地方的出头人物。但他为人随便厚道，一个笑面皮，好酒善谈，所以地方都叫他文天经。祖父与他交往多年，并且下张也是常来常往的地方。于是祖父和文天经就暗箱操作，一概包办，定下了我和他晚女廖端秀这门婚姻。
什么合八字卜庚都是大人们的事情，我的记忆中全部是祖父在紧锣密鼓筹划替我收亲的事宜，到浏阳县城去购虾仁、平肚、西米之类的东西，请明老星去黄浒洞慈王庙租遮天井的帐篷布，还有租毡条、红轿、鲜笼；还有请厨师、请走动等；还又请沈湖村先生写对联、写书帖等。那时我还没发蒙读书，在这前前后后的热闹场面中，我只是和孩子们昏天黑地的玩。大人们说为我兑婆娘办喜酒，我只是当耳边风。
收亲那一天，正厅里的方桌上摆着八仙过海的屏风以及香炉花瓶，当红轿把新妇娘抬到厅堂时，祖父牵着我掀开写着金花诰封的轿帘。小小的新娘头上盖块蒙巾，穿着花衣花鞋，由一个有生育的中年妇女把她牵下轿。我的装束是长袍碗帽，穿的折头便裤是用五色纱线织成的裤带扎紧的。
拜堂礼仪由两个礼生喊礼，还读了一篇迎喜神文。大人们牵引着这两个天子木木的新郎新娘走了这个过场后，就进入洞房。洞房里除铺盖衣箱床凳之外，再无其他装饰陈列，还有几首客人送的纸对联挂在靠厅堂一边的木板墙上。记得一首是：双手推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女方过来的高姻先生当日下午都回去了，只留下那个当押轿高媇的小弟弟，陪着姐姐住下来。
隔日就是回门酒，祖父带着两个幼稚的小夫妻去下张吃回门饭。廖文光称祖父为侍翁，祖父称廖为姻翁。亲家办过门酒，本来是另择吉日发邀书的，因为新郎新娘都是十把岁的小家伙，一切都靠大人提携调理，只好新娘进门与廖氏姻翁过门一并办了，新娘回门与沈氏侍翁过门一并办了。
这桩婚事就这样结束了。以后的日子是各住各家，每逢节日或者生日，祖父带我去接廖端秀来过会期，这件婚姻大事只对祖父母而言是件大事，所遇了子平之愿，确实是这样了了向愿（向子平）。我虽然是个小孩，脑子里也从此存了一个“婆娘”的影子，但没有一点婚姻的概念，更不可能有从人品、个性、身材、文化、姿色等方面去观察和品评一个女人的能力。所以童养媳是不存在什么爱情的，纵然长大成年，也不过是生男育女阴阳配合的模具。成功的极少，痛苦的占绝大部分。
祖父的设计也是失败的。我后来才知道祖父对这门婚事的盘算。
他经营染业多年，祖母纺纱织布，用血汗换来了四亩二分稻田，
又在芦仙寺山区买进了半亩山林，收债写进了一坵冬水田，大地坪的老屋也整修了一番，手头的用度还很活络。对上几代人来说，祖父母是有功的成家子孙，在地方人眼里看来，祖父也是个好户子，一些绅士们也愿意与之往来。因此他把筹办这场婚宴也当成一个炫耀的机会，事实上来赴宴的客人也有不少穿长袍戴筒帽的，连泮春财东周大山也发人送来一幅中堂。
但祖父在春风得意中没有想到共产党就要来了，共产党来了要实行新婚姻法，要反对包办婚姻，要取缔童养媳。更没有想到共产党来了要实行土地改革，要根据人平占有土地来划分阶级成分。
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知道，廖端秀那个在湘北中学读书的大哥，原来是个地下共产党员，他浮出地上成为浏阳文工团的秘书。不知哪一天，廖秘书把他妹妹的包办婚姻废了，几件嫁妆也抬走了。没有任何手续，也没有任何口舌。这一天，我不在家，回来后祖父讲给我听的。
此后，我再也没看到过廖端秀，印象中，只有一个童年留下的轮廓：高高的颧骨，圆圆的眼睛，中矮的个子……
人走了，也带走了八分水田。于是土改时我家的平均土地只有一亩四分，划了个中农成分，成为当时可推可拉的团结对象。这是祖父在这场童婚运作中得到的唯一好处。
上篇开头记载曾祖父置有4亩2分稻田、半亩山林、一坵冬水田，被带走8分水田就能把成分拉下这么大一块？
在湖南和平解放的前夕，大人们打讲的时候，都说风潮蛮紧。我地是国统区，对于共产党、解放军方面的消息封锁得水塞不通。祖母千手万手纺出的棉纱，千梭万梭织出的土棉布，都堆在那厚实的木板凳上，上面压着一块平滑的青石板。祖母把这纺织出来的几十匹棉布，看成是家里的一笔财富。如果真的共了产，她的劳动成果就白做了。如何处理这一担多（四十匹）棉布，成为祖父母目前的紧急大事。
长沙的风潮更紧，祖父别无选择，只身挑着这担土布，两头黑才赶到浏阳城。但街上已经是满目萧条，找到原来的行业熟人也无法帮忙，都是唉声叹气的说：这么紧的风潮，谁敢进货哟。无奈的祖父只好又挑着这担土布直奔大瑶镇，但这个距县城四十多华里的工商名镇也是死一样的气氛，祖父成了一条死蛇，只好雇了挑夫担到江西上栗。
上栗是一个小小的山城，还是有一部分做纱布生意的经纪老板。这是货到地头上，货到地头死的结局了。祖父狠心把这担布低价丢出去了，把收进来一扎一扎的直版票面关金券严实包好，又踉踉跄跄步行了两天才回到那个大地坪的老家。祖父有气无力地躺在那张刻着“长生不老”的竹椅子上，把一个包袱交给祖母，叹气说：脱货求财，卖了，是关金券票子。
自祖父挑着那担土布出门以后，祖母几天来心急如焚，一种可怕的气氛充满老屋的每一个房间，祖父的可怜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着。祖母说不要对外人透露阿公去卖布的事情，我和祖母两个只是火烧乌龟肚里痛。当时听到的消息是这里失守那里失守，这里有人被打死了，那里有人被捉去了。我生怕祖父的布被人抢走，祖父的钱被人劫走，甚至做起了更可怕的噩梦。现在阿公安全回到家里，本是件清清吉吉的好事。谁知道只隔了几天，关金券突然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倒票子！祖父只好把这堆曾令他欢喜一时的关金券，都丢到一个篾制皮撮里，放在楼板上的烟窗斗缝里。
祖父沉默着，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的，可能像针一样刺着他的心。他来回走了四百华里旱路，肩头还压着百把斤布匹。这是走冤枉路，走闭气路，早知道脱货求财只求回来一堆废纸，何不把棉布留下来，留了黄金有时价，何况这土棉布是做内衣和被单的好材料。
祖母躲在屋里嚎哭了几天几夜，慢慢地抽泣着。她只能一天吊十二回颈，自宽自解，或许阿婆她老人家想到了退财折灾这句俗话。她不想上楼去看这堆关金券，但又痴想如果关金券还可以流通就好了——这当然只是自我宽慰。到土改时，她亲手把这一皮撮关金券烧成了灰，原因是她怕民兵查出来，划一个有变天思想的反革命分子，那是“发长子（地方一个叫徐发桂的养鸭户）杀鸭子，抖都不要抖！”。
果然在土改划成分时。有人检举我家有几亩田，有几担布，有好宽的房子，可以划个地主。经过土改工作组的调查，童养媳带走了一坵田，人平田亩不够划地主；清查家里也没有几担布，只有祖母起本时的烂絮棉花，更没有发现啥可分的胜利果实，于是只好划了个中农成分。祖母也终于想通了，退财真的折了灾。
当时流通的货币除了关金券外，还有金圆券。老百姓不相信这种走水的纸票子，手里有了纸票子，马上就囤货。最硬扎的货是食盐，其次是稻谷和茶油。日军占据时，两块光洋粜一担谷，一担谷换两市斤食盐。光洋又分大脑壳和细脑壳两种，还分开了塹的和没开塹的两种。当时的行情是一担谷换十斤茶油或者十二斤猪肉，所以好户头都囤货不留钱，而我的阿公阿婆，却把布匹换成了关金券。这种既不囤货，也冒得到钱的做法，是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顺其潮流，避免了三十年的灭顶之灾。
还有一种只在本地流通的手写纸票子。这是本地开铺子的财东们发出的一种调节流通的缓冲措施。票子是竖式的，用毛笔写出大小不等的面额，盖上一方条形印章，如徐益和兴号、尚有堂号等，平时可到地方各商店去购货，不讲信用的票子有时也购不到货，到了年关只好到发票子的财东们那里去兑现金。祖父手里也存了一些这样的票子，花不出，也兑不到现金，叫做烂票子，可能也起到了退财折灾的作用。这种地方流通的商家票，只流行了几年，大约是1944年到1948年之间。
在这段时期，也出现了不少花纱布行，一些做花（棉花）布（棉布）生意的经纪人活跃在城乡之间，如龙伏的付志仁、寒沙塘的戴宇朋、打泥塘的焦志田、杜公塘的刘少锦、米龙嘴的刘次和等。他们都与纺纱织布的村妇们打得火热，把从村妇手里收来的棉布送到浏阳城出售，把得来的现金送到湖北朱河购回棉花，又将棉花去兑换土布。人一熟，就可做无本生意，即先赊走布，等赚了钱再给棉花。
祖母的盈利经验是靠赚浆水和手工。如果棉花上了潮或者夹了沙子，一定重量的棉花就做不出规定长度的土布。祖母她们就先看花，再给布。每匹布赚几两花，几次兑换后就能赚一匹布。为了使得布织得有手感，还要用米汤来浆纱，织成厚墩墩的布。好的纱手和织手，用三匹布兑换来的棉花能织出四匹布，而且织出来的布边整齐，布面平滑，手感板扎。祖母在当地可算是纺纱织布的通家，关金券使她成为输家，最后划成分又使她成为赢家。
祖母纺纱织布的尾声，是在哭关金券之后。她重整旗鼓又积累了几匹布，不幸被石江陂陈冰清那个吝皮打卦的赌徒翻摊子翻去了，陈同时在祖父手里赊走了四只小猪崽。这两笔账是钱落了英雄手，米进了叫花子袋。祖父把陈冰清家的门槛都跑出了个氹还是没讨回这两笔账。地方把这种无赖叫做强鼻子，到社教时，陈吊颈自杀了，这笔账就烂到了死人身上。
这是祖父母哭关金券之后的最后一场输局。关金券藏在楼上一扎一扎原封未动，都是号码未乱的新票子。记忆中是蓝底金字的竖版，当时饱了一下眼福，随即从眼眶里付出沉痛的泪水代价。祖父的染业不可复兴，祖母的纺织业也彻底落了气。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块光洋，连铜毫子和穿眼钱都很难找到了。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处于困难危急的境遇。
如果祖母不烧毁那些关金券，能闯过多个社会政治运动的生死关头，留到如今，或许能成为古董市场上旧票证收藏商的珍品，卖成人民币也算真的“关了金”。但如果冒险冒到文革时期，被红卫兵清查出来，将是戴个三尺高的尖帽子，背上五十斤的木牌子，得个游村上台坐班房的下场，甚至吃粒花生肉，脑壳开花。
还是莫哭关金券了，祖父祖母九泉安息吧。求财恨不多，财多害人己，还是退财折灾好。
2008 年1月我和老伴住在上海市营口路838弄，这是小儿子和儿媳的住所，他们的独生女儿依陶是我们的第六个孙辈，也是最小的一个。全家围着她转，视为掌上明珠是自然的。3月28日是她满四周岁的生日，庆贺生日的蛋糕和晚餐是现代孩子们都知道的，也是平常不过的事情。电动遥控直升飞机，是陶陶最喜欢最高兴的礼物。门铃响了，快递员送来一架小蜻蜓式的电动遥控直升飞机，玩了几次后就搁置在书柜里睡长觉，孩子们也似乎忘记了这架直升机。她每天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看IPTV里哈哈乐园的节目——鼹鼠等。而堆在角落里的积木和电动车之类也很难吸引她了。这个四岁的孩子能如此准确的使用几种遥控器选择这个喜欢的节目，对于她父辈的童年来说，她简直是个神童。她的祖辈的童年又是如何玩的呢？玩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她的父辈是五姐弟，最小的是儿子，在三岁多就跟着姐姐们去摘辣椒，最大的是女儿，那时也只12岁，已经成为家里的辅助劳力。他们玩的是单调的、自然的土玩法，如到光秃秃的黄土坡上坐溜车，弄得一屁股黄泥巴回家，还要挨打骂。如果到群体中去玩，就会受歧视，结果是挨打受气哭回来。他们的唯一玩具，是一个小皮球和父亲做的竹制呼鸡婆。
这是生不逢时，碰上靠工分吃饭出集体工的时代。生产队长的权力高于中央，可谓九级司令部。孩子们的工分标准是每日四分六分不等，还要早晚割草放牛争取一点工分。所以我的五个孩子都没有玩的时间，是个受气的单调的呆板的屈辱的童年。
她的祖辈的童年可以无法无天的玩，纵情所欲的玩，太多时间是在自然界里玩，与水玩，与泥巴玩，融合在整个大自然里。而且都是在群体中玩，没有孤独，没有歧视，没有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所以我的童年，可说是上树可攀桠，下水可捞虾，进山挖窑打灶，掏鸟捉蛇钓蛤蟆……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顽童，在群体中有时也打架，也赌气，但很快又融合在一起了。因为童心是很单纯的，受的家庭影响也是很朴实的。
我的童年时代的顽童大都是七十岁以上了。大家都还清晰地记得童年的往事。上几年回老家与老顽童们翻旧布袋，凶牯里（潘兄升）说：“你在你家后门口挖了个巴掌大的氹，养了些鰟扁屎（一种头小体扁的小鱼）和磨沙狗（一种圆体小鱼），还有一些墨聋里（一种青色圆身小鱼），我把自制的土枪对准水氹，点燃火引，砰的一声，小鱼炸得飙起好高，你气得就要哭（在场人听了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合伙腌紫苏吃，你说凶牯里，快去加点盐。等我搞盐回来，你把紫苏都吃光了，把我气死了！你这是报我炸鱼的仇吧？”
大家又一阵笑声时，凶牯里的口水顺着下巴尖快流到颈壳里，他习惯性地用右手把口水捋在手心里。我说：“世上只有猪婆唬，你比猪婆唬三分，你是个超级夸张专家。”他不服气的补充道：“我们和李拐子在太和塅熬萝卜吃，其实萝卜还冒熟，你就去试，结果烫了嘴巴。”
像这一类叫做野餐或者野炊的活动，我们要痛快得多。我们不能得到家长的支持，我烧的红薯是偷挖的，萝卜是野生的，油盐是家里偷的。没有现代美食文明的酱油、味精、鸡精、香油和火腿等，更没有老师领队和家长陪伴。饮料是用熬萝卜的砂汤罐烧自然水，没有橙汁和矿泉水。所以我们的野餐是绝对自然和绝对自由的。
我的孙辈们住在一层百多平方米的套间里，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什么是品字屋四合院，拥有一柜子玩具、一台电视和一部电脑。他们说爷爷奶奶是土著民族，是原始人群，是放荡不羁的顽童，是冒开化的刁民。这是应该的，因为孙辈们只知现在，不知父辈们的童年，更不知祖辈们的过去。他们不知道筒车转水，不知道呼鸡婆……我只能把祖辈童年的玩具和玩法做个粗略的分类和注释，使孩子们知道祖辈们的童年是原始的，是落后的，但也是自然的，自由的，或许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的。
我的童年大多住在那个有大地坪的老屋里，这是个既有横厅又有天井的大屋场，住着十多户人家。大地坪下面的屋场叫塘闲屋，也住着六七户人家。南面的楼里屋场也住着上十户人家。这是相连很近的三个屋场，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男人们忙于作田种土，女人们忙于纺纱织布，很少来管孩子们。所以孩子们都玩得痛快，玩得自由自在。
在这个聚族而居的地方，没有大富户，家里没有条件买玩具，只有从南岳朝山回来的老人带过小喇叭回来送给孩子们。大人小孩都把这个受过香火的玩具看成宝贝，不敢随便丢失。所以这个时代这个地域的孩子都有合群性，都顽皮，也都憨厚，没有孤僻的性格。
其次，孩子们都喜欢自制玩具，就地取材。何况很多玩耍是不需要玩具的，只是集体行为而已。在这种环境里，孩子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冬天和雨天都集中在厅堂里，月光下都集中在地坪里，晴朗温暖的秋季集中在山里，炎热的夏天集中在溪河里……还有下雪打雪仗、结冰打冰棱等。
在室内活动里，像“牵羊卖羊”、“捉迷藏”、“丢手巾”的古老童玩，在有的地方还延续下来。像“老虫咬猪”是个粗暴的游戏，有点类似老鹰抓小鸡。像“筒车转水”是由一个大孩子领头依次手拉手，从领头的腋下穿过，形成转动的车轮。翻筋斗一类有侧翻的打翻车和正翻的日头过山两种。
最热闹的场面是跳绳。事先安排不活跃的大男孩拧一根两丈长的粗草绳，经常由沈晓兵搓拧，女孩帮他添稻草。然后由两个大男孩负责幌动大绳，其他活跃的孩子进绳跳跃，绳子打在泥土地面的劈啪声和脚板的跳动声很有节奏。有的跳着单人绳进入，是大绳里面跳小绳，还有的背个小孩跳入。我是高手，可边跳边在地上捡东西，也可在大绳里面跳一下，在自跳的小绳里面连跳两圈。
最使大人不高兴的游戏是“躲躲”。由一个人藏好身子后，大叫一声“躲躲”，然后大家蜂拥去找。躲藏在稻草堆里、柴火里、锯末屑里、秕糠里甚至米桶里和被子里，更糟的是躲在牛棚猪舍里，衣服沾满了灰尘脏污，把东西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这种游戏，女孩子一般不太喜欢参与。
女孩子喜欢的，除了踢毽子外，就是打石子。选七颗大小一样的圆整石子，右手握住石子一把撒在平整的大石头上，从中选一颗石子出来作为抛子是至关重要的。选出抛子的关键是使剩下的六颗石子能基本形成1颗、2颗、3颗分开的布局。当将抛子向上高抛时，迅速抓起剩余的一颗然后接住往下落的抛子，第二次抛在抓两颗接，第三次抓三颗接。然后把这七颗石子放在手心里向上一掀，迅速用手背接住。接住几颗叫几斤，接的过程叫秤子。两人打子，各把总斤数加起来定胜负。此外还有花样打子，如画眉跳间和金鸡啄米等。
冬天到了，家家户户在客房里生起大火来。我的童年时代，气候偏冷。大人常说：七月半，放牛伢子躲田墈；九月重阳，移火进房。每年烤火的时候来了，祖母就把火房打扫干净，摆在靠墙一边的茶水柜叫火凳，有四屉一柜。中间的柜子里放着茶碗钵，里面通常有半钵清水，茶碗浸在里面。客人来了，就从钵子里拿出茶碗，打开抽屉放一撮本地烟茶叶，用剪刀在川穹（川姜脑）上刮几片川穹薄片或者直接放一爪小茴香。再从通钩上取下铜壶（我们叫趋壶），滚热的开水从壶嘴里冲到茶碗里，茶叶和香料都翻滚起来。最后用条盘托住端给客人，说一声：“请恰（喝）茶”。客人接茶后回一声：“劳神”。客人临走时把茶碗送到火凳上后，再说一声“烦茶”告别。
祖母很讲究喝茶。她虽然很贤惠，但也讲究看人泡茶。她的茶叶都是自采自制的烟茶，老屋的楼板上有大小不等的粗陶罐，分门别类放着新茶、陈茶，头茶、二茶和粗茶、细茶等。茶叶上放着用纸包好的茴香和川穹，再盖上笨重的陶盖。
火房的火炉正上方楼板上装着上小下大的方斗，烟火热气可通过这个方斗进入屋顶青瓦上的天窗排出去。这个方斗的下部和楼板面平齐，中间横梁上是挂通钩和挂腊肉的地方。铜壶就挂在通钩上，通钩由两根铁条组成，上面有一块鲤鱼形状的铁板控制上下升降。社教时来农村的知青，把这种挂水壶的通钩叫升降机，也是很形象的描述。
祖母的茶凳尺寸也是有规矩的，它的宽高长之比为2：3：4，分别是1尺2寸、1尺8寸、12尺4寸，6是它的最大公约数。这个茶凳是祖母的嫁妆，茶具必需和它配套，即有凳有钵有壶有碗。凳的中柜摆钵碗，右上抽屉放茶叶、茴香和川穹，右下抽屉放洋火和引火的草纸，有时还放少量针线剪刀等。左上抽屉放一本通书和一个算盘，左下抽屉放一本铜版的百家姓和一本木刻的三字经。
祖母的茶碗钵是黄铜打的，大跃进搞食堂时上缴了，后来她就用瓦钵代替。再后来瓦钵打成两边，她又用桐油石灰糊好，一直用到去世的那一年。水壶也是黄铜打的，壶盖上刻着民国XX年造字样，大跃进时她把它送到芦仙寺舅祖父家躲出来了，我们现在回老家时还能用得上它。
祖母的茶碗有大盖碗，上下一样大的把碗，比普通饭碗要小一点的摊壏碗。而祖母把大盖碗看得最重，只有招待女伴时才用得上它。有一只开了拆，她就用篾丝箍好继续使用。女伴来了喝大盖碗茶时边喝边谈禅，叫禅茶。每逢禅茶时，什么都能讲得出来，有时哈哈大笑拍着腿，有时痛哭流涕叹着气，有时愤反西天红着眼。喝不了的茶，谈不尽的禅，直到尿脬胀得挡不住快要湿裤裆时，才离开火炉，喊一声“烦茶”。有人编了顺口溜：请客莫请女客，请一个来五十，请两个来一百，桌上打大水，碗里开了拆，缸里低一寸，尿桶里涨一尺。讲得三句家常话，眼涕巴沙，不是讲家娘孬，就是讲丈夫差……
这说明旧社会的农妇，确有苦衷无处申述，带个孩子去赴宴就说是带拖，只好三五成群，趁着烤火禅茶，发泄一下也算痛快一些。
在这大地坪的老屋场里，只有天吉堂（沈皆遂）和我家有铜制茶具，其他户子只有石茶凳和瓦水壶。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保温瓶的普遍兴起，铅制茶壶的普遍使用，以及大办食堂时的收缴餐炊具，使得铜制茶具基本灭绝。而被淘汰的瓦壶却被农民派上了用场，栽种西瓜棉花时，用来点枓浇水都是好家伙。难怪祖母常说：闲时捡了急时用，鹅卵石也有翻身时。
我家的火炉是用八块青砖围成一个四方形，青砖外围用木条方架套住。火炉靠墙一侧放一个大树蔸佬，外侧架着硬柴（劈柴）。当火焰旺盛时，祖母用屑盆撮些粗糠头拌着茶球壳盖在树蔸佬上，此时烟火交混，冲得斗上的腊肉在微微摆动。祖父就说腊肉动了，明朝有客来。火炉边上煨着一个装满水的洞罐（大陶罐），里面的热水可以解决一个人的洗脚水。有时也煨着一只砂汤罐，大多煮的是六月爆（黑豆子），睡前打两个鸡蛋放在豆子里，就是等待已久的夜宵。
大人来烤火叫坐夜人家。常来的明老星（我的本家细阿公沈明星）、汪牛皮、国撇子和六老倌等。除了听他们吹牛皮外，还搞一个节目——请火炉哥哥。先选一根粗壮的羊齿卢蕨叶柄垂直插在炉灰上，最上端折成一弯钩形，再用卢蕨梗折一个W形挂上这个钩上，又再折两个Z形的分别挂在W的两边凹沟里，然后就是由祖母请火炉哥哥出马。
祖母手拿一羽鸡毛，一边在裤脚上揩摩，一边念着：火炉哥哥火炉灵，火炉哥哥有灵神，前门来骑竹马，后门来骑扫把。念完用鸡毛向前接近这个Z形的脚，Z形就向前摆动靠近鸡毛。儿时的我觉得我很惊奇，难怪祖父在元宵夜和除夕夜，总是在火炉和灶弯里点上烛。长大读了物理才知道，这不过是在干燥条件下，羽毛与纤维摩擦产生的静电现象，使得Z形卢蕨杆摆动。离开这些条件，祖母是无法请火炉哥哥的。
在烤火时，把柴灰扒平，可以练字，也可以写生字给别人认。就在这个火炉边，祖父教我读完了《百家姓》和《三字经》，还学会了六百六（珠算从1到36连加等于666）。
老人们也喜欢在火炉边讲昔日（故事），大多是某员外有三个女婿的故事，或三个同年（同庚）的故事，或三个同窗赴考的故事，都是以四言六句的形式来表述。至于猜谜语，仅限于猜物器。细阿公明老星曾讲过一件猜谜的往事。他说有一个夸海口会猜谜的人被难倒了，其谜面是：双脚吊，双脚走，三只耳朵一只半口。此人猜了三天六夜也找不到这种怪物样的物件，只好低头请教谜底。原来谜底指的是屠夫黄林长肩上背着一边（半只）猪肉在路上走，由一死一活一动一静的屠夫和半边猪肉组成的三只耳朵四只脚和一只半嘴巴的背物现象。这种在谜语大全上无法找到的谜语虽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也是闾门里巷的笑谈。
另外一个喜欢讲故事和出谜语的人是寻梦明，他租了天吉堂的房子作田打豆腐，虽然很辛苦，也很诙谐热心。他是石江村刘武子老师的岳父，活到八十几岁才去世。寻叫我们猜个谜语，说这是件很熟悉的东西，谜面是：远看是袋口，近看是袋口，不是口袋的袋口，是袋口的袋口。我们始终无法猜出，原来谜底是袋在牛嘴巴上的竹络子，又叫牛嘴络，耕田时防止牛吃庄稼。这种用口袋袋住牛嘴巴的现象可简化为“口袋袋口”现象，使我想到“水车车水”、“牙刷刷牙”等。
宝乔宗祠门口的凉亭里，跨圳盖的大青石板，是我下童棋的老地方。帝王的口气是天作棋盘星作子，地做琵琶路做弦。可我们农村孩子的棋盘是灰地、沙地、泥地、最高级的是凉亭里的青石板。至于棋子是就地取材，有石子、树枝、泥团，也有瓦片竹片和卢蕨梗等。有时把虾子螃蟹也当棋子，桃核、李核是最标准划一的棋子了。
我在童年学会下棋也是从低到高，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启蒙是下裤脚棋，谁先谁后，一着定输赢。棋盘由四画构成一个冈字，只是中间这个X到边到角。两人对弈，各子两粒，谁关死了谁就输了。有个规定，先走子的只能把上面的子移到中间，即第一着不能走下面的子，否则一着就关死了对方。这是最原始的童棋，大人们把下裤脚棋的人比作穿开裆裤的人。
还有一种牛角棋，也是谁先谁后，一着定输赢。甲方两子乙方一子，谁被挤到牛角尖上谁就算输了，但必甲方先走。这种棋也是极原始的，完全属于象征性，思维成分很少。
比以上两种高级一点的棋，是六子棋。棋盘由四根纵线和四根横线组成一个极简易的微型围棋棋盘，甲乙两方各有棋子六颗，以同在一直线上的甲方两子吃掉乙方一子，直到吃掉乙方的六颗子，则甲方全胜。谁先谁后走子，不影响胜负。关键在于如何破坏对方的设置，如何创造己方吃子的条件。这种棋局简单易下，但已有一定的心计含量。
还有一种棋，叫五子飞。它的棋盘由五根纵线和五根横线组成，比上述六子棋的缩微围棋棋盘要略大一点，甲乙各有五颗棋子摆在端面的横线交点上。走子是设法飞越一颗间子飞到对方的摆子位置，如果间子在中间位置，己方的子就直飞到对方位置，如果没有间子就只能一格一格移动，谁先把五颗子移到对方的阵位就算胜。这种棋的取胜技巧在于利用间子飞子，适当移动子创造飞越条件，以及破坏对方的飞子条件。不吃子，只飞子和移子，战场上无伤亡，用兵以神速占领的棋技为主旨。
第五种是成三棋，意即三个子排在同一直线上的三个叉点叫“成三”。甲乙各有十二颗子，只握在手心里，不摆在棋盘上。下棋的方式也与围棋类似，各放一颗子轮流，如果甲方成了一个三，就任选乙方的一粒关键子吃掉。在轮流放子时，都是在破坏和创造“成三”的过程，如果乙方的子无法“成三”了即为负。取胜关键在于离间对方，并创造己方的双关“成三”条件。子放完了，也可一格一格移动走子，作用同上。有时大人们也来帮孩子下成三棋，这种人叫“背关刀”。
第六种叫天棋，一般多为女孩喜欢下。要三个人组合在一起走子，走子的机会靠三个人随意伸出的手指头数字之和来决定。运气好，走子机会多，很快从地下走到天上的中间顶点位置，剩下两个人继续碰数走子。第二个走到天上的东边后，第三个就只好一步一步移到天上的西边，慢几步子就要吃几碗屎（象征性的），第二名吃鱼，第一名吃腊肉。甲乙丙三个人分别自选一五七、二四八、三六九。如果三个人伸出指头来各为五、一、三，则合为九，就该丙走一步。所以决定走子的机会，不由主观思考，只由随机性和偶然性来决定。但有一个规定，三个人的指头数加起来超过了九就必重来。
还有一种算盘棋很少有人下。以算盘为棋盘，算珠为棋子，两人同在个位的一端，以进位的方式拨动算珠，先到达终端的为胜。这是住在塘闲屋场里的沈景春教我的，以后从未见到人下过。
我们下棋为了胜负也发生争执。有时用手板把棋子一扫，就不欢而散，只是无法掀翻这块地皮子棋盘，至于棋子那是就地取材，取之不尽的。下次又在一起玩，从不记仇。大人说：小人无诈，赌气是冒长性的。
“梧桐落叶，一根光棍扫秋风”，秋天的凄凉和冬天的严寒孩童时记忆很深。即便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我们还是三五成群地活跃在山野之中，甚至在“三九二十七，檐前倒挂篳”和“四九三十六，黄土地里出白肉”时，也从不缺席。只是到吃中饭和吃晚饭时回家，必须有个进门槛——一竹篮松针叶或者一篮喂猪的禾花草。数量少的孩子总是把柴草架得蓬松一些，进门时讨大人一句欢喜话。
大地坪老屋的槽门正对九龙山，九龙山上驼背古枫的枝条垂近地面，我和晓蛮子（沈晓兵）几个顽童常坐在这硕大的枝桠上夹马，一闪一闪地挺威风。大人们看见了就把我们赶走，并臭骂一顿，但特别注意不能叫我们的姓名。因为古枫树枓下伴生着高大的古樟树和古柞树，庞大的树荫形成阴森可怕的气氛。几个大树枓挤在一起，结满青苔地衣，破伤的树根有很多黑洞，时常能看见蠕动的土眯蛆（蝮蛇）和笋壳斑（一种本地小型毒蛇）在出入树洞，更可怕的是挂在垂枝上的青竹篙（树蛇）昂着头虎视眈眈。
树枓下还有一个不足半平方米的小石庙，顶上盖一块青石板或半边陶瓦缸，里面有一块大青砖，砖上用五色描绘成了五个半身人像。这五个人像叫五通，这个鸡灶般大的庙叫后山灵官。这种不正规的神社老人们称为软坛。因为后山灵官总是容易生气害人，所以常把容易生气的人称之为后山灵官，患了邪病就说是碰上了五通。因此大人不准小孩来这里玩，就是来了这地方也不要互叫姓名，默无声息地离开就是。
玩够了以后，我们用竹制抓耙爬一篮枫叶后就忽忽离开。山下有个三开一进的九宫庙，雅称瑞庆宫。我们扛着柴篮到这庙里打一祭（歇停一下）的原因，是为了看看九宫老爷的手脚。九宫老爷的手脚有能活动的关节，轻轻动一下老爷的手就打下来，吓我们一跳。这里已经没什么香火，但敬神时，巫师还是虔诚地邀请各案大神，少不了说一句：瑞庆宫九宫先师。
土改时，喜欢唱夜歌的地主国时子（沈国俊）改住在这里，在某一个漆黑的晚上，民兵派地主子弟沈郎村、沈福厚、沈皆遂等人把九宫老爷抱走烧了个干干净净，于是九宫老爷在人们的印象中慢慢湮灭。
国时子的续弦陈月娥为他生了一女一男。夏夜来时，国时子教他三岁的男孩康寿唱夜歌：名字沈康寿，门前近大路。如今落了皱（时运不好的意思），住在九宫庙。不料被路人听见，向治保主任反映了，结果是上台当活靶子，挨一场斗争而了结。大跃进冒饭吃，国时子夫妇难逃饭劫，只好把康寿姐弟俩送到平江县长寿街的大山深处给别人做崽作女去了。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康寿偷逃回到九宫庙，他的亲爹亲娘国时子夫妇都已去世，在他叔父沈玉泉和舅父陈操存（也就是打我屁股的启蒙老师）的拉扯下学会了篾匠和吹打乐器。到八十年代，他不再串户做篾匠，开始做铁货生意（卖镰刀等）和麻鸭生意（放雏鸭），上半年放货，下半年收账。到九十年代，不做了那风风雨雨的跑单帮，吹唢呐打大鼓也只当包头赚点跳手钱，在泮春租了个门面开五金店发了点小财，娶了个嘴强手硬（学了点武打）的妻子，生了一对龙凤孩子。二十一世纪初，康寿把九宫庙夷为平地，盖了一栋两层楼房。
从此，在这里很难找到有关九宫庙的一砖片瓦，可是这个地方还是称九宫庙，人过境迁地名犹存。
至于九龙山，依然还是叫九龙山，只是那些古木参天的大树荡然无存。为了充饱土高炉的肚子，保钢铁大王升帐，都被砍伐烧成木炭。随着粮食卫星上天，这个土山包成了不毛之地。当食堂结案，仓鼑空虚，饿殍的幽魂使人谈粮色变的时候，刘少奇主席的“见缝插针”政策成了一根救命稻草。九龙山这块曾经有五通的地方，又活跃起来，这里被分割瓜分殆尽，包谷、红薯和黄豆的绿装替代了参天古木，后山灵官的属地确也救活了一些黎民百姓。
六十年代中期，醴陵的社教工作队在这里搞了几年，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急剧升级，明专的五类分子和暗专的二十一种人被指令在九龙山栽种楠竹(江南毛竹)，成为改造自新的劳改场所。殊不知这个山头向阳干燥，大部分竹种死亡，身为右派分子的我栽的五株反而都成活了。到年关集训时，这个事情被看做是老实改造的好表现，后来还总结在摘帽材料里。
自八十年代以后，九龙山全部土地陆续建起了新楼房，水泥路也修上了九龙山，一直通到狗妹（陈秋涛）的木工厂房里。不过，后山灵官的遗址难以确定具体位置。而我在土改时观看枪决潘魁吾（）的那块地方，也没有了爬满过墙风（络石藤）的壕基，我的老同学徐护国在那里倡建了一间金甲将军庙。前几年我特去看了，神龛的对联是平江县陈雁峰老先生做的老对联：
金为友，玉为昆，伯仲齐名，功存唐室。
甲则坚，兵则利， x x x x，威震淮川。
金甲将军庙简为金甲神写在庙门上方。原来的庙是一间瓦房，菩萨是从平江县分香火过来的,其实是徐姓徐刘氏主管的私神，有神无庙，但钟鼓神龛齐全。后来新捐了一座神轿，请我做了一幅神轿联，联曰：
金方医百病
甲盾辟群魔
金甲神发药方也保留了一些信士，香火未曾间断，钟鼓的悠鸣声和鞭炮的劈啪声常在九龙山萦绕。
童年时，我去看过金甲将军打轿出体（走马脚），两人紧握轿杠子疯狂地抛幌，弟子出体时战转颤抖着的泛着白泡沫的嘴巴皮和那时睁时闭的翻白眼睛，以及轿子手（横杠）在沙盘上的划写声，还有钟声、鼓声、鞭炮声，烛光烟雾弥漫着这有限的空间。
自1952年后，我再没去看过金甲将军打轿。2008年回老家去问徐护国，他说老爷钟鼓尚在，神轿沙盘齐全，可是不能打轿了。因为老轿手相继去世，新手不能得心应手，不能协调手势，根本在沙盘里写不成字。他又说，能打轿的最早是他的父亲徐灿霞和陈兵清，后来是徐腊霞和陈雷振，最后是陈新楼和沈除兵。现在只有沈除兵在世，也七十多岁了，何况他写不得字，当时他也只是个跟着打的副手。打轿的劳动量很大，一般人也吃不消，倒是那个药方本子也还保留着。我想再看一次打轿也无可奈何，只能回味这童年的记忆。
自土改至今，历次运动像三犁五耙，地方上的祠堂庙宇都一扫太平，为何金甲神能毫发无损，保留至今呢？主要原因是活人比无生命的老爷灵，金甲将军的骁勇还是得靠徐氏家族的保护。你去问地方人就知道——这其实是一个贫农的私庙。
大地坪老屋场南面的大屋叫楼里屋场，与老屋只隔一坵田。凶牯里（潘兄升）和国时子（刘国俊）都住在楼里屋场。楼里屋场再往南的山冲叫沙塘里，沙塘里很平坦，全是红沙泥，长着黑青色的珠珠子（小球油茶树），树间的空地上长满了斑鸠草（一种山苜樎），这是牛最喜欢吃的东西。我和笃矮子（沈小兰）、凶牯里等孩子常来这里放敞牛（把牛绳挂在牛背上让牛随意走动吃草）、爬茶树，这里是最幽静的放牛根据地。
从沙塘里南面的野鸡路爬到最高点，就是红土岭。这里四周都是光秃秃的红黄色沟壑，沟与沟之间的隆阜很像无孔的瘪鼻子，这是山洪的创作，也是我们坐溜车的好地方。光秃地带以下是松林和灌木林，是我们扒枞毛（掉落在地上的松针叶）的基地。
红土岭上比较平坦，这是顽童们一个落脚的驻点，大家在这里各占一块屯柴的地方。还没进山扒柴，晓牯里就撩起裤头说：进山屙点屎，扒一担还不止。于是大家就有屎拉屎，无屎泄尿。扒了半篮就送到驻点散开晒好，一般扒四个半篮就可以装成一担不很实满的行担。大家都说活已干完，来打架吧。于是各拉一小堆枞毛柴放在公地作为押柴（赌注或彩头），再将三个扒枞毛的竹抓扒把尾搭成一个三脚架，扒齿顶在地上。在离三脚架一定距离的地方划一根横线作为界限，每人站在线外向这个三脚架投石头，每轮只准投一次，投中且打倒架者，将其押柴收归自己。结束这场打赌之后就各自删柴装柴，先装底再装角，装好后，柴角翘起，松针叶像梳子梳过一样整齐，把竹抓扒把插进竹草篮系上（提手）。
等大家都装担就绪，就开始坐溜车。用几枝松针浓密的松桠垫住屁股，两手抱住小腿，向下一溜，划出一道深深的土痕。一不小心，就会从土脊上打横，滑到土沟里，要靠别人伸手拉上来。有时也会磨一屁股的泥土，甚至把裤子磨个眼。为了进门不被大人发现，就把裤子的后片穿在前面，打个折，裤头压在裤带下就遮住了。
那时的孩子和大人一样穿折头裤，也叫便装裤。系住裤头的绳叫裤带绳，小孩穿不好，就老把裤头不断滚在裤绳下，叫翻猪肚子。如在回家的路上有人篮子里的柴角揩松了垮落在地下，大家就说：恭喜恭喜泻肚子。进门时，大人看你扒一担柴角高翘的枞毛，也就不注意你屁股上的泥巴和烂眼了。到大人洗衣时才发现屁股上的布磨了个眼，还是少不了顿骂，只是赊账而已。
大地坪老屋大门正对着太和塅。太和塅北至石家坝，南到靠近龙伏镇的仁寿庵。南北长五华里，东西宽一华里，很像一个橄榄核。网江从太和塅的东边向南流入捞刀河，河东有石家坝供水灌溉，河西有三联坝拦水入渠，太和塅的土质属于黄泥粘性偏酸土壤，适宜种植水稻。
一条大路靠西侧贯通南北，周边住着陈沈潘三姓人家。因为陈沈潘三姓都分别是从河南颖川、荥阳、沈丘南迁而来，老人们都说陈沈潘其实是老家门，三联坝就是由三姓合建共管的水利工程。另有徐姓是由大路坪迁来的，虽然只有几十个人口，可中兴崛起的盖和兴商号名噪一时，在管理地方事务方面也有一席之地。
我很小就与太和塅的泥水打交道。祖父搞水稻中耕（用脚除草的锄禾）时，赤脚踩出来的小水氹里，新水鲵鱼有拃把长一条，缺口水氹里的鲫鱼泥鳅也动弹不止，我把身子横卧在田埂上，用厨房的漏瓢捞起来放在瓜杓里。每到稻穗低头打黄时，稻田里的水要彻底放干，祖父就把筻安放在缺口下方，随水而下的小鱼纷纷溜在筻里。
年龄稍大一点，我就早晚沿着田埂捡田螺。到读小学时就成了抓鱼的猫。夜里放罾、照鱼，白天堵圳戽氹，把田沟小圳翻成烂泥糊。夏天的中午，大人们打瞌睡了，我们就去网江打泡泅。把衣脱光，在岩子氹和莲子氹打得水浪冲天，鱼儿都躲进河墈的眼洞里，我们口里衔着穿线的鞋底针，潜入水底去眼洞里掏摸，把抓到的鱼虾穿在线上。玩累了，就湿着身子在沙子里滚麻丸坨。
有一次，祖父赶到河滩上来收衣服，我们就一手夹着衣裤，一手捂着鸡鸡，口里衔着一串鱼虾逃跑了。大人们检验孩子是否去打了泡泅，只要用指甲在皮肤上一划，就显示一条白色的痕迹。这是一个很灵验的方法。
尽管人类采用多种渔具和多样的抓捕方法，鱼虾们仍然是繁衍不息，活跃在各个水域。但鱼们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鱼权向城隍老爷告状，状告人类用网、罾、筻等多种渔具滥杀水族生灵，人道何存，人性何在。而城隍老爷为此批复云：人类为了生存之必要，确施以捕鱼手段，但网无底、罾无盖、筻无门，鱼们可自由出入，然提高警惕而已。至于持竿垂钓，此乃愿者上钩；贪欲者被香饵所诱，叫自投罗网。但电鱼毒鱼炸鱼者，严惩不贷。
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然鱼虾还是正常生存发展，但从那时以后，田间施农药化肥，小河小圳用电鱼机，大河用雷管炸药，还有成群的鸭子最后来做大清剿打扫残局。因此网江的鱼虾都已经断子绝孙，连告状的鱼们都没有了。2005年我从石家坝走到麻田坝，没看见一条鱼，甚至像三联坝这样的深水氹，也没发现鱼们的踪影。不过池塘里的泥鳅黄鳝还是幸存者，因为它们有圆滑的身子，有尖尖的脑壳和尾巴，首尾相应会钻营。
三联坝如果开始架起水车车水，就说明太和塅的水稻干得蛮厉害。很奇怪，坝上不管怎么断流，但坝下的水氹是车不干的。车水的劳力由坝会分摊到甲上，甲长再指人到户。
车水这功夫不是一般劳力能吃得消的，因为龙骨车的关水页子从进水到出水，是沿着水檀由下向上移动，括出的动力全靠人手摇动雷公脑上的曲手把。曲手摇转，使得雷公脑上的齿轮拨动龙骨上的页子，浸在水里的齿轮叫戽水机。
车水的人都坐在雷公脑前面的竹扁担上，车水的姿势很像道士拜坛，大人们都叫车水为拜雷公脑。戽水机放得低就车满檀水，放得高一点就半檀水。因为地势悬殊的原因，车水要靠接龙来进行。最下面靠近水源的叫发水车，最上面的叫出水车，中间的都是接水车。管理人员通常限定发水车的进水深度，发水车的功效高低决定最终出水量的大小。车水的时间计算，以点燃完一根香为一轮，上下轮换。但作为香芯的竹签有粗有细，有青篾白篾之分，风势也有强有弱，而插香的地方随之固定不变。
车水轮香轮到了休息的，坐在树荫底下歇气，湿淋淋的短裤晒在树枝上，一条长手巾围住下身，一边坐在干稻草捆上抽草烟，一边从洞罐里滗碗凉茶。这是个极累人的活，也有农妇就专门在这时送来一大碗粥给自己的男人补充营养。
干得厉害的稻田大人们常用“点得燃，拧得绳”来形容，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就要在三联坝之下三十丈的地堆个柴草土坝，安装牛力车和脚踏车。但牛车土坝以下的河床是不能车横水的，因为以下的水源归傅姓。甲村车了横水，乙村就来打水车，打了水车就要反抗打人，最后发展为两村打大架，打了群架就要打官司，结局是车水冒到田，挨打受伤又赔钱。
太和塅只栽一季中稻，再种一季秋粮，原因是灌溉供应不上。解放初期本村修了塘尾冲水库和洞庭黄水库，灌渠四通八达，太和塅都插上了双季稻，亩产双千斤是现实的产量，从此无人种秋粮，也不再种绿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精装劳力都外出打工，剩下的老弱病残只好又栽一季晚稻，只是为了救一份保住肚子的口粮。到2007年，太和塅作了规范化的国土整改，完全适合现代化的机械耕作和灌溉统管。
童年在太和塅的活动是钩猪草，因为秋粮田里长满了野生的黄花燕子草，用铁钩钩出主根就成了。开始是各自认真地钩草，到要回家时各拿出一捧猪草放在规定的地方，然后每人向高空抛出铁钩，谁的铁钩垂直插入泥巴地里并直立着，谁就有权把交出的几份猪草收进自己的草篮里。
圖中6種童棋有4種有印象
顽童与童玩部分即将连载结束，接下来应该是浏阳北乡的夜歌和土改等。
三字经有“昔孟母、择邻处”之句，是关于孟母三迁教子的故事。因为小孩具有很强的模仿性、暗示性和可塑性，社会现象和大人行为，直接影响了孩子的行为举止。孟子所以能成为亚圣，原因之一是孟母避开了屠宰环境而接受学堂环境的影响。但屠狗之辈的韩信有如何呢？少时模仿杀猪，长大不一定是屠夫；少时模仿教书，长大也不一定是当老师。
我的童年玩耍活动很多是模仿大人的行为，主要是职业行为和劳作行为。学着做饭是孩子们的普遍模仿行为。几个孩子带着食盐到野外做饭，切菜炒菜煮饭和烧火捡柴打水都有分工。没有任何佐料的白萝卜，偏偏吃得津津有味。从鸡窝里偷个鸡蛋，大人很难发现。可从仅有的几块猪板油碗里夹去一两块大人们就会追究的，因为大人们秤一斤猪油，切成几块，每天吃三块，能吃多少天都有精确的计算。
我们的童年野餐，以竹枝当筷子，蚌壳当碗，一块破陶钵当锅，竹片当锅铲，树杈当火钳，这是一种纯粹融于自然的模拟行为，连语言上都模拟大人们说：“不要煮硬了，吃三年烂饭可买一头黄牯”。烧火的晓牯里也说：“这生柴烟大，燻得睁不开眼睛，烧枞毛又喷灰……”总之，这些做法，和我的孙辈们的野餐是完全不同的，后者不过是在大人们的协助下将现代化的内容搬进了山林而已。
大地坪老屋的上两个屋场叫蛇屋场和对门屋场，是宝乔宗祠族人的祖屋，中间的田垅叫桃美洞。再往上进三百米是塘尾冲，住着大官陈宏运的后裔，叫老屋陈家。我们常去塘尾冲看烧窑师傅李欢福烧瓦窑。
窑顶是椭圆形的拱顶，开几个烟口，窑洞是两头尖的扁形。台子上装瓦坯，台子外缘的几条凹槽是火门，火堂在台下。窑门低于窑台，一人高，两人可擦肩往来。装窑时，瓦墙之间留有火巷，火舌可通向各个角落。
装好了窑，李师傅看期选个吉日开火。开火时辰一到，李师傅左手提只红冠大公鸡，右手举几根燃香，手舞之，足蹈之，口里念念有词。然后大叫一声“伏矣”，把鸡头一把拧下来，提着淌血的死鸡在窑前窑后到处滴，这叫洒血食。这样做了，窑神就不来耍火，火神就不来耍风。
窑门外的两侧堆满了生杂木柴，烧火者举起一把九尺长的火叉，把一捆捆的生柴捅到药堂里。头三天停停烧烧，烧烧停停，叫“打三天冷火”。三天后，窑身烧热了，水汽烧干了，就日夜不停，烟窗里冒出滚滚的浓烟，空气里一股呛鼻的烟焦味，晒在竹竿上的衣服也蒙上了一层烟尘。
李师傅看了烟色和火色之后才能认定火候到了，砖瓦熟了，于是停火封窑。从装窑到烧窑的日子里，严禁说“塌”和“红”字，因为忌讳窑体坍塌和烧红窑。这种用柴草烧出来的砖瓦叫烟砖烟瓦，也称青砖青瓦，而红货是未烧熟的夹生饭，一钱不值。
封窑后，窑顶灌水冷窑，最后开窑门看货。出货时的价格以万瓦为单位计算，好瓦色青有声，故有开声与冒开声的说法。
这时最怕烧出红窑，“开门一看满窑红，投河束颈割喉咙”。李欢福的最后一窑是个红窑。祖父无法收回他的债务，只好收受了他几千红瓦。现在蹉跎破的屋顶，还可以找到半边红瓦作为纪念。
从和泥做瓦到停火出窑的全过程，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红土岭，那个坐溜车的老地方，我们找个稍潮的地方，挖一个露天的扁形洞，洞顶先用树枝密密拱好，再把松针和黄泥拌成泥糊涂在拱顶上，留一个烟口，窑下方挖出一个通道作为窑门。
我们不烧砖不烧瓦，而是烧几个城隍菩萨。也不打三天冷火，两小时之后就把泥菩萨烧个半生半熟，也不用担心什么红货黑货。菩萨归我保存，留着以后砌庙打昌，抬着菩萨行香。
这是顽童们的又一次模仿，此外还有模仿治丧事和打家祭，记得曾把晓牯里当做孝子老爷，跪在三善祠，我们当执事和礼生。这种琐碎的迂礼，现在的农村依然很盛行。
我家祖居是浏北绥和乡蝶江坡桃花源<今赤马镇桃花村>
爷爷王俊岳在49_53年曾任绥和乡秘书..
楼主文中所说的三青团也听爷爷说起过.还有雄鸡血酒什么的
本房王俊<又称秦贤>.曾任国民军的团长.
与贺华兴.江述吴等以前都是当地有名气之人
不知老师可听说过?
上网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一位对此有共鸣的老师..真激动
请和我联系:QQ55565736
谢谢
我的童年时代总是羡慕别的孩子玩新玩具，也很关心大人们使用的某种工具。不知是哪个年头，我发现有个人骑着两个盘子的家伙在太和塅的路上飞跑着。我很佩服这个骑两个盘子的人，为什么不倒下呢？后来才知道，骑车的人是邻居孩子沈皆遂的三舅，那两个盘子不倒的东西，是他从城里骑回来的线车（自行车）。
这个三舅父叫坚黑屎，本地人叫喻坚茂，在外面叫喻科盈，也就是我前面提过的陈闲僧曾致呈文的绥河乡长。喻毕业于武汉大学，做过浏阳一中、醴陵一中和长沙一中的英文教员，教过胡耀邦的课，当过醴陵瓷厂的工程师，最后在湘潭锰矿退休。胡后来还邀请他去过怀仁堂，临走时送了一箱水果赠行。
我多么想也用竹子或者木头制一张两个盘子走路的家伙，骑了在大路上兜风啊！可一直是空想而已。到了一九六几年，看到陈国光（当时的龙伏卫生院院长，后开除回家务农）每天也骑着这个家伙在大路上往返穿梭时，我还是可望不可即，因为整个农村经济在那时还是统工统筹。
到了一九八二年，我从村民兵营长沈略超手里花了八十元购得一部烂单车，终于解除了一个冒得单车的名声。一直到2002年，我才买了一部正经的新单车，那是一部永久牌载重车。每年回蹉跎坡住一段时期，还是骑上骑下去购货走亲戚。
在新修的公路上行驶时，有时感到汗颜，农村现在骑单车的人当然是冒面子的事情，别人骑的两轮车都是屁股后面冒烟的。有时就自己安慰自己，骑单车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富兰、庄兰、瑞老吾等。回忆几十年前的喻科盈先生，和现在的我相比，是荣耀和汗颜，这是社会的落后与进步。
我在童年终于没能制出两个盘子的单车，而只自制了一个竹竿独轮车。用一根竹尾巴，把大头一端逢中劈成两半，把带轴的轮子装在劈开的竹节旁边，竹子的夹力把轮轴夹得稳稳当当，推起来发出唧呀唧呀的声音。
小时候，喜欢三五成群去做道场。别的孩子看送食、串方、结盖的热闹场面，我更关心的是那个鼓起颔袋充胖子的徐灿霞。他能连续抽很长时间的唢呐，只鼻孔葫芦（鼻翼）动一下就换了气。
学会吹唢呐只要一天就会了。俗话说，石米的胡琴斗米的笛，半升米的唢呐天光吹到夜。但大人们说，要是吹起来不会换气的，就叫做吹透气唢呐。又说梅树坪的雄老（刘雄杰）只会吹透气唢呐，所以坐夜（拉琴吹打守灵）不抵钱。
我们在模仿抬灵柩上山时，晓牯里敲着烂铁皮鼓，瑞吾用嘴巴吹唢呐——霍咿霍咿……非常逼真。瑞吾后来跟乔烂皮（吹鼓手陈乔松）学会了拉琴吹唢呐，能够在锣鼓场上帮腔。
我则始终想不明白徐灿霞吹唢呐的换气方法，只好自己出了个馊主意。用小竹子做了个吹杆，用火钻在上面钻了几个音孔，用一只羊角套在竹吹杆上，当做漏斗形的喇叭口使。关键是要在吹嘴上装上内外两个竹叶舌簧，但内面的舌簧倒装着。这样吹气时发音，换气时就吸一口气，内舌簧也发音。
我想吹唢呐的人一定寿命长，因为肺活量超过常人，但徐灿霞和陈恒武都在三十多岁时就患肺病死了。
第二个项目是绷胡琴。首先要解决蛇皮问题，其次是马尾问题。凶牯里也想绷琴，几个人追打到一条山涧蛇（即乌梢蛇，大型无毒，黑色，行走如风），用绳子紧紧束住七寸吊起来，用刀在七寸周围割破蛇皮，再用力把蛇皮向后翻，一般翻到蛇屁眼那里就翻不过去了。
于是用小刀小心割破周围的皮，顺着尾巴就把一个圆筒形的蛇皮剥下来了。然后把这块蛇皮紧紧套在稍粗一点的光滑木扁担上，撒上一层干石灰粉，挂起来阴干。等蛇皮彻底干燥了，用刀从蛇腹部逢中划开，就成了一张平整的蛇皮。按蛇皮的宽度来切割蛇皮的长度，就成为一块正方形的皮料。剩下的蛇肉没人吃，都丢掉了。只有蛇胆要煎成蛇油，送给祖母涂脚后跟的矴拆（龟裂）。
至于琴筒是要早早准备的。一个人放哨，到老屋陈家的塘墈上砍一根箸竹就做得十几个。这种竹子的节间很长，竹径不超过两寸，并且不现竹槽，既薄且圆。琴柱是砍了祥老开壕基上的紫竹，琴弓是用月形山的苦竹做的。
制作中有几个麻烦事，就是在琴筒上和琴柱上打圆孔。只好用大小粗细不等的铁丝铁棍等煨在灶膛里，用吹火筒使劲吹。等铁丝铁棍烧红后先烫小眼，再烫中眼，最后用小刀修光修圆，打孔程序就告终。
等琴筒阴干了，就是绷蛇皮了。预先把蛇皮浸在湿水里，清除残存的血肉等脏污，等蛇皮完全浸发膨胀后洗净，用净布抹干水分。稍后，把蛋清涂抹在琴筒上需要绷皮的部分。
一切准备好后，我把蛇皮覆盖在琴筒涂好蛋清的一端，双手虎口卡紧，使劲往下捋，捋到紧得不能再紧的时候，用手指试按绷紧的程度，说一声：快打狗花圈，快快快！凶牯里就把麻绳套在琴筒口外缘，打个死结之后，将绳滚挤到琴柱孔附近，如此再加扎几圈绳子后就绷好了。
几天后，蛇皮和蛋清都干了，粘结得很牢实，于是就可以松绳解绑。将从祖母那里讨来的蓝色士林布条对折成夹层，齐整的一边靠绷着蛇皮的筒口，用蛋清粘好，紧贴在蛇皮上原来扎绳子的位置。等布条干燥后，就可以装琴柱、琴肘，安线套弓定千斤了。
琴制好了，首先学拉1——5调，后来才学5——2调和2——6调，但我不会拉6——3调（西皮）。用“合、士、一、上、尺、工、留、几、五”几个汉字来表示1、2、3、4、5、6、7音阶。
最早拉的是儿歌：
“月光光，夜光光。桫椤树，好烧香。
东拜拜，西拜拜，拜到明年好世界。
世界不奈何，捡个珍珠砣。
珍珠砣又不开花，有女不嫁张家。
张家柴又远，水又深，莫等蚂蟥咬了亲家公……”
到青年时代，凶牯里成了唱花鼓戏的男主角，瑞老吾则是拉琴的好手。
滚铁环是我的拿手戏，不过把祖父木桶上的铁箍拆下来属于破坏行为。祖父虽然骂了几句，还是从铁匠那里讨了个旧铁圈给我。祖父这样宠我，有毒口无毒心。
每到正月间，我用薄竹皮做个T形的风筝架子，又偷了祖父留着糊棺木的银皮纸糊好，再加两条红纸条做飘带，就做好了一只简单的风筝。把线放尽了，风筝成一个红点点在蓝天下微微动着。有时风筝快要栽下来时，收线不赢，就缕成了一堆乱麻，于是哭着拿回家，还最后还是祖母理出了头绪，用竹纱筒绕得整整齐齐的再去放。
小时候，农村冒戏看。祖父带我到付家祠堂和南普寺各看过一回大戏，本地把湘剧称为大戏。大人也和孩子一样，“三日冒戏看，道场也好”。做几天几夜道场的重要节目都安排在夜里，大人和小孩子们都夜里去看。
这时候我最喜欢去吃粉皮。这种粉皮是用猪骨汤熬出来的，粉皮上撒一撮拆骨肉。2008年住在上海小儿子家，小儿子说只有打大鼓（办丧事）的粉皮最好吃。可是你现在再去吃的话，你吃不出那时的味道了，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口味也变了。
到底看道场不等于看戏，那时认为花鼓戏是下流戏，眉来眼去讲下流话，禁了不准唱。如果唱了刘海砍樵，就犯下了教唆罪，教女子偷人，男人偷野老婆。连红楼梦和西厢记的书也只听见讲，冒看见流传过。
所以当兴的戏是皮影戏，有的户头许了愿，就去七星殿把付多闻、去凌家冲把沈培松的影戏班子请来。在宝乔宗祠的下厅里扎个戏台，一开戏就要唱几十夜。看戏的人坐在上厅里，祠堂外面的回字弯里有泡油坨的、煮面的、熬牛肉萝卜的，也有揭草帽顶的（弹通宝赌钱）。
主要戏目有郭子仪上、四郎探母、养由基射等，点全家福的最多。祖父点一部西游记，要唱很多夜才能唱完。开场叫唱登场，中间叫正本，结尾唱耍欢逗人笑出鼻涕头眼泪。
我在看戏的同时，特别关注脸谱。我们小孩把影戏菩萨的头部叫粉皮脑壳，因它是用透明的材料做成。白天我仔细去看挂在台架上的影戏菩萨的联结和雕刻制作，特别是头部和套具的装卸。于是我对雕影戏菩萨发生了很大兴趣，几乎制作了全套文武身段和生旦净丑的所有头脸，以及龙蛇虎豹和六畜，套具雕有刀叉鞭棍和桌凳。
不过还没等我真正唱过一场皮影戏，一次桐油灯盏倒翻，把纸幕烧烂了。后来我到南普寺去读书，就停止了雕皮影戏菩萨的玩活，一箱子的雕作全部送给了一个伴党。
大人们都说我顽皮，也喊调皮。不过我是个有手性的顽童，不怕脏不怕累，胆子也大。有时也搞恶作剧，也欺侮弱小的女孩。例如我用小竹管做的纸砣炮，用牙齿嚼烂的纸团筑在竹筒枪里，作为子弹，用缠上湿布条的小竹棍作为活塞，用力一推，压缩空气把湿纸砣急速射出，打在再妹（沈再莲）身上，害得她大哭一场。
另外一种叫唧水筒，用同样原理把压缩水射出，追追赶赶，互相对着射水，弄得满脸是水。
每年三十夜，我总是要道伯伯（邻居、纸扎匠沈道吾）扎个鸡蛋灯笼架，自己糊纸画上青蛙虾子之类，装上一盏菜油灯，右手提着灯笼，左手提一个小索口布袋，几个人一串去辞岁。好户子有油泡米面皮子、大豌子、黄豆等。
有一年去天吉堂辞岁，刚跨过天井沟，灯笼急剧摆动，火焰点着了灯笼纸烧了个精光，我好扫兴地大哭一场。大人们赶快说：不要哭，不要哭，烧发烧发……
我做的竹蜻蜓飞得最高。因为我懂得把竹片削得光滑极了，两个削面的斜度很适度，柄也安得正当。有时把竹蜻蜓的柄上系一根粗线，插在一个竹筒里，再把线从竹筒腰部的圆孔里穿出来，扎在短棍子上。来回拉动绳子，竹蜻蜓就往返旋转，我们把这种玩具叫呼鸡婆。
我做给我的五个孩子玩过，他们很感兴趣，到我的孙辈们就不感冒了。他们从积木玩到航模，直到迷上电脑，对祖辈的童年很不了解。
而看到孙辈们玩昂贵的遥控飞机，我就想起那种像打锣声音一样的日本飞机，我就害怕日本飞机到家乡屙屎。我就想起棉花畲的稻田里炸了个大氹，我也害怕挂在墙上的东西突然摔下来。这是童年的噩梦。
蹉跎坡序之蹉跎坡正门：
接下来的篇章，可否穿插些身边的故事呵，耳濡目染，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村坊间的故事最丰富最深刻，《马桥词典》就是一部活灵活现的历史。
蹉跎坡序之蹉跎坡芸香居屋脊一侧。
下面是父亲的祖父母坟茔正面碑文照，2004年修缮完毕。
九龙山下的金甲将军庙，虽然是徐家闺保长（刘闺秀）主管的私家香火，但香火还是很盛的。
一是金甲老爷打轿是个引人观看的热闹场面。打轿时老爷在沙盘里写的单方，都是很容易找的东西，比如缸脚泥、门斗灰、千年扬尘、燕窝泥、竹青、丝瓜瓤等。也有立竿见影的退热止疼的效果，地方人也喜欢这些不花钱的单方。在当时情况下，农民请郎中是请不起的，何况地方没有一个西医诊所。老百姓说，有钱钱挡，无钱命挡。
二是金甲将军的弟子陈兵清和徐灿霞，每当别的老爷的行香队伍从庙前大路上经过时，闺保长就连连重槌击鼓敲锣，以防过路老爷拐走金甲将军的兵马。
当在这金鼓齐鸣的紧张时刻，坐在交椅上的陈兵清就全身斗颤起来，半眯的眼睛斜视着，嘴唇缝里发出嘟嘟的声音。随着身体斗颤的加剧，双手在大腿拍打，双脚一上一下拍打着地面。此时泛着白泡沫的嘴唇也开始发出更奇怪的声音，椅子也随着身子跳起来。
内行人把他按住，他突然疯狂地纵身冲入庙里，额上扎上红布条，手持虎叉，冲进冲出。大家站在周围观看，说这是金甲将军降了弟子，发了马脚。我很害怕这种恰似丧了神智的狂人。当铁叉挥舞时，叉上的铁环撞击声更是阴煞逼人。
这种行为，当地人叫出体，韩少功先生在他的《马桥词典》里叫走马脚。马脚一阵疯狂后跳到神台上安静下来，嘴里断续地哼出一些词语，内行人马上记录下来。大约是兵马安全无事以及有关神庙维修和预报未来灾情等。马脚发话叫通报，马脚自称吾神，有人秉问则称大神。如有人求大神发个单方，马脚即报出方子，有剂量，只是有的药名令人难以猜出。
这些出体的人既似专业又非专业。金甲老爷只降神给他们几个弟子，只他们能发马出阵，只他们能通报一些玄妙的预兆和药方，其他人从来不能出体。都说这是老爷不降神，不传这些人，能出体的人才是传神弟子。
（41） 童年看热闹——行香
所谓行香，就是抬着老爷轿子，前头鸣锣开道，铳炮喧天，后面锣鼓唢呐，五色旗伞，大队人马不下数百人之众。从发案起轿到落轿归案，要有序经过很多村落和神头社庙。
一般行香是祈雨。上龙伏地界主要是抬着关圣帝君，南普寺或芦仙寺的关老爷行香。下龙伏地界是抬着龙王老爷。
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没有抽水机，靠着龙骨水车车水是非常有限的，这种行香祈雨活动都是在久旱之末，可能有降雨的情况下游行。如果行香中途下了小雨，就说天上为关公下了磨刀雨。如果行香后降雨缓解了旱情，就说行香激动了关老爷，关老爷上奏了天庭，天庭发了善心，才命雷神雨工降甘霖时雨。
可见农民对天灾是无奈的。几个看期的人，如孝老经等，把天干地支排来排去，说峰壬逢睽的日子有雨，逢丙逢丁遭干，可是都不灵验。
有时只好看东岸大山石柱峰上的石烟来预知晴雨。祥老开是个报信的车夫老爷，冒事走东家坐西家，经常介绍他的天气预报：初一无雨看十三，石山无雾一冬艰。祥老开所说的看石山，是指看石柱峰山腰的岚气，即水蒸气。岚气浓即水蒸气大，不久会形成雨层云，有下雨的可能，不过从初一到十三有一段近半个月的时间，可能下雨，也可能持续干旱。这是祥老开的农谚，也有一点科学性。
而我的祖母也常做气象预报，她的气象资料来自她那双三寸金莲。祖母的五个脚趾紧贴在一起像块老姜，并且向足底弯着，足背隆起像个面包。由于足趾和足踵挤得很近，就没有了足弓的空间了，把原来的足长缩到三到四寸之间的长度。
祖母的脚是她12岁时缠上的，1989年我给她三寸金莲拍了一个照片，照片上题为：历史的罪证，妇女的磨难。当祖母的脚感到特别疼痛时，就对我说：这双脚又痛又发烧了，天快要下雨了。果然不久就下了雨。这可能是空气中的湿度增大，足趾膨胀发热难受，造成疼痛的缘故。祖母过世后，留下了这幅照片，但不能预报天气了。
大约是1950年夏季久旱无雨，芦仙寺附近几个村组织了抬官老爷行香的活动。为了参加这次行香，我们几个青少年在老屋的大地坪里学练了一段时间的打击乐器。师父是下衡厅的子阿公（篾匠师傅沈子俊）。师父首先教我们念熟溜钞调子，用“昌”表示锣声，用“冬”表示鼓声，用“立”表示打击鼓边的声音，用“尺”、“且”、“自”表示打钞（钵）的声音，用“一”表示休止。两个人打钞，一正一副，大小锣各一人，我打鼓。
行香队伍从洞庭黄（当时还没修水库）上天井坡，翻过摇金山到田背湾，横到欧公塅，直下太和塅。我们的锣鼓班子等从宝乔祠大路上汇入行香队伍，直下龙伏市再北上金甲山、狮子滩直达社港市。这时的队伍人数最多，但都疲劳了。由社港回程经下石墈周，进入廖家洞，人数在慢慢减少，再翻越耙头岭到鹰嘴洞出欧公塅，走完了这个大圆圈，这时人数就更少了，我们背着锣鼓就直接回了家。
剩下的，是鸣锣开道的，抬老爷轿的，管香烛的，打旗伞的，打铳放鞭子的。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就是中途打昌的处士。这个人是在有神社或古窑大坝的地方设坛敬神，呼号收兵。众人随着大呼“大兵，呵……嗬！”剩下的人由欧公塅经毛家嘴、洞庭黄回到芦仙寺。这时关老爷才算归了案，只等老天爷下雨。
这次行香，是关老爷最后一次下案行香。1958年修了洞庭黄水库后，芦仙寺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关老爷变成了龙王老爷。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几个人在原寺址后山上用夯土筑了三间土屋，新的关帝庙非常冷落，香客无几。到2000年以后，库区村民大多迁走，芦仙寺周边的几家单身户也全部外迁。自此芦仙新寺再无人上香点灯，关夫子休想夜读春秋。土筑的几间瓦屋不是被风雨淋塌，就是被草木吞没。因此芦仙寺芦仙寺关帝庙慢慢在人们印象中淡化，直至消失。
这次最后的行香，虽然关老爷打轿归了案，但行香组织者陈邦杰和马脚弟子黄如正、黄如长也被政府捉拿归了案。我们从中途汇入行香大队伍的时候，对于前头和后头出的事情都不知道，只知道队伍时停时进，大概是被政府阻止行香的原因。后来从大人们口里才知道，旧知识分子陈邦杰犯了阻挠征粮罪和组织迷信活动罪，关押在坢春牢房，后来押到雁家滩枪毙了。两个出体的马脚，黄如正判了多年徒刑；黄如长不服关押，恶骂政府，从牢房拖出枪毙了。
这次行香的结局是：关夫子没能降下甘霖时雨，其弟子入狱丧命，组织者枪毙正法。芦仙寺的结局是：洞庭水淹关帝庙。
听着你淡淡的叙述，想起来那个火爆的运动到了尾声的时候有人装疯卖傻地走着说：三十年后新庙宇到处是。
现在我看到了到处的庙宇。
（43） 童年看热闹——鉴全骂怪
翻过芦仙寺西面的扁尖岭就是芦岭冲，这里的住户几乎都是刘姓人家，其中一户单身汉叫刘鉴全。他的行踪是上午睡觉，下午捞虾，晚上到预约的人家去敬夜神。
敬夜神也叫骂怪，还叫打夜锣。凡是精神疲惫，皮下减肥，做梦胡说的病人，都叫有搁误，或枉死缠身，或游魂未归。于是须请鉴全打夜锣。
鉴全下午从门口的小溪出发开始捞虾子，一直捞到要打夜锣的地方。等他上岸入户，已是夜深人静了。不过户主的厅堂还是灯火通明，方桌上已经摆好了香火，还有几个邻舍帮忙执事在等待他的到来。
他把捞网和鱼篓安放好后，只抽斗旱烟就开始敬夜神。首先吹几声牛角，通报病者年月日生庚，再祈祷各方大神，然后咒骂游魂野鬼、妖神软坛、枉死冤魂一通。小骂叫造盘，中骂叫遣船，大骂叫挥符下堑盖水。
造盘是在一个圆形竹盘周围插一些五色旗伞，中间放些麻豆谷米。把盘放到门首大路边，焚香秉烛念念有词之后，挥舞几下师刀，吹几声牛角，叫一声“大兵，呵……嗬！”，从者呼应“大兵，呵……嗬！”。这叫收魂，意指阴兵阴将把游魂捉回来。然后把旗伞插在路边，返回供桌前面祝神吹号：也多！也多！也也多！鸣炮结束。
后来人们把鉴全结束敬夜神的牛角号声谐音为：回去！回去！回回去！1962年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每次生产队开会结束时，常有人说：散会吧，鉴全骂怪，回去！回去！
遣船是把一条长板凳仰放，四脚朝天。鉴全用稻草扎一只草船放在上面，放入麻豆谷米，也插上五色旗伞，把草船放在水沟边让水推走，嘴里念念有词：送到扬州夜世音，到了扬州好安身，要肉吃有屠坊，要酒喝有槽坊，要好耍有姑娘……意在把妖魔鬼怪都遣送到扬州去。
鉴全打夜锣一晚的小红包封至少能抵半天工钱，他几乎每夜里都要外出干这个活，其中最复杂的，当然是挥符下堑盖水。打这种夜锣的包封也要多一些。
挥符是用黄纸画上符图、佛字贴在门楣上、窗户上及屋檐斗室等处。下堑盖水是用一只敞口大茶碗敬一碗神水，用多层红纸密封后，缠上五色棉线，倒盖在一个平底瓷盘里，安放在床头的墙壁上，说这样可以形成一条水域天堑，鬼怪不敢接近病人。但以后如果要撤除盖水，主家还是要请鉴全出面，这叫敬神解堑。
牛角叫夜锣响，铜角叫上银锁。鉴全打夜锣的时间不到两小时，有时一夜能打两户人家的夜锣，而上银锁就是一个大场面了。从前天下午立神案开始，要熬一个通宵，到第二天下午才能结束。所以一般农户是请不起的，鉴全单兵独马也吃不消这个行当，只有周洛南洞曾中吾家族才是一家班。地方人把上锁的道士成为广东道士，因为曾中吾家族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曾中吾的儿子曾吉舟四兄弟都传承了祖上的衣钵。
后来的传承者是大洛坪的徐文明，徐的男扮女装很逼真，跳神时的屁股扭得很风流，加上花样繁多，所以原来的曾氏银锁慢慢衰退，徐氏广东道士兴盛起来，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
广东道士给病人上的银锁是用白银打制的手圈，即银手镯，请本地银匠用两块银元即可打一只银手镯，约重一两四钱多。先打成一根腹大两头尖恰似蛔虫状的圆体银条，再把两头尖细的部分别绕在圆条上，可伸可缩调节圈子的大小。
贾宝玉的金锁正面刻有“通灵宝玉”四个字，薛宝钗的金锁正面刻有“不离不弃”四个字，这是富贵人家的气派。而这种银锁只有锁的名义，意为锁住三魂六魄，银圈上没有镌刻任何文字。
我小时候看到一次上锁，是徐文明为刘欢莲上锁。刘氏绰号欢保长，在五十年代是大队上的妇女主任和妇女组长。
徐道士前天上午到达，午餐后首先建立神坛，全家有关人员斋戒，欢保长沐浴后换上新衣，有关管坛的执事都来进餐。香案上的香炉装满大米，一对点着油烛的铜管里装满茶油，整个下午都是在做准备工作。
道士吹的不是鉴全那种粗短的黑色牛角，而是270度的黄铜角，由三节组成，可伸可缩，便于收检。用的神卦也不是鉴全那种粗糙的竹笋卦，而是用红绳系住的蛤蜊贝壳卦。晚餐后开始敬神请锁，吹起亮锃锃的铜角来，声调悠长婉转，不是鉴全那种“也多也多也也多”的平直粗犷声音。
上锁的节目在晚上进行，通宵达旦，至次日上午结束。整个过程要一二十个人当执事帮忙，但道士们可轮换休息。当时的内行执事有沈汉喜、陈兵清、徐灿霞、陈纪松等。现在只有沈汉喜还健在，走访他时，他从容不迫地详细讲述了几十年前自己参与的上锁经历。
（45）童年看热闹——上锁（续）
广东道士徐文明在厅屋里立圣开坛后，用师刀沾着神水滴洒房屋内外，再请灶神。这叫扎灶，用意是把主家情况及病人的生庚年月及病情等禀奏天庭。
一、 请大神：晚餐后，要把香案移到大门附近，把各岸菩萨都请到，这叫请大神。有的要拜请，有的只要叩请，接着就鸣锣吹铜角。
二、 发阴兵：方桌上坐六个人，表示六个将帅。由道士指挥这六个阴兵阴将手执柴刀、绳索、桃枝等往房前房后、屋内屋外捕捉枉死软坛等鬼怪。
三、 行王母教：在神案前铺上竹垫子，道士身传蓝色士林布大襟女装，手掂花手帕，头顶方条盘，盘内用湿火纸垫好，纸上有一方木块，上插三炷香一对烛。道士男扮女装，在竹垫子上来回扭动，嘴里还要唱着放牛调子。
四、 占竹：道士坐在方桌之上的板凳上面，双腿夹住一个竹尾巴，竹枝结成辫子形状向下弯着，上面放着一只活公鸡，挂上师刀和令牌。道士念念有词，把竹椅逐方移动，如果卦象与所问内容相符，则竹梢点头三下。问卦占竹结束后，即火化送到水圳沟渠之中。
五、 造船：这节和鉴全的造船类似，用稻草扎成船型放在四脚朝天的板凳上，插满五色旗伞，开光后在本屋各房间游船，游船结束后即占碗卦。
六、 占碗卦：道士盘腿而坐，将七只菜碗覆盖地上，一边念咒，一边逐一让菜碗侧着滚出，任其俯仰落地，根据其俯仰分布的卦象，再判定一家已发生和未发生的吉凶。
七、 送船：碗卦结束后，即鸣锣击鼓吹角，将船送到水边火化。道士念道：送到扬州夜世音，要酒喝有槽坊，有肉吃有屠坊，要好耍有姑娘。这些也和鉴全的送船类似。
八、 取魂：道士恢复原装束，从鬼怪手里收回三魂七魄，嘴里念道：“一更三时要魂到，二更三时要魂归，三更三时三魂七魄尽行归。莫把男魂当女魂，莫把女魂当男魂，莫把真魂当假魂，莫把假魂当真魂，真魂假魂尽行归”等。
九、 斩关渡箭：将梯子横搭在两条板凳上，铺上红布，叫搭天桥。道士占卦请神，问到了什么桥，如奈何桥试心桥等。这时则需杀鸡斩关，即扭下活鸡脑袋往外抛出，根据掉在地上的鸡头朝向来判定病情好坏。
十、 渡关：用木饭杓托住一块红薯，放在天桥红布上，当师刀把薯块砍成两半时，即抛卦问关。一问一答占出本命关，阎王关，转身关，深水关，汤火关等。
十一、 发阳兵：发阳兵的主要过程即猜谜语。如“一人扛犁辕，两人土上眠，一多又一多，日在寺门前”的谜底是“久坐多时”四个字。如“半天云里一座莲，一出十八层。八十公公骑竹马，十八小姐不要钱”等，还有以“富贵长命、树大根深”为谜底的字谜，猜谜者多是执事者。不限时间数量，一直猜到道士掌握的谜面为止。
十二、 栽花：白天就准备好，到各户化缘一样化来十二根筷子，再用花布在每根筷子头上扎成花瓣，这叫“筷子花”。栽花时，先把十二支“筷子花”先后分送到十二个不同的人手里，每人一支花，持花人将花插在沙盆里，口里念道：“低头唱惹（即作揖），起手栽花，花儿栽得深，长大坐北京，或花儿栽得好，寿年赛过张果老。”前两句相同，后两句由栽花人自行创作赞词。
十三、 亮锁：新打制的银手镯在开坛时即已用红绳系好挂在沙盆里的竹枝上，到亮锁时，道士手持两支沾油的纸条，点燃后对着银锁念咒开光。这副道士赋给神气的银锁，从此能锁住事主的魂魄镇辟妖邪。
十四、 三十六解：即解劫消灾之意。道士左手转动纺纱车的车轮，右手用水杓淋水作响，表示车转水流保安康，同时道士还需口念改恶从善的词语。
十五、 交锁：病人坐在两条板凳之间，用竹片作拱门，上搭红布，叫红门交锁。将锁套在病人手上后，将病人送到床上，即交锁完成。
十六、 辞圣：道士在坛送走各岸大神，用师刀沾水滴洒在房屋内外，叫“滴清吉水”，表示安康，于是撤坛告竣。
午餐后，道士收取三萝谷的工钱，相当于三块银元。其他执事人
等都是送工帮忙，没有酬资。
广东道士徐文明在1949年后去世，上锁这种大场面祈神活当也
就销声匿迹了。这种耗资三块银元和饮食开支不少的祈神上锁，只有少数较富裕的人家才能承受。一般农户只能请鉴全打个夜锣，更贫困的人家就只好请闺保长摸一盅米了事。在落后而贫穷的乡村，“无钱命挡”，求神请巫师毕竟是无可奈何，一种无办法的办法而已。
我读马桥词典，看到打醮这个词时，发现汨罗江的马疤子打醮与我小时候看到的打醮不同。马的是设香案敬观音菩萨，双腿盘坐在蒲团上，口中念念有词，这种打醮的要点是静心清神，寡欲从善。
记得以前看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曰：“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禳保民间瘟疫。”
想来这罗天大醮是个规模宏大的场面，所设祭坛会远远超过孔明祭东风的三丈三尺高台，可谓是打超级的国醮。马疤子的打醮只能算是焚香坐道的小儿科了。
查《词源》，祈禳是祈求福泽，怯除灾变。汉张衡《东京赋》也有“冯相观祲，祈褫禳灾”之句。祈禳的解释是向神明祷告以求福。所以祈禳与祈祷的意义非常相近，范仲淹所说的奏闻上帝也就是向上帝祷告了。
我儿时看到的打醮，既不是打张天师那样的罗天大醮，也不是马疤子那种盘腿坐在蒲团上的坐道形式。
民国十三年，我在宝乔祠读初小，陈眸先生的报告里有“……哀我黎民，三灾相继……加之瘟疫流行……家家招游子之魂。处处化望夫之石……”之句。在此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社会环境下，百姓是无可奈何的，于是由当地绅耆牵头，打了一场清吉大醮。
醮坛设在宝乔祠北侧的边坵，那是一块大路边上的长三角形稻田。当时没有双季稻，只栽一季中稻。太和塅一片焦枯，边坵的土面干白了，开了可插下手指头的裂缝。扯掉干枯的禾蔸，用板锄铲平地面，干细的泥土把裂缝填满了，就是设坛打醮的场地。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谷米黄豆茶油茶叶都可做钱抵。组织者指挥，少壮者把车稻谷的风车抬到边坵，组合成长方形的坛基。再把粗木头制的大门卸下来铺在上面，大门上再用长板凳摆成方阵，板凳上再用大门铺好，大门上再摆上方桌，上面陈设烛架香炉之类的祭器。
绅士们从各地寺院请来道士和尚，各种法器响器，琳琅满目。开坛那天，穿着袈裟道袍的道士和尚们在祭坛上礼拜诵经，指挥法水，脚踏方步，香雾缭绕，灰蝶腾空，木鱼之声有节有奏，法乐之声清雅悠扬。诵经时让人昏昏欲睡，印象中只能听清楚“那摩”两个字。后来才知道，那摩就是南无，即梵语中的读音，表示恭敬的意思。
（47）祈禳之打醮（续）
最后一夜很是热闹，男男女女都跪在坛下虔诚祈祷，用火纸包一包茶叶摊在地上口里祈求上天保佑，手里挥着点燃的纸钱，把少量香灰纸灰撒在茶叶上，小心包好带回家里，这叫神茶，冲饮时还要不忘祝祷几句。还要领一块印有咒语的纸符，回家贴在门楣上，这叫清吉符，这是信士们的主要收获，出钱出米出劳力，图个清吉平安。
我们这群小孩子，则在一边玩个昏天黑地，烧纸钱、翻筋斗等。七天七夜里，一冒去红土岭烧窑溜车，二冒去九龙山坐驼背枫树杈，三不知那摩是什么意思。打清吉醮的醮字，更是莫名其妙。那时我对醮的印象是，祖母把米粉糊团放在沸腾的盐汤里煮熟，加上几根蔬菜末和辣椒粉，叫吃醮团。这个可笑的理解，好比把祖父晚上去放哨，猜想为把烫热的猪潲撒在路上去烫死日本鬼子一样。
直到几十年过去了，我才弄明白醮的原义。原来就是祭祀，打醮意同打祭。竹书纪年上云：“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宋玉的高唐赋里也说：“醮诸神，礼太一”，意指道士设坛祈祷。
这次打醮的奏疏据说也是陈牟先生所写。如范仲淹所说“奏闻上帝，消灾禳疫，可保百姓平安”，七天七夜转瞬即逝，还是阳侯肆虐，旱魃凶残。陈闲老的疏闻无效，和尚们的那摩不灵。太和塅还是火辣辣的太和塅，张家井还是井眼无泪的张家井。我陪祖母在井底苦守了一通宵，杓无润舌之水，只是望天兴叹，醮团子也无水为炊。
此后，为首的继烂皮（陈闲老之父陈继纯）、远赖子（陈远扬）、国时子（沈国俊）、畅胡子（沈畅晴）、雅长子（沈雅祥）、发睰子（盲人潘发仁）、锦马虎（徐锦霞）等地方绅士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开会清算开支，接下来拆走风车门板，剩下边坵还是那个干白开坼的边坵。可怜的乡亲们，留在记忆里的是捐钱捐谷捐米。幼稚的孩子们，留在记忆里的是敲木鱼、烧纸钱、翻筋斗……醮啊，醮去了什么？又醮来了什么？
宝乔祠是我的启蒙学校，旁边的三善祠是我敲钟打鼓、点香装蜡的地方。在这里住了几年，祀奉三善祠的城隍老爷，是我家必须承担的义务，祖父将这种朝三暮四的祀奉工作交给我完成。
读到四年级时，这里成了我和四牛皮（沈四清）练习打祭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神案和香案、跪拜的蒲团，还可敲钟打鼓击磐。晓蛮子（沈晓兵）则充当我们打祭的孝子模特。
三善祠早已不复存在，但儿时的记忆犹新，似乎对它还有一点感情。2008年回老家时，四牛皮的背很驼了，一场大病使他眼球进了山冲，衬托着鼻子出了大塅。从背后看他走路，好像刘罗锅在官道上徐行。而晓蛮子十几年前就中了风，左足跛行右手失去握力，左手支撑着一根五尺长的实心苦竹。虽然两子三孙，政府还是每月发给他三十元的补助。
我这两个儿时打祭的好友常来常往，喜欢谈论寻草药单方的事情。提起三善祠来，四牛皮和晓蛮子也都津津乐道：“五八年搞大跃进盖万猪场时拆毁了三善祠，老地方盖了江美初小的礼堂。当时神像下面的禁碗都冒挖掉，城隍菩萨也冒走。有的人家办丧事还来这里告庙，只是用纸写个牌位糊在礼堂墙壁上。这是什么告庙，只是告壁头！”
又说“当年老爷立案打了昌，处士请了一罐神水，把活鸡的头挒下来放在罐里，打昌收来的兵马就有了血食，罐上盖封了红纸红布，用五色线严密扎紧，深埋在神案地下，谁也不敢启动。”“只要禁碗在，神也在，神兵也在。可是想重建三善祠，镇国土办不批地基。”
三善祠没有门联，只有一首神龛联。只记得上联的末句是“作一方保障”，下联的最后两字是“主张”。
何谓三善呢，查《词源》可知，三善是亲亲、尊君、长长，即封建社会提倡的三种道德规范。《礼记*文王世子》记载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又从沈氏族谱得知，沈氏的授姓始祖乃周文王第十子季载，“採食于沈，是为姓焉”。明史亦有“沈思，华亭人，累官至翰林学士，父老以三善名其堂”的记载。
由此可见，我沈氏宝乔两房合建的这座名叫三善祠的城隍庙，当初建祠命名时的宗旨实乃前述这三种道德规范。
虽然三善祠没有门联，我的记忆中有过非永久性的临时纸联，其联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每年初春时节，我发现三善祠门上贴此对联时，就有几个绅士陪着一个道士在此祈祷。
仪式非常简单，道士身着道袍，头戴屋顶式的道帽，两手合拍着大铜钹，右手的中指和食指之间夹着一根竹梢条，梢头系着一条写有文字的白纸幡。幡头是扁横三角绿纸做的，幡尾是凹陷的燕尾形。
道士合拍铜钹时，嘴里念念有词，纸幡随着手势飘舞。一个执事管香案，另一个执事则手提铜锣。每当道士颂词收腔时，随着铜钹声的终止，铜锣就应声点击一下。节奏迟缓清幽，颇是有板有眼。
我很麻木，似乎有没有什么感动可言，也没有什么热闹可言。问祖父这是做什么，祖父说这是在做春祈。我估计祖父也未必知道到底什么叫春祈，因为他也是个少文化的染匠师傅。
20001年5月29日，正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小儿媳带我和妻子去参观天坛，我才知道祈年殿原来也叫做祈谷坛，祈年即是祈祷丰年。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叫春社，春社即春祈，祭祀土地以祈丰收。
难怪唐诗王驾的社日里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句；《琼林幼学》岁时篇里有“五戊鸡豚宴社，处处饮治聋之酒”句；韩诗也有“愿为同社人，鸡豚宴春秋”句；李涛社日祭李丈公诗有“社翁今日没心情，为乞治聋酒一瓶”句。
这说明古代人非常重视春社，何况饮了鸡豚酒可治耳聋呢，于是家家扶得醉人归。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是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所祈求的太平世界。祈禳，只不过是无奈的唯心之举。
小时候在老屋大地坪乘凉时，老人们总是喜欢讲些鬼怪故事，还预报一些本年是否清吉太平的消息，听了有些恐惧。
每到阴历七月间，大人就警告小孩说：七月半，鬼乱窜。晚上不要出去呵！刘阿婆马上补充一句：夜里不要走，寸远三只鬼。
确实，每年七月十五日，各房都要举行一个烧衣会。我们宗六堂只剩下五大家，各派一人相聚在老屋西厢的茶堂里。一部分人根据亡人簿上的名字在一个纸封套上右边写道：届逢佳节，虔具冥钱一束，衣裳一套。中间写：沈公（母）某老大（孺）人坟下受用。左边写：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焚化。封套内再装上一叠纸钱，整个上午必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午餐后把这些冥钱冥衣摆在荒郊野外焚化，焚香秉烛，放一挂鞭子就结束了。这个七月十五日的烧衣会俗称鬼节，认为每年要届时送钱物烧给亡人，否则亡人不安定落福，会惹出很多灾难来。上半年的清明节也是一班老人马，不过偶尔有儿童会参加。
不仅如此，为了祈灾保清吉，每年还要请道士在本境范围内（即现在石江村和黄桥村的太白片地段），按一定路线夜行敲梆诵经。这种祈灾保清吉的单独活动就叫喊夜，俗称嗻（音ZHE）夜，类似古人打更。
49年前的嗻夜人有沈树求、沈河清、沈全福等人，后来有刘利根、黄存本、王涌泉等。有的嗻夜人顺手牵羊摘几只辣椒茄子，有的人就编顺口溜讽刺：树求嗻夜保清吉，XX嗻夜偷茄啲（音DI）。
一般是上半年嗻青草，下半年收梆谷。每年嗻夜人开梆时，会先在自家立香火，有专人守坛，保证油灯通夜不熄。如果油灯突然熄灭，嗻夜人就会知道，因为路上看不见走了。
规定在天黑人静时开梆出发，开梆出发时要祝神，次日早上归案时要谢神。嗻夜人的装束是身穿青色长袍，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暗藏师刀雷火，梆筒梆棍紧抱怀中。梆筒是用两端有节的竹筒做的，节间有专门做出的槽沟梆缝。梆棍用硬质杂木做成槌状，打击梆身，产生的共鸣声从梆缝中传出，夜深人静时更显洪亮粗犷。
嗻夜人按传统路线步行，必须鸣梆而过，否则秋天收梆谷就有麻烦。遇到有冷坛、枉死游魂的烈煞地段，则偷梆而过。遇到祠堂庙宇则击梆诵经：九天因缘，雷神普化天尊！嗻夜人通宵不与路人讲话，但可歇脚喝茶。
每年嗻夜以十五至三十晚为喊一届。到了秋收季节，嗻夜人即到本境各户收取梆谷。梆谷不规定多少，随各户自行量谷打发。如果嗻夜人是认真踏实，不偷夜，也不偷梆，在本境内有一定信赖的人，并且本年本境真正清吉平安，则各户打发的粮谷就多一些。
每嗻一届夜，并未抛工失日，却可得到几千斤稻谷，收入是不小的。所以每年的嗻夜人都由村民评议，最后由绅士们决定。
嗻夜人要胆大心细不慌张。有一次，闺保长倒穿蓑衣，头戴瓜杓，身披印花布躲在三联坝上，吓得嗻夜人不敢鸣梆而过。陈兵清和徐灿霞赤膊坐在窑站塘边上，等嗻夜人靠拢时，就倒向池塘中，吓得嗻夜人夺路而逃。
还有的人用牛屎堆成人形，嗻夜人诵经击梆无效，只好用梆棍打去，却被牛屎黏住，以为是鬼怪接住了梆棍，也拔步逃离。恶作剧的人装鬼，嗻夜人怕鬼，嗻夜祈灾保清吉，自欺欺人人自欺而已，这是民国三十几年的事情了。
“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哀思……”这是自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来，农村治丧时，吹鼓手们宣词时的几句老调子。那时既不做道场，也不唱夜歌，一派社会萧条景象带来的简单丧礼，草率了事。因为活人们的性命难保，谁也顾不上死人了。但数千年的儒家礼教，在农村已根深蒂固，浏阳北乡的丧仪尤重于唱夜歌，这是治丧期间最后一晚的重头戏。
浏阳北乡的夜歌，其实只盛行于社港、龙伏、沙市等几个大乡镇所辖的上北乡地区（包括撤区并乡之前的大洛、山田、泮春、赤马等地在内），自淳口、蕉溪、北盛至永安一带的下北乡，唱夜歌的习俗就要淡薄不少，而且很不规范。
上北乡与下北乡唱夜歌的差别主题要为：上北乡的夜歌是通宵达旦，按开歌场、交歌、接歌、抢歌、谢歌场等顺序进行，子夜吃半夜饭时稍有停顿，一直唱到日上三竿，如果天亮了辩论还处于白热化，就关着大门唱，到近邻调解终止，母家谢完歌场，才结束一场唇枪舌剑的夜战。
夜歌唱词一般流行七字韵，每两句同押一韵。各两句的韵可不同韵，有时也可同韵。所谓押韵，以当地方言俚语所发的韵母声为准则，不追求诗词方面的平水韵。例如开歌场：“今夜不比往夜同，舍间到了母大人。”“同”和“人”，押EN和ONG的韵。有如唱：“今晚歌师到了已，招待不恭又少礼。”其中“已”是方言，即这里的意思。
1949年以前，还有唱五字韵的，但不管五字还是七字，能唱三句半的歌师极少，如：“今晚到了母大人，还有诸亲与近邻。丧事从简少招待，家贫！ ”又如：“各位歌师到了已，招待不恭对不起。家贫少读圣贤书，失礼！”
这两个例子是根据两个七字韵演变而来的，内容相同，只是句式不同罢了。其难处在两点：一是三句半的前后要有关系，是同一内容，不能前后风马牛不相及。二是一、二、四句押平韵，第三句押仄韵；反之是一、二、四句押仄韵，第三句就押平韵。其易处在没诗词规定的格律，其实这种夜歌腔就是没有格律的顺口溜，近似打油诗。
五字韵的淘汰，是因为唱五字的时间间隙太短，准备下句太仓促，加大了唱歌的难度。三句半的唱法很少在歌场出现，是因为唱法有难度，不大众化，如果歌场上只有两个人能唱，那么其他人就插针莫入了。
另外，永安一带下北乡的夜歌，每人每次只唱两句，毫无叙事和辩驳，空洞而平淡，没有什么味道。而上北乡的夜歌是长篇阔论，叙事陈情时声泪俱下，辩论批驳时面红耳赤，具有浓烈的硝烟味。
记得某次沈姓去某地当母党，几个年轻歌师问我唱夜歌的秘诀，我向他们总结了几句是：“可引经据典，可曲解夸张，可强词夺理，但不可恶语伤人，不可认输道歉。”因为夜歌场中冒好嘴，公婆各有理。待到天亮歌场散，路上相逢又拱手。夜歌场中图好耍，悼念亡人真亦假。
歌场首先设在灵堂门外的临时帐篷里，这时的夜歌是非正式的，由一些初学者随便唱。等到灵堂打完文祭和客祭后，即撤除香案，填出一个大空间做歌场，锣鼓放在灵柩前，周围摆好板凳桌椅，有茶婆送茶送水，有陪东敬烟敬酒，倘是冬天中间还要烧一堆柴火。
一只大牛皮鼓用一只竹萝套住，一面大铜锣斜伴着大鼓放着。打鼓的多是智障或稍显迟钝的人，如静光就是打鼓的专业人选，他打一夜鼓，只要吃两顿烂肉饭（吃丧筵俗称吃烂肉），讨一包香零山或者芝城烟就满足了。
每唱完两句，就用锣鼓同步打击一次，每次不快不慢的打着：咚——昌！咚——昌！咚咚——昌！锣鼓打击所占据的短暂时空，能让唱歌者有暇准备下面两句。反应慢的人希望慢打慢敲，碰到洞门湾的黄道和麻子唱歌，七字韵像流水一样，锣鼓都跟不上，只好打成：咚昌咚昌咚咚昌！跟发了急惊疯一样。
地方说道和麻子的圆口好，只是书底子太浅了，挖短把锄头，一下挖齐裤，叫你冒翻身之力。有一次他与刘显扬、刘宴景对唱，竟唱了一句杀人要害的歌：若是（我）道和用绳捆，先捆显扬与宴景。因为显扬与宴景都是被开除回村的干部，这种刺人真疖的歌使人不好下台，是不能唱的。
另一方面，读书人喜欢引经据典，唱得别人摸风不到。听者就会评论说：唱得太深，不近人情，还是肯听声音嘹亮，口子齐扎的圆口歌。如沈湘希、沈南极、刘显扬、黄道和、徐庆怀……是也。
早期的夜歌场中带有很浓的宗族色彩和地方主义，自然形成了几个夜歌方阵。如母族方阵中，有亡者妻家称母党，亡者母家称婆党或老婆党，亡者儿媳家称媳党或者少婆党，孙媳以下娘家统称为少少婆党，以上三党组成的方阵列为宾席，其中以母党为正宾席，尊坐歌场显要座位。其他亲戚与近邻坐次要位置，两者合为一个方阵，站在中间立场，起调和融合作用。
第三个方阵是孝家本房族歌师以及陪奉人等。凡孝家成员，傍立听歌，遇到歌场发生矛盾冲突时（这种情况很少）就下跪叩头，风波自然平息。
孝家与母家各自请来本姓歌师，如到较远的生疏地区去当母党，也可请外姓歌师冒称本姓人，好比是现在的篮球足球比赛请外援。
夜歌唱的内容基本集中在几个焦点问题，如对厚养厚葬、厚养薄葬、薄养厚葬、薄养薄葬的辩论，对挽联、祭轴、哀联、讣告的文字挑剔，对生身父母与养身父母的评论等。生男育女问题，子女对亡者生前患病的医治护理问题，对亡者的歌功颂德等也都是重要内容。
另一个特殊问题是请客不请女客，传统习惯是男不吃三朝，女不吃哀筵。如果母家来了女母党，东君方阵就会唱：请客不要请女客，请一个来五十，请两个来一百。桌上打大水，碗里开了坼。水缸矮一寸，尿桶涨一尺。三句家常话，眼泪湿衣衫。一讲家娘孬，又讲丈夫差……
夜歌场中不讲面子，对孝家褒贬分明。唱者认真严谨，听者鸦雀无声。墙角门槛人挤满，歌场内外水塞不通。抢接夜歌多激动，大喉咙总是占上风。唇枪舌剑不相让，战到长庚西下，启明东升。
小时候，祖父在外做染工，祖母扭着三寸金莲不出门，总是派我随着大人们去吃烂肉，有一次我去烟竹坦当陪东。那里的单姓人家沈燕成的妻子王氏去世，宝乔宗祠的房族组织陪东队伍去那里陪奉王氏母家。母家歌师指责沈氏的讣文与哀联有误，本房绅士沈畅胡据理力争，最后站起来唱，激动得要回去拿考薄（字典）证实无误。
烟竹坦地处橙橘峰下，位于龙伏和赤马两镇交界的山区。我随大人们进干坑源，上蛇嘴岭，再翻过橙橘尖才到达烟竹坦，这里也是流传甚广，脍炙人口的沈再得的住地。到了后我着实很累很疲，但还是要打起精神听个通宵的夜歌。
第二次印象深的是宝乔宗祠族人去社港镇新安铺寻姓家族当母党。这次歌场中，因舌战过激，几近发生斗殴。但因族人兆颂先生一篇夜歌终于平息风波，达到了融合的结果。
起因是寻氏东君怪母家唱了钻子歌，于是对母家也唱了一句：若用钻子钻东君，母党硬要默火神（默火神大意指做好准备等着挨揍吧）。这样以钻子两个字唱得硝烟弥漫，火气逼人。
我当时非常紧张，生怕鼓棍横飞，硬柴乱劈。幸未造成血溅歌场，焦头烂额的恶果。次日虽平安回家，仍然心有余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