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阅读原著是在1998年秋冬，包括本人在内的几个研究生每周或隔周到志新村，在景跃进老师指导下学习讨论英文第一版。当时骑车从人大向东再折北至北航，东面的四环路两侧杨树荫绿，中间月季常花，静谧宛若乡间；如今七年已过，四环高架贯通，花树早已不再，只有记忆依然。当然，阅读讨论的记忆更为深刻。正如景老师序言所述，各人事先分头准备，然后陈述、提问、讨论，紧张之中也充满乐趣。收获也是颇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科所受政治学基础教育的不足，而且引发了对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深度思考。
除了景老师序言中的概括外，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有机地勾连起来，梳理了针对同一政治现象的不同理论和思想，指出每种理论的优点、缺陷以及理论间的论争，能够激发读者的理性和现实思考，而不是拘囿于一元化的教说。这一点区别于大多数本土政治学教材，而其内容之广博，叙述之清晰，表达之生动（希望译本亦能如此传神）也非多数引进教材所能比肩。本书被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多所名牌大学列为政治学专业的必备教材和相关专业的参考书目，实为一部上乘之作。<政治学>(Politics)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eywood）
目 录如下：
序言
第一部分：政治理论
第1章：什么是政治
1.1政治的界定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
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
作为妥协与共识的政治
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
1.2政治的研究
政治研究的取向
政治研究能够科学化么？
概念、模型和理论
总结/问题讨论/扩展阅读
第2章：政府、体系和政体
2.1传统的分类体系
为何划分政治体系？
古典的分类
“三个世界”的划分
2.2现代世界的政体
西方的多头制
新民主制
东亚政体
伊斯兰政体
军事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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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政治意识形态
3.1什么是政治意识形态？
3.2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要素
古典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
3.3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要素
家长式保守主义
新右派
3.4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要素
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
3.5其他的意识形态传统
法西斯主义
无政府主义
女性主义
环境保护主义
宗教原教旨主义
3.6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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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民 主
4.1界定民主
谁是人民？
人民应如何统治？
人民统治的扩展空间应有多大？
4.2民主的模式
古典民主
保护型民主
发展型民主
人民民主
4.3实践中的民主：对立的观点
多元主义观点
精英主义观点
法团主义观点
新右派观点
马克思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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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国家
5.1国家为何物？
5.2对立的国家理论
多元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利维坦式国家
家长式国家
5.3国家的角色
最小国家
发展型国家
社会-民主国家
集体化国家
极权国家
5.4“空心”的国家？
全球化
重建国家
次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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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民族与全球化
第6章：民族与民族主义
6.1民族为何物？
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
6.2各种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
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
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6.3多元文化主义
6.4民族-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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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全球政治
7.1理解世界政治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多元主义
马克思主义
7.2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冷战的兴衰
21世纪的世界秩序
7.3全球化的动力
全球化的趋势
全球化：理论与争论
7.4区域化
欧洲联盟
7.5走向世界政府？
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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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次级国家政治
8.1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8.2中央地方关系
联邦制
单一制
8.3族群与社群政治
族群政治的兴起
迈向社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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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政 治 互 动
第9章：经济与社会
9.1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
各种社会主义
存在经济的“第三条道路”么？
9.2社会结构和分群
社会阶级
种族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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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政治文化、沟通与合法性
10.1心中的政治：文化和沟通
公民文化还是意识形态霸权？
大众传媒与政治沟通
社会资本的衰落？
10.2合法性与政治稳定
权力的合法化
合法性危机
为什么发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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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代表、选举与投票
11.1代表
代表的理论
11.2选举
选举的功能
选举制度：讨论与争议
选举意味着什么？
11.3投票行为
投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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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政党与政党制度
12.1政党政治
政党种类
政党的功能
政党的组织：权力位于何处？
12.2政党制度
一党制
两党制
一党独大制
多党制
12.3政党衰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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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团体、利益和社会运动
13.1团体政治
团体的类型
团体政治的模型
团体政治的模式
13.2社会运动
新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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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政府机构
第14章：宪法、法律与司法机构
14.1宪 法
宪法的分类
宪法的目的
宪法重要么？
14.2法律
法官是否具有政治性？
法官是否创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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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议会机构
15.1议会的角色
议会制与总统制
议会的功能
15.2议会的结构
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委员会制度
15.3议会的绩效
议会是否创制政策？
议会为何在衰落？
议会能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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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政治行政机构
16.1行政机构的角色
行政机构的组成
政治行政机构的功能
16.2行政机构中的权力：谁来领导？
总统
总理（首相）
内阁
16.3领导的政治
领导理论
领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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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官僚机构
17.1官僚制的理论
理性-行政模式
权力集团模式
官僚过度供给模式
17.2官僚机构的角色
官僚机构的职能
官僚机构的组织
17.3官僚的权力：是否失去控制？
官僚权力的来源
如何控制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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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军队与警察
18.1军队与政治
军队的角色
控制军队
军队何时攫取权力？
18.2警察与政治
警察的角色
政治控制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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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政策与绩效
第19章：政治过程与体系绩效
19.1政策过程
决策理论
决策阶段
19.2体系绩效
稳定绩效
物质绩效
公民资格绩效
民主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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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l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 1）
鉴于人们之间充满分歧，政治颇有些让人激动。人们对于他们应如何生活看法不一：谁应当得到什么？权力和资源应如何分配？社会应建基于合作还是冲突？等等。同时，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分歧：集体决定应如何做出？谁应有发言权？每个人应有多大影响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上述问题使政治成为“最高科学”（master science），即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并创造美好社会的活动就是政治。政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活动，它永远是双向的交流，而非个体的独白。离群索居的个人，如鲁宾逊·克鲁梭 或许会形成简单经济和生产技能等，但绝无可能参与政治，只有星期五 之类的男人（或女人）到来后，政治方才产生。不仅如此，政治的核心分歧，也延伸至政治学的性质及其应如何研究上来。人们对于如下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1）哪些因素使社会互动具有“政治性”？（2）如何以最佳的方法分析解释政治？
本章的主要问题如下：
主要问题 → →
l 政治作为一种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l 不同的思想家和传统是如何理解政治的？
l 政治发生在所有社会机构中，还是仅见于其中之部分？
l 学界采用了哪些政治研究的取向？
l 政治研究能够科学化么？
l 概念、模型和理论在政治分析中各有什么作用？
1.1政治的界定
政治在最广义上是人们制定、维系和修正其生活一般规则的活动。政治也是一门学科（有时候用Politics—首位字母P大写来突出这一点），它研究的显然就是这类活动。政治与冲突及合作的现象联系紧密。一方面，不同或对立的观点、期望、需求和利益，很可能使人们对生活规则并无一致的看法；另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要想影响这些规则或确保这些规则得到维护，他们必须和他人协作—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此将政治权力定义为“协同的行动”（acting in concert）。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经常把政治的核心描绘为冲突解决的过程，对立的观点和竞争性利益在此过程中相互妥协。不过，我们最好将这种广义政治理解为寻求冲突解决的过程，而不是其最终解决，因为并非所有的冲突都会解决或能够解决。多样性（我们不会完全一样）和稀缺性（资源从来都不够分配）不可避免的存在，使政治成为人类状况的必然特征。
任何厘清“政治”含义的尝试都须处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政治一词在日常语言中使用时使人产生诸多联想，换句话说，政治是个诱导性的术语。大多数人会认为经济、地理、历史和生物只是学术的科目，但要说到政治，却很少有人不会怀有先入之见。比如，许多人会想当然地假定研究政治的学者和教师必然带有某种偏见，而很难相信该学科能够以不偏不倚、完全客观的态度加以研究。更糟糕的是，人们还往往认为政治是个“肮脏”的字眼：它一方面使人联想到麻烦、混乱甚至暴力，另一方面又与欺骗、操纵和谎言纠缠不清。这些联想其实并不新奇。早在1775年，英国人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将政治斥为“不过是飞黄腾达的工具而已”，19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则将其概括为“仇恨的系统性安排”。因此，任何界定政治的尝试，都必须摆脱这些联想的约束。很自然，这意味着需要表明政治是一种有意义、甚至值得赞许的活动，从而使之丢弃原先的恶名。
第二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即便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们，对政治的含义也观点不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界定政治，如权力的行使、权威的运用、集体决定的做出、稀缺资源的分配、欺骗和操纵的使用等等不一而足。本书所提定义—“一般社会规则的制定、维系和修正”—的优点，是能够包容大多数（若非全部的话）政治的界定，相较更显周延。但若仔细分析这一定义或进一步精确其内涵时，问题就出现了。例如，“政治”是指规则制定、维系或修正（即以和平的方式讨论）的特定方式，还是指所有整个过程？同样，政治是发生于所有社会场景和机构中，还是仅出现在特定场所（即政府和公共生活）？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政治有多种可以接受或者说合
理的含义，是个有“实质争议”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纯粹是对同一（纵使必定有些模糊）概念的不同理解。不管我们讨论的是对立的概念还是不同的理解，关于“政治是什么”的争论都值得继续深究下去，因为它揭示了该学科研究中一些最深层次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分歧。对政治的不同观点如下：
l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
l 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
l 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
l 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
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
据说德国首相俾斯麦曾在国会称：“政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俾斯麦心目中的艺术，意指政府的艺术，也就是制定与实施集体政策，在社会内施加控制。这大概属于由古希腊时期的最初政治涵义发展而来的古典政治定义。
“政治”一词源于希腊语polis，字面意思是城邦。古希腊社会曾遍布着独立的城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政府系统，其中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典，常被世人称为民主政府的摇篮。政治由此可以理解为城邦的事务—实际上就是“与城邦有关的事务”（what concerns the polis）。这一定义的现代形式因此可转换为“与国家有关的事务”。这种关于政治的看法在日常用语中非常明显：人们担任公职，便被视为“从事政治”，若试图担任公职，则被认为“正要涉足政治”。政治学界对这种定义的历久不衰也起了推动作用。
政治就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的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是政治学学科的传统认识，学术研究往往围绕政府的人事组成和机构。研究政治实质上就是研究政府，或者更为宽泛一点，就是研究权威的行使。影响颇大的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 1979, 1981）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将政治界定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认为政治包括多个不同过程，政府在这些过程中对社会压力做出反馈，特别是通过利益、奖赏或惩罚的分配来达到目标。“权威性价值”因此为社会广泛接受，并且被认为对广大民众具有约束力。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与政策相联系，亦即与正式或权威性决定联系起来，而这些决定确立了共同体的行动计划。
这种定义的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政治的范围。政治发生在政体内部，而政体这种社会组织系统的核心是政府机构。因此，政治发生在内阁、立法机构和政府部门之类的场所，参与者包括显赫的政治人物、文官和游说者，数量有限且属特殊群体。这意味着大多数民众、机构和社会活动都游离在政治“之外”。企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社群团体、家庭等在这种意义上都是“非政治”的，因为它们没有参与“管理国 家”。同样，完全将政治描绘成国家范围内的活动，忽视了国际或全球因素（如跨国技术和跨国公司的冲击）对现代生活日益增大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该政治定义实为民族国家时代—认定民族国家是世界事务中完全独立的行为者—的残余物。而且，人们也日渐认识到，管理复杂社会的任务不再只由政府负责，它还涉及范围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政府正逐渐被“治理”的理念所代替恰反映了这种认识。
上述定义仍可做进一步的限定。认为政治是政党政治对应物的倾向显然反映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政治的”领域，仅限于那些由意识形态信仰自觉推动的国家行为者，以及意图借参加政党等正式政治组织而获得晋升者的活动范围。政治人物正是在此意义上被认为具有“政治性”，而文官，只要根据中立和职业原则行事，即为“非政治”人物。同样，当法官公正地解释法律并根据确凿证据来断案，理所当然地应被看作“非政治”人物；但如果个人偏好或其他成见影响了判决，这些法官就可能被指控卷入了“政治”。
政治与国家事务之间的关联，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常常给人负面或贬义的印象。原因在于，在一般人心目中，政治与政客的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说的残酷一点，人们常将政客看成追求权力的伪君子，在其服务公职和意识形态信仰的花言巧语后面，掩藏着个人的野心。这种看法在现代确实变得更加普遍，因为愈来愈多的媒体报道已更有效地揭露了腐败和欺骗，从而引发了“反政治”的现象。这种对传统政治生活中人事和机构的厌恶，源于人们将政治视为追逐个人私利、两面讨好和毫无原则的活动，“争权政治”、“拉拢政治” 等贬义词的使用正说明这一点。政治的上述印象，有时可追溯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lo Machiavelli）那里，他在《君主论》（The Prince）一书中，从纯粹现实主义的角度描述政治，将注意力引向了政治领袖对诡诈、残忍和操纵手段的利用方面。
上述负面看法，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由于个人是自利的，政治权力也将流于腐化，因为它驱使“掌权”者利用职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谋取个人私利。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834-102）对此有发人深省的警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尽管如此，即便持上述看法的人，也很少怀疑政治活动是社会存在的必然和持久特征。不管政客们如何地贪赃枉法，人们一般都会接受（就算有点勉强）他们总是与我们相随的事实。正如早期社会契约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假若没有某种权威性价值的分配机制，社会将彻底分崩离析，陷入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内战状态中。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清除政客和终结政治，而是要使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平衡的框架内运作，确保政府权力不被滥用。
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
另一更为广义的政治概念超出了政府的狭窄范围，延伸到被视为“公共生活”或“公共事务”的领域。换句话说，“政治”和“非政治”的划分，与基本的公共生活领域和可被视为私人生活的领域的划分相吻合。这种对政治的看法，往往溯及至著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意在说明唯身处政治共同体之内，人类方能过“美好生活”。根据这种看法，政治是一种关心创造“公平社会”的道德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最高科学”。
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线应划在哪里呢？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传统划分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相一致。就其负责组织共同体的集体生活而言，国家机构（政府部门、法院、警察、军队以及社会安全系统等等）可被视为“公共的”。而且它们的经费也属于来自税收公共开支。相较之下，市民社会由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称的“小单位”（little platoons）组成，包括家庭和血缘团体、私人企业、工会、俱乐部、社区团体等，它们由个体公民建立并出资，目的是实现自身而非更大社会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私人的”。基于这种“公共/私人”的划分，政治限定于国家自身活动和公共机构所能恰当履行的职责范围内。个人能够并确实自我管理的生活领域（经济、社会、家庭、个人、文化和艺术的领域等等），显然应归于“非政治”范围。
人们有时候还进一步根据更加精细的区别，也就是“政治的”和“个人的”的不同（参见图表1-1），划分出“公共/私人”。市民社会可以同国家相区别，但它仍包括了各种被视为“公共”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更广义上是开放性的，活动于公共的场域，公众拥有可进入其中的渠道。这种划分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它拓宽了我们对政治的理解，特别是将经济从私人领域挪移到了公共领域。我们由此就可以在工作场所发现政治的踪影。尽管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社区团体、俱乐部和工会属“公共” 机构，它仍然对政治的范围有所限定。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不能也不应该侵犯“个人”的事务和机构。特别是女性主义思想家业已指出：
这意味着政治实际上应止步于大门外，它不能发生在家庭、居家生活或个人关系中。政治人物倾向于将其职业行为与个人或家庭行为做出截然区分，或可说明这一点。例如，如果将欺骗配偶或虐待儿女归入“个人”事情，他们就能否认这种行为的政治意义，理由是这与他们处理公共事务的品行无关。
图表1—1 公共/私人划分的两种观点
公共的 私人的
国家：政府机构 市民社会：自主性机构：企业、工会、俱乐部、家庭等
公共的 私人的
公共领域：政治、商业、工作场所、艺术、文化等 个人领域：家庭和居家生活
认为政治主要是“公共”活动的看法，造成了积极和消极的两种评价。一种评价的传统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因具有“公共”品格，被看成是高尚且文明的活动。汉娜·阿伦特对此观点甚为推崇，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她认为政治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形式，因为它包含了自由和平等公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政治因此赋予生命以意义，肯定每一个体的独特性。其他的理论家，如让-雅克·卢梭和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a good in itself），得出与阿伦特类似的结论。卢梭指出，只有所有公民直接且不间断地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才能真正服务于公益（the common good，见第74页）。在密尔看来，涉足“公共”生活具有教育意义，能够促进个人在自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发展。
与上述积极评价成鲜明对比，政治作为公共活动也被描绘成一种不需要的干涉形式。尤其是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私人”生活是自主选择、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的领域，因此他们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间更加偏爱前者。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一些人试图压缩“政治”的范围，往往希望“将政治排除于商业、体育和家庭生活等私人活动之外”。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是有害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是它阻碍了人们按照自主的选择行事。比如，它会介入公司的商业行为，干涉我们如何运动并和谁一起运动，甚至干预我们如何培养下一代。
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
第三种对政治的理解与政治活动的舞台没有什么联系，而更多地关注决策制定的方式。具体而言，政治被看作解决冲突的特定手段：即通过妥协、调解和谈判而非武力和赤裸裸的权力来达到目标。当人们把政治描述“可能的艺术”时，所隐含的就是此类看法。这种定义是政治一词在日常用语中的本来之意。例如，说某一问题的解决是“政治”解决，意味着和平地辩论和裁决，与常讲的“军事”解决相对。这种看法又可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相信自己所称的 “政体”（polity）是理想的政府体系，因为它是“混合的”，结合了贵族制与平民制的特点。在现代这种说法的主要倡导者是伯纳德·克里克，他在经典之作《为政治辩护》（In Defence of Politics, Bernard Crick）中，给出了下面的定义：
政治是这样一种活动，它根据不同利益集团对整个共同体福祉和生存的重要性，给予其相应权力，以此来调解他们在既定统治单位内的关系。（Crick,[1962]2000:21）
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的关键是权力的广泛分布。鉴于冲突难以避免，克里克主张，当社会团体和利益团体占有权力时，一定要相互妥协，而不能任由倾轧冲突。正因为这个原因，克里克将政治描绘成“选择调停而非暴力和强制的秩序问题解决之道”（p.30）。这种有关政治的看法反映出了对自由—理性主义（liberal-rationalist）原则的高度信奉。该原则的基础，是对辩论和讨论的效能怀有坚定信心，同时相信社会以共识而非不可调和的冲突为特征。换句话说，所存分歧不必诉诸威胁与暴力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有批评家指出，克里克的政治概念，过于偏重西方多元民主之下形成的政治形态，实际上将政治等同于选举择取和政党竞争。结果，对于一党制国家或军事政权，他的分析模式并不能给我们多少解释。
将政治看作妥协和共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积极特点。政治当然不是乌托邦式的问题解决之术（妥协意味着所有各方都要做出让步，哪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满意），但无疑比其他选择—杀戮和残暴—更为可取。政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文明和教化的力量。人民应该把政治当作一项正常的活动，并有意愿投身于所在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尽管如此，克里克仍认为政治是充满冲突并常被忽视的活动。在他看来，政治的首要敌人是“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确定性的欲望”。克里克警示人们，这种欲望会以多种形式现身，包括意识形态的诱惑影响、对民主的盲目信仰、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击以及科学揭示客观真理的许诺。
作为权力的政治
政治的第四种定义最宽泛也最为激进，它不再将政治限定于特定的场域（政府、国家或“公共”领域），而认为在所有社会活动和人类生存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政治在发挥作用。正如莱夫特威奇在《什么是政治？政治活动及其研究》（what is politics？The Activity and Its Study, Adrian Leftwich, 1984:64）一书中所称，“政治处于所有集体社会活动—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的核心，存在于所有人类团体、机构和社会中”。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发生在社会互动的所有层次，小至家庭和朋友性的小群体，大到民族及全球交往，都存在大量的政治现象。那么，政治活动有何独特性？政治与其他社会行为相区别的标志是什么？
最广义而言，政治涉及到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即通过任何的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哈罗德·拉斯维尔所著《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Politics: Who Get What, When ,how？, Harold Lasswell, 1936）一书的题目正是这种观点的简明概括。根据这种观点，政治与差异性和冲突有关，但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而可满足他们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政治由此可以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
上述权力观的支持者包括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现代女性主义者对“政治的”观念特别感兴趣，这是因为传统的政治定义事实上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女性在传统上被禁锢在“私人”生活领域，忙于家庭和家务责任。相形之下，男性则支配着传统政治和其他“公共”生活领域。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因此抨击“公共/私人” 的划分，换而主张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个口号简洁地概括了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信念，即认为居家、家庭和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并且事实上是其他所有政治斗争的基础。显然，还有一种更激进的政治观念支撑这种立场。凯特·米莱特在《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 Kate Millett, 1963:23）中概述了这种观念，她将政治界定为“一群人借以控制另外一群人的按照权力组织的关系和安排”。因此，女性主义者可以说对“日常生活的政治”颇有兴趣，在她们看来，丈夫和妻子、父母与孩子等家庭内部关系，与雇主和工人或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并无二致，都具有政治性。
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层次上上使用“政治”一词。第一个层次，马克思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政治，指的是国家机关。他在《共产党宣言》（ [1948]1967）中称政治权力“不过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p.105）。对马克思来讲，政治与法律、文化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同于作为社会生活真正基础的经济“基础”，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与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完全分离，而是“上层建筑”产生于并反映经济“基础”。在另一较深层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权力源于阶级制度，如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政治仅限于国家和狭隘的公共领域的观点，可是说他们相信“经济的就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是政治的核心所在。
上述观点多以消极字眼描绘政治。简而言之，政治就是压迫和征服。激进女性主义者相信社会是家长制的，女性彻底地从属和臣服于男性权力之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特征，是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另一方面，政治也被视为挑战非正义和支配的手段，从而抵消了政治的负面意涵。例如，马克思断言，阶级剥削将会被无产阶级革命所颠覆，而激进女性主义者也宣称有必要以性的革命来重组两性关系。不过，当政治被描绘成权力和支配时，它也就不一定被看成社会存在的必然特征了。女性主义者希望通过建立“非性社会”（nonsexist society）来终结“性的政治”，从而根据个人价值而不是以性别来对人们进行评价。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随着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阶级政治”将走到尽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也将不复存在。
1. 2政治的研究
政治研究的取向
人们对政治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的争议，与有关政治活动性质的分歧旗鼓相当。作为最古老的知识探究领域之一，政治最初被视为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分支，其主要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所建基的原则。从19世纪后期开始，把政治变为科学的尝试逐渐替代了上述哲学倾向，并到1950和1960年代达到顶峰，公开地将早期传统斥为毫无意义的玄学。但从那时起，追求政治严格科学化的乐观主义也开始减弱，政治价值和规范理论的持久意义又重新获得承认。如果寻求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适价值的“传统”研究多被摈弃，那么顽固坚持科学自身就能提供揭示真理的手段的说法也将无容身之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学之所以硕果累累且令人振奋，就是因为它包容了多种理论取向和不同分析流派。
哲学传统
政治分析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和通常称为“政治哲学”的传统中。这涉及到人们对伦理、规定性（prescriptive）和规范的问题的关注，显示出关心“应然”（should）、“必然”（ought）或“必须”（must）的命题，而不是“实然”（is）命题。人们通常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他们的思想，在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和阿奎那（Aquinas, 1225-74）等中世纪理论家的著作中又再次浮现。柏拉图著作的核心主题，就是试图描述理想社会的性质，在他看来，理想社会应该采用哲学王阶层统治的仁慈专制形式。
这些著作构成了所谓“传统”政治研究取向的基础。该取向对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和学说进行分析研究，最常采用政治思想史的形式，集中研究“主要”思想家（如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和经典原著。该方法以文献分析为特征，主要关心重要思想家的言论、他们如何发展或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们所处的知识脉络。尽管此类分析可能是审慎和严谨的，但在任何科学意义上都不是客观的，因为它们所处理的是规范性问题，比如“为何我应服从国家？”，“奖赏应该怎样分配？”以及“什么才是个人自由的限度？”。
经验传统
描述性或者说经验性传统虽不象规范的理论阐述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可追至政治思想的最早时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constitution）分类尝试、马基雅维利对统治术的现实主义描述以及孟德斯鸠关于政府和法的社会理论中，均可见其踪影。从许多方面看，上述作品构成了今天所称的“比较政府”的基础，促成了政治学制度研究取向的产生。尤其是在美英两国，经验分析成为分析传统的主流。政治分析中经验取向的特征，是试图客观公正地解释政治现实。这种取向试图做出分析和解释，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规范取向则进行判断并给出建议，属于“规定性的”（prescriptive）。
描述性政治分析的哲学支持来自经验主义（empiricism）学说。经验主义学说自17世纪以来经由约翰·洛克（John Lock））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等理论家的著述得到传播，该学说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基础，所有假设和理论都要经观察过程来验证。到19世纪，经验主义发展成为人们所知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场知识运动特别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相联系。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科学以及所有形式的哲学探索都应严格按照自然科学方法进行。一旦科学被理解为揭示真理的唯一可靠手段，建立政治科学的压力就变得难以抵抗了。
科学传统
首位尝试以科学术语阐释政治的理论家是卡尔·马克思，他力图运用其所称的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从可以证明这一点来讲，唯物史观的“规律”与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具有同等地位，从而使马克思能够预测未来。到19世纪，主流政治学界对科学分析的喜好渐成风潮。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1870年代开设了政治科学课程，1906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也开始出版。人们对政治成为科学的热忱，到1950和1960年代达至颠峰，当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种相当倚重行为主义 的政治分析形式。行为主义提供了此前所欠缺的东西—验证假设的客观且量化资料，政治第一次有了可靠的科学性证明。戴维·伊斯顿等政治分析家主张政治学可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适用于数量研究方法的领域，如投票行为、立法者行为以及都市政客和游说者行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自196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所受压力日益增大。首先，有学者称，行为主义过多限制了政治分析的范围，使其仅限于研究可直接观察的事物。毫无疑问，行为主义分析者在投票研究等领域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具有重大价值的成果，但沉湎于狭窄的量化研究，将会使政治学沦落到只专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步。更使人担忧的是，行为主义使一代政治科学家背弃了整个规范政治思想的传统。“自由”、“平等”、“正义”和“权利”等概念因为无法在经验上得到证明，便被认为毫无意义而遭抛弃。到1970年代，人们又开始对规范问题感兴趣，而对行为主义的不满增加，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著作反映了这种发展。
再者，行为主义的科学性也开始受到置疑。坚持行为主义具有客观性及可靠性的根据，是认定它是“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意即行为主义未受到道德或规范信条的毒害。但是，如果分析的焦点是可观察的行为，则除了描述现存政治安排外，难有更多的探讨，此中暗含着将现状合法化的意味。行为主义者从可观察的行为方面来重新界定“民主”，便显示出了这种保守的价值偏见。他们因此并没有将民主定义为“人民自治”（popular self-government，字面意思即人民的统治），而认为民主代表着竞争性精英通过普选制赢得权力的争夺过程，换言之，民主据认为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运行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
近来的发展
近来出现的政治学理论取向中，有一种被称为“形式政治理论”（formal political theory），包括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 theory）和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这种分析取向在建立以程序性规则（通常是与相关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有关的规则）为基础的模型时，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学理论为范本的。形式政治理论在美国的根基最为坚实，特别与所谓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有密切联系，该理论至少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手段，使我们能更深刻洞悉选民、游说者、官僚和政客的行为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行为。形式政治理论常以制度的公共选择理论（institutional public-choice）的形式出现，对政治分析的影响最为广泛。唐斯（Anthony Downs）、奥尔森（Mancur Olson）和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等人使用此分析技术，研究政党竞争、利益集团的行为以及官僚的政策影响等领域，本书将在后面几章加以讨论。该取向还曾应用于博弈论（game theory），这种理论主要形成于数学而不是经济学领域，它运用基本原理分析个体行为的窘境，人们最熟悉的例子是“囚徒困境”。
然而，政治分析的理性选择取向并未得到普遍接受。支持者认为它给政治现象的讨论引入了更严密的方法，而批评者则怀疑其基本假设。例如它忽视了以下事实：人们很少有明确的偏好目标，也很少根据充分且准确的知识来做出决定，因此它可能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再有，理性选择理论从抽象的个体模型出发，没有充分注意社会和历史因素，无法认识到人类的自利性和其他事物一样，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并非与生俱来的。
因此，政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开始采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使得现代政治分析更加丰富且多样化。除了规范的、制度的和行为的传统取向外，还有理性选择理论，更有其他较为晚近的一系列广泛的思想与主题。女性主义—特别从1970年代开始—提醒人们注意性别差异和家长制结构的影响，并在此过程中质疑既有的有关“政治的”观念。被称为“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制度的正式和结构层面，转移到制度在更大场景之下的意义、其实际作为和政策过程的结果等方面。绿色政治对现有政治社会理论中的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c）倾向提出挑战，主张整体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研究取向。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源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1923年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还广泛吸收了包括弗洛伊德（Freud）和韦伯在内的多位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将批判理念拓展至全部社会实践。后现代主义怀疑绝对和普遍真理的思想，由此催生出了话语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最后是一种普遍但非常深刻的重要转向，即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现在较少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形态，更少有人认为两者是争斗的敌手。相反，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它们只是揭示政治知识的两种互为参照的途径。
政治研究可以科学化么？
尽管人们已普遍同意，政治研究应在严格和审慎的一般意义上具备科学性，但是，如上文已指出的，有人认为它能达到更为严格意义的科学性，即能够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这种观点由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提出，并成为19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核心。政治科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它预示着有能甄别“真实”和“虚假”的不偏不倚且可靠的手段存在，我们由此能够获得有关政治世界的客观知识。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区分“事实”（经验性证据）和“价值”（规范或道德信念）。事实是客观的，它可以无误且恒常地展现出来，还能加以验证。相形之下，价值则本质上是主观的，是个不同看法的问题。
任何建构政治科学的尝试必然面临三个难题。首先是资料获取问题。不管怎样，人类不能象蝌蚪那样可放在实验室里，也不能象细胞那样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无法“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也不能就人类行为做可重复性实验。因此，我们对个人行为的了解是有限和肤浅的。没有准确的资料，就没有可靠手段来验证我们的假设。绕过这种障碍的唯一途径，是诉诸决定论处理问题，而忽略有思考能力的主体。一个例子就是心理行为主义（behaviourism，不同于行为主义behaviouralism），这一心理学派别主要与华生（John B. Watson）和斯金纳(B. F. Skinner) 两位心理学家相联系。该学派认为条件反应或反射能最终解释人类行为。另一个例子是“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粗陋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曾支配着前苏联的学术研究。
其次，隐含价值的存在使政治的科学研究困难重重。我们认真考察就会发现，政治模型和理论完全价值中立的观点很难站住脚。事实与价值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这是因为，理论无一不是在有关人性、人类社会以及国家作用的假定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这些假定都掩盖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涵。例如，我们可以在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和系统论中，发现保守的价值偏见。同样，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则是基于有关性别差异的性质和意义的假定。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中立性的虚构神话。自然科学家或能以客观和公正的方式从事研究，对所揭示的问题并没有预设的立场，但这在政治研究中却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不管政治如何界定，它要处理的问题都与我们生活和成长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有关。家庭背景、社会经验、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的同情心等等，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构筑了一套对于政治和周围世界的先入之见。这意味着不管我们的研究方法如何严格，绝对公正和中立的科学客观性在政治分析中都必然永远是不可企及的目标。积累可靠知识的最大威胁，或许不是这类偏见，而是不承认偏见本身的存在，虚假地声称政治中立正是对此的反映。
概念、模型和理论
概念、模型和理论均为政治分析的工具。但是，与对待政治学中的其他问题一样，我们须谨慎地使用分析工具。首先考虑一下概念。概念是关于某种事物的一般观念，通常用一个字或短语表达。概念不只是某物的恰当名词或名称。比如，谈论一只“猫”（一只具体的猫）和掌握“猫”（指对猫的观念）的概念有所不同。猫的概念非指一个“事物”，而是一种“观念”，该观念包涵若干属性，赋予猫独特性：“长毛的哺乳动物”、“体形较小”、“驯养的”、“捕食鼠类”等等。“平等”的概念是一种原则或理想，这和赛跑运动员“平了”（equalled）一项世界纪录的说法不同，也迥异于说两兄弟“平分”遗产的措辞。同样，“总统”（presidency）的概念也不特指某位总统，而是指一套有关行政权力组织的观念。
那么，概念的价值何在？概念是我们思考、批评、论证、解释和分析的工具。仅仅感知外在世界本身并不会给予我们有关知识。为了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赋予它一定意思，我们通过建构概念来达到这一目的。道理很简单，欲视猫之为猫，我们首先必须具有确定其为何物的概念。概念也有助于我们对事物进行区分，辨识其共同的形态或特征。比如，一只猫实为“猫”类中的一员。因此，概念是“一般性的”：它可与许多事物有关，准确地讲，涉及到与一般观念自身特征相符的任何事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于政治世界的知识，就是通过形成与提炼帮助我们解释世界的概念而逐步拓展的。这样看来，概念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基础材料。
不过，概念可能也是需小心对付的家伙。首先，我们试图理解的政治现实常常变动不居且高度复杂。“民主”、“人权”和“资本主义”等概念自身，与它们试图描绘的不定型的现实相比，过于完美一致，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分析现实时，便不免冒着误用的风险。马克斯·韦伯将某些概念确定为 “理想类型”（ideal type），试图以此解决上述难题。所谓“理性类型”是挑出所讨论问题的某些基本或中心特征，建构我们使用的概念，这意味着不重视甚至完全忽略其他特点。“革命”即可看作这种意义上的一种理想类型，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通常比较剧烈的政治变化过程。例如，使用革命概念比较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89-1991年的东欧革命之间重要的相似之处，有助于我们对两者的理解。但我们仍须谨慎地应用概念，因为它也可能掩盖某些重要的差异而扭曲我们的理解，如上面的革命例子中，两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特点就存在差异。有鉴于此，我们最好不要从“真实”或“虚假”的角度考虑概念或理想类型，而认为它们有或多或少的“功用”即可。另一更深层次的难题是，政治概念经常是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对象。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围绕术语和概念合法阐释权的争夺。敌对方可为此争吵、打斗甚至走向战争，都称“保卫自由”、“捍卫民主”或“我方持有正义”。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对“自由”、“民主”和“正义”等词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或“真正”的正义呢？答案很简单：我们不能。就象上文尝试界定政治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有许多政治概念的不同说法，最好认为它们是“有实质争议的”概念（Gallie, 1955/1956），因为有关分歧非常之深，无法达成任何中立或公认的定义。实际上，一个术语可能指涉若干不同概念，但没有一个可被接受为其“真实的”含义。如将政治界定为与国家有关的事务、公共生活的行为、争论与妥协以及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具有同等的合理性。
与概念相比，模型和理论更为综合广泛，它们包括了一系列而不仅是一种观念。模型通常被理解为某物的缩影，规模一般较小，比如玩具房子和飞机模型。这种意义上的模型应尽可能忠实模仿原物实体。但是观念式模型（conceptual model）无须在任何方面与实物相象。比如，坚持认为计算机经济模型应该具有经济本身的实体特征是很荒谬的。准确而言，观念式模型是分析工具，其价值在于赋予所收集资料以意义，否则，这些资料将只是令人迷惑且杂乱无章的堆砌而已。道理很简单，事实不能自己说话：它们必须得到解释，且必须经过组织条理。模型能够协助完成此项任务，因为它所包含的关系网络，凸显出了相关经验资料的意义和重要价值。举例最能帮助我们理解。政治分析中最有影响的模型之一，就是戴维·伊斯顿 （1979，1981）提出的政治系统模型。该模型可经图表1-3来说明。
图表1-3：政治系统
输出
人民 守门者 政府
输入 输入
输出
这一雄心勃勃的模型，试图以所谓系统分析（systems analysis）来解释整个政治过程和主要政治行为者的功能。系统是一个有组织的复杂整体，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各个部分构成了这一集合性实体。在政治系统当中，伊斯顿所称的“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之间存有关联。政治系统的输入包括公众的需求和支持。需求的范围从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生活水准、改善就业、增加福利拨款，到提升对弱势人群和个人权利的保护等等。另一方面，支持则是公众通过纳税、遵从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等形式对政治系统做出贡献的方式途径。输出由政府的决定和行动组成，包括制定政策、通过法律、征税以及公共款项的分配。显然，这些输出又产生了“反馈”（feedback），转而影响更深层次的需求和支持。伊斯顿的模型给予我们的主要启发，是政治系统趋向长期的平衡或政治稳定，其生存取决于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协调一致。
但是，仍需谨记一点，观念式模型充其量不过是所要解释之现实的简化形式，仅是辅助理解的工具，而非可靠知识本身。比如，拿伊斯顿的模型来讲，政党和利益集团被描绘成“守门者”，其核心功能是操控政治系统的输入内容。这是政党和利益团体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它们还影响公共的认知，从而帮助形塑公众需求的性质。简言之，与系统模型所表明的相比，这些是更有趣、更复杂多样的制度机构。同样可以理解，伊斯顿的模型更能有效解释政治系统如何与为何对民众压力做出反应，而对政治系统采取镇压与强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所有政府都如此—的解释却存缺憾。
在政治学中，理论与模型两个词经常交换使用，两者都是作为政治分析工具来使用的观念式建构。但严格来讲，理论是一个命题，它对一组经验资料给出系统的解释。相较之下，模型仅是解释的工具，更象一个尚待验证的假设。按照这种理解，政治学中的理论可以说多少有些“真实性”，而模型只能说有或多或少的“用途”。但是很明显，理论和概念常常相互关联，宽泛的政治理论可以用若干模型来解释。比如多元主义（pluralism）理论（将在第4和第5章讨论）即涵盖了国家、选举竞争和团体政治等模型（模式）。
几乎所有观念式工具、理论和模型都有隐含性的价值或假定。这也是难以建构纯粹经验理论的原因所在；价值和规范信念常常搀杂渗入其间。拿概念来讲，人们在使用中就怀有褒奖（如“民主”、“自由”和“正义”）或贬斥（如“冲突”、“无政府”、“意识形态”甚至包括“政治”）的不同感情倾向。模型和理论包含着多种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诱导性的”。例如，我们难以接受理性选择理论（上文有论）是价值中立的说法。该理论的基本假定，是认为人类根本上为自私自利的，这种理论的政策结论往往具有政治保守倾向实不足为怪。同样，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的阶级理论，也是以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社会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能否成立最终仍取决于整个社会哲学的正确性（validity）。
因此，分析工具—如模型和微观理论，建立在更大的宏观理论基础上有其合理性。这些政治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包括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它们解决权力和国家角色的问题。第4章和第5章将探究这些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许多宏观理论又反映出了某种主要意识形态传统的假定和信念。这些传统颇有些象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omas Kuhn, 1962）一书中所称的范式。范式是一套帮助建构知识探究过程的相关原则、学说和理论，它实际上构成了进行知识探索的框架。在经济学中，货币主义（monetarism）取代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或许还有随后又到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ism]的转向）可以看到范式的影子；在运输政策中绿色环保理念的兴起，也显示了范式的作用。
按照库恩的说法，自然科学的支配范式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科学通过一系列新旧范式更替的革命获得发展。但政治和社会研究就大为不同，它们本身就是对立和竞争性范式的战场。这些范式以一般社会哲学的形态出现，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对社会存在有自己的一套解释，提出了独特的世界观。当然，将这些意识形态描绘成理论范式，并不是说就促进一定团体或阶级的利益而言，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话）政治分析就具有狭隘的意识形态特性。相反，这仅仅是承认政治分析通常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传统为基础进行的。例如，许多理论政治科学就是在自由-理性主义假定基础上确立的，因而打上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印记。
政治分析的各种层次，可用表1.4说明。
图表1.4 概念分析的层次
1概念
2模型或微观理论
3 宏观理论
4意识形态传统/范式
1， 例如：权力、社会阶级、权利和法
2， 例如：系统分析、公共选择、博弈论
3， 例如：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功能主义
4， 例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
总结
l 政治是人们制定、维系和修正生活一般规则的活动。它主要是一种社会活动，一方面，它与多样性和冲突的存在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合作和集体行为的意愿颇有关联。并非所有冲突都得到或者能够得到解决，因此，最好将政治视为寻求冲突解决的过程，而不是实现解决的目标。
l 不同的思想家和学术传统对政治有不同的理解，分别视之为政府的艺术或 “与国家有关的事务”，公共事务的实施和管理，通过辩论和妥协解决冲突，或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l 人们对于什么是“政治的”领域，有很大争议。传统上，人们狭隘地认为政治仅限于 “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和行为者，这种公共领域仅与社会生活的集体性组织有关。但当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来理解政治时，它也可存在于“私人”领域。
l 政治作为一门学术科目，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包括政治哲学或者说规范理论分析，尤为关注制度和结构的经验传统，试图通过行为分析将科学的严密性引入政治研究的科学传统，还有包括理性选择理论在内的诸多现代政治分析取向。
l 通过区分事实与价值，我们或许能够获得有关政治世界的客观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研究是科学的。但下列因素依然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获取可靠资料的途径面临困难，政治模型和理论包含隐含性价值，所有的政治学者都持有偏见。
l 概念、模型和理论均为政治分析的工具，提供知识的基础材料。但它们也仅仅是分析的工具。尽管它们有助于增进对世界的理解，但比起所要力图描述的尚未定型且复杂的现实来，却显得过于完美和一致。最终而言，所有政治社会研究都是在特定知识框架或意识形态范式内进行的。
问题讨论
l 如果政治本质上是社会的，为何并非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政治的？
l 为什么政治常令人产生负面联想？
l 你如何为政治作为有价值且崇高的活动而辩护？
l 政治是必然的吗？它是否有终结的一天？
l 为什么政治科学的概念如此吸引人？
l 客观和没有偏见地研究政治是否可能？
扩展阅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
没有人能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我们都只是透过理论、预设和假定的幔纱来了望世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观察和解释的活动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在审视世界的时候，同时也赋予它某种意义。这种情况对于政治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涵，尤其是它凸显出一点：有必要揭示出我们用来进行政治探究的预设和假定。在最深的层次上，这些假定源于一般的政治信条或传统，我们通常称之为“政治意识形态”。每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女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构成一个特殊的知识框架或范式，均对政治现实做出自己的解释——也就是其世界观。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好还是坏），也存在深刻的分歧。
本章的主要问题如下：
主要问题 → →
▲什么是政治意识形态？
▲每一种主要意识形态特有的主题、理论和原则是什么？
▲每种意识形态包含了什么样的对立传统和内部张力？
▲主要意识形态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
▲如何解释意识形态的兴衰？
▲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么？它是否会终结？
3．1 什么是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政治分析中争议最大的概念之一。尽管该词目前往往在中性意义上使用，指已成型的社会哲学或世界观，但它在过去却有着非常负面或贬义的内涵。在其一度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概念曾常被用作政治武器，谴责或批判对立的信条或学说。
“意识形态”一词由法国哲学家德·特蕾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在1796年首次使用，指一种新的“思想的科学”（idea-ology），试图以之揭示有意识的思想与观念的来源。特蕾西希望意识形态最终能享有与动物学和生物学等已确立科学相同的地位。到19世纪，马克思的著作赋予了该词另一种更为持久的含义。对马克思来讲，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维护阶级制度和剥削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到：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工具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工具。（Marx and Engels，[1846]1970：64）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掩盖了所有阶级社会赖以建立的根本矛盾，从而欺骗和迷惑从属阶级。就资本主义而言，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中培养一种错觉或者“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以防止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被剥削的事实。但马克思并不相信一切政治观点都具有意识形态特性，他认为自己试图揭示阶级剥削和压迫过程的著作就是科学的。在他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真理和谬误之间应有明显的区别。但在列宁和葛兰西等后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种区别却趋向模糊化，不仅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使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这些说法荒诞不经。
意识形态一词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那里形成了其他的含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极权专制，促使卡尔·波普（Karl Popper）、塔尔门（J. L. Talmon）和汉娜·阿伦特等学者把意识形态看作确保顺从和服从的社会控制工具。冷战时期对该词的这种自由主义用法，在很大程度上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参照，将意识形态看作“封闭的”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宣称垄断了真理，拒绝容忍反对的意见和不同的信念。与此相对，以坚定信奉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还有一般赞同自由主义原则的思想，如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不是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容许甚至支持自由辩论、反对和批评，因而是“开放的” 。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等思想家在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反映了质疑理性主义价值的典型的保守主义不可知论（scepticism）——这种不可知论产生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人类心智理解的能力范围的信念。如奥克肖特所言，在政治活动中，“人类就象在无边无际且深不可测的大海上航行”。从这个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扭曲政治现实的一套思想观念，因为它宣称要解释的事物，坦率地讲，是不可理解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保守主义者传统上并不接受他们赞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法，而喜欢把保守主义描述成一种“意向”(disposition）或者“心灵的态度”（attitude of mind），信奉实用主义、传统和历史。
上述每一种意识形态用法都存在缺陷，因为它们都带有否定或贬义的意味，限制了该词的适用范围。换言之，这些用法将某些政治学说排除于“意识形态”范畴之外了。例如，马克思坚信自己的思想是科学，而非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者也不认为自由主义应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者则在传统上就断言自己信奉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再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界定充斥着某种政治学说的价值与方向。因此，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定义（适用于所有的政治传统）应该是中性的，摈弃意识形态是“好”或“坏”、真或假、解放或压迫的观念。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含义具有的优点，即认定意识形态是一个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的信念体系，一套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激励政治行动的相互联系的思想观念。
3．2自由主义
任何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阐述都必须从自由主义开始。这是因为自由主义事实上就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有时被描绘成为能够涵括多种对立价值和信念的元意识形态。虽然自由主义直到19世纪早期才作为成熟的政治信条出现，但在此前的300年间，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原则就一直处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封建主义瓦解，市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取而代之，自由主义正是这一发展的产物，早期自由主义当然也就反映了正在崛起的工业中产阶级的期求。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自此就一直紧密联系（有人认为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早期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抨击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鼓吹立宪政府，后来又主张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早期，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主义经济信条形成了，它颂扬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资本主义的优点，抨击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这成为古典（或者说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19世纪晚期以来，出现了一种社会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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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洛克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郡(Somerset)，他先在牛津大学学医，后于1661年成为A.A.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即沙夫茨伯里（第一）(First Earl Shaftsbury) 伯爵的秘书。洛克的政治观点以英国革命为背景，常被视为对1688年“光荣革命”的辩护，而这场“光荣革命”结束了此前的英国专制统治，建立了威廉三世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洛克是早期自由主义发展中的关键思想家，他特别强调“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由于洛克倡导代议制政府和宽容，他的思想对美国革命影响很大。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有《论宗教宽容》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1689）和《政府论》上下篇（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90）。
理性主义（Rationalism）
认为通过运用人类理智就能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信念，建立在有关人类理性结构的假定基础上。
实用主义（pragmatism）
最为强调实际环境和目标的理论和实践；实用主义意味着怀疑抽象理念。
元意识形态（meta-ideology）：奠定意识形态争论得以发生基础的更高或第二顺序的意识形态。
它更倾向于福利改革和经济干预。这种思想成为现代（或20世纪）自由主义的特有内容。
自由主义的要素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原则。它反映了一种坚持人类个体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信念，反对任何社会团体和集体组织的控制。人类首先且最主要地应被视为个体存在，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拥有独立且独特的个性。因此，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种个人能够成功和发展的社会，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地追求他或她所设定的“良善”。人们由此认为自由主义具有道德上的中立性，因为它规定了一套允许个人做出自我道德决定的规则。
●自由：个人自由（freedom或liberty，两者可互换）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优先于平等、正义和权威。这很自然地源于对个人的信仰，以及保证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选择行事的期望。但自由主义者主张“法律之下的自由”，因为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自由可能成为他人自由的威胁，自由可能变成放纵。因此，自由主义者赞同的理想，是个人应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但须与其他所有人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相一致。
●理性（reason）：自由主义者相信世界有一个理性的结构，它可经人类理智的运用和谨严的探究获得揭示。自由主义者由此确信，个人有能力按自身利益做出明智判断，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就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判定者。这进一步促使自由主义者信奉进步，相信人类能够通过辩论和讨论而不是血腥屠杀和战争解决冲突。
●平等：个人主义隐含着对基本平等的信仰，亦即认为个人“生而平等”——至少就道德价值而言如此。这反映在自由主义重视个人权利和资格，特别是法律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平等（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不过，鉴于个人的资质和工作意愿不尽相同，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社会平等或结果的平等，而倾向于机会平等（同样的赛场），给每个人同等机会实现他们并不等同的潜能。因此，自由主义者支持“贤能统治”原则，个人功绩（merit）大致反映其资质加辛勤工作。
●宽容：自由主义者相信宽容（也就是容忍，人们允许他人以自己并不认同的方式思考、言说和行动）既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也是社会富足发展的手段。他们相信，表现为道德、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多元主义是积极有益的，它保证所有信仰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接受检验，能够促进辩论和知识的进步。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对立的观点和利益之间能够达到平衡或自然和谐，这往往会降低不同思想间爆发水火不容的冲突的可能性。
●同意：在自由主义观点中，权威和社会关系应基于同意或自愿一致，政府因此必须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该原则促使自由主义者拥护代议制和民主。与此类似，社会团体组织也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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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73）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密尔受到其父，功利主义理论家詹姆士·密尔（1773-1836）的非常严格的教育，20岁时终于导致精神崩溃。此后，密尔受到柯尔律治（Coleridge）和德国唯心论者的影响，建立了一套更为人性的哲学。他的主要作品有《论自由》 （On liberty, 1859）、《代议制政府》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861）以及《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密尔的著作广博复杂，跨越了古典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分野。他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深植于19世纪的原则信条；但他同时又强调个人生活的质量（表现在他对“个性”的重视），支持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工人合作的目标，这显然预示着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
进步（progress）
前进；相信历史的特征是人类在知识和智慧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前进。
贤能统治（meritocracy）
能人的统治，应根据能力来分配报偿和职位的原则。
过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自愿建立契约而形成。权威在这种意义上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有着深厚的合法性基础。
●宪政：虽然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是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关键保证，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可能沦为压制个人的暴政（ “权力易于腐败”（阿克顿勋爵），因此他们信奉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理念。这一目标可通过如下机制实现：①分散政府权力；②建立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制；③制定包括人权法案的法典或“成文”宪法，规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主题，是信奉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人类被看作自私自利且基本自立的动物。在麦克弗森（C.B.Macpherson，1962）所称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中，人被认为是其自身及能力的所有者，对社会或其他个人没有任何义务。“消极”自由的观念支撑着这种原子论的社会观，这种观念意味着不干涉，或不对个人施加不必要的外在限制。这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和各种政府干预没有丝毫的热情。
用潘恩（Tom Paine）的话来讲，国家是“必要的恶”。之所以为“必要”，是因为国家至少确立了秩序和安全，能够保证契约执行；而之所以为“恶”，是因为国家将集体意志强加于社会之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与责任。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最小或“守夜人”性质的国家，其作用仅限于保护公民免受他人的侵害。在经济自由主义中，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坚定信仰，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运行最佳的信念支持着这一立场。因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据认为能保障经济繁荣，维护个人自由；又因其以功绩来评判个人成败，而能够保障社会正义。
现代自由主义
现代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对国家干预持较为赞同的态度。在美国，人们甚至总是用“自由派”一词暗示对“大政府”而非“最小”政府的支持。这一转向的发生，是由于认识到工业资本主义只是造成了新的非正义，将大量民众弃于变化无常的市场中。在约翰·密尔的著作影响之下，格林（T.H.Green, 1836-1882）、霍布豪斯(L.T.Hobhouse, 1864-1929)以及霍布森(J.A.Hobson, 1858-1940)等所谓新自由主义者，开始支持一种更广泛的“积极”（positive）的自由观。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意思并不只是不加干预，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饥饿穷困的自由而已；相反，自由应与个人的发展和成功相联系，也就是个人应有能力获得自我实现。
原子论（atomist）：
认为社会由相互间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义务的自足个人组成的信条。
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认为市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倾向于自然实现普遍繁荣并给所有人带来机会的信条。
大政府（big government）：
指奉行干预主义政策的政府，一般被理解为意味着经济管理与社会控制。
上述观点提供了社会自由主义，也就是福利自由主义的基础。这种自由主义的特点，是认识到国家干预——特别是社会福利——能够保护个人生活不受社会罪恶的损害，拓展自由的范围。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将这些罪恶归为五类：匮乏、无知、怠惰、穷困和疾病。同样，现代自由主义也不再信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凯恩斯（J.M.Keynes）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只有通过管理的或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重要经济责任置于国家之手，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方可维持。但是，现代自由主义者对集体性措施和国家干预的支持却一直是有条件的。他们关心那些确实无法自助而陷于困苦的弱者，目标是提升这些人的能力，使之能够重新为自身处境负起责任，做出自我道德选择。在对自由主义原则与福利及再分配政治进行调和的现代尝试中，约翰·罗尔斯的影响最大。
3．3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的思想与学说最早出现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对当时日益加快的经济与政治变革步伐的反动（在许多方面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从这种意义上讲,保守主义可在旧制度中找到踪迹。为了对抗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所释发的压力，保守主义坚决捍卫当时已四面楚歌的传统社会秩序。不过从一开始，保守主义思想的内部分裂就非常明显。欧洲大陆出现的保守主义以约瑟夫·德·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等思想家的著作为代表，其特点是十足的专制与反动，拒绝任何变革的思想。另外一种较为谨慎和灵活，最终也更成功的保守主义形态在英国和美国得到发展，其特点是艾德蒙·柏克所信奉的“为了保存而变革”（change in order to conserve）的思想。这一立场使保守主义能在19世纪在“同一民族”（One Nation）的家长式（paternalistic）旗帜下支持社会改革的事业。在英国，这一传统在1950年代发展到顶峰，当时的保守党接受了战后安排，提出了英国版本的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方案。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右派的崛起，这种思想所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新右派激烈的反国家主义和家长主义的保守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价值。
保守主义的要素
●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观念——“保存的渴望”，与人们对传统之益处的认识、对根深蒂固的习俗及历经时日的制度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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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97）
英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生于都柏林，常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之父。柏克的不朽声誉源于其一系列的著作，最主要的当属批判法国革命的《法国革命论》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70]1968）。柏克虽然同情美国革命，但却猛烈批评了美国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抽象原则方面仿效法国政治的尝试，他相信智慧大多存在于经验、传统和历史当中。不过，柏克认为法国的君主制也对其自身命运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它顽固地拒绝“为了保存而变革”。柏克对政府的看法悲观，承认它可规避邪恶，却罕能提升良善。他认为市场力量是“自然规律”。
再分配（redistribution）：
通过累进税制与福利政策来缩小物质方面的不平等。
旧制度（ancien régime）：
（法语）字面意思就是旧秩序；通常与法国革命之前的专制结构相联系。
重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这种观点，传统反映出了过去年代“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制度和活动所积累的智慧，为了当世和后代的福祉，它们应予保存。传统还有促进稳定和安全的好处，能够给个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归属感。
●实用主义：鉴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具有无限的复杂性，保守主义者强调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为不能信任抽象的思想原则和体系，而应使信念深植于经验、历史和实用主义（后者最为重要）。所谓实用主义就是相信行动决定于实际的环境和目标，也就是由“发挥作用者”（what works）来决定。保守主义者更愿意将自己的信仰描述成为“心灵的态度”或“生活的取向”，而不是意识形态，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
●人类的不完美性：保守主义的人性观普遍比较悲观，认为人类是有限的、依赖性的和寻求安全的动物，愿意接近熟悉的、尝试过的和已验证过的事物，需要生活在稳定和秩序的共同体中。此外，个人在道德方面是败坏的，他们受到自私、贪婪和权力欲的玷染。因此，犯罪和无序的根源在于人类个体而不是社会，所以需要强势国家和严刑峻法维护秩序。
●有机体论：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社会是人类运用灵巧的心智设计的制品，而是在传统上视之为有机的整体或活生生的实体。社会决定于自然的需要，各种制度或者“社会结构”（家庭、地方共同体、民族等等）共同促进社会的健康与稳定。这个整体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组合堆砌。共享的（经常是“传统的”）价值和共通的文化也被认为是维系共同体和社会团结的关键所在。
●等级：在保守主义看来，一个有机社会当中，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分层极为自然且不可避免，这反映了不同的角色责任，如雇主与工人、老师与学生以及父母与儿女等的差异。不过，在这种观点看来，等级与不平等却未必会引发冲突，因为相互责任与义务会使社会凝聚起来。由于一个人的“生活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和出身，富人和特权阶层有一定责任去照顾较穷困者。
●权威：保守主义者坚持认为，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总是“自上而下”行使的，它为那些因缺少知识、经验或教育而无法根据自身利益明智行事的人提供领导、指导或支持（例证之一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权威）。虽然“自然贵族”的观念曾一度盛行，但权威和领导现在更多地被视为经验和训练的产物。权威的优点在于它是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使人们清楚地认识自我和人们对自身的期望。因此，自由必与责任共存，它相当程度上包含对责任和义务的自愿接受。
●财产：保守主义者认为财产权至关重要，因为它赋予人们安全感，使人们获得不依赖政府的自立手段，鼓励他们尊重法律及他人财产。财产也是人格的外在表现，人们会从其所拥有之物（房产、汽车等等）中来认识自身。然而，财产权既涉及权利也包含
自然贵族（自然的贵族统治，natural aristocracy）：
认为才干和领导才能是固有或天生的素质，无法通过努力或自我发展来获取的观念。
义务。这样，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财产的监护人，它可承继自前代（祖产），也可荫庇及后世。
家长式保守主义（paternalistic conservatism）
家长式保守主义与有机体、等级和义务等原则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认为是从传统保守主义发展而来。家长主义（家长式统治，paternalism）往往能追溯到本杰明·迪斯累里 （Benjamin Disraeli，1804-81）的早期著作中，它融合了谨慎与原则（prudence and principle）的要素。迪斯累里警告当时英国面临着分裂为“富人与穷人两个民族”的危险，非常担心社会革命的爆发。该警告等于向自私自利的特权阶层发出呼吁，他们需要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比“自下而上的革命”要可取。这一讯息的基础，是源于新封建理念（如“贵族责任”）的义务和社会责任原则的诉求。在这种观点看来，义务事实上就是拥有特权的代价；为了社会凝聚和团结的更大利益，权势和有产者负有关照境遇较差者的责任。由此形成的一个民族原则，就是所谓“托利党人”（Tory）立场的基础，它所反映的与其说是社会平等的理想，毋宁说是一种有机平衡（也就是一个凝聚和稳定的等级结构）的构想。
一个民族的传统不仅含有社会改革的倾向，而且还带有对经济政策的基本务实态度。1950年代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如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R.A .勃特勒(R.A.Butler, 1902-82)以及麦克劳德(Lain Macleod, 1913-70)等，所采取的“中间路线”清楚地显示这一点。该路线避开了经济组织的两种意识形态模式：一个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这些保守主义者排斥前一种模式的原因，在于它给所有人带来自由的同时，也使社会团结无法实现，并对弱势群体相当不利；他们之所以拒绝后一种模式，是因为它造就了磐石一统的国家，摧毁了一切的自主和进取精神。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案就落脚在融合市场竞争和国家管理的优点上来（“不具私利的私人企业”——哈罗德·麦克米伦语），根据“发挥作用者”来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1945年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也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他们接受了 “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cy）的原则，该原则主要是从德国基督教民主党（German Christian Democrats）的“社会市场”哲学发展而来。这种哲学强调私人企业和竞争的优点，主张市场策略；但另一方面这种哲学也认为，通过市场策略实现的经济繁荣，应用来增进更广泛的社会大众的利益，因此它还兼有社会的性质。
新右派（The New Right）
贵族责任（权高则任重，noblesse oblige）：
（法语）字面意思是贵族的责任；一般而言，指引导或保护那些贫困者或拥有较少特权者的责任。
托利主义（Toryism）：
一种带有保守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立场，其特征是信奉等级、强调传统并主张义务和有机体论。
新右派代表着保守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新起点，实际上是1945年后转向国家干预以及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社会价值传播的某种反革命。新右派理念发端于1970年代，战后繁荣的结束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的明显失败，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对社会分裂及权威衰落感到忧虑。新右派在英国和美国影响最大，1980年代两国分别出现的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和里根主义（Reaganism）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新右派思想在使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普遍从国家导向转为市场导向中影响更广,甚至遍及全球。新右派尝试结合两种不同的传统（一般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但没有构造出统一和系统的哲学体系。不过，两种传统虽然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张力，却可以共同支持一个强大但最小国家的目标，用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 1981）的话讲就是“自由经济加强大国家”。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版本，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以及罗伯特·诺齐克等哲学家发展而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支柱是市场原则和个人主义，首要目标是要求“退回国家的边界”，相信不受干预的市场资本主义会带来效率、增长和普遍繁荣。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那“不散的阴魂”（dead hand）会消磨人们的进取心，阻碍企业发展；政府不管怀有多么良好的意愿，都会毫无例外地对人类事务具有破坏效果。自由主义新右派对所有权政治（politics of ownership）的关注反映了这种观点，他们偏爱私有企业，排斥国有企业和国有化政策，简单说来就是认为“私即好，而公即坏”。此观点与一种粗浅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形态相联系，正如玛格利特·撒切尔所言，“个人及其家庭就是社会，除此之外别无它物”。保姆国家据认为是在培养一种依赖文化，侵蚀了市场中的选择自由。新自由主义相信自助、个人责任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人们也普遍认为全球化进程能够推动这种理念的实现，有些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
新保守主义重申了19世纪的保守社会信条。保守的新右派最为期望的，是恢复权威并重返传统价值，主要是那些和家庭、宗教和民族有关的价值取向。权威据认为会保障社会稳定，理由是它能够造就纪律与尊重；而共同的价值与文化则据信能够促进社会团结，使文明社会成为可能。因此，新保守主义的敌人是纵溺，这是一种自我崇拜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尚，据认为是1960年代的价值。事实上，美国许多自诩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士曾经是自由派，他们对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激进改革已失去了幻想。新保守主义的另一面，是对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社会的出现表示忧虑，因为据认为这将引发冲突并造成社会的内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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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奥地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Freiburg 和Saizburg大学，获得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坚信个人主义和市场秩序原则，对社会主义予以无情的批判。《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1948）是批判经济干预主义的先锋之作；较后的《自由秩序原理》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1960）、《法律、立法和自由》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9）等著作则探讨了一些政治哲学问题。哈耶克的著作对新右派的出现影响巨大。
保姆国家（nanny state）
指所担负社会责任无所不包的国家；该词意味着福利计划是不必要的，有损个人利益。
纵溺（permissiveness）：
指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纵溺暗示着不存在权威价值。
稳定。这一立场也往往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有关，它怀疑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对影响渐大的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等超国家机构心存芥蒂。
3.4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平等派和掘地派 ，或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条直到19世纪早期才逐渐形成。它的发展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反应。社会主义最初代表的是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利益，这些人受到当时工厂生产扩张的威胁，但很快便和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即所谓早期工业化的“工厂饲料”（factory fodder）——有了联系。最初的社会主义带有原教旨主义、乌托邦和革命的性格，目标是废除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代之以通常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他的思想奠定了20世纪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
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出现了，它反映了当时由于工作条件的改善、工资的提高以及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壮大，工人阶级已逐渐融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宣称，走“议会道路”就会和平、渐进、合法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有两个渊源，一是伦理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以罗伯特·欧文、查尔斯·傅立叶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54-96）等思想家为代表；二是主要由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发展的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代表，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而改良社会主义者在宪政框架内进行活动，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两个阵营的对抗不仅集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最恰当手段方面，而且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性质本身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民主主义者背离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原教旨主义原则，主张以福利、再分配和经济管理等政策重塑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主义形态在20世纪后期都遇到了空前危机，有些人甚至宣称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并且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出现。这一过程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是1989-1991年东欧革命引发的共产主义崩溃；而社会民主主义不断从传统的原则退却，有人因此认为它与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别无二致了。
社会主义的要素：
修正主义（revisionism）：
对最初和已确立信仰的修改；修正主义可能暗含着放弃原则或失去信念。
●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是认为人类是一种与共同人性的存在相联系的社会动物。诚如诗人多恩（John Donne）所言， “无人可自成一岛；众人皆为大陆之一块，主体之一部”。这里指的就是共同体的重要性，同时还彰显出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团体和集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个人的个性。社会主义者偏向于强调后天培养高于先天禀赋，并从社会因素而非固有资质方面来解释个人的行为。
●博爱（fraternity）：由于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他们因一种同志友谊或博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fraternity的字面意思是“兄弟情谊”，但可扩展到全人类）。社会主义者由此偏爱合作而非竞争，倾向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根据这种观点，合作使人们能够利用集体的力量，并强化共同体的联结纽带；而竞争则使每个人处于相互斗争的地位，埋下怨恨、冲突和仇视的种子。
●社会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有时候被描绘成某种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即相信平等具有最高价值。社会主义者尤为强调社会平等的重要性，重视与机会平等）相对的结果的平等。他们相信，一定的社会平等是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基本保障，能够鼓励个人认同其所属的人群，也会提供实现法律和政治权利的基础。
●需求：主张平等也反映了社会主义者的如下信念，物质利益应该以需求而不是简单地以功绩或劳动成果为基础进行分配。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见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它显示出社会主义者相信基本需求（饥渴、住所、健康和个人安全等等）的满足，是人类能够有价值地生存和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但是很明显，按需分配需要精神鼓励的推动，而不能只是物质刺激。
●社会阶级：社会主义常与一种阶级政治相联系。首先，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根据收入或财富分配解析社会，把阶级看成一个重要（通常是最重要的）的社会分群标准。其次，社会主义在传统上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不管定义怎样）的利益相连，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甚至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但阶级的分裂是可以弥合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或者要在相当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平等。
●公有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关系一直争议很大。有人把公有制看成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只是实现普遍平等的手段。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苏联式的国家集体化，或是选择性的国有化[“混合经济”]），是想利用物质资源服务于公共利益，认为私有制会助长自私、贪婪和社会分裂。当代社会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所有制政治的狭隘关注了。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是自由理性主义（liberalrationalism）的首要替代选择，后者支配着现代西方的文化和精神探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表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至少在1917到1991年间是这样）。这凸显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的主要难题：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发展而来，它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现象有所不同，后者在许多方面都偏离和修正了经典的原则。因此，20世纪末共产主义的崩溃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死亡；马克思主义（现已同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分离）甚至会因此获得新生。
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自马克思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涉及面极广并且性质复杂，有人把马克思当作经济决定论者，而同时又有人认为他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发现了他的早期和晚期著作的差异，往往用“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表示其中的不同。但有一点很明显，马克思相信自己创立了新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发现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性质，而不仅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本质上的道德批判。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通过其终生合作者恩格斯、德国社会主义领导人卡尔·考茨基以及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等人的著作得以传播，在其去世后影响日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一般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该词由普列汉诺夫发明，而不是马克思），后来成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基础。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比马克思自己的著作更加强调机械论和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的要素：
● 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是恩格斯所称的“唯物史观”。它强调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生产和再生产其生活资料的条件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本质上由“生产方式”(也就是经济制度)构成的经济“基础”，影响或决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这表明可以根据经济和阶级因素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唯物主义描述成为一种机械的关系，意味着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推动历史前进。
●辩证的变化：马克思遵循黑格尔的观点，相信历史变化的动力是辩证的，是一个对立的力量互动达到一个更高发展阶段的过程。这种辩证关系在唯物主义中意味着历史发展是表现为阶级对立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结果。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将辩证法描述成决定自然和人类进程的非人格化力量。
●异化：异化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个中心原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过程使劳动力沦为简单商品，工作变成毫无个性的活动。在这种观点看来，工人与他们的劳动产品、生产过程、其他工人伙伴，以及最终与其作为有创造力的社会存在自身相异化分离。所以非异化劳动是人类完善和自我实现的根本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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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1818-83）
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通常被尊为20世纪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曾在大学短期任教，稍后涉足新闻界并逐渐参与到社会主义运动中。他先在1843年迁居到巴黎（后又回到德国参加1848年革命——译者注），被驱逐出普鲁士后最终定居伦敦。在此后的岁月里，在好友和终生合作者恩格斯的资助支持下，马克思成为一名活跃的革命家和作家。1864年，马克思协助成立第一国际，由于巴枯宁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支持者之间的对立不断加剧，该组织于1871年解散。马克思生前很多光辉著作并未出版，其经典之作是三卷本的《资本论》（1867、1885、1894），最著名的则是《共产党宣言》（1848）。
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
一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曾支配着正统共产主义国家的精神生活。
异化（alienation）
非人化的状态或过程；与其真正本质属性的分离
●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矛盾源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它造成了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财产，靠出卖劳动力谋生，proletariat字面意思就是“工资奴隶”）的分裂。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他们不仅通过掌握财富获取经济权力，而且利用国家的代理人行使政治权力，还因为其思想是当时的“统治思想”而掌握意识形态权力。
●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到强迫和系统剥削的事实。马克思认为，所有价值都来自在产品生产中耗费的劳动。这意味着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资本主义企业只付给工人少于其劳动价值的工资，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永远忍受剥削和压迫。
●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是它的掘墓人。根据他的分析，资本主义将面临一系列的日益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促使无产阶级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宣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并预言革命将会通过夺取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自发起义而发生。但他在晚年也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共产主义：马克思预测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会进入一个过渡 “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来镇压被剥夺者(资产阶级)反革命行动。但当阶级对抗减弱并且完全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开始形成时，无产阶级国家将会完全“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无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财富由所有人公有，“为需要生产” 的制度取代“商品生产”制度，后者能满足真正的人类需要。这样一来，“人类的前历史阶段”将会结束，人类第一次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正统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与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特别是两位开国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的贡献密不可分。的确，20世纪共产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经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学说修改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他的革命政党 (或先锋队政党)的理论。这反映了列宁担心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思想和信仰欺骗下，不能超越“工团意识”——即仅希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不是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革命潜力。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需要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一种新型政党，不是群众政党，是由具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构成的组织严密的政党，它有能力进行意识形态的领导。这种新型政党以自由讨论和一致行动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组织基础。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握政权之后，作为先锋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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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
苏联在1924-1953年间的政治领导人。斯大林（意思是“铁人”[man of steel]）生于皮鞋匠家庭。他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就读学校开除，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获胜，精心设计人格崇拜，建立了日益残暴的极权专制。其意识形态遗产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密切相连。该理论从抵抗资本主义包围、消灭富农阶级的需要出发，阐明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合理性。斯大林由此将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观念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诉求糅合在了一起。
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
马克思主义术语，指对阶级利益的准确意识和追求这种利益的意愿；一个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自觉的阶级。
党进行领导，宣称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开展活动。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中成为共产党专政（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更名为共产党），共产党成为苏联一党国家内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相比，1930年代斯大林的“二次革命”对苏联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改造苏联社会过程中，斯大林创造了一种正统共产主义的模式，1945年后的中国、朝鲜、古巴以及整个东欧学习的都是这种模式。斯大林的转变，主要来自他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创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宣称无须国际范围的革命苏联也能“建设社会主义”。所谓的经济斯大林主义开始于1928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迅速彻底地消灭了私有企业，随后又进行了1929年的农业集体化。这样，所有资源都掌握在了国家手里，支配中央计划体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也成立了。
斯大林时代在政治方面的变化也相当剧烈。在1930年代，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清除了来自党内、国家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所有反对势力和声音，把苏联改造成为个人专政的国家。结果，斯大林利用系统的恫吓、压制和恐怖手段，将苏联带入了极权专制的泥沼。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正统共产主义较为残暴的一面没有延续下去，但列宁主义政党（等级组织和纪律）和经济斯大林主义（国家集体化和中央计划经济）的核心原则一直顽固地抗拒着改革的压力。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进程（1985-91）凸显了这一局面，而该进程只是成功地暴露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将长期受压制的政治力量释放了出来。这些改革措施最终将苏联共产主义抛入了托洛茨基在截然不同之环境下所称的“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马克思主义
西欧形成了更复杂和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与机械的、公开声称具有科学性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受到黑格尔的思想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所强调的“人是创造者”的影响；换言之，人类被认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简单地是受非人格化的物质力量控制的傀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经济、政治、物质生活环境与人类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人们自身的命运，这种观点使他们得以摆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机械论的束缚。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有时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们不愿再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分析的起点和终点。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人道主义哲学的思想家之一。他强调“物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使工人非人性化，将之沦为消极客体或可出售商品。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 1929-35）中强调，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利用经济统治来维系，它还依靠政治和文化的因素。葛兰西称之为意识形态“霸权”。所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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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德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发起者之一。马尔库塞在希特勒时期流亡出国，1934年开始定居美国。他吸收了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诸多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作为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和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在1960年代获得了显赫的声望。他把发达的工业社会描述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压制体系，该体系抑制了辩论和讨论，并吸纳了反对的势力。他没有将希望寄于无产阶级，而是中学生、少数族群、妇女等边缘化的团体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马尔库塞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理性与革命》 （Reason and Revolution ,1941）、《爱欲与文明》（Ero and civilization, 1958）以及《单向度的人：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1964）。
改革（perestroika）：
perestroika为俄语，字面意思为改革；是一种在共产主义框架内对苏维埃体制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尝试的口号。
兰克福学派”形成了另一种明显带有黑格尔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该学派主要人物有提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69）、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该学派理论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建立了人们所称的“批判理论”，对1960年代的新左派影响很大。稍晚一代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还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缺少古典自由主义和原教旨社会主义那样的理论一致性；古典自由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主张在市场与国家、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保持平衡。社会民主主义是两方面妥协的产物：一方面，它同意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财富创造机制；另一方面它又期望根据道德而非市场的原则来分配财富。对社会主义者而言，皈依市场是个困难、有时甚至很痛苦的过程，这更多地取决于实际环境和选举优势，而不是意识形态信仰。在20世纪早期，我们可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转向——特别是在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影响下的变化中看到这种过程的发展。在1959年的巴登·歌德斯堡（Bad Godesburg）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尽可能采用竞争，必要时诉诸计划”的原则。那些伦理或“乌托邦”倾向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这类政党从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理论基础。如英国工党，最初信奉 “渐进主义的必然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但从1950年代开始，该党以平等而不是国有化为出发点重塑了它的社会主义（Crosland, 1956）。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首要特征，是关心社会中的劣势者——弱者和易受侵害者。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能仅限于社会主义传统；它可能吸收如下思想：社会主义对于同情和共同人性的信仰，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和机会平等的诉求，或者保守主义的家长式义务和关爱意识。不管来源如何，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在福利主义、再分配以及社会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阐明的。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它显然想借用国家干预使资本主义人性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据信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将有助于政府管制经济活动，由累进税提供资金的全面福利政策会缩小贫富差距。然而，经济增长的衰退以及至少在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满意的多数”（contented majority），使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了进一步修正的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受到怀疑。例如，有些社会主义者将“社会民主主义”用作漫骂的语言，意指毫无原则的妥协甚至背叛。另外一些人，如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 1918-77），则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接受变化中的历史现实，从而也乐于吸收约翰·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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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
德国社会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成员，后成为修正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之一，试图修正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与时俱进。他受到英国费边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影响，提出了一套基本上属于经验性的批判理论，强调不存在阶级战争，宣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1898）一书对此有相关阐述。他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脱离社会民主党，后又重新加入。伯恩施坦常被视为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家的思想。到1980和19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退却更为明显。此中原因多种。第一，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专业职位和文员职位的增长，意味着服务于传统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无法有效地争取选票。第二，全球化使所有具体的国家经济管理形态(如凯恩斯主义)多余无用。第三，国有企业和经济计划已证明没有效率(至少在发达国家如此)。第四，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使人们不再相信国家集体化，而且也损害所有“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信誉。在此背景下，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家支持意识形态的“第三条道路”变得越来越时髦了。
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一词相当模糊含混，其解释也五花八门，原因在于它吸收了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包括现代自由主义、“一个国家”的保守主义以及已经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国家形成的第三条道路方案也不尽一致，美国的新民主党人和克林顿、英国的新工党人和托尼·布莱尔，以及德国、挪威、意大利和新西兰都推动着第三条道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我们仍然可从中总结出第三条道路的某些特有主题。其一，第三条道路相信社会主义，至少是那种自上而下国家干预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除了1995年修改后的英国工党党章第四款所指的“能动的市场经济”，已别无选择。第三条道路由此普遍地接受全球化，并相信资本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个人技能以及劳动力与企业灵活性的“知识经济”。第三条道路的特点之二，是与新自由主义相比，他认为政府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不过这种作用较为集中，专注于通过强化教育和技能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巩固共同体和市民社会以抑制市场资本主义产生的压力。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条道路的立场属于一种自由社群主义；其“新个人主义”要求保持权利与企业家精神、社会义务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已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被视为一种“拉平”[levelling]的原则）决裂，转而主张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和贤能统治的理念。典型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家赞同福利改革，既反对自由主义过于重视“自立”，也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推崇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而欢迎一种基本的现代自由主义信念——“帮助人们自助”。第三条道路由此赞同所谓“工作福利制国家”（workfare state），也就是国家对失业者的补助或教育支持，须以个人寻找工作并走向自立为条件。另一方面，批评者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自相矛盾的，它在认同市场之能动性的同时，还想戒除其社会分裂倾向；或者认为它远非以左派为中心的计划，而完全转向了右派一边。可例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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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
美国学者和政治理论家。其主要作品《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1970），被认为是二战以来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对现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有着同样的影响。罗尔斯认为，社会不平等只有符合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方为合理（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激励），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的理论。这种支持平等的假定，源于罗尔斯的如下信念：大多数人被剥夺了掌握其自身才智和能力的知识，他们会选择生活在平等而非不平等的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贫穷的担虑超过了富足的渴望，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平来为再分配及福利政策辩护。《政治自由主义》 （Political liberalism，1993）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其早期作品中的普遍主义假定。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
与商业风险承担和利润导向的企业活动相联系的价值与实践。
们指责第三条道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框架，特别是支持全球资本主义；或认为它附和了社群主义要求强化家庭地位的立场，赞成严酷的法律和治安政策，从而支持一种缓进的威权主义。
3．5其他意识形态传统
法西斯主义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则是20世纪的新事物。有人会说它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有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各种信仰可回追到19世纪晚期，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特别是这段时期战争与革命之高度交融混杂的状态——方使之熔合成型。法西斯主义的两个主要表现，是1922-44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和1933-45年希特勒在德国的纳粹统治。到20世纪最后几年，共产主义崩溃后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政治不稳定局面，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又有所抬头。
法西斯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与法国大革命以来支配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和价值背道而驰，用意大利法西斯的口号来说就是“1789死了”。理性主义、进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被颠覆，代之以斗争、领袖、权力、英雄主义和战争的口号。从这种意义上讲，法西斯主义具有一种“反特征”（anticharacter），它在基本上由所反对的东西界定：它是一种反资本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个人主义以及反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过，法西斯主义的核心，贯穿着有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从统一整体中获得力量”的信念反映了这一点。因而从本义来讲，个人无足轻重；个体认同必须彻底纳入到共同体或社会团体的认同之中。法西斯的理想是培养“新人”，即为义务、荣誉和自我牺牲所激励的英雄，他随时为民族或种族的荣耀献身，并无条件地服从最高领袖。
并非所有法西斯主义者的想法都一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国家主义，要求绝对地尊重忠诚于“极权”国家。如法西斯主义哲学家金泰尔（Gentile, 1875-1944）所言，“万物皆从于国家；无物可反对国家；无物可外在于国家”。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它的两个核心理论是雅利安主义（Aryanism，信奉日尔曼人是“优等民族”并注定统治世界的思想）和一种恶毒的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后者把犹太人描绘成本质上邪恶的种族，必须予以灭绝（“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说法表达了这种观点）。
无政府主义
※ 概 念
第三条道路（Third way）：
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吸引了来自不同传统——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近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家。现代形态的第三条道路是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前者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后者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第三条道路蕴涵的关键价值是机会、责任和共同体。虽然第三条道路有时被人说成是“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支持者认为，第三条道路采用市场和私人部门的解决办法，和社会主义传统不再有任何瓜葛。
秉持无政府主义理念的政党从未成功地赢得权力（至少在国家层次如此），这在政治意识形态当中颇为与众不同。但直到20世纪早期，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西班牙、法国、俄国和墨西哥等国的势力却很强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不断挑战传统上认为法律、政府和国家是有益或不可或缺的观点，从而促进了政治的思考和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相信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威，特别是国家的形态，都是有害且不必要的（无政府——anarchy——的字面意思就是“无需统治”）。无政府主义偏爱无国家的社会，自由的个人在这种社会中通过自愿的契约和合作管理自身事务。这一观念的发展建立在两种对立的传统之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群主义。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叉点，同时具有极端自由主义（ultraliberalism）和极端社会主义（ultrasocialism）特点的形态。
自由主义反对国家的理由是基于个人主义以及人们对自由和选择最大化的期望。与自由主义者不同，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威廉姆·戈德温（Weilliam Godwin，1756-1836），相信自由和理性的人类能和平且自发地处理他们的事务，政府则只是毫无必要的强制。现代个人主义者通常以市场来解释国家权威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调节的问题，推演出了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人们更普遍认可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则吸收了共同体、合作、平等和公有制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人类有能力实现团结一致，这种能力源于我们具有社会性的、合群的以及本质上乐于合作的天性。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互助论（mutualism），相信自主的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小共同体，可利用一套公平和平等的交换体系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剥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俄国的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提出了一种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ocommunisim），其中心原则是公有制、分权和自我管理。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的愿望早在古代中国社会就已有表达，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 Marry Wollstonecraft, 1792）一书的出版，才首度使之有了成熟的政治理论支持。确实，直到1840和1850年代，随着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兴起，女性主义思想方较广地为人所知，此即所谓“第一波女性主义”。到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中的女性获得了选举权，妇女运动此前的主要目标和组织原则不复存在。“第二波女性主义”1960年代兴起，它表达的是日益壮大的妇女解放运动（WLM）的更激进、有时是革命性的要求。女性主义的理论学说繁杂不一，不过其共同特点都是期望提高——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女性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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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
德国纳粹的独裁者。希特勒是奥地利一海关职员之子，他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也就是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P]，或称纳粹党），并在1921年成为其领导人。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次年宣布自己为元首（Fuhrer，即leader），这时他已经建立了一党专政。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5）一书概括了其世界观主要特点，即他试图将扩张主义的德国民族主义及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融合到其历史理论当中，认为分别代表善和恶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处于无休止的斗争当中。希特勒的政策是二战爆发和大屠杀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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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是，首先，社会以性别不平等为特征；其次，这种男性权力结构能够也应该被推翻。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传统。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贝缔·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于根据社会中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来理解女性的从属地位。这一类“平权女性主义”（equal-rights feminism）实际上是改良主义，它更加关注“公共”领域的改革，也就是希望提高女性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增加受教育和事业成功的机会，她们对重新安排“私人”或居家生活兴趣不大。相形之下，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则通常强调女性从属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将注意力引向女性被束缚在家庭和居家生活的经济意义，比如，女性使男性工人摆脱了家庭劳动的压力，她们培养和帮助教育资本主义工人的下一代，还是劳动力储备军。
第二波女性主义不同于上述两者，它主要是并非源于传统政治学说的女性主义批判兴起的产物，这就是激进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者相信，性别的分裂是社会上最根本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分群。在她们看来，所有社会——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代——都以家长制（patriarchy）为特征，也就是如凯特·米莱特（Kate Millett, 1969）所言的“占民众半数的女性受到另一半男性控制”的制度。她们因此主张有必要进行一场性别革命，这场革命将会重构个人、家务和家庭生活。激进女性主义的典型口号由此就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只有极端激进女性主义，才将男人说成“敌人”，才认为女性有必要脱离男性社会，该立场有时候以“政治女同性恋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的形态表达出来。
环保主义
环保主义常被看成一种与20世纪晚期出现的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有关的新意识形态，但其渊源却可追到19世纪时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抗拒中。因此，环保主义反映出人们关注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随着核技术、酸雨、臭氧层被破坏以及全球变暖的出现，自然环境到20世纪后半期严重恶化），并对人类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最终人类能否延续感到忧虑。上述关注点有时候利用传统的意识形态工具来表达。例如，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以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贪求解释环境的破坏；生态保守主义（ecoconservatism）将环境保护与保存传统价值和既有制度的期望联系起来；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则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维护男性权力的制度，反映了男性不如女性对自然过程和自然界敏感的事实。
不过，赋予环保主义激进色彩的，是它在所有其他意识形态都采取的人类中心论或人类中心（human-centred）立场之外，给人们提供了选择；它不再将自然界简单地视为可满足人类需要的信手可得的资源。环保主义或其支持者更喜欢称谓之的生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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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ry Wollstonecraft，1759-97）
英国社会理论家和女性主义者。沃斯通克拉夫特深受卢梭激进民主的影响，在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出现约50年前，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她最重要的著作《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 1792）受到洛克自由主义的影响，以“人格”（personhood）观念为基础强调女性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该著作对女性本身做了更为复杂的分析，与当代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有着重大关系。沃斯通克拉夫嫁给了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温德（William Godwin），其女为玛丽·雪莱（Marry Shelley），即《弗兰肯施泰因》（Frankenstein）的作者。
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
认为人类的需要和利益具有压倒一切的道德和哲学意义；与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相对。
强调生态的重要性，提出了生态中心论（ecocentric）的世界观，认为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该领域内影响最大的理论，是洛夫拉克（James Lovelock, 1979）提出的盖亚 （Gaia）假设，将地球描绘成一个最为关注自身生存的活的有机物。还有一些人对强调生活协调的道教和佛教禅宗等东方宗教颇为欣赏（Capra, 1983）。“浅度”环保主义者（或说“浅绿团体”），如某些主张环境保护的压力集团，相信诉诸于自身利益或人所共知的常识即可说服人们采取生态的政策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深度”环保主义者（或称“墨绿团体”）则坚持认为，唯有根本重组政治议题的优先次序，将生态系统的利益置于任何个体种群之上，方能最终保障地球和人类的生存。“反政党”(antiparty)的绿党即拥有这两类团体的成员，这类政党1970年代以来在德国、奥地利及其他欧洲国家大量涌现。
宗教原教旨主义
宗教与政治在许多方面互有重叠，主要意识形态传统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如此。例如，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曾以若干不同的宗教信条为基础，产生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形态。新教教义促成了自我奋斗和个人责任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获得了政治表达。不过，宗教原教旨主义则有所不同，因为它认为政治（甚至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居于宗教教义的“天启真理”（revealed truth）之下。照此观点，政治和社会生活应根据那些被视为根本或原初的宗教原则进行组织，这些原则通常从人们对宗教圣典字面真理的信仰中获得支持。由于宗教原教旨主义将这些原则发展成为普遍的世界观，所以从其自身来讲即可被看成意识形态。
宗教原教旨主义来自何方？如何解释它在20世纪末又重新抬头？学者们已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原教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畸变现象，是社会在适应现代和世俗化文化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症状。第二种解释则指出原教旨主义有着持久的意义，并且相信它是世俗主义无法满足人类对“更高”真理或精神真理的恒久渴望所造成的后果。
宗教原教旨主义已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以各种形式出现。例如，自1970年代以来，“新基督教右派”（New Christian Right）的出现，使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影响日增，该教派反对堕胎，支持在学校组织祈祷仪式并重返传统的家庭价值。以色列的犹太教原教旨主义，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就为若干小型宗教政党所奉行，近来为了防止被视为犹太人家园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形成中的巴勒斯坦国，它的势力逐渐壮大。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则是为了抵抗西方世俗主义的扩张，并与锡克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性教义的影响进行斗争。
毫无疑问， 最具政治意义的现代宗教原教旨主义当属伊斯
※ 概 念
生态学（ecology），生态主义（ecologism）：
生态学（源于希腊语oiko 和logos，意思是“家园的研究”）是对活的有机体与其环境间关系的研究。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关系网络，凸显出了自然界的相互关联性。生态学（该词为海克尔[Ernst Haeckel]所首创）可被视为一门科学、一种描述性原理，甚至是一种道德价值。生态主义则是一种以生态假定为基础的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该假定主要是关于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根本联系：人类乃自然的组成部分，不是它的“主人”。生态主义有时与环保主义并不相同，前者意味着采取一种生物中心或生态中心视角，后者则最终是为人类利益来保护自然。
世俗主义（secularism）
认为宗教不应侵入世俗（今世）事务的信条，一般表现为希望推行政教分离。
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霍梅尼（Khomeini, 1900-89）领导之下，1979年的伊朗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世人瞩目，随后传播到整个中东，横扫北非，并到达亚洲部分地区 。尽管伊朗的什叶派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最强烈的执念与忠诚，但伊斯兰教一般只是表达反西方情绪的媒介，表现为对西方强权的新殖民主义充满反感，试图抵制纵溺和物质主义的传播。1997-2001年间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对此有清楚的反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为成功地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的期求，这些人在1970年代之前更可能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或许是伊斯兰教社会主义，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
3．6 意识形态的终结？
在20世纪晚期，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的辩论围绕预测其消亡——或至少是其重要性减弱——展开。这成为人们通常所知的“意识形态终结”（end of ideology）的辩论，它开始于1950年代，二战末期法西斯的崩溃和西方发达国家共产主义力量的衰落激起了这场辩论。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ieas in the 1950s, Daniel Bell, 1960）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宣称，政治思想的宝库已经消耗殆尽了。在他看来，道德和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大多数西方社会中的政党，仅仅是靠承诺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足来展开权力竞争。简言之，经济战胜了政治。然而，贝尔所关心的那个过程，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毋宁说是主要政党搁置意识形态争论而达成的一般意识形态共识更为恰当。1950和1960年代占优势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它在英国等国家表现为凯恩斯-福利主义共识（Keynesian-welfarist consensus）。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Francis Fukuyama, 1989）一文是对上述争论的较为晚近的贡献。福山并不是认为意识形态变得不重要，而是说某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民主——业已战胜敌手，并且这是决定性的最终胜利。该文的写作背景是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福山将此解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意识形态死亡的象征。相形之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94)则认为，传统的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以全球化、传统衰落和社会反思性扩展为特征的社会中愈发变得不适用。后现代主义以另外一种方式解释上述发展，该理论指出，主要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本质上都是过去现代化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以及现代性终
※ 概 念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
原教旨主义（源于拉丁语fundamentum，意指“基础”）是认定某种原则为基本“真理”的思考方式，而这些真理无论内容怎样，都具有不可挑战和压倒一切的权威。因此，除了支持者往往表现出一种由教义之确定性产生的真挚或热情外，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实质内容很少有或没有共同之处。原教旨主义常与宗教和圣典的语义真理（literal truth）相联系，但它也可见诸于政治信条。即便是自由主义的怀疑论也可以说包含了原教旨主义的信念——认为所有理论（除了其自身）都应受到怀疑。虽然该词常用以贬义，意味着僵化、教条主义和威权主义，但也可用来表示无私和献身原则。
社会反思性（social reflexivity）
享有高度自主性的人们在互惠和互赖的场景之下的互动。
结的论断本身也可看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没有带来意识形
态的最终消亡，反而显示出意识形态争论仍然存在且很激烈；意识形态的演化还在继续，或许这是个永无休止的进程。
总结
◆意识形态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术语，常带贬义。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套多少有些内在一致性的思想观念，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提供基础。其主要特点包括：阐明现存权力关系，提供一个理想未来的模式，概述政治变迁何以发生并应如何发生。
◆意识形态把政治理论同政治实践联结起来。意识形态在某种层次上构成了一套价值、理论与学说，亦即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因而与政治哲学类似。在另一层次上，意识形态也表现为广泛的政治运动，通过政治领袖、党派和团体的活动获得表达。
◆每种意识形态都与一套特有的原则和思想相连。尽管这些思想以独特方式勾联起来而成为一体，但它们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具有系统性或连贯性。因此，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含一系列对立传统和内在张力。意识形态的内部冲突有时候比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
◆意识形态绝非封闭和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它们在某些观点上互有重叠，有时关注点相同并使用一样的语汇；它们也总会随着政治和知识的复兴发展而有所变化，这既是因为它们与其他意识形态互相作用并影响其发展，还在于它们为了适应变动的历史环境而不断随时间改变。
◆一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增减变化，同它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相关性以及自身理论创新的能力密不可分。20世纪的意识形态冲突，迫使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主要意识形态重新审视其传统原则，促进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等新意识形态的成长。
◆有关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有多种形式。二战后早期，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与当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减弱，以及认定经济问题已代替意识形态问题的观点有关。“历史终结”的论点显示出自由民主已在全球范围内胜利。后现代主义则意味着传统意识形态业已失去意义，因为它们实质上只是早期现代化时期的产物。
问题讨论
★为什么意识形态概念常给人负面联想？
★现在还可能再区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吗？
★新右派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保守主义相冲突？
★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否具有意义和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有无前途？
★什么样的环境最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无政府主义是否在追求不可能之事？
※ 概 念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
后现代主义是一充满争议且让人困惑的术语，它最初用来描述西方艺术、建筑和一般文化发展中的实验主义运动（experimental movements）。作为社会和政治分析的工具，后现代主义强调，建立在工业化和阶级团结基础上的社会已经转向日益分散和多元的信息社会（也就是转向后现代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从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个人主义代替了阶级、宗教和族群的忠诚。从这个视角来看，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被斥为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毫无意义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s）。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确定性；绝对和普遍真理的观念不过是傲慢的自吹自擂。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后现代主义是“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的实例。后现代主义由此强调话语（discourse）、辩论和民主的重要性。
★为什么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它们有无
可能取代传统政治信条？
★摈弃意识形态是否可能？
扩展阅读
Heywood, A. Political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1997).主要意识形态传统的导读，内容易懂、新颖、全面。
Mclellan, D. Ideolog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对意识形态这一难把握的概念进行了简短、明晰但深刻的讨论。
各具体意识形态的优秀导论性作品包括如下学者的论述：Arblaster(1984)（自由主义）， O’Sullivan(1976)（保守主义）， Wright(1987)（社会主义），Giddens（2001）（第三条道路）， Marshall（1991）（无政府主义）， Laqueur（1979）（法西斯主义）， Bryson（1992）（女性主义），Bobson（1990）（生态主义）， Marty 和 Appleby（1993）（宗教原教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