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炎字子隆，是绛州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少年时代就勤奋好学，在被补为弘文生后（唐代自太宗李世民起设立国家级的学校弘文馆，主要接收朝中高官贵族子弟入馆学习，称为“弘文生”），每遇休假，其他同学大多外出游山逛景，而他仍继续读书。当时管理弘文馆的官员对他很是欣赏，准备举荐他直接出仕，他却以自己还没有学好为由推辞了，其实他很可能是看不起举荐当官的做法，想要凭自己的本事博取一个高贵的科举出身——可见其人自视之高。他在学馆努力读书达十年之久，对《左氏春秋》、《汉书》有很深的研究。他如此刻苦，所以后来参加科举一下子就“明经及第”（“明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考的是儒家经典，主要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顺利地踏上了仕途。
自视甚高的裴炎仕途还真比较顺利，他先在濮州（今河南省范县）当最基层的“粮站管理员”司仓参军，没多少年就调进了京城，历任御史、起居舍人等职，后来成了皇帝的“机要秘书”黄门侍郎，还当过兵部侍郎。高宗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他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正式成为一朝的宰相（唐初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长官仆射、侍中、中书令为宰相，后其他高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衔头也可任宰相）。以后，他还先后任过侍中和中书令。如此地仕途得意，可见其人“工作能力”的确很强，其自视甚高不为虚妄。不过，这也许加深了他睥睨同侪、自以为是的性格。
关于裴炎的性格，《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二《裴炎传》说是“宽厚，寡言笑”，由此可知他是个严肃而做事认真的人。不过，他的所谓“宽厚”则不尽然，至少是当了宰相后就不太“宽厚”了。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事例是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大破反叛的突厥，并招降了可汗阿史那伏念，裴炎却说伏念是在大军威逼下“计穷而降”的，难保他以后不再反叛，坚持把他给杀了，使得曾保证不杀伏念的裴行俭大丢面子，并因此而不被赏功。史书说裴炎此举是“妒能害功”。现在看来，裴炎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叛而降、降而复叛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裴行俭既然代表国家许了诺，裴炎却硬是违约杀降，致使“国家失信四夷”，则未免太不明智、太过份了，其心态“妒能害功”容或有之，自以为是也许更重。
裴炎任宰相后很受高宗的信赖。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高宗驾幸东都洛阳，留皇太子李哲（李显）守京师长安，就特命裴炎为太子的辅佐；第二年，高宗病重，又让裴炎护送太子到东都来探候；临终前，高宗更遗诏命裴炎与两位侍郎刘奇贤、郭正一“于东宫平章事”——即命他们为顾命大臣以辅佐太子登基。中宗继位后，裴炎作为举朝唯一的“顾命宰相”更是权高位重。当时裴炎地位的尊崇从一件具体的事即可看出：按唐初惯例，一般是在门下省辟政事堂以供宰相们议事，太宗时代赫赫有名的宰相——司空长孙无忌、仆射房玄龄和太子太师魏征等——都是屈尊到门下省来的，裴炎任宰相后直至任侍中时自然也是在这里议事的，但中宗即位后改任他为中书令，政事堂就被迁到了中书省——为了裴炎的方便，或许还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老祖宗手上传下来的惯例也可以打破。
但这位“顾命宰相”裴炎在先皇弃世、太子即位之际却干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高宗也许是鉴于太子李哲充东宫才三年，处理国事经验不足，所以在遗诏中留了“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话，即特别授权天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兼决大事。不过高宗的意思很明显，并不是全权委托武则天临朝管理国事，而是在有特别重要同时皇帝与大臣们又“不决”的“军国大事”时才能“兼取”她的决定。然而，裴炎却在高宗死后第三天、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后第二天上奏，说是嗣君尚未正式受册封为皇帝，也未听政，不宜“发令宣敕”，所以建议“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即一切政令都要以太后武则天令的形式发布。但其实大唐并没有这样的先例，先帝高宗当年从即位到正式受册封也隔了几天时间，其间他已然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发令宣敕”了。
不过，裴炎这个“史无前例”的建言对武则天来说还真是瞌睡时接到个枕头，太及时了。武则天从当上皇后以来逐渐掌握朝政参决权，至今已二十多年，她享受到了权力的滋味，其掌控国家和百姓命运的欲望越发强烈，而今那懦弱病衰的夫皇去了，虽然遗诏中给了她一定的决定国事的权力，但明定她非“军国大事有不决者”不能过问，这使她原来曾享有过的权力遭到很大的限制，从此以后，虽然她贵为皇太后，新皇帝虽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但皇帝已经成年，显然不会让她过多地干预政事，不可能有更多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留给她了，这就不能不让具有极强权力欲的她产生强烈的失落感。现在，借着裴炎的这个建言，她就顺理成章地取得了国事的处分权，以后，太子正式受册嗣位并尊她为皇太后，她却霸着权力不松手，毫无还政的意思，以致从此“政事咸决焉”。可以想见，当时除了“顾命宰相”裴炎，其他人不敢提出这种建言，而如果没有裴炎的这个建言，武则天很难找出什么理由取得国事决定权，则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皇帝对政事的控制逐渐巩固，武则天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淡出政治舞台去过她那富足高贵、含饴弄孙的太后生活了，唐代的历史自然也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了。
对于裴炎此举的心理，后人议论纷纷，有说他是想讨好太后的，也有说他是害怕重蹈汉朝辅政大臣下场不好的覆辙因而学汉朝太后掌政的先例以消除后顾之忧的。我以为，从裴炎的为人性格和之后他对武则天及其家族的态度来看，“讨好太后”是不成立的；而嗣君李哲年已二十八岁，裴炎这个“顾命宰相”与汉朝那些辅佐小孩子皇帝的辅政大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谈不上积久成威与皇权生隙的问题，所以他也不会有这种“后顾之忧”。不过，从裴炎求学时代表现出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当了宰相后展现出的睥睨同侪、自以为是的性格来看，他在政治上是很有抱负和进取心的，具体来说，他当然没有取皇权而代之的意思，但肯定想最大限度地影响皇权，以实现自己经世治国的理想，而中宗即位时已成年，作为臣子想要完全影响他不容易，所以裴炎想增加太后的权力以制衡皇帝，从而为己所用——显然，他以为“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只是名义上的，武则天虽然有能力，但终究不过是个“女流之辈”，容易受自己这顾命重臣的影响，即便不成也容易制约。
裴炎自以为是的性格从他与武则天合谋废掉嗣皇帝的事件上也能表现出来。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中宗提出要任命自己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还要恩赐皇后奶妈之子以五品官，裴炎却认为这两人资格不够，坚决不同意，一番争执使得中宗大为光火，冲动地说道：“我把国家让给韦玄贞都可以，一个侍中的官位算得了什么？”裴炎把这话报告给武则天，两人商量后就决定废掉嗣皇帝，另立豫王李旦为帝。这次皇帝的废立，从武则天来说是借机除去对自己专权不满的嗣皇帝，从而威慑以后的皇帝和文武大臣，以达到自己长期操纵君权的目的；而对裴炎来说，他应该知道中宗只是一时冲动说了气话，当不得真，作为单独受遗辅政的宰相不应该因此就参与废帝的阴谋，但他却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废帝的行动，显然他认为中宗难以制约，不如趁早废掉，换一个更能受自己影响的新皇帝，同时也能使要求废帝的武则天感恩于自己。然而自以为是的裴炎没有料到，这一举动使武则天掌权的地位更加稳固，并埋下了真正的祸根。
综上所述，裴炎和武则天两人在新旧皇帝交替之际的这一两年里还算是合作愉快的。不过，随着武则天地位稳固，开始推动长期临朝称制，两人的矛盾就显现出来。裴炎不愿出现女主执政的局面，开始对武则天的“革命”举动进行干涉。最有名的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阻止武则天“追王其先”。当时武则天让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提请追封武家的祖先为王，并建立“武氏七庙”，裴炎却对武则天说：“太后您是天下的母亲，应当大公无私，不应该偏向自己的亲族。而且，您应该吸取汉朝吕后家族的教训。”武则天不以为然地说：“吕后把权力交给在世的吕氏亲族，所以导致灭族的后果，现在我只是追封我武家已死去的祖先，这有什么关系呢？”裴炎仍然坚持道：“做事情要防微杜渐，不能让小事演变成大害。”武则天听了虽然很不高兴，但也只好暂时作罢。
另一件事是反对迫害宗室成员。当时颇为活跃、野心勃勃的武承嗣劝太后找借口杀掉很有名望的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等，以慑服李家宗室，扫除掌权的隐患。武则天于是找了个罪名让宰相们收捕韩王、鲁王等，当时其他宰相刘祎之、韦仁约等人都胆小怕事不敢反对，只有裴炎当庭力争坚决不同意。此事又不了了之，但武则天对裴炎更加怀恨在心了。
通过几次较量，裴炎对武则天难以制约的本性和觊觎皇权的野心已有所了解，知道无法让她主动让权还政了，也许这时他才后悔当初建议一切政事都要“宣太后令于门下施行”，或许还隐隐感到自己对李家皇朝犯下了大错。为将功赎罪，裴炎暗中谋画要举行一次政变，乘武则天到龙门出游的机会派兵将她抓起来，把政权还给睿宗皇帝，谁知正当万事俱备之时，老天却不作美，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武则天取消了出游计划，裴炎的政变阴谋也就无疾而终了。
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唐朝开国功臣李绩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发动反对武则天的兵变，宣称要“勤王护君”。裴炎对此肯定心中暗暗高兴，觉得机会来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也不积极参与讨伐“叛军”的议论，想等武则天焦头烂额之时顺势逼她“归政”。武则天等不及了，就问裴炎有什么计策可以平息“叛乱”，裴炎于是“诚恳”地说道：“皇帝年纪已经大了，但还没有亲自执掌国事，使得那些小人们能够找到作乱的借口。如果现在太后您能够还政于皇帝，那么叛乱不用讨伐就会平息了。”武则天听了这不受用的话，当时也许不好表示什么，但过后就暗使监察御史崔詧上奏指控裴炎说：“裴炎身受顾命之托，大权在握，现在发生叛乱他却不赶紧想法讨平，反而要逼太后归政，其中一定有阴谋！”紧接着就把裴炎逮捕入狱。
自以为是的裴炎以为武则天这个“女流”遇到这样的兵变一定会惊慌失措，自己趁势一逼，就会使她丧气而放弃大权。岂知武则天是个临危不乱的女强人，她见裴炎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自己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和隐患，就趁机痛下狠手除之为快。因此，虽然许多大臣为裴炎求情摆好，但武则天仍然力排众议给他定了个“谋反”的罪名。
裴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不改自以为是的秉性，且颇有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当时有人曾劝他向武则天卑言谢罪以换取一条活命，他却斩钉截铁地说：“我作为宰相而被关进大牢，是不可能再活着出去了！”坚持不向武则天屈服。他这次是对的，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留他这个后患，不久就把他斩于街头。
裴炎死后，他的家人都被流放到荒远之地，家也被抄了，据说家中“无担石之赢”——连价值一百斤粮食的钱财都没有，可见他还是个廉洁的高干呢。
裴炎的侄子太仆寺丞裴伷先当时才十七岁，也很有种，在被流放之前请求面见武则天。武则天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正”，就召见了裴伷先，对他说道：“你的伯父谋反被正法，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裴伷先故作恭敬地说：“我只是为太后您着想，哪敢鸣冤？太后您是李家的媳妇，先帝去世后，您却把持朝政，贬斥李氏宗室，给武家的亲戚封高官厚禄。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诬为谋反，连家人都被连累了，您这么做，我实在为您感到惋惜。您应该早点儿归政皇上，自己退居深宫，那么武家宗族可以保全，否则等天下变化后就来不及了！”武则天大怒道：“胡说八道！你这小子竟敢这样对我说话！”命令把他拉出去重打一百大板，然后永远流放到穷远之乡（武则天没把他当场下狱处死，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肚量”，也许是不想让这“悖逆之言”传出去，不过几年后她还是派人暗中到流放地去杀他，只不过被他逃脱了）。可见裴炎的子侄也继承了他那种自视甚高、不愿屈节的性格。
满腹经伦、自视甚高的当朝宰相裴炎就这么败在他曾看不起的太后武则天手中。他想利用武则天这个“女流之辈”，因而不惜违背大唐成例和先帝遗命让一切政务都以太后令颁布实施。他的自以为是害了李氏皇朝，也误了他自身。这个历史教训后人皆知，但后来的历史却又常常惊人相似地发生着，远的不说，就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庐山会议，刘公也曾自以为是地违背国家和党内的法律法规，支持毛公反“右倾”，以为如此便能加强自己与毛公的“团结”，使自己的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没想到毛公在政治斗争方面雄才大略，非他人所能左右，众人的一味迁就使之权威越来越高，以致最终强力发动“文革”，不但使国家陷入混乱，还把刘公打成“走资派”，最后悲惨而亡。追昔而抚今，不由人感慨不已……
200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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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资料：
《新唐书》，岳麓书社1997年版。
《旧唐书》，岳麓书社1997年版。
《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版。
雷家骥著《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网上有关唐史资料。
而武则天更是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
看不出裴炎有什么自以为是呀？无非能力大点，权力欲强点。政治斗争，拉帮结派是常事，盟友反目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裴某人只不过是斗不过武则天而已，又有几个人斗得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