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启犯下了什么罪名？说是“有异图”。用现在话说，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企图”。稍懂律法的人都明白，这是证据不足的推想，以此作为罪状何以服天下人？明太祖朱元璋冷静下来也觉过头了，允许死者家属收葬。高启死时年仅39岁。
高启（1336年——1374年），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元末明初诗人，诗集有《高太史大全集》，文集有《凫藻集》附《扣舷集》词。高启出身富家，童年时父母双亡，生性警敏，读书过目成诵，久而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与张羽、徐贲、宋克、王行等十人常在一起切磋诗文，人称“北郭十才子”。同时，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当时论者把他们比作“唐初四杰”。但无论是“十才子”还是“四杰”，高启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其他人。
高启“有文武才，无书不读，面尤邃于群史”，以诗著名。《四库全书提要》称他“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禾农缛丽之习而返之于正，启实有力。”
高启是明初诗坛的大家，诗评家对他的作品非常推崇。清人赵翼称他“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并说“论者推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见《瓯北诗话》）。这话并非过誉，且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一位大诗人，至少给开国皇帝的“文治”添了光彩，朱元璋为何要置他于死地？
一般的说法来源于《明史》高启本传：问题出在高启写的上梁文上，朱元璋看了非常生气。在《元和唯亭志》中也有高启上梁文的蛛丝马迹，卷十三中说：“观欲徙郡治于子城，启为作上梁文，有‘龙蟠虎踞’语。卫帅（蔡本）劾之，为危言以动上。”
洪武六年（1373年），魏观奉命任苏州知府，将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居住吴淞江畔青丘（今苏州甪直境内）的高启接到城里，住在夏侯里，往来密切。魏观到苏不久，在张士诚宫殿遗址修建知府衙门，并请高启写《郡治上梁文》，此事则被人告发。因高启文中描写建筑有“龙蟠虎踞”之句，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明太祖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岂非大逆不道？
其实，高启被杀是有前因的。据《明史》本传透露：“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之未发也。”就是说，上梁文只是导火线，祸根早就埋下了。清人徐轨认为，是高启的《题宫女图》：“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触及宫闱隐私，与御史张尚礼的《宫怨》诗相类。朱元璋读了张尚礼的诗，“以其能摹写宫闱心事，下蚕室死：（见《续本事诗》）。而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惹祸的还有《题画犬》诗：“莫向瑶阶空吠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这不是暗示皇帝荒淫吗？但也有人认为这是附会。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中说，《题宫女图》与《题画犬》两诗，是讥讽前朝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
但《明史》所说必有根据，这个问题在《吴郡甫里志》中有答案。卷六《高侍郎季迪传赞》中说：“启所撰《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句，上恶其语。”朱元璋为何厌恶这句诗？因为高启写这首诗的当时，朱元璋正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有时处境很困难。龙兴之主在出生入死之际，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屁股坐到哪里去了？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句，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是朱元璋所忌恨的。因为《吴郡甫里志》中未说，只能作为猜想。
上述《元和唯亭志》和《吴郡甫里志》都是不常见的乡镇志，却保存着正史未载的资料，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线索。如今朱元璋和高启都成了历史人物，但后人对他们的感觉不同。在读高启的诗集时，充满了敬仰和惋惜之情；而翻开厚厚的洪武皇帝传，只觉得浓浓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章培恒 骆玉明 主编
吴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高启，他也是元明两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晚号槎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志于功名。张士诚据苏州时，为其参政饶介所赏识，结交甚广，然终未仕。后对政治完全失望，乃隐居乡里。明初应召赴南京参与修撰《元史》，后任翰林院编修。不久授户部侍郎，他坚辞不受，仍归田里。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洪武七年，借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将他牵连斩决，年仅三十九岁。
高启大部分文学活动是在元末，许多诗作体现了元末的文学精神。如表现自我人格的《青丘子歌》，强烈而鲜明地体现了脱离伦理的羁绊而获得自由发展的个人化要求。诗中如此描写自己：“蹑蹻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又说：“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而后作者描写了在诗歌创作中自我精神的活动：
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
此诗作于至正二十年（1360）高启开始隐居于青丘之后，其时他早年怀抱“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赠薛相士》）的理想已经破灭，深刻觉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诗中“不问龙虎苦战斗”，意谓他对张士诚、朱元璋等群雄纷争已经厌倦。
他对人生目标的选择，既非一向受尊重的达官、游士、隐者，亦非日益活跃的富商，他只愿做一个诗人，一个自由、孤独的诗人。而诗对于诗人来说，既不是闲适的消遣，更不是一种实现社会道德目标的工具；诗只是诗人自身内在的需要，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如此强调诗人的价值和诗的非功利性，是过去极少见的。同时，以前也难以看到有人像高启那样强调艺术创造中的主观作用。他明确意识到诗的本质不在于重现“造化万物”，而在于自我对“造化万物”的统摄、再造，即令“无象”，亦可使之“有声”；诗中的妙景，可与江山争胜。这里流露着对自我的创造能力的欣赏与喜悦。而以上种种特征，在根本上体现着与城市文化的发展相关联的深层意义上的自我觉醒。
但是，像这样自我礼赞和精神遨游给诗人带来的“至乐”是短暂的，他在诗中表现得更多的是自由精神遭受环境摧残、压迫的苦闷及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痛苦。高启在元代长期过着隐居生活，这种生活通常意味着精神的自足与安宁，但高启的心境，却显得异常纷扰复杂，交织着焦虑、忧郁、渴望、惊惶、恐惧、痛苦、愉悦……。这种心境的构成并得到表现，不仅因为身处乱世，以及选择生活道路的困难（如《晓起春望》所言“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答衍师见赠》所言“行忧釜见夺，谒恐冠遭溺”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诗人高度觉醒的自我精神，已失去了传统文化中固有信念的支撑。从前的隐士，如陶渊明在玄学化的自然观中、王维在禅宗理念中、陆龟蒙在救世的愤激中，分别获得心理的平衡。而这些都无法给高启带来精神安定，他更关注自身命运乃至真切、细微的生存感受，并且始终保持着心理的敏锐。实际上，高启已经不能用旧有的“隐士”概念来指称，他的诗中表达了以前的隐士所不曾体察或不愿暴露的心理状态，具有更为真实的人性的美感。
高启诗中出现一系列主观色彩鲜明的形象，引人注目。如《孤鹤篇》：“凉风吹广泽，日暮多浮埃。中有失侣鹤，孤鸣迥且哀。修翮既摧残，一飞四徘徊。矫首望灵峤，云路何辽哉。
渚田有遗粟，欲下群鸿猜。岂不怀苦饥，惧彼罗网灾。”他幻想着：“荫之长林下，濯之清涧隈。圆吭发高唳，华月中宵开。”
但这样自由、美丽的世界仅是幻想而已，与诗人常常感受到的孤寂相伴随的是莫名的惊悸。高启诗中，“惊”字出现频率之高为前人诗作中所少见，如《新蝉》：“隔叶栖身稳，移柯忽意惊。”《月林清影》：“流藻舞波寒，惊虬翔壑冷。”《次韵内弟周思敬秋夜同饮白莲寺池上》：“竹动鸟惊梦，草凉虫语悲。”诗人在写景状物时，常烘托一种凄清的气氛，而“惊”字的运用，则增入恐惧、颤动的因素，这其实是诗人主观心境的反映，这种情绪的产生源于与幻灭感俱来的失落感和危机感。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在平静、闲适的环境，忽然插入“惊”字，显示出不谐调的气氛。如《雨中客僧舍》：“客梦方暂适，竹间风雨惊。”《宴顾使君东亭隔帘观竹下舞妓》：“玉钩正荡月，罗袖忽惊风。”这种孤独、凄厉、惊悸的艺术形象，与杨维桢诗中常见的外射、恣纵的艺术形象不同，它更多表现了诗人对自身生存处境的敏感。
入明以后，高启也曾对新王朝抱有期待。如他应召赴南京时，写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末几句是：“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歌颂国家的统一，也包蕴着对于统一给人民带来安定富足的期望。但与此同时，新朝的所作所为，也已经在他心中投下了阴影，而且这种阴影越来越浓重。如明军攻破苏州后，曾将苏、杭等地二十余万人押解至南京，其中有高启的兄长高咨；他的许多文友，或被流徙，或被处决，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所反映。就是在江南农村，也决非一片升平。由于赋税沉重，农夫纷纷逃离耕地，他的《江上见逃民家》，真实地描述了这种萧条景象：“邻叟收饥犬，途人折好花。林空烟不起，门掩日将斜。”在任职期间，高启对官场生活的拘禁不自由也感到难以忍受，如《倦寻芳·晓鸡》一词，就对庄严的“早朝”表示厌憎。他曾作《宫女图》一诗，由于讽刺了明初宫闱中混乱的私生活，引起朱元璋的忌恨，据说这是他最终被杀的重要原因。不管此说是否确实，他写这样的讽刺诗总是很大胆而容易招致危险的。总之，高启入明以后，他的自由个性与正在形成的高压环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甚至在辞官回乡以后，他仍然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痛苦。如《步至东皋》：
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
诗中表现的不是优游山林的闲适，而是充满了阴暗幽凄。五、六两句所写是全诗的核心意象：枯杨被鸟啄碎，虫子用一根细丝悬荡在半空，落叶飘零，这似乎是生命遭摧残而且毫无着落与安全感的象征。这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槎轩”的别号，并在《槎轩记》中加以说明：自己犹如一块浮木，只能“随所遭水之势”漂荡，“安乎天而已”，即任由命运的颠簸。
高启这位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竟被以腰斩之刑处死，是一个政治事件，由此朱元璋向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这一惨剧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
就是高启，他后期的诗歌已不可能具有《青丘子歌》所表现出的高昂自傲的人格精神，其他一些个性不如高启强烈的文人，更不得不顺从命运的播弄，但他们同样感受着痛苦的人生经验。
朱元璋更加值得敬重，朱元璋是勘乱治平之人，对国家有很大功劳。文字狱、滥杀无辜是他的错误，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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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时的制度和文化导致的，这个错误不能完全责怪朱。
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说朱是个“坏蛋”，但坏得有道理啊。皇帝要是不“坏”，反而奇怪了。
同样，高启做为知识分子，有社会义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知识分子如果道德低下，反而奇怪了。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考虑其社会角色、当时的制度和文化、以及其历史功绩。
我晕
整个一中华不幸
我晕
整个一中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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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老朱，您现在大概还不知道“中华”俩字怎么写呢。
《正说明朝十六帝》作者访谈。
现在的朱元璋传记有点过了。说他残暴，他对谁残暴？是对老百姓吗？恰恰相反，他对百姓是一心照顾，他告诫地方官吏：百姓刚稳定过日子，就像初生小鸟、初植小树一样不可去拔它的毛，不可动摇它的根部，因此严禁官吏下乡扰民。他杀的那些贪官、功臣有没有该杀之处呢？是有的。当然不排除冤杀，也有扩大化现象。不过，后世史料对他是有丑化的嫌疑的。我觉得对一个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的帝王，要在历史的情境下去理解他，光人云亦云地骂他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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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还叫做瑕不掩瑜啊
我晕
整个一中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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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老朱，您现在大概还不知道“中华”俩字怎么写呢。
----赞成。
大明太祖高皇帝万岁！
个人觉得洪武一辈子杀的人里面最错最可惜的就是李善长，所以后来哪怕是被御史当面指责洪武也没说什么
明初有四大家之说，被祸的也就高季迪一人，不能因此说洪武朝对士人的迫害有多严
所以,只来个友情帮顶.哈哈.
赞成现在的各级政要向洪武学习
吏治须用重典 治民易宽 治贪必严
毛主席在对这一点落实的很好
法应是民之法 对吏说来 应是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