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对苏词和柳词有一段精彩的评价:柳郎中的词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拍板,姿态妖娆,莺歌燕啭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弹铜琵琶,高唱“大江东去”。这段话不单是说明柳词与苏词也是十分恰当的说明了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区别之所在。
我国词坛是一个群芳竞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多彩多姿、千娇百媚的婉约词,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自唐五代以来,直至近代,婉约词继承民歌的优良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它具有“可 歌性”。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天才的作家们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字炼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曲新词酒一杯”( 晏殊《浣溪沙》),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唐五代词早就具有这一特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可见当时传播之广。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文采灿烂的《花间集》,就是一部言情之作。五代词人韦压,善于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成功地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晏殊的《浣溪沙》,抒情委婉。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婉约词也往往抒写感时伤世之情。作家们把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或打入艳情,或寓于咏物,表面看似抒写爱情,描摹物象,实际上却别有寄托。“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望江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李煜在词中以鲜明的形象,炽烈的感情,借花月春风,抒写亡国之恨。宋徽宗《燕山亭》,委婉悲痛地写出了国亡被俘后的无限感慨。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运用比兴手法,以“美人香草”喻君子贤人;以男女喻君臣,抒写家国之事,身心之感,情致缠绵,哀婉含蓄。
词人们又往往借咏燕、咏柳、咏梅、咏杨花等,寄寓身世之感,抒难于明言之意。如陆游的《咏梅》词,以梅花自喻,意在言外,引人深思。作家们常以花草、闺房、送春、惜春为题材,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寄寓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爱恋以及受到挫折时的悲伤情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抒写了惜春伤春之情,怀恋歌姬之感,表现了作者的淡淡哀愁。此词温润秀洁,风流蕴籍,言情闲雅而不轻薄,辞语工丽而不淫艳,最为人们所赞赏。
婉约词的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它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
作家们把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柳咏《望海潮》)
还有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等等。
婉约词是按照美的法则来反映生活的。作家们用精炼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华彩纷呈,百卉竞妍,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世代传诵,历久不衰。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代表作《水调歌头》,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词作的特点是题材广阔。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西江月》)。
总之婉约派词是适合在花前月下浅吟低唱,而豪放派词更适合把酒临风、对酒当歌。婉约派词侧重于抒发离愁别恨的个人感情,而豪放派则侧重于抒发对事物的感慨。一个是小调,轻轻的哼出,一个是高歌,放声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