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 景凯旋：米兰·昆德拉与我们（景兄讲稿和网友资格龙先生的整理）

    冉按：景凯旋兄应王胖子怡与我的邀请，给大家做了一个《米兰．昆德拉与我们》的讲座。承他自己亲自整理一份讲稿出来，我深表感谢。另外，承资格龙先生的辛勤努力，整理了一份讲座的原生态录音，也随此帖附上（我只作了些标点符号的改动，以及衍词缺字的修正），我对他精细严谨的工作铭感万分。我想，这不仅是他对景兄精彩演讲的实录，也是他对网友们真诚的奉献，我的感谢之忱难以言宣。希望我们以后的讲座，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都有这样精彩的文字留存下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智慧之光和真实的生活，同时为我们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留下难忘的纪录。
　　　　
　　　　
　　
　　
　　
　　
　　
　　昆德拉与我们
　　
　　 这次回四川，主要是为了探亲，顺便也想会会几位朋友。承王怡兄、云飞兄的邀请，要我来讲一下昆德拉。起初，我有点踌蹰，因为九十年代伊始，我就不太关注这位作家了。昆德拉在中国走红了十几年，谈论他的文字不少，做他的博士论文的也有，尽管读到此类文字，我总是感到有点缺然，但我自己也未必能有什么新见。再者，我虽然教书近二十年，却很少做公开的讲演，怕讲不好，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我想我是一个好听众，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讲演者，这是我预先要申请大家谅解的。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昆德拉与我们。一个中欧小国的作家，受到中国人如此长期的关注、谈论，似乎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与中国当下语境发生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怎么产生的？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今天我就试着从这个方面，来谈论昆德拉。
　　
　　第一 昆德拉在中国的被介绍与被接受
　　
　　最早向大陆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芃先生。1985年，他在武汉一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认为他们是当代两个最重要的作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几乎不为人知。那时，马尔克斯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从写作上讲，马尔克斯的影响好象更大，甚至有段时期，作家们写小说，开头都喜欢来个“多年以后，我…”的句式，但现在看来，那种切断历史的文化探索，不能解释这一百年以来历史必然性对中国的巨大作用。至于昆德拉，我觉得，主要还是给我们一种新的思想修辞学，一种批判的角度。
　　我自己翻译昆德拉，完全是出于偶然。1986年那会儿，刚刚研究生毕业，得以从专业中暂时脱身，又由于比较关注当代文学，对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不满，中国的作家也在批判，在反思，但总是感觉没有份量，缺了什么。当时卡夫卡、萨特的作品早已被介绍进来，已经知道了荒誔的概念。碰巧有个认识的美国学者来华访学，她是研究梁漱溟的专家，喜欢文学，随身带了一本《为了告别的聚会》，走时便丢给了我。读了此书后，感到一种不同于卡夫卡的荒誔。这样说吧，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就是罗素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化圈的现象。比如，书中有个细节，一个妇科医生的朋友来访，那位医生就让朋友穿上白大褂，去产房观摩，非常随便，非常自然。类似的故事，我也从认识的医生朋友那里听说过，这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在我们虚假的意识形态宣传中也是不可想像的，但那确实是我们的生活常态，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
　　到那时为止，我所受的都是精英文学观和欧陆美学的教育，索尔仁尼琴写的是人性向上的沉重，这我好理解，而且喜欢；昆德拉写的是价值失落后的反讽，同时又不乏批判的力度，对我来说就有点新了。读完之后，讲给几位朋友听，也是相同的感受，于是就要我译出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看。
　　这时，韩少功也在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听说我译了昆德拉的书，就跟作家出版社讲了。把书稿带到北京，见到编辑白冰、崔艾真。当时心里不是很有把握，在他们的办公室，记得崔艾真还对我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挺学生气的。我想我那时应该显得很可疑才对，土里土气的，手里提着一个提箱，里面装着一本全是写性爱与政治的书。听了这话，还着实有点沮丧，难道我的脸上真的就那么一派天真吗？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崔艾真就给我来电话，说出版社打算出版，她做责编。如今想来，在那个年代，这些编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是他们对文学的理解，才使这本书得以面世。
　　此后，我又译了《玩笑》、《生活在别处》。这时，人们已经开始知道昆德拉，讨论文章出现了，压力也开始出现。比如，《玩笑》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好象是1/9/8/9年，捷克大使馆有意见了，怎么能出异议者的书呢？于是暂时不能出了，得等待。等到九十年代初，捷克方面没有问题了，国内又不能出了。中国的出版情况，总是松一阵，紧一阵。好象当局从来就喜欢开玩笑，让作者和读者在其中体验到特殊的兴奋和忧虑。后来又宽松了一点，这两本书才得以出版。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昆德拉全部著作的版权，根据法文版重新出版。我还记得当初译完《玩笑》后，曾与这个出版社联系，但他们的编辑正在编海明威之类的书，根本没有听说过昆德拉，委婉地回绝了。
　　昆德拉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成为 时尚。东欧的当代文学和思想引起国人的关注，不再是只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有个时期，几乎言必称昆德拉，人们大都用存在主义的话语去解读他。暨南大学博士生李凤亮还编了一部有关昆德拉的资料集，题为《对话的灵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女性学者，一个是艾晓明，她最先编了一本评论昆德拉的书，自己还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乐黛云先生作的序。她后来对王小波的介绍和理解，其思想的底子也许就是那时打下的。另一个是崔卫平，她后来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米奇尼克，对东欧的政治哲学作了介绍。目前，她俩都是在知识界很活跃的人物。昆德拉使许多中国人将目光转向东欧，这或许是当代思想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事件，我们承认西方文化是主流，也承认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忘却东欧和俄罗斯，毕竟是相似的土壤，相似的语境，面对无穷的长夜，我们中很多人也许都曾喊出过同样的心声。对于缺少本土思想资源的我们，东欧与俄罗斯的当代思考是一个蕴藏丰富的矿藏。
　　有意思的是，与昆德拉相比，更早被介绍进来的索尔仁尼琴就没有得到如此青睐。我自己是很喜欢索的，他的制度性批判给二十世纪人类作了最有力的见证。但大多数中国作家不喜欢他，谈起来一脸轻蔑，认为索的东西不是文学，好象他们的玩意才算文学。我也常思考这种现象，觉得从时代来讲，原因可能有三：
　　一，索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昆是从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描写他们所处的社会。而当时的背景是，美学热、文化热正方兴未艾。二，索有强烈的价值观，昆是解构价值，契合了国人想要逃避崇高的心理，崇高的美本不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对抗。集体的创伤记忆犹在，人们不想再谈任何价值。三是由于文化移植的变异，西方文化本身就充满矛盾，加上中文的翻译和运用又有误读。前者如西方人也不太细分两种理性，两种民主，两种自由。昆德拉批评俄罗斯人的失衡，把情感上升为价值，导致了极权灾难。布罗茨基反驳说，这种灾难正是源于西欧的理性。两个大作家在那里鸡同鸭讲。后者如误译、误读。最大的误译是把昆德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Kitsch译成“媚俗”，这个译法，恰与昆德拉的原意相反。媚俗这个中文词的意思是讨好世俗，从此举国开始谈媚俗，连手机里都储存了这个词。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正是误读造成了昆德拉的流行。
　　把昆德拉看作是反媚俗，正是文化误读的结果。就像用存在主义来阐释昆德拉，想要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一个形而上的意义，而这恰是昆德拉所反讽的刻奇。其实昆德拉与存在主义毫不相干。加缪就曾说过，《局外人》的主人公有一种对绝对的激情，昆德拉显然是刚好相反。于是，我们看到，昆德拉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存在。
　　
　　第二 昆德拉作品的基本主题
　　
　　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精神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必死性问题。金字塔墓穴里的壁画，康德的星空和道德律，其实都是指向不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人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意义世界。正如韦伯所说，人是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任何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
　　比如，我们习惯用历史必然论来解释发生的事件，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外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但他不恨那个时代，他觉得从历史的进展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意义比人更重要。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以为你是谁？你根本没有创造历史，你只是承受历史。多年的教育，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一套历史必然性理论，把存在看成是合理的，而个人的价值却被泯灭了。
　　再如，在对待顾城之死上，有些人同样采用了一种文学必然性，来为他辩解。但是，文学不是特权。按照常识，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任何崇高的形而上的理由。然而，人们往往就喜欢在意义领域寻求一个高于常识的判断。这，就是昆德拉的思考方向。他找到一个概念，用来指称这种人对意义世界的渴望，这个词即Kitsch，我把它译成“刻奇”。
　　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这个词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原义指保存下一些破烂，作为自己一生中某个事件的纪念。西文词典的解释是指那些拙劣的、造作的艺术作品。所以译成“媚俗”，用来指大众文化的品位，也未尝不可。在西方，刻奇一般是指中产阶级的现代性，中产阶级的艺术品位。美国抽象美术理论家格林伯格曾有一篇著名文章《刻奇与前卫》，就是用审美现代性来对抗中产阶级现代性。但这是西方语境的解释，今天国内使用这个词，也是西方意义上的，不是昆德拉意义上的。
　　昆德拉重新阐释了刻奇这个词，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他说，刻奇是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如“大便”这样的词，以前是不能出现在印刷品中的，因为它没有意义，不是本质。作者在书中写了两滴泪，第一滴泪是看见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第二滴泪是和所有人类在一起，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而感动，这第二滴泪就是刻奇。它要求整齐划一，排斥一切个人性。简单地说，刻奇是一种伪崇高。用分析的语言说，刻奇是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恰恰与中文媚俗的意思相反。把它代入萨宾娜的那句话，就是：我的敌人是伪崇高，不是共产主义。所以，你可以说王朔是媚俗，但不能说他是刻奇。张承志、张炜才是刻奇。
　　现在我就用这个解释，试着对昆德拉的作品解读一番。
　　《玩笑》是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在捷克国内出版的唯一的小说。主人公喜欢开玩笑，在给女友的名信片上，写了“托洛茨基万岁”、“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之类的话，结果被女友告发。出来后他想报复，便去勾搭整他的那人的老婆，不料那人刚好有了新欢，巴不得把老婆转让出去。同时他还发现，对正统意识形态的鄙弃，那个人如今表现得比他还要激进。他的受难是白受了。因为一个玩笑而获罪，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也写过，但最后都落在平反后的感恩戴德上，“玩笑”本身失去了反讽的意义。
　　这就是捷克式的幽默，它不同于英国式的Understatement（有节制的叙事），更不同于中国式的诙谐。中国人只有性诙谐的感受力，譬如，今天流行的政治笑话和民谣大都是黄段子，它们有解构的功能，甚至常常比严肃的反抗更有效果，但因为是精神向下的运动，有一种我们大伙儿一起堕落的快感。捷克式的幽默则是一种存在的荒誔感，用夸张来表现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是对宏伟战争的戏谑态度；克利马谈布拉格精神，也讲到捷克人在建筑上对埃菲尔铁塔的戏仿。捷克人的文化心理来自其历史，汇合了斯拉夫、天主教和犹太人三大文化，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所以，他们不喜欢绝对的事物，夸张的情感。天生具有对意义的解构能力，反感一切刻奇。在小说中，主人公用性爱去消解政治，但性也不可靠，仍然是失败。
　　相比之下，张贤亮的《绿化树》同样是写受难，但作者既相信政治的纯洁，也相信爱情的纯洁，让主人公通过爱情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再读它，你一定会觉得淡乎寡味，虚假肉麻。这个作品的失败既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也是一种没有幽默感的刻奇的失败。
　　《为了告别的聚会》现译《告别华尔兹》。这个书名现在看来属于误译，如果我们从刻奇的角度看，书名是另有意味的。华尔兹其实是一个隐喻：舞者。在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尽量展示自己的高大形象。主人公雅库布是一个政治异议者，他受过难，以后总是随身带着一片毒药，他的解释是，这样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他还一直照顾整他的人的女儿，并为止感到自豪。最终他的毒药却杀害了一个不相关的女护士，他沉浸在形而上的思考中，远走他乡。就文学形象言，雅库布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但从常识看，他不过是一个杀人者，他照顾敌人的女儿、随身带着毒药也便成了一个刻奇的姿态。
　　《生活在别处》是从美学上解释二十世纪革命的发生。书中写了青春、爱情和革命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个人心理的成长过程。作者发现，诗歌的思维方式就是生活在别处，是刻奇。主人公从文学之路走上革命之路，最终出卖自己的女友。他不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但他对人的神性的追求却导致了反人性。所以，诗歌的遭遇就是现代史的遭遇，如昆德拉所说，这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这说明，刻奇会屏蔽常识，甚至扭曲人格。譬如，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反对市场文化的媚俗，呼唤一种假大空的精神，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纯洁中去。且不说那个年代是否是个理想世界，他的问题是，看不到目前大众文化背后的权力策略运作，更缺乏常识的眼光。他太高高在上，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只要随便问一下那些被抢走了土地的农民，拿不到工资的民工，死去的煤矿工人的亲属，就能知道，究竟什么才是今天中国的真正背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为著名，采用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其中写了四个人，特丽莎与弗兰茨属于刻奇的类型，特丽莎最难堪的记忆是，小时候，母亲在房间里脱光衣服走来走去，响亮地放屁。她后来坚决要回到苏联占领的祖国。托马斯与萨宾娜是反刻奇的类型，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字，拒绝加入国外的异议活动。托马斯后来有所变化，随特丽莎回到祖国，到农村安家。萨宾娜则始终如一，对故土的兴趣越来越少，最后独自漂流海外，在孤独中死去。她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价值和意义世界。所谓存在之轻，便是指这个意思。这部作品是昆德拉写作上的转折，从此离开本土语境，转向世界范围的刻奇审视。但在作者笔下，托马斯的死仍是忧郁的，在理性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平衡。
　　《不朽》写了两姐妹，一个刻奇，多情善感；一个反刻奇，凡事怀疑。作者进一步追到刻奇的源头，即人对不朽的渴望。其中写了歌德的一个情人，歌德是很理性的人，马克思就曾说他拖着一个平庸的尾巴。他的情人追求他，写了许多爱情书信。在昆德拉看来，这其实是想得到不朽。就像有人写日记，内心里随时准备发表、传之后世。昆德拉把这种渴望称为“灵魂的虚肿症”，他对于情感的表现，只有反讽了。
　　《缓慢》仍是复调形式，一个政治异议者和昆德拉本人。1/9/8/9年以后，那个异议者成为国家领导人，来到法国参加国际会议。他高尚而勇敢，不是政客式人物。他的性格还有点害羞，怕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怕看见自己的裸体。当他讲演时，他内心升腾起一股激情，对爱情充满憧憬。昆德拉把他称为“舞者”，但据我之见，这个人物的原型或许是哈维尔。布拉格之春后，对于公开反抗还是不反抗，他们之间是有过争论的。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开头有句话：打开窗户，让英雄的气息进来。昆德拉反用这句话，在小说结尾写道：打开窗户，让树木的气息进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出现，都是刻奇。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移居法国后，昆德拉早期作品中的感伤越来越稀缺，虽然他的智性仍旧很高，但却缺少了感染力。
　　
　　第三 昆德拉的文化意义
　　
　　有些人读了昆德拉后说，他反对媚俗，但他自己就媚俗。其实这误会都是由翻译造成的，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在他的文论中，他说他崇尚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但我觉得在社会观上，他更接近英国的经验主义。在我看来，大陆理性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宇宙万物有没有一种秩序。有秩序则有意义，反之就没有意义。昆德拉认为，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状况，只有在多元的社会里，我们才可以或多或少地逃避刻奇。他借用海德格尔的“生命的世界”，实际上是主张消解意义，回到经验世界。生命的世界是多元的，参差多态的，不确定的，而极权刻奇却要强迫所有人为某一崇高事业一起感动，并认定大便所象喻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存在于西方社会。今天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似乎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福柯对话语主体的解构，导致他质疑大陆启蒙理性的合法性，并认为启蒙的唯一成果是怀疑的精神。所以在西方，有人把昆德拉也归入后现代派。
　　昆德拉对极权主义左翼根源的探讨是深刻的，至少是新颖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可西方人又找到历史的观念，作为新的终极物替代。这个历史的逻辑就是：为了后世的幸福，必须牺牲今天的幸福。从常识看，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来自基督教的伪学说曾经却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吸引力，因为人对牺牲的渴望就是对不朽的渴望，结果呢，千百万人被关进集中营，被迫害致死。极权灾难就像巨大的阴影，横跨整个二十世纪，使这个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在国外看过一个BBC的节目，一个英国记者在西伯利亚采访当年的劳动集中营，在画面上，他指着地上散乱的白骨告诉观众，那就是古拉格群岛的遗迹。画面一转，这位记者又在采访附近的海军基地，跟士兵们一起唱起一首著名的苏联歌曲《草原》，一首很庄严雄伟的歌。我看到，那位记者唱着唱着就感动了，眼里含着泪水。这就是刻奇的作用，一种和人类在一起前进的感觉。对这种建立在白骨累累上的崇高，我们并不陌生。
　　在我们的社会里，刻奇已经成为 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是一种智力和感受力不高的表现。小孩子写作文，老师一定要让他写得有意义。面对采访，歌星、运动员和普通人都会唱高调，从前是党、人民，现在是母亲、亲情和祖国。反正是大词图腾，仿佛不这样，说话行事就没有意义。央视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人，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别人的好几倍，而且他还不要更多的报酬，说就是要为中国人争气。就连在国外被警察打了，也要说那是欺侮了全体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名义打官司索赔。还有个歌星在舞台上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其实除了钱她谁也不爱。但他们都知道这样说、这样唱，才能成为 公众人物，得到现实好处。从前是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又是无缘无故的爱。都是把中国人当人质，用刻奇来绑架我们。
　　我们那一代人都是受刻奇教育出来的。所以，看到不锈钢老鼠刘荻的文章，我十分惊讶。她在一篇文章中，把生命置于自由、创造力和家人朋友之上，把亲情放得最低。我觉得她非常诚实。虽然许多人心里都这样想，但从来都不敢当众说出来。因为刻奇，我们写文章，总是与私下谈话不同，不自觉地要端起架子。老鼠能够一点也不刻奇，还把文章写得好看，这是一种新的成熟。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媚俗还是刻奇占据主流？要我来说，仍然是刻奇。我有个朋友，编了一本英语教材，其中有句玩笑，莎士比亚伟大，但我的情人更伟大。出版社编辑就对他说，拿伟人开玩笑，这怎么行？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刻奇是不喜欢幽默的。今天虽然据说是娱乐时代了，但在主管意识形态的人心中，在国家媒体心中，其实圧根儿就瞧不起世俗。按他们的说法是，要有“社会责任”。他们的情感总是很高尚的，觉得有责任保护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纯洁性。譬如，最近湖南卫视搞了个“超级女声”节目，公众很欢迎，收视率极高，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一下惊动了央视，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视率，站出来摆出一付教育面孔，指责那是低俗。世上的好事都被他们占尽了，说谎成性还要贪钱。要我选择，我宁愿选择“超级女声”，也不选择他们。区别就在，央视强迫我，“超级女声”不强迫我。
　　这种强迫随处可见。九十年代以来，最大的刻奇就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按照官方的说法，和平与发展才是世界的主流，我们今天并没有面临任何侵略威胁，但这种民族主义却愈演愈烈，上街游行，砸商店，在网上叫嚣战争。你要反对他，你就是汉奸，恨不得食肉寝皮。它发展下去会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发生新的水晶之夜？也许这是我过虑，这只是个别人的灵魂虚肿。譬如，安徽歙县某地给明朝一个海盗修了个墓，这个海盗在历史上曾与倭寇相勾结，其后代有的已入了日本籍。当地想借此招商引资，方式可能好笑。可南京一个大学青年教师，却趁黑夜跑到那里，把它砸了个稀巴烂。这位教师码准了他是政治上正确，不会有法律上的麻烦，大概内心还充满了崇高的民族情感，在代表我们行事。从心理上讲，以群体的名义行事，可以摆脱个人的渺小感，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刻奇。可我就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那么喜欢代表别人？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人民？索尔仁尼琴曾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能够拯救世界。而昆德拉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美未必能拯救世界，相反它有时会毁灭世界。
　　当然，从美学、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要想探讨极权制度的现象和根源，那是一个系统工程。昆德拉对捷克民族性格的刻划也有点绝对。捷克人并不只是怀疑精神，反对一切崇高。譬如，哈维尔就给我们揭示了另一个面目。他认为捷克人既是师克式的、卡夫卡式的，但也是扬·胡斯式的。即为了信仰，表现出充分的道德勇气。对此，波兰人米奇尼克看得也很清楚。1/9/8/9年，他对另一个捷克异议者声称，革命已经到来。那人却悲观地说，捷克人不会起来，因为他们是介于帅克与卡夫卡之间，结果证明米奇 尼克是对的。布拉格之春后，捷克大多数人也是玩世不恭二十年，政治上非常冷漠，但天/鹅/绒/革命表明，他们什么都没有忘记。我后来译克里马，就因为克里马不但写了活着，而且还写了记住。
　　哈维尔与昆德拉不同，哈维尔有宗教感，昆德拉没有。他在国外受到欢迎，许多捷克人却不怎么喜欢他，认为他主张不要反抗，对捷克人道德水平的刻划是不真实的。克里马干脆说他的社会观察只是停留在西方记者的水平。
　　昆德拉把刻奇无限地扩大，认为 “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刻奇与所有价值、意义等同起来，将专制与反抗等同起来，将雪莱、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贺敬之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对一切价值的否定。我觉得，福柯对意义世界的解构，到最后也是同样遇到了悖论，只好回到审美性。西方思想的一元论就是这样，分析到最后，要么是上帝，要么是虚无。可问题是，意义世界真的是虚无的吗？就像米沃什所说，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活着，如果我们只是痛并快乐着地活着，像一头猪，我们会快乐吗？
　　在这方面，昆德拉与索尔仁尼琴是两极。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索尔仁尼琴却批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宇宙图景，坚信在人类的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选择哪种？我个人目前采取一种中道的立场，即蒙田的思想：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一个统摄一切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都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他们的声音让我们思考，而不是给我们答案。
　　今天就讲到这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苏格拉底说过，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只要在思考，我觉得就是健全的心智，就有意义。这话听上去可能又有点刻奇。但大家在大热天跑来听我的发言，即使不能赞同，至少已经说明，我们大家归根结底也都是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景凯旋教授成都《昆德拉与我们》讲座记录（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记录人注：1、我的MP3录音效果尚佳但也有瑕疵：有时会莫名其妙“吃”掉几个字。凡未能通过“上下文”揣摩出来的我均以[*]号标出；2、有几处与主题无关而被我省略掉的话就标以省略号；3、由于本人一辈子远离“学术”且孤陋寡闻，有些“术语”只好凭猜测，吃不准的人名只能从其发音了。另外为了尽量保留“语境”的完整性，我是基本照录而仅在不得已处作了一些整理。当然即便如此，舛误之处仍在所难免，请不吝指正并多包涵！）
　　
　　 王怡：各位朋友大家请安静了。今天是我们成都书友读书会的（应该是）第十四次讲座吧。我们很高兴请到南京大学的景凯旋老师，当然景老师是四川人。景老师是米兰•昆德拉，还有克里玛的翻译者，翻译了昆德拉的几部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还有克里玛的《我快乐的早晨》、《布拉格精神》等等。因为从昆德拉到哈维尔到整个东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请景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讲座：《米兰•昆德拉与布拉格精神》或者说《米兰•昆德拉与当代中国》。下面我们欢迎景老师（鼓掌）。
　　 景凯旋：听说有几位从北京来的，所以我就用普通话。……这次回四川主要是探亲的，顺便想会会几个朋友，交谈一下。因为看文章毕竟只能有一面（尤其是论文性质的），所以我想交谈一下。来了以后他们就叫我作一个讲演，讲昆德拉。当时还是犹豫了一下，为什么呢，第一个是九十年代初我基本上就没有做他的研究了，或者说我就不太关注他了。我当时还怀疑我把他介绍过来是不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虽然从事教学也有将近20年，但是还没有做过这种讲座性质的演讲。我想我可能更是一个“倾听”别人说话的人，也就是说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听众，而不是一个很好的讲演者。所以大热天的大家来了，我特别怕耽误大家的时间——这是我预先想申请大家谅解的一点。
　　 关于这个题目，我自己想还是《昆德拉与我们》。作为中欧的一个小国，一个作家如果他不和我们的语境发生关系，那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我们也不可能十几年很多人还在热衷于读他的书。所以昆德拉实际上和中国发生的关系应该有它很深的意义，这就是我想在下面谈的。我想分三个部分谈：第一部分谈一下“昆德拉在中国的被介绍与被接受”，第二谈昆德拉作品基本的主题，第三谈昆德拉的文化意义。想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吧。
　　 最早介绍昆德拉的是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是在1985年在武汉一个什么大学的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两个当时在世界上已经很有名声的作家，一个是东欧的昆德拉，一个是南美的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传进来了，而且很多作家已经在写了。从写作上讲马尔克斯的影响应该说是很大的。我记得好多作家都学他的句型一开头就是“多年以后我面对什么什么”，但是现在看来实际上是在当时一种“文化热”的背景下，好多作家学他也是在从“文化寻根”的角度去探讨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许多事情，比如说韩少功的《爸爸爸》。但是我觉得这种切断了历史的文化探讨不能够解释一百年以来中国在“历史必然论”的影响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就显得有一点言不及义吧。当然这和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昆德拉主要可能还不是在文学的写作上——虽然叶代云（音）在《读书》上发的文章就专门谈他的写作方式，“复调”呀——当然“复调”这种用法，他们用巴赫金的东西，其实可能也有一点用得好像不是太对。巴赫金的“复调”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而不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东西。所以昆德拉主要是，其实你要学他的写作是很难的。他那里面有一种很强的自信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所以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给了一种新的思想的“修辞学”，比如说在文学上的一种“减负”。文学本来是从梁启超以后尤其是小说提得很高很高的——文学当然从《诗经》时代就提得很高了，《汉赋》就提得很高了：“诗言志”——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想让文学的作用降下来，其实那个时候（85年）已经开始出现“玩文学”这个概念了。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种批判的角度，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东西。
　　 我自己介绍昆德拉是比较偶然的。当时还在大学研究生班，学的是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经过几十年（的建构）它是最规范的了，中国大学里面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在学术的规范上是不能和古代文学相比的，（它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你要读《目录学》，《校雠学》，还要读小学，就是“训诂学”呀、“音韵学”呀、“文字学”那些东西，这样才能出去。那么我读得也是蛮枯燥的，有一种很烦的感觉，腻了。当然我当时也关注着当代文学，八十年代中的文学。当时感到有一种困惑：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们奉献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吗？所以看到昆德拉的东西觉得很新鲜。有一个美国的留学生八十年代初到了南大（那是当时南大最早进来的一个留学生，那时进来的留学生年纪都比较大，刚刚开放嘛。他们本来的汉语基础都很好，已经是进入一流了），后来回去以后85年又回来旧地重游，他就拿了一本《The Farewell Party》（现在翻译成《告别华尔兹》，我当时翻译成《为了告别的聚会》）。我看了以后，就把大致的情节讲给周围的几个朋友（也是爱好文学的）听了，他们都觉得非常好，就说“干脆你翻出来我们看”，都没有想到要出版。我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断断续续的翻译出来以后呢，我们当时都感到它有一种“荒谬”。它给大家谈了一个荒谬的东西，那么它和当时已经进来了的卡夫卡的东西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呢，我想就是罗素所说的实际上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圈”。我们谈论、思考一些历史事件的本源时往往喜欢谈“中国的”，但是其实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我同意罗素的这个比较深刻的看法，有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首先还是注意到细节的描写，因为我受的也是文学的训练嘛，对细节比较敏感。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中有一个医生，他的一个朋友去看他，他马上就拿一件白大褂给他——他是个产科医生。当然那个朋友就求之不得了，跑到产科病房去看——看女人。这种细节是西方作家笔下不可能产生的。西方的医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倒是我就听一个朋友（我在医学界也有些朋友，因为我最早也是学过一点医的）讲过相似的事：想看吗？那我就带你看，穿件白大褂冒充医生你去看就是了。这是一种“没有道德的道德”。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圈”特有的东西。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很深刻，感觉到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那么他和索尔仁尼琴不一样，索尔仁尼琴写的是一种人性向上的东西，而昆德拉写的是一种价值失落以后的反讽。确实有点不同的方向。当时我们接受的文学观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浪漫主义文学定下的一种定义（实际上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在思考这个问题——上次王怡还跟我谈起，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品怎么好像都是“左派”写的？），我们接受的就是这种文学观，一种“崇高”的东西。还有我们接受的美学观也是“大陆美学”而不是“英美美学”。我们受的教育、看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所以我感到很新鲜。这是当时我要把它翻译出来的一个动机吧。不过那时我还是从毫无必要的长处去看这本书的，其实还是[·]文学观的角度去看它的。那个时候，正巧在86年韩少功刚好也翻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是在到法国去以后问一个人“东欧有什么好的作家”，人家马上就介绍昆德拉。所以他回来就翻了，而那本书是比较有名的，应该说是他写作转折点上写的一个东西。而且还拍成了电影《布拉格之恋》，大家都知道。他也知道我翻译了这本书，所以就到作家出版社去了，当时我也专门跑到北京。记得当时接待我的，后来也是第一个责任编辑是崔爱珍（音）。她好像也是写作的，后来大概是《小说选刊》的主编吧。当时我记得一个细节：接待我以后谈了一段话——因为她也是写作的嘛，喜欢观察人——“哎哟！景老师”，她说，“你很学生气嘛。”我听了以后蛮沮丧的，因为一个像我这样土头土脸的人，……然而她说我“学生气”，我想我就长得这么天真吗？（笑声）但我还是很高兴，她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说是要出版了，而且没有删除任何一个字。应该说它的《前言》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它的《前言》当时是不可能出来的。
　　 此后又译了《玩笑》和《生活在别处》这两本书。《玩笑》的出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怎么说呢，当时在八十年代末，要出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已经出了两本了：韩少功的和我的《聚会》——那么再出的时候他们忽然想起要去问一下捷克大使馆。捷克大使馆不同意，说不能出，那么放那儿了。到了九十年代初，捷克没有问题了，“这边”又说“不能出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玩笑”（笑声）。当然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把它版权买下来，从法文全部重新翻译了。但是[*]它其中有些话我觉得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我想还是不可能“全部”，要么就是昆德拉自己把它重写。
　　 那么昆德拉出来以后很快就变成一个时尚了，影响很大、时间也很长。好像就不是一般一个外国作家介绍进来的样子，不一样。甚至好像已经成为“中国话语”中的一部分了。而且大多数人也用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它。那个时候存在主义也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东西。比如说那时喜欢他、后来又比较有名的有两个女性学者，一个是艾晓明，她当时就编了一本书《小说的智慧》，收集了一些关于他的评论，也把我写的一些《序》收进去了。然后写了他一篇很长的文章。由此和她后来介绍王小波很有关系，我觉得。她对王小波的这种喜爱和介绍我觉得应该有[*]的。这是艾晓明。还有一个是崔卫平。崔卫平是从昆德拉转向去寻找哈维尔和米奇尼克的。所以这条线其实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她们自己的一种“心路”或者说“思路”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当然散见的文章不少，最后是艾晓明的一个博士生吧，应该叫李凤亮（音），在九十年代初编了一本《对话的灵光》的书，很厚，他收集了很多基本上在当时为止能收集到的一些关于昆德拉的资料（评论等等）。当然也有很大的缺陷就是国外对于昆德拉的评价他没有看到。其实国外已经有很多了。所以如果大家对昆德拉还有兴趣的话，他这本书可以作为参考的。
　　 当时说来，其实我是很有一点惊讶的。为什么呢，按照我所接受的文学训练，我更喜欢索尔仁尼琴。而索尔仁尼琴在八十年代初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古拉格群岛》大概还没有（其实已有群众出版社的内部版——冉注），《癌病房》还有《依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都出来了。当时《依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看了以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所有到现在为止这个“文化圈”的作家的作品，一点分量都没有了。这是我当时的感受。但是在中国他受到了冷遇。作家们不喜欢他，他们说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太“宗教”。可能还有更多的他们就不好说了。所以我觉得很惊讶，后来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昆德拉和他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昆德拉能够突然在中国走红，而索尔仁尼琴直到今天也不是很多人喜欢？一个原因可能索尔仁尼琴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描写社会，昆德拉是从心理学或者说美学的角度去描写社会的，而当时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美学热”、“文化热”的兴起。这是一个理论方面的原因吧。第二个就是索尔仁尼琴有很强的价值观，而昆德拉是“解构”价值。这正好同中国人当时的“逃避崇高”心理相契合了。本来“崇高”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崇高”这种东西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也没有“真实”这个东西。所以应该说是中国人一见就欣喜，也不管它里面究竟是什么，反正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它了。那么这就是第三个原因了，就是说文化移植时的一种“变异”现象。本来西方的文化本身就充满了悖论，充满了矛盾的，那么中国这一百年来的翻译、还有好多词语也是翻错的。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其实是大量的“误读”现象，昆德拉也没有避免这个命运。西方文化本身的悖论表现在他们也不太区分两种理性：“大陆理性”和“英美理性”；也不太区分“自由”，大家都知道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也不太区分两种民主：“卢梭式”的民主和“英国式”的民主。因为写文章时如果你每次都在“区分”，很累赘的。但是他们一般来说有个习惯，就是文章的开头首先定义概念，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是遇到这种东西本身就很难说清楚的，我想这种悖论是一个终极的东西，是人类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会儿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翻译时造成的原因。比如说我就举这个《聚会》的书名：《The Farewell Party》，party 大家都知道就是舞会，也有聚会的意思。那么我看了一下这个书里面没有写跳舞的问题。这是英语，因为我是从英译本翻译的。后来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下法文翻译的，它是翻成《从华尔兹到告别》，现在看来也有问题，也是翻错了。实际上现在翻成《告别华尔兹》可能是符合它的原意的。因为在他后来写的一本小说《缓慢》里面有一个舞者（dancer，跳舞的人，台湾的译本，译成“舞者”）。这“舞者”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喻：在人生舞台的聚光灯下，尽量的显示自己的形象。这是符合他的原意的。由此来看，其中的主人公，有一个——也可以说是“反抗者”吧——雅可夫，他随时带着毒药在身上，他不愿意受屈辱；但是他在杀人以后——用毒药杀死一个护士以后，他又变得很忧郁，有一个沉思，哲学上的形而上的沉思。按照常识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任何崇高的形而上的理由可以辩解的。但是人类就是喜欢在“意义”里面，寻找一个高于常识的判断。就像韦伯说的，我们人是“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们总要寻找“意义”。比如说我们以前总喜欢从“历史的必然性”中去解释曾经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灾难。这种观念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很多年轻人身上还有的。我遇到过一个大学生，蛮惊讶的——他的外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是一个教师，自杀了。但是他用一种宽容历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态度来看待这段历史。我就觉得好像对他来说这个“意义”——既然是历史必然论那么历史就有了“意义”——比人还重要，好像对他来说“意义”比人还要重要了。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根本没有参与创造历史，你不过就是“承受”历史，是吧。所以后来中国人在顾城这个上面也是采取了一种“文学必然性”的立场。其实他已经杀了人了，没有考量的了，还要找出“另外一面”来，我觉得这不是“小说”了？所以还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用一种“必然性”来解释。就是用一种“意义”。顾城之死当然有一种“意义”，因为他是诗人，说不定还是伟大的诗人。但是我觉得文学不是特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受到观念的束缚。而昆德拉刚好在这里面进行了解构，就是说“回到常识”。我们受到“观念”影响的误解还有很多，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刚才说西方不能区分两种“理性”，那么昆德拉就很不喜欢俄罗斯的东西。他就认为俄罗斯有一种“感情”和“理性”失衡的表现，把感情变成了一种价值观。这是他很重要的观点。所以他对俄罗斯文学批评很强的。当时一个俄裔美国作家布洛茨基就反驳他了，他说现在这个一百年发生的事情，恰恰不是“感情”造成的而是“理性”造成的，是黑格尔以来就造成的。而陀斯妥也夫斯基反而是在他的《魔鬼》，在他的《宗教大法官》里面不断的谈到这个问题。可见昆德拉其实他也没有分清“英美理性”和“大陆理性”。所以我们在吸收或者接受西方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本身的矛盾、还有我们翻译上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带着一种疑问的眼光去看待。这样你会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其实对昆德拉最大的误读是在一个词上面。现在想起来我的那个书名的翻译呢，其实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现在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不会导致误读。但是有一个词，那是导致了很大的误读的。叫“kitsch”，K、I、T、S、C、H，是这个词。这个词在中国翻译成“媚俗”。这是一个文化误读的结果，就是误读了昆德拉。比如说大家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昆德拉，其实昆德拉怎么会是存在主义呢？加谬曾经说过他的《局外人》的主角，这个主人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冷漠的杀人者，《局外人》我也蛮喜欢的——他对自己的小说说了一句话，说大家都没有看出来，这个主人公有一种“对绝对的激情”。而昆德拉的思考恰恰是相反的。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昆德拉在中国的被介绍和被接受。
　　 下面我就想用“kitsch”这个词——我后来写的一篇文章就用了音译“刻奇”，刻意的“刻”、奇怪的“奇”。索尔仁尼琴曾经有一个讲演，他批评人类追求“无限新奇”的东西，（我借用了这个意思）；这个词后来有个香港的作家陈冠中，在04年的《万象》上发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万象》一般不愿意发很长的文章的）谈到camp，他用了“kitsch”这个词。那么“kitsch”这个词究竟同“媚俗”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下面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昆德拉作品的主题的问题。我想用“kitsch”来贯穿它，谈他的几部小说，基本主题就是这样。
　　 可能有的朋友以前想到过、也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一切的精神产品、精神活动，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一个“人的必死性”的问题。我去过埃及的金字塔……钻到金字塔里边，看到壁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艺术起源于宗教，起源于人类的“怕死”。[*]另外康德对“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敬畏，这些其实都是指向一个“不朽”的观念，或者“永生”的观念。在这个基础上“人”才要建立一个“意义的世界”。我们接受的文学观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也就是昆德拉思考的方向。他并且找到一个概念，就是用“kitsch”这个概念来指称“对意义世界的渴望”，就是人类对意义世界的渴望。也就是说人们认为任何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我们活着或者是为了“末日审判”那一天的到来，或者是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到来，等等；但，从来不是为了你——“个人”而活。昆德拉把这种东西称为“kitsch”。这个词……起源于德国十八世纪末，[*]对它的起源争论很大，就是“词源学”的研究。因为“kitsch”这个概念在西方它已经是作为大学里面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了，他们讨论的是通俗文化的一种课程（这里面有区别，一会儿我讲）。[这个概念]起源于十八世纪德国，原来的意思有一种看法就是“搜集破烂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家里面的要把它作为你人生一个阶段的纪念留下来。但这个对世界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个他们把它叫作“kitsch”。后来就变成了十九世纪初，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英语词典所介绍的“拙劣的、造作的、多情善感的艺术”。但是“多情善感”中国翻译成sentimental，这个sentimental我们翻译成“伤感”或者“感伤”，当时张爱玲就觉得很难，翻译成“伤感”不对。她说还不如干脆用郁达夫的“山地门达尔”（音）。因为这个词还是有他们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历史性”的问题，那么到中国来肯定要变味儿了。所以我们永远只能是接近对它的西方的理解而不是真正的完全理解，不太可能。这是语言的问题。那么译成“媚俗”用来指大众文化没有问题，而且西方也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意义上用它的。1939年美国有一个抽象艺术的权威，美术理论家，他的权威当时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经他一评论，你这个画家就身价百倍了，卖钱就卖得更多了。他就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kitsch和前卫》，他认为kitsch是代表了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我说“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代表他们的审美观。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大众化”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的“世俗化”。他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他把自己称为“神”。其实是“两种现代性”的问题，又是两个问题分开的。他是代表“审美现代性”——最近有一本书叫《现代性的五个面》翻译出来了，好像是南大周宪编的一套美学书。这本书很重要，它里面专门有一章谈“kitsch”的（他还是用的“媚俗”这个词翻译的），还谈到“现代派”、“后现代派”、“先锋派”等谈了几个问题。现代派反对资产阶级世界的价值观实际上是用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去反中产阶级的“现代性”。还是一种“现代性”。它是这样来分的——因此在西方一般用“kitsch”大都是我们所理解的“媚俗”这个意义，就是“向大众讨好”、“向文化市场献媚”。但是昆德拉实际上是重新解释了这个词。既然你是翻译昆德拉的书，你就应该在昆德拉的意义上翻译这个词。所以我把它分成“西方意义上的kitsch”和“昆德拉意义上的kitsch”，其实是刚好相反的。昆德拉重新阐释了这个词。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说kitsch是排斥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就是排斥一切“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他说“shit”，这个以前在西方是不能写在书里面的，就是“大便”吧。又比如说他说他这里面写了这个人流了两滴眼泪，第一滴眼泪是看见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感到一种感动，就流出了第一滴眼泪；第二滴眼泪是他为自己的感动而感动，他的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崇高的东西（“对人类的爱”）——那么昆德拉说这就是kitsch。“第二滴眼泪”就是一种kitsch的东西。所以简单的说，“kitsch”是一种“伪崇高”，如果用分析的语言说，“kitsch”是一种“自我伟大的激情”。那么和我们所理解的“媚俗”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把它代入萨宾娜的那句名言里面：“我反对的不是共产主义，我反对的是伪崇高。”因为她当时反对的是西方一些人骂她，叫她一定“要游行啊要怎么怎么”支持东欧的这些反抗者，她认为这是一种“kitsch”。这样一“代入”你就理解了。但是如果说“我反对的是一种媚俗”——不知所云！也就是说“kitsch”不是指王朔（王朔是媚俗）；而是张炜、张承志。（笑声、热烈的掌声）因为在中国有些词语已经变成图腾了，像“母亲”呀，“土地”呀，“人民”呀——那么心里面“崇高”的东西就上来了，就要呕吐了（笑声）。如果从常识的眼光看这是一种“矫情”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使用“媚俗”这个词实际上是西方意义上的，不是昆德拉意义上的。我谈kitsch这个词是在昆德拉意义上的。如果你理解了这个词，你才可以理解昆德拉作品基本上的“基调”和主题。
　　 首先我谈一下“玩笑”这个词。《玩笑》当然是写主人公一个年轻人很喜欢开玩笑。（有次）他给他女朋友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就信口开河了：什么“托洛茨基万岁”，结果被判劳教。出来以后他想报复，故意勾引当初整他那个人的妻子，哪知道正中他这个对头下怀：这个对头已经厌恶妻子正想把她“出让”出去呢（笑声）。这是一种幽默。还有一个就是他发现他这个对头比他更加反对政府的一些行为。就是有时候历史上不乏一些先行者到最后被抛弃——后来的人比你还要激进，虽然他可能以前是坚决反对你的。鲁迅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也是这样，一下子变成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们都很熟悉“伤痕小说”了是吧，“伤痕小说”也经常写一个人不小心因“玩笑”而倒霉了、然后家破人亡、到最后“平反”了，然后感激不尽啦就来这些。我们就没有那样一种幽默，都是从很“正面”的来看。其实这牵涉到一个对人性的认识深浅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捷克式”的幽默，其实也可能不应该称为“幽默”。它不同于英国式的幽默，英国式的幽默是真正的幽默。怎么来理解它呢？英国式的幽默叫“under statement”。 Statement是“描述”，under是在它下面。那么就是一种“有节制”的幽默。实际上humor这个词就是英国产生的。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感到很难过，他失恋了。种种回忆，每一个细节都想起来了，想找一个人倾诉。然后跑到公园里面坐在长椅上，然后旁边有一个陌生人他就给他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了；还有比如说契诃夫的一个小说，写一个人他突然对他的马讲他的事情。那么他讲得一点也不夸张，很真实，但是如果你是站在旁边看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笑了。这就是英国式的幽默。当然它也不同于中国的“诙谐”。中国人没有幽默感，肯定是没有的。那么“诙谐”是什么呢？举一个例子，你们大家都熟悉，中国的诙谐，基本上哪怕是带有政治性的，全是“黄段子”——许多民谣全是“黄段子”，至少也是与此有关的。这种东西就跟王朔的东西一样，它的确能“解构”价值，有时候它的效果往往比“硬碰硬”还要好；但它是一种“精神向下”的运动，所以它有一种“大家一起堕落”的快感。那么这种东西就有可能整个民族“大家一起往下滑”了。这是“中国式的诙谐”。而中欧或者捷克式的幽默呢，其实应该叫作“荒诞”。你看看卡夫卡也是属于奥匈帝国这一块的。这种“荒诞”是对“存在”的一种感受，就是说“用一种夸张的表现，来描写对夸张事物的反讽”。比如说《好兵帅克》，本来写的是非常严肃的战争，但是它用夸张的形式，一般生活中不太可能的形式来反讽战争，反讽战争的无意义。还有比如说另外一个捷克作家克里玛，他写了一本书叫《布拉格精神》，就像有人要写书研究“俄罗斯灵魂一样”——他当然不会用“灵魂”这个词了，他是用“精神”，“布拉格精神”——其中就讲到一点：[*]广场上有很多巨大宏伟建筑的模仿品，比如模仿艾菲尔铁塔。艾菲尔铁塔当然是代表一种“伟大”的东西，它把它模仿变小放在那里，这就是“捷克式的幽默”：用一种夸张，来表现对夸张事物的反讽。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讽刺。这种中欧的荒诞或幽默，其实和捷克的文化背景有关系。捷克实际上有三种文化的交汇：天主教文化、犹太人文化、斯拉夫文化。这三种文化交流以后又受到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因此捷克人一般来说（我就谈一般的）不喜欢“绝对”的事物，不喜欢那种夸张浪漫的情感，不相信。他们天生好像具有一种对“意义”解构的能力，本能的就反对kitsch。比如昆德拉、克里玛（尽管也）都是用“性”、“性爱”来消解政治，但是这个“性”到最后也是不可靠的，最后还都是失败的。我们再来作一个比较。其实捷克人并不真的是这样容易就上床的，有一个捷克人就告诉我“他们写的这种东西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可能比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里还要难得多。在这里面就可以作一个比较：在张贤亮的《绿化树》里写到“受难”，写到了“爱情”。他这本书既相信政治上的东西（因为通过后来他也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反正有点莫名其妙的最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受难的洗礼”。好像学的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他既相信“政治的纯洁”又相信“爱情的纯洁”，相信“性爱的拯救”。所以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是一种没有幽默感的kitsch的失败。而昆德拉当时是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新的角度。比如说在《生活在别处》里面，比较集中的表现了他对艺术的看法。同时他也从美学上来解释20世纪革命的发生——把“青春”“爱情”“革命”全部串起来，一个年轻人从文学走上革命之路。《青春之歌》里面也是这样，爱好文学的青年往往走上“革命的道路”。文学嘛，总是激情的嘛；这个激情在哪儿呢？——革命。所以他这本书是高度概括了现代历史进程的。昆德拉在这里面就发现尤其是诗歌，诗歌的思维方式就是“生活在别处”，也就是kitsch。诗歌的遭遇，就是现代史的遭遇。所以他有句话，他发现他这个时代是“诗人和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西方是一种“代莱尼克”（音）的一种东西。“代莱尼克”翻译成“boyi论”，我觉得这个词也翻译得不好，很难翻。就是要“永远向前”的意思，有一种“箭头”的东西。它不是“圆圈”的，它是“箭头”的——那么上帝死了它总要找一个取代品，那么就是“历史”。“历史”的观念就成了一个取代品，成为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就是什么呢？——“牺牲今天人的幸福，为了后代人的幸福”！这就是“逻辑”。诗人一般对这种东西是很着迷的。就是说对“人的神性”的追求。但是它就往往会导致反常识，甚至反人性。就是说kitsch会屏蔽常识。比如说今年张炜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精神的背景》，在《上海文学》上，其实它可能是很“空”的。一句话他觉得中国人现在没有“精神”了。他所谓的“精神”是什么呢，好像是要“回到过去”，“纯洁”的东西，回到过去一种“纯洁的东西”，比如“五十年代”。这也是一个很令人着迷的谎言哎。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商业文化的“媚俗”，反对的是这个东西。但他用的还是一种“假、大、空”的东西，根本没有分析的范畴在里面。应该说这就是“kitsch”。他的问题在于没有[*]的背后还有一种福科说的“权力的运作”，其实“话语”背后都是权力的运作。也就是说他缺乏一种“常识的眼光”。如果你只要去问问一个干了一年活拿不到一分钱的民工，你只要去问问一个死在煤矿的工人的家属，他就不会回答你“哦，中国现在缺少的是精神”。所以缺乏常识会屏蔽你的眼光。你的“精神”，你的这种kitsch是在空中。这是“生活在别处”。他写这个诗人，雅罗米尔，他要追求“现代性”，要追求“激情”，到最后一个反讽的结果：他出卖自己的情人。但是出卖以后他还认为他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这种思维我们在生活中司空见惯！在文学中也司空见惯。这是关于《生活在别处》的。
　　 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呢——当然这个翻译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因为他用的是《The Under Greatness of Being》，being在英语中是“存在”的意思，是“在”的意思，而不是“生命”；那么我们不管它了，我还是习惯用韩少功这个翻译——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他写了四个人，实际上是两组。一组人是有一点kitsch 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点“崇高”的东西；一组人反对kitsch，就是托马斯和萨宾娜。但托马斯有一点复杂，他后来受和他结合的那个女孩子的影响，也有一点kitsch了。萨宾娜呢是一个很彻底的一点也不kitsch的人，所以她最后一个人漂泊到美国，而且孤独的死去。她是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她和托马斯的另一个情人不一样，那个情人最反感他母亲，他母亲在房间里面脱了衣服响亮的放屁，他母亲还笑，然后她就觉得非常羞耻——这就是人类的kitsch的感觉。对于萨宾娜来说，她是摈弃了意义的世界的。所以“存在之轻”就是这个意思，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之重”是有意义的，“存在之轻”是没有意义。这两种都是“难以承受”的。实际上它这个书名就是由萨宾娜这样来的，它是没有任何“伤感”，没有任何sentimental的东西，萨宾娜就是这样的人。这部作品也是作者写作的一个转折点，从这部作品开始他基本上离开了本土的语境，转向世界范围的一种普遍对kitsch的审视。我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他产生了一点怀疑。不过下面我用kitsch再把他的两本书来大致谈谈。
　　 后来到法国以后他写了《不朽》。这也是他的主题——“不朽”也就是“kitsch”。他写了两姐妹：一个是很kitsch的，一个是一点也不。对他来说他就想进一步追到kitsch的源头是什么——就是对“不朽”的渴望。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歌德的情人。虽然歌德是非常理性的，虽然德国人把他看成是德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他的真正的性格和德国后来的完全不一样。就是说按马克思的说法他是有“庸俗的尾巴”，其实就是不kitsch的人。而歌德的情人追求他，追求的目的不是爱情，不是爱他本人而是想因此而得到“不朽”。昆德拉在这里又用了一个词，把这种对“不朽”的渴望叫做“灵魂的浮肿症”。
　　 后来我还见过一本《缓慢》，是台湾一个出版社的给我的。主人公是一个政治上的异议者（当然他把自己也写进去了，“昆德拉怎么样怎么样”的在里面），后来改变以后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到法国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人是一个很高尚、勇敢的敢于反抗的人，不是政客。但他的性格也是很害羞的，比如说他最怕说“屁眼”这个词——就和前面说的“shit”一样。他最怕说这个词，就被昆德拉嘲笑了。他也怕自己的裸体，觉得自己在人面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如果脱光了衣服一个人对着镜子，是很可怕的，瘦骨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昆德拉就把他称为一个“舞者”。这个原型呢，我甚至都怀疑可能是指的哈维尔了。书中最后有一段话，就是用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里面开头的一句话“打开窗户，让英雄的气息进来吧”，他是“打开窗户，让树木的气息进来吧”。所以在昆德拉看来，无论是专制还是反抗都是kitsch，只要这些东西是以“崇高”的面目出现的。那么他后来还写得有《Identity》，翻译成《身份》是吧，我就不谈了。我想谈谈最后一个就是“昆德拉的文化意义”问题。
　　 刚才我用kitsch解读了一下他小说的主题，第三就是昆德拉的文化意义。有一个读者就曾经说过，昆德拉批评“媚俗”，但他自己就是一个媚俗的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说错了，后半部分说对了。因为这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昆德拉不批评“媚俗”，他批评的是kitsch。他自己是“媚俗”，或者叫“世俗”的东西。昆德拉说他喜欢十八世纪启蒙的理性，比如狄德罗啊这些，但是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更接近英国经验主义的一些东西。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理性主义认为宇宙万物存在着“秩序”，有“秩序”那么这个世界有“意义”；而经验主义则不谈这个问题，所以它也不太强调“意义”的问题。所以昆德拉在他的文论中间借用海德格尔“生命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人的日常的世界”，其实就是主张消解“意义的世界”，回到“经验”。因为我们在讨论他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他当时的语境。当时他在这么一个背景下，看到了太多用“崇高”来压制人的东西。所以他主张[对]文学[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强调世界的“不确定性”。我觉得现在后现代主义好像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想清算“启蒙运动”的东西。至于怎么在发展还不太清楚。比如福科他对[*]的解构导致他质疑“理性”（大陆理性）的合法性，他认为启蒙唯一的成果只有一个，就是“怀疑”。他有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启蒙》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他认为就是“怀疑”，这是最宝贵的财富。是走“疑”的道路而不要走“信”的道路。所以西方有的学者就把昆德拉也归入“后现代派”。我觉得昆德拉的文化意义（在中国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极权美学”的左翼根源进行了探讨，不是右翼根源而是左翼根源进行了探讨。他的探讨是深刻的，至少是比较新颖的。比如说对“历史的激情”的问题，从常识看，“为了后代人的幸福牺牲今天的幸福”没有道理。你不能说服我的。但这种学说实际上还是来自基督教，来自西方基督教的传统，“牺牲此世，得到彼世”。那么这种学说当然对于很多不仅仅想“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的人，不甘于平庸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包括我们在内。这是毋庸讳言的。问题是kitsch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道德体系了，比如说孩子写作文，本来是写得很天真有趣的，但老师说“你这个没有意义”。你一定要写一个“意义”。什么叫“意义”？按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写你想写的就好，至于老师的别管它。比如说我们还看到平时面对采访时，每个人都会唱“高调”，从前就是“人民”哪，“党”啊，现在是“友爱”啊，“亲情”啊，“责任”哪等等。（笑声）……所以我们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从前在“文革”中就是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又好像变成“无缘无故的爱”了。什么人都爱，中国人真的那么可爱吗？（笑声）我不太相信。因为我从“常识”看没有这样的事。都是假话。现在又是“要让世界充满爱”。这就是“kitsch”，成了一种体系了——“意义”的世界。你好像逃不脱。那么我举哪一个人——就我看到的——很不kitsch呢？刘荻，“不锈钢老鼠”。她有篇文章叫《我的价值观》，她把个人的“生命”置于“自由”、“创造力”和家人、朋友之上。把“亲情”是放在最低了。我觉得她很诚实。其实这种人才真正懂得“爱”。因为我们写文章跟[*]不一样要绷起架子来的，而像这个刘荻，这个“老鼠”，能够把文章写得一点也不kitsch还写得很好看，当时我很惊讶。这是年轻一代中我觉得不错的一个，她的智性很高。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同了，我们都是受kitsch教育出来的。就像昆德拉说的“kitsch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已经无法避免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到底是“媚俗”还是“kitsch”？我觉得还是kitsch是主流。因为有时候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最近就为那个“超级女声”的事我有一个崭新的经验。我当时给一个我大学时的同学谈到（他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台，现在已经是管理层的了），我说你们央视永远都是给我们贡献一些几年、十几年不变的老面孔[*]，我说你看看这个“超级女声”的张靓颖，我说我就没有看到你们那上面的人用“心”来唱歌的。他说我们作为国家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笑声）。我就突然发现，原来在他们心目中“娱乐”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他们还是看不起的。不过他让你流行流行，让你们有个宣泄的地方，但从心里压根儿瞧不起。因为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有一种“崇高”的东西，他要保护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笑声）。但对我来说我当然可以喜欢了，世俗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因为它不强迫我呀，张靓颖她不会强迫我去听她的呀。但是你这个要强迫我呀。这个区别在这儿。还举一个例子。有个朋友写了一本英文书，它里面用了外国人的一些材料，就是拿莎士比亚开玩笑，比如说这样的句子吧：“莎士比亚固然伟大，我的爱人比他还要伟大”。那么出版社说“那不行”。哎，我蛮惊讶的。现在怎么连这也不允许？——哦，kitsch是不允许幽默的。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例子：九十年代以来那种民族主义的kitsch。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怕的。比如说今年南京师范大学有个青年教师，应该说读书也不少了，他是文科的。安徽畲县有日本人出资立的一个碑，为什么呢，这和明代“倭寇”[*]有关的，当地把它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东西立在那儿。结果他跑去砸烂了。他……大概心里还有一种“崇高”的感觉——“我是代表民族在行事”——他代表了我们，“三个代表”嘛（笑声）。其实他也可能真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所以昆德拉的意义就在于——索尔仁尼琴在他获诺奖的演讲辞里曾经引用了陀斯妥也夫斯基一句话“美能够拯救世界”，索尔仁尼琴当然相信这句话，当然要建立起这个论点来也不容易——而昆德拉的意义在于，他告诉我们“美未必能拯救世界”，相反它有时可能会毁灭世界。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国外的时候看一个BBC的《历史》，就是BBC的一个记者采访当年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那真是白骨累累啊。他看到那个情形蛮动感情的。后来采访完了他又到海军基地去，然后和苏联那些海军唱《草原》那首歌，蛮庄严的，很崇高的。BBC这个记者，英国人，也唱得非常严肃的，而且肯定有“崇高”的东西。还有比如说有个美国人看《东方红》，他真的看得哭了，“崇高”得很（笑声）。我当时看BBC时就觉得这是一种“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崇高”。当然话又说回来了，从美学、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曾经处的时代和社会。哈耶克是了解的。哈耶克是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看问题。
　　 昆德拉的这种思考，当然他也陷入了一种悖论——我们把话又说回来——也是“绝对”的东西里了。比如说谈到捷克民族性的问题，刚才讲到了捷克的“布拉格精神”，一种“荒诞”的情结，一种“理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个，因为任何一本书甚至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可能穷尽真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哈耶克就接触了捷克民族性的另一个侧面。他自己就讲过，他认为捷克人既是“帅克式”的，“卡夫卡式”的，又是“扬•胡斯式”的。扬•胡斯是他们宗教改革的一个领袖，后来被判死刑被火烧死的。就是说捷克的民族性还有这一面，我们不能说它只有一面。所以在1/9/8/9年当时有个捷克的从事政治的人，他就认为捷克不可能发生“天_鹅_绒革命”，不可能发生的。米奇尼克就很清楚。那个捷克人认为“我们捷克人太理性了，不可能”。米奇尼克反而看清楚了，他说你们肯定会发生。后来事实证明米奇尼克，一个波兰人反而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用我们所定义的民族性去看待一个民族，是不可靠的。所以后来我翻译克里玛就是因为他不但写了《活着》，还写了《记住》。就是说“布拉格之春”以后大多数捷克人其实也是一脸玩世不恭的，只有少数人在反对，大多数人还是一样。但是这是一种表象，我们不能从这看。你知道哪朵云下雨哪朵云不下雨啊。按照后现代派的看法历史怎么怎么你怎么知道。所以后来捷克发生的变革说明了捷克人的文化性格并不是三种文化的融合形成一种纯然的“幽默”，而是有消长、涤荡甚至冲突的。[*]所以昆德拉其实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多数捷克人其实是不喜欢他的。因为跑到外国去作为外国人写作了。他后来的东西，的确他的思考方向已经变了，他要解决人类的一种“困境”，要谈一种从古到今都行之有效的“真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还是相信“存在决定意识”，时代的存在决定时代的意识。你谈的也就是这个范围。不过就是一个一个时代的范围。所以捷克人不喜欢他，当然[*]方法去看他，这个也有点苛刻了。但是捷克人对他的批评也说明了捷克人的确是还有另外一种道德水准，认为昆德拉不真实的表现了他们——就是胡斯式的道德水准。所以克里玛干脆就说昆德拉笔下的捷克只是停留在西方记者眼光的水平。这当然也是很厉害的一种批评了。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实际上也是美学上的问题，就是昆德拉把kitsch无限的扩大了。他认为kitsch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将kitsch和所有的价值、意义都等同起来。将莱蒙托夫、雪莱和郭沫若等同起来了，将“文学”和“专制”等同起来了，最终会导致对一切价值、意义甚至对文学、诗歌的否定那更是没有说的了。比如说昆德拉和布洛茨基有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涉及到“生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俄罗斯文学把“生活”和“文学”混为一谈以来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也很难谈清楚的。布洛茨基在某一个方面我觉得还是对的，就是他谈到“自由”是一个价值，你必须要知道它的来源。他认为来源是先验的。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说的，自由的来源是“上天”。“上天”的一种价值。否则的话那么“生存权”肯定有道理——我首先要“生存”才有“人权”问题。如果你把自由不言自明的价值[搞清楚]，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种否定。我觉得文学本身是人类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的形式，那么现在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错误的形式了——他把现代的责任推到以前十九世纪的事物身上，文学可能就是一种错误的形式了。那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只有“痛，并快乐着”才是好的呢？这个是“世俗”了吧。但是如果你只有这种“猪的水平”，你不会快乐的，对吧。我们怎么会快乐呢？只是“痛，并快乐着”——痛就是痛，怎么会快乐呢？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不仅仅是昆德拉的问题，也是福科的问题。福科“对意义世界的解构”到最后他也产生悖论了，所以他到晚年也提出一个“审美性”的问题——那么“审美”嘛，就要有一点“kitsch”（如果我们把这个kitsch无限扩大的话）。所以关键的问题是“kitsch”的界限在哪里，“文学”的界限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么他[*]当然是否定所有价值。所以福科最后还是要提到审美性的问题，这就是西方思想“一元论”的特点。分析到最后——就像克里玛说的——要么就是“上帝”，要么就是“虚无”。昆德拉走向了“虚无”，海德格尔走向了“上帝”。所以在这个方面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应该是两个极端。昆德拉向往的是启蒙理性，而索尔仁尼琴曾经在哈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讲话里批评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宇宙的图景”，“宇宙的模式”。他认为——在他讲话的结尾——难道在我们人类的头上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吗？——“崇高”吧？当时他这个讲话出来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因为他批判西方世界的道德堕落，实际上应该就是那种“中产阶级文明”，也就是理智生活、经验生活吧。他批评的是这个东西。后来他的夫人就从[*]出来也为美国文化辩解。其实你可以发现很多这种人到了美国以后都是在批评美国。米沃什以前写的是《被束缚的思想》，批评他所生活的社会；到了美国以后他又批评美国的文化。索尔仁尼琴当然更不用说了。那么哪一种是正确的，他们两个？我个人采取一种“中道”的思想，应该说就是蒙恬的思想。就是说假如这个世上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或者“绝对”的真理的话，假如有一个统摄一切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都说出了一个“侧面”，它们只是让我们思考而不是给出一个答案。……苏格拉底曾经有一句话：“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今天只要是思考了，哪怕你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悖论动物”——也比没有思考的好。——这话好像听起来又有一点“kitsch”了。其实大家今天这么大热天的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听我的讲演，如果没有什么收获也说明了我们还是“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好，我的话完了（笑声，热烈鼓掌）。
　　
　　 后注：1、这是2005年8月13日的录音记录。那天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录了音。在事前征询冉云飞先生同意录音并其后，冉先生均表示希望能整理记录发上网；2、鉴于对自己能力的自知之明我当时表示可以把录音经由E-mail发给他，记录整理嘛由我俩“同时进行”；3、回来后才发现录音文件大到107兆，一时又联系不上冉先生，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了。力不从心而又勉为其难，实在是那半个承诺压迫所致；4、在记录整理过程中对景先生讲演的精彩度有与时俱增的体验，并惊悸于若非此次整理录音重复再听，那天的“在场聆听”其实只“听进去”了至多百分之二十一点三（我自己的测算：））！由此又增强了“该与更多网友分享”的想法；5、老朽无能、蚂蚁啮树，费时良多；且因对昆德拉、克里玛、哈维尔等等“当代热点”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所以才受益匪浅）加之学浅力薄，尽管费了“九蜗牛二壁虎之力”文字洋相仍然肯定不少！抱歉之余希望冉先生见后能做个标记，以卸我肩头负诺之重。
　　 又，本录音总长2小时40分钟58秒，我整理记录了1小时34分20秒。后面同样精彩的王怡先生补充问答和大家的互动交流，由于多数人我都不识名号，如果记录总不能冠以“甲乙丙丁、老少胖瘦”吧？故若有需要此事还是该由冉云飞先生接着做（当然还包括对我那些文字的勘误、修订）。录音文件随时可以提供。谢谢！
　　
　　 2005年8月20日星期六22时47分
　　

　　谢谢!

　　非常好，非常好！在‘闲闲’那边刚拜读完。感谢景凯旋老师给我们带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言说，感谢云飞、王怡兄！
　　不知媚骨十足还冒充伪客观、伪理性、伪文化人的冼岩（闲言）或称现眼之流有何感想。
　　下三滥的人少了，中国才真正的进步了！
　　
　　

　　冉先生：
　　不必言谢，我也是受益者，该感谢你们才是！
　　另外我已践诺，先生对我亦有一诺。
　　——不急，俗话说得好：人不死，债不烂。：）

　　“让更多的人分享智慧之光和真实的生活，同时为我们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留下难忘的纪录。”
　　
　　唉，这句话不能不顶！

　　很不错,

　　景凯旋老师的讲稿中“……不能解释这一百年以来历史必然性对中国的巨大作用”一语似为笔误。我特地又听了一遍录音，我记录的“……不能够解释一百年以来中国在“历史必然论”的影响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准确的，而且符合他的原意。但两者的意思却是不同的，前者有“历史必然性确实对中国产生了巨大作用”的歧义。

　　提一下：）

　　飘过……

　　翻起来。

　　已看过资格龙先生整理的稿子. 谢冉兄提供景先生自己整理的稿子.
　　
　　

　　向上顶！！

　　这个要顶起来

　　作者：甘任远　回复日期：2005-8-23　12:41:53　
　　　　已看过资格龙先生整理的稿子. 谢冉兄提供景先生自己整理的稿子.
　　　　
　　　　
　　
　　甘兄，第一个就是景兄的稿子，第二个才是资格龙先生的整理稿
　　

　　怎么这么冷清？
　　我有个关于kitsch的问题想求教，
　　——还是明天再说吧。

　　不错不错，如果能进一步探讨清楚就好了。
　　
　　====================
　　生命的世界是多元的，参差多态的，不确定的，而极权刻奇却要强迫所有人为某一崇高事业一起感动，并认定大便所象喻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只存在于西方社会。
　　====================
　　
　　刻奇是伪崇高，既不真实的崇高。或者是带有功利性的被异化的崇高，或者是在极权下被强制的崇高。那么有没有真崇高呢？？人有没有可能自由地选择崇高呢？？经验和自我能够完全满足心灵的诉求？？？还是人和动物一样本来就没有心灵的诉求？？
　　
　　
　　
　　
　　=====================
　　在中国有些词语已经变成图腾了，像“母亲”呀，“土地”呀，“人民”呀——那么心里面“崇高”的东西就上来了，就要呕吐了（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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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张承志自己的解释，通过知青生涯“人民”“土地”，反而在他那里形成真实的感受，融化为他本身生命的一部分。在张承志看来，没有这等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人民”的崇高的含义的。
　　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民”“土地”“祖国”产生不了舍生忘死的崇高的宗教般的情感，看到张承志们那样，自然就可以说：又在“刻奇”，张承志恶心的让人呕吐。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崇高的感情就断定别人没有，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单凭这一点还是不能肯定这就是一种伪崇高的。
　　
　　所以，最好找一些客观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自由地追求崇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和老鼠刚好倒过来），并且自我感觉精神上极大满足。这样一种人是不是在刻奇？？
　　在进一步，如果这个人某种程度是为你而牺牲，你还觉得他是在刻奇？？
　　
　　=========================
　　可问题是，意义世界真的是虚无的吗？就像米沃什所说，我们不能赤裸裸地活着，如果我们只是痛并快乐着地活着，像一头猪，我们会快乐吗？
　　=========================
　　
　　很多人这样活着呀，将自我的欲望看得高于一切，像猪一样快乐。
　　
　　
　　============================
　　昆德拉向往启蒙理性，怀疑一切；索尔仁尼琴却批评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宇宙图景，坚信在人类的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存在。哪种是正确的？或者说，你选择哪种？我个人目前采取一种中道的立场，即蒙田的思想：假如这个世界真有一个整全的真理，一个统摄一切的逻各斯，那么，这个真理也是由无数的侧面组成的。无论是昆德拉，还是索尔仁尼琴，都只是说出了一个侧面。他们的声音让我们思考，而不是给我们答案。
　　======================
　　这样的“logos”是自相矛盾的“logos”，是不成为“logos”的“logos”。难道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侧面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统摄一切的逻各斯？？
　　
　　景老师给出这样一个答案，在“老鼠”们看来，简直也可以算是一种“刻奇”。而我的感觉，景老师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再谢冉兄,
　　
　　我说的是我先读到资格龙先生自己贴出来的稿子, 现在又读到你贴的景先生的稿子. 唉, 说来"糊"起了. 总之是感谢景先生, 资格龙先生, 和冉兄.
　　
　　冉兄, 我托人给你带的小书, 取到没有?
　　

　　如果景先生能将捷克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现实意义上的对比研究说得更深些就更好了。读完有点意犹未尽啊...

　　多谢资格龙先生辛苦。得寸进尺，希望先生能把后面的讨论部分也整理出来就更好了。呵呵

　　不错，先下下来再看。

　　xiexie

　　hah

　　再看看跟贴

　　在关天里拜读这样的文字，是我精神世界里的一个重要支持。由衷地感谢各位前辈！

　　读过了，谢谢组织者和整理者。
　　BTW，北京这周有讲座么？找不到帖子了……

　　站在这里看昆德拉...楼主真想亲你一下。哎。。。。上帝保佑我们。。

　　谢谢，收藏了，慢慢看

　　收藏，慢慢看

　　作者：王怡　回复日期：2005-8-24　11:39:41　
　　　　多谢资格龙先生辛苦。得寸进尺，希望先生能把后面的讨论部分也整理出来就更好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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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数人我都不识名号，如果记录总不能冠以“甲乙丙丁、老少胖瘦”吧？
　　===================================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北京这周是徐晓的讲座，应该是非常精彩

　　居然收藏不了。
　　

　　收藏不了～～～

　　我感觉法国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她宽容、大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高行健，也是因为去了法国，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

　　顶上去！

　　作者：资格龙　回复日期：2005-8-23　23:03:25　
　　　　……
　　　　我有个关于kitsch的问题想求教，
　　　　——还是明天再说吧。
　　
　　作者：windering　回复日期：2005-8-24　00:40:16　
　　　　……
　　　　刻奇是伪崇高，即不真实的崇高。或者是带有功利性的被异化的崇高，或者是在极权下被强制的崇高。那么有没有真崇高呢？？人有没有可能自由地选择崇高呢？？经验和自我能够完全满足心灵的诉求？？？还是人和动物一样本来就没有心灵的诉求？？
　　　　
　　=======================================　　
　　
　　非常巧合，昨晚发现我那个问题已经由windering先生提出来了。那就换个角度谈一点我的疑惑吧。　　
　　
　　我觉得景老师在谈“kitsch”（这是讲座的重点）时首先厘清了这个词的两种不同的涵义：“昆德拉”涵义和“现代西方”涵义。尽管我对昆德拉一无所知（我这人过去有个毛病：什么东西越“热”我就离得越远），通过景老师的叙述也大体上知道了“昆德拉热”的由来。最后景老师提出了自己对昆德拉的批判：“昆德拉把刻奇无限地扩大，认为 “刻奇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刻奇与所有价值、意义等同起来，将专制与反抗等同起来，将雪莱、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贺敬之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对一切价值的否定”——我觉得这样的批判是很有道理的。此次听讲收获颇丰，就不多说了。
　　但我还是有一点疑惑。
　　在对kitsch的“伪崇高”性质定义时，毫无疑问昆德拉那个“第二滴眼泪”应该最具权威性。从这“第二滴眼泪”的出处不难看出，所谓“伪崇高”指的是它的载体确确实实被一种“崇高感”所打动，真心实意甘愿为之“奉献”甚至“献身”；它的“动机”是真诚的，本身没有丝毫“虚伪”的成分；说它“伪”是因为它的指向错了——把自身当成了“崇高”的主体（“一种自我伟大的不真实的激情”），从而不能区分“崇高”的对象之真假（正如景老师指出的“将雪莱、莱蒙托夫、兰波与郭沫若、贺敬之等同起来”——这是昆德拉自己“从反面”阐释了它？）。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不对请指出；如果这样理解可以，那么我的疑惑是：
　　景老师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刻奇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体系。它压制个性的表达……”我觉得此话用来描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社会上确实有不少人“真心实意”相信诸如“祖国”、“人民”、“理想”、“革命”、“共产主义”等等大词，闻之立即“热血沸腾”并且“义无返顾”的投入统治者有意无意设置的大陷阱中；但如今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张承志、张炜）还在那里kitsch外，人们已经没有什么“伪崇高”了，早已“看破红尘”了，大多数人对所有“崇高”的东西都嗤之以鼻，沉浸在蝇营狗苟急功近利的“世俗生活”里；即便还有什么“激情”可言，这种“激情”的最高表达也顺理成章的成了——“过把瘾就死”。不仅是没有“雪莱、莱蒙托夫”，“郭沫若、贺敬之”也没有。当然现今依然存在那个“压制个性的表达”的“道德体系”，但它本身已经失去kitsch的性质（无论在现实性和可能性方面），赤裸裸依附在话语霸权上。其实景老师自己举的一些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个歌星在舞台上高唱，让世界充满爱，其实除了钱她谁也不爱。但他们都知道这样说、这样唱，才能成为公众人物，得到现实好处”；“ ……最近湖南卫视搞了个“超级女声”节目，公众很欢迎，……这一下惊动了央视，开始担心自己的收视率，站出来摆出一付教育面孔，指责那是低俗。世上的好事都被他们占尽了，说谎成性还要贪钱”——这里无论那个歌星还是央视，都现实得紧，没有一丝一毫的“kitsch”。因此我觉得现今“压制个性的表达”的已经不是什么“成为一种道德体系”的kitsch（当然也有“回光返照”的表现，例如此起彼伏的“献爱心”活动），而是那个每时每刻要“强迫我们”听从的霸权话语（其实它自己非常清楚听不听从都无所谓、甚至服不服从或者“阳奉阴违”也无所谓，只要“默认”就行；这是一切霸权话语的实质，就此也许可以做一篇大文章呢）——尽管它还戴着“kitsch”的面纱，但它本身已经不是kitsch了。如果再要说细一点，那么可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符合景老师那个定义的，是一种“已经成为道德体系”的kitsch；而“戴三块表”、“保鲜”等等却绝对kitsch不起来。两者间是有区别的。并且我以为这种区别并非无关紧要，如果要研究历史的话。
　　因此把当今社会的“道德体系”仍然定义为“kitsch”（即便我知道、明白景老师其实就是基于上述理解而作的一种“权宜的定义”甚或“反讽的定义”），是不是不利于对kitsch这个概念的理解？这是我的一点疑惑，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刻奇VS媚俗，死顶!

　　今天刚回到南京，上网看了贴子。首先谢谢资格龙友不辞辛苦的整理，还有，我说过，讲演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思考，至于今天社会是刻奇还是媚俗，看来是各有所见了。

　　景老师：
　　感谢您的讲座！这两小时里我深受教益。要说我也“不辞辛苦”，那也是值的——犹如“吃橄榄”。至于在思考问题时“各有所见”，实在是太正常的事；“说出来”则是一种义务（所幸如今网络为我们提供了“说”的可能）。我始终谨记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实和真诚。”
　　我曾于2001、2002在南大打过两年工（就住在校园里），非常喜欢它那“闹中取静”的环境！记得特别是一早一晚因就餐进出校园时，小径边草地和树枝上那些鸟儿近在咫尺自顾嬉闹，全无受惊之态。我甚至见过一回高高的树枝上歇着一只锦鸡，拖着长长的尾巴。要知道这是在一个大都市的市中区！唉，真的不摆了……
　　

　　UP~

　　感同资格龙的疑惑.
　　讲座确实有启发.

　　资格龙先生，你的问题其实提的很好，颇有启发性。昆德拉反对极权美学，但他没有很好地分清崇高与刻奇的界限，以致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惑。概念难以分清，说明事物本身的复杂多态（其实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划分也有许多人从逻辑上不赞同）。从你的话里，似乎也把刻奇看成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你感受，也许你的感受是真诚的，但不一定是真实的。刻奇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真诚与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你说的现在“每时每刻要强迫我们听从的霸权话语”，也就是刻奇，不能因为他们贪得无厌、因为保鲜、戴三个表的不真诚，就不是刻奇。在强迫人们活在不真实中这点上，官方美学在从前和今天，没有两样。它从来也不曾想讨好过大众，要是这样，中国应当实现民主了。因此我觉得，如果把世俗精神看成是今天从上到下的主流，对此加以抨击，会忽略了极权的本质，还会使我们自己成为新的专制，新的刻奇。
　　要是以后还有机会来南京，欢迎来我家玩。我再陪你走走熟悉的校园林荫小路，继续讨论刻奇。国外有许多讨论刻奇的文章，我一直想找人翻译成书，希望读书会有英语较好的朋友来分担这件事。
　　

　　up

　　看了这么多好东西，谢谢！
　　辛苦了！

　　再读一次！

　　景老师：
　　谢谢回复！已开始着手整理新的记录，才发现您的回复，抱歉。对您的邀请十分铭感，真希望能有此机会！
　　我觉得您关于“分清崇高与刻奇的界限”一语恐怕说到了我们共同思考的一个关键点上。思考的乐趣，如果再能加上聆教、交流、切磋的乐趣，人生夫复何求！我期待着那一天。

　　看了许纪霖的文章，不喜欢他的民主刻奇，看来我们在追求民主时，仍然没有分清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刻奇。

　　订。问景老师好。看景老师翻译的系列昆的德拉作品时，正是大四，一下子被触动了。
　　

　　十年砍柴兄，你好。这次在四川见到王怡、云飞等，突然觉得你们这一代才是中国的希望，在思想、知识各方面都比我们更强，更坚定。我以前是有点悲观的，现在改变了许多。

　　d

　　看过了

　　资格龙兄，你把记录发给我或冉兄，多数发言者可以辨识，不能的，就用“某书友”罢了。非常感谢您。

　　提提。好贴就得多提提。

　　<这次在四川见到王怡、云飞等，突然觉得你们这一代才是中国的希望，在思想、知识各方面都比我们更强，更坚定。我以前是有点悲观的，现在改变了许多。>
　　
　　还没见过面, 读过文章, 有同感. 祝福他们.
　　

　　顶。

　　 非常好！

　　好贴就得多提提。

　　[续前]
　　王怡：感谢景先生的精彩讲演。下面大家可以提问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我先简单说几句我的想法。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或者说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概括：因为我们都历经了一个昆德拉的时代，或者说历经了一个反抗kitsch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问题是昆德拉之后，kitsch之后的时代。我觉得景先生的讲座到最后才开始触及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我简单谈点看法。景先生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传播”，我觉得用kitsch来解释昆德拉的主题非常精彩；然后把话题点出但并没有展开，我谈点自己的看法。
　　他在第一部分谈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圈”的概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会以“中国”这个视角来评判问题，比如“中国与西方”。这是我们一个“二元”的基本框架。但实际上这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可能是处在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圈”，包括我们谈到的一些“崇高”或者“伪崇高”的问题，都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是这一百多年以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圈”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二元”的基本框架实际上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圈”跟“自由主义文化圈”之间的关系。刚才景先生谈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圈”在“理念”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kitsch到后面可以作为一条主线涵盖这一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谈点“器物”层面上的感想。
　　前段时间到[欧洲旅行]，我注意到一个东西——手风琴。在斯洛文尼亚我发现手风琴很多，我忽然想到我们这里手风琴也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从小每个幼儿园、每个学校别的没有，但都有手风琴。后来在芬兰——芬兰虽然不属“社会主义文化圈”，但它跟对面的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国交接受俄罗斯文化影响非常大——许多从俄罗斯、立陶宛过去的青年人在街头卖艺用的就都是手风琴。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手风琴是东欧的传统乐器，最早就发源于东欧。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圈”的建立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包括我们这里。所以手风琴是“社会主义文化圈”一个非常典型的器物。你在“自由主义文化圈”里见不到这个东西。走到一个地方你只要见到有人拉手风琴，你就知道“我们是唱同一首歌长大的”（笑声，插话：“五十年代，周末，共青团员围坐在草坪……”）。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圈”的一个“器物”。
　　对kitsch我也谈点看法。
　　
　　[01：38：05未完待续。]
　　[资格龙注：前面那组数字是我整理截止的录音时间，离总长02：40：57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早已将完整的录音文件交冉云飞先生，怎么至今未见动静？如果下面的还是要我来完成，紧接着的王怡先生就kitsch向景老师的提问以及景老师的回答——关于“从昆德拉到哈维尔”，王、景二位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消极自由”的批判等等非常精彩的发言，又是学术性较强的东东。本人出不出“洋相”姑且不论，“速度”也实在堪忧——大家就“耐心等待”吧]

　　这份讲稿我关注已久，继续等待中。
　　
　　谢谢您们！

　　提起来请冉先生看看我的“注”。
　　今后的记录怎么办？

　　提起来请冉先生看一下。
　　今后的记录怎么办？

　　[续前，接王怡发言]
　　景先生有一个理解：kitsch就是“伪崇高”、“伪信仰”。 “伪崇高”、“伪信仰”我再给它一个解释，就是“自我崇高”。我们都想追求一种“意义”，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意义”与你无关，也就是说与“我”以及我归属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们”无关——在真正的信仰里“意义”是与“你”或“你们”无关的；还有一种是与你有关的，例如“民族主义”。这种kitsch就是“自我崇高”——他在海滩上流下的第二滴眼泪是献给他自己的。如果说有一个“整全性的真理”存在，如果有一个你以及你归属的群体以外的价值存在，你那滴眼泪是献给它的。但如果没有，你显然是献给你自己的，那就是kitsch，那就是“自我崇高”、自我神化，就是伪信仰、伪救赎、伪崇高。昆德拉反抗的、否定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接下来（到第三部分景先生提到）就有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像萨宾娜那样成为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价值虚无主义者，反对一切价值、一切崇高的东西，去拥抱一切世俗的、非本质的事物，这叫“反kitsch”；要么就去“自我崇高”，去kitsch？是否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作选择，要么“自我崇高”去kitsch，要么是彻底的价值虚无？景教授在这里也提到，昆德拉自己实际上对两种理性主义、两种自由是缺乏分析的。景教授说昆德拉更接近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但我有一点不同看法。英国的思想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上述两种选择之外的第三种选择。所谓“欧陆理性主义”是一种“唯理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它第一是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彻底去掉了，然后建立了围绕自己的一个“意义之网”，这个“意义之网”是kitsch。但在英国不是这样的。首先英国的启蒙，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后来休谟[*]，英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把基督教信仰彻底毁弃掉，它的理性主义没有建立在信仰的废墟之上，它是保留了信仰背景的。其次它有“经验主义”这一维，没有否定一切非本质的事物。所以景老师说他个人的选择接近于蒙恬，但如果说我的话我可能更接近洛克。洛克第一他是有信仰的，第二他又是经验主义的。这样看来他也生存在一个“意义之网”中，但他那个“意义之网”跟欧陆的kitsch是不一样的。
　　
　　[待续]
　　

　　分成三段，还是只发上来第一段。下面还有两段明天再说吧。我的拨号上网太差劲了！

　　抱歉还是发不上来。不知是不是“敏感词”在作怪。

　　[续前]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kitsch之后”，是“昆德拉之后”。关于这点在最后部分没有展开，我想提个问题给景先生：在我们今天大陆的思想界——刚才他提到艾/晓/明和崔/卫/平两位女学者，她们以前都受昆德拉影响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她们两位今天在精神气质、学术立场包括她们处事立身上都更加接近于哈维尔。尤其比如说最近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停/课事/件”，艾/晓/明和崔/卫/平都是非常积极的姿态，接近哈维尔的——那么今天在我们整个的思想界也有一个“从昆德拉向哈维尔倾斜”的一种选择，从“拥抱世俗”、反对kitsch、反对伪崇高到又不想沦入彻底的价值虚无之中，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我简单提一下：昆德拉是用“审美”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审美的觉醒”——他对kitsch首先是一种“审美的解构”；但“审美的解构”再往下走的话（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英国的道路），还有一种政治哲学上的觉醒，政治哲学的解构。例如刚才说到昆德拉有句话叫“诗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的时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如果挪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你说单纯是“枪杆子的统治”或者说是“马/列/主义毛的政治哲学统治”，那肯定是不完全的。实际上是“郭沫若”和“毛/泽/东”一起在统治我们（笑声），尤其对知识分子这个命题更加实在。所以我最后一个要向景先生请教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从昆德拉到哈维尔的这样一种转移，也就是在“反kitsch”和价值虚无之间的、寻求真正的“意义之网”的第三种选择。
　　某书友：我接着王怡把这个问题再补充一下。在[*]年前余/杰发了一个文，也是我的[*]。在中国善待米兰.昆德拉，拒绝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这是为啥子，这是出版界的问题还是翻译界的问题？如果是翻译界的问题，是怯懦还是搞忘了？如果是出版界的问题，是跟“上头”有关，还是其他问题？完了。
　　某书友：请回答王怡上面的问题，那个问题我不感兴趣。
　　某书友：我把它补充一下，反正是一个问题，等于就是一个问题。我把它补充完然后景先生再回答好了。余/杰和朱/学/勤他们两个很明确的反对昆德拉、选择哈维尔，他们很明确的有这样一种立场或者说表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实际上和刚才那个是同一个问题。
　　
　　[待续]
　　

　　技术处理了一下，果然成功：）

　　多谢资格龙先生.喝口水,请继续.

　　[续前]
　　景凯旋：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因为有一个时期自由主义谈这个事，谈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最小限度的权利”，其实这就是“自主”的问题。如果用昆德拉的话来说kitsch实际上是一种“积极自由”造成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的问题。康德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还不是最欣赏，我最欣赏的是他的另外一句话：“人是一块扭曲的材料，从中不能长出直的东西来”。我们在讨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时是很难把两者分开的——在理论上可以分开，但在实际的运用中却行不通。也就是说我们在追求“消极自由”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介入了公共论坛，就已经是在“积极自由”了，你就不是“消极自由”了，“消极自由”应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或者说你把很多东西去掉，你认为的“消极自由”就还可以缩小：至少“吃饭”没有人干涉你吧？
　　所以我觉得，“昆德拉”、“哈维尔”，前几年又大谈“自由主义”，我是有一点看法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什么错》就是谈到昆德拉和他的区别。他如果只是这种“消极自由”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消极自由，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在谈这个的时候，他是在什么背景下谈的？是在已经进行过英国革命、已经实现了自由秩序的社会才来谈这个问题的。那问题只是限制政治权力的问题。如果这个政府还是在17世纪英国革命以前、18世纪美国革命以前的社会的话，“消极自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昆德拉到哈维尔”就是“从消极自由到积极自由”。当然，“时代存在决定时代意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性的存在决定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意识。如果到了[自由秩序]实现，那么又可能会谈论另外的问题。你不可能，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能谈一个从古到今永远不变的东西。我是这样看的。
　　
　　[01：49：27未完待续]
　　

　　顶起来

　　未完待续. 谢谢资格龙先生.

　　 从甘先生的跟贴里读到景先生的精彩演讲辞，内容很不错！
　　 俺有一套由景先生与其他译者翻译的昆德拉小说系列，时代文艺出版社版，估计是D版，有少量错别字在内，不过能读到大部分的昆德拉著作也就不计较那些纰疵了。
　　 早在1994年、1995年，就读到作家出版社的几本昆德拉小说译本，有俺省才子韩少功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列。

　　sound1973　先生,
　　
　　不对. 那是资格龙先生录音整理的. 我也是在这里读到的.

　　[续前]
　　冉云飞：我谈点看法。我觉得我们思考问题很容易陷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比如说我们经常喜欢说“从什么到什么”，其实很多事根本不存在“从什么到什么”。你说“从米兰.昆德拉到哈维尔”，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些人都值得思考。比如余杰前几年他为啥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跟余杰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能够感觉到——余杰他就不能容忍王小波某种意义上的反讽和调侃。在他的文章中他批评了这个问题。说白了，我认为既要有哈维尔的坚韧，也要有昆德拉的调侃。这就像比如说谢灵运（音）和林显志（音），两位也是我的朋友，一个硬挺迅翁，另外一个硬挺胡适，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我就不主张这样干，例如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很多时候都显得那样。我写文章就从来不去考虑自己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我只是在发表言论。我认为像刚才许多提问那样思考问题是自划牢笼。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是自划牢笼，把哈维尔和昆德拉对立起来也是自划牢笼。我认为昆德拉也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么过时，他能够影响那样一个时代，他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不知道，是吧？他现在都还在影响人，可以这样说。他能够影响是有它的道理的，对不对？那么我认为像这样的思想资源来说，我们急急忙忙从这个人跑到那个人，从昆德拉跑到哈维尔，马上把昆德拉抛掉就像猴子掰包谷一样——所以说我们经常建立的思想体系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昆德拉就是哈维尔了，不是“积极自由”就是“消极自由”。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景兄刚才说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分野、区别，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我觉得从昆德拉的热，然后哈维尔又热起来了，这表明社会的思潮在动，并不表明说米兰.昆德拉，OK，一下就pass了。不是那么简单。我认为作为精神思考的参照物它永远有它的价值。其实作为一个以文学为主业的人，我倒是并不觉得昆德拉的小说在艺术上如何的好，当时读他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小说还能有这样一种写法？！这种写小说的方式不是来源于他的技巧，而是来源于他的语言和思考。当然今天再读已经不可能有原来那样的震撼了，但在有些局部范围还是可以给你投下某种涟漪。那么我认为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说“从米兰.昆德拉到哈维尔”。我们经常说“从某某到某某”，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是首先要破除的。不要自划牢笼。好，我先说这些。
　　范美忠：刚才景老师谈到米兰.昆德拉更多的是从美学角度谈他跟“社会主义文化圈”的关系。我比较赞同冉云飞的观点，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可以说是“薄此厚彼”，也可以是“亦此亦彼”。它两者之间是一个米兰.昆德拉对媚俗的嘲讽。我觉得有一层意义应该明确，就是说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我们的状态*生活环境下*01：54：39[景凯旋插话：他不嘲讽媚俗，他嘲讽kitsch。]。他感觉到一个东西：你可以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上，可以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上，但是你也可以以反对方的名义使用，所以它的意思有一个很重要的反差。01：54：55
　　
　　[未完待续。近因即将与友人同赴江苏并一起写一个关于电影和配音的帖子，恐怕又要耽搁较长时间了，实在抱歉！另外范美忠先生的语音我听起来特别困难，无奈之处只能标记处理了，请多包涵]

　　将此青春搏潮头
　　　　　　 ------试析打工文学之一
　　　　　　最近拜读佛山文艺《打工族》，其中谈到打工文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困惑，在南方打工，感同身受，在此一吐为快，以做抛砖引玉之举。
　　　　　　一， 打工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群体.
　　　　　　就如同引文坛一时风气的知青文学所反映的背景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一个被历史所捉弄的一代可悲的特定群体知青们的人生坎坷.
　　　　　　打工文学的兴起源自改革开放后一代人背井离乡,为了寻求美好的人生而在他乡辛苦打拚的心路历程。
　　　　　　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罪恶滔天的十年文革的结束，知青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已走入历史的回忆，它已失去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空背景；剩下的只是模糊的回忆，伴随的是知青文学在文坛的消退。
　　　　　　而打工文学则不同，时代与社会催生了几代的打工人，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落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是打工文学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起初出来打工的是广大的来自农村的农民工，
　　　　　　随着国企的破产，大批的下岗工人被卷入南下的打工人潮之中，同时行政事业单位的改革分流，同样有一批人南下成为打工者，正是因为打工人来源的社会多样性，具定打工文学有丰富的创作源泉，
　　　　　　这也是九十年代以来，打工文学能迅速在中国文坛崛起的基础。
　　　　　　二， 打工文学的界定。
　　　　　　九十年代以后，现代都市文学大行其道，流行一时，成为文坛的主旋律，小资情调喧嚣尘上。
　　　　　　而打工文学就显得有些失落了，是被刻意轻视呢，还是什么原因使其发展遇到什么阻碍。
　　　　　　佛山文艺《打工族》较多反映的是工厂车间流水线的打工人的故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读者绝大多数是来自生产拉的员工，不反映他们周围发生的，会失去读者，杂志就难以维持，而打工文学就会失去重要的阵地。
　　　　　　在此要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工厂车间流水线文学是打工文学，但它只是打工文学浩浩江流中汇入的一支清溪。不必讳言，来自生产线的作者群因本身的文学功底，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社会底层的打工者的挣扎，容易羸得社会最底层的庞大失落群体在情感上的共鸣，但同时他们粗糙的文字功底使他们的作品难以得到一种文学艺术的升华。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一天，打工文学所要代表的文学背景已广布社会各阶层，它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但由于聚集在打工文学旗帜下各色人等固步自封，没有象都市文学那样海纳百川,积极挖掘从事打工文学的人才创作，在被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刻意轻视下被挤入文坛的角落。
　　　　　将此青春搏潮头
　　　　　　 ------试析打工文学之二
　　　　　　三， 打工文学思想艺术深层次的挖掘
　　　　　　打工文学的出现已行之有年，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创作作品不可谓不多，不过一个个都象是丑媳妇难见公婆一样，出不得众，这么多年来，据我所知（也可能是本人见识少）还没有一篇打工文学的作品风行文坛或是广泛引起社会关注激荡人性灵魂的经典之作。这就需要从事打工文学创作和支持打工文学的人剖析打工文学本身来找出内在的原因
　　　　　　十几年来打工文学作品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反映打工群体生活的艰难困苦，满纸心酸泪天天与人诉，雷同的悲情故事年复一年的在简单陈述，读者的同情心也会慢慢给消磨掉；同时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作者文学描写功力的欠缺，也让人内心感受不到这种社会低层生活的苦难及震撼，今天，我们环视打工文学，有谁的作品能达到我们所学中学课本中夏衍当年的文学作品《包身工》中对芦材棒的刻骨三分的描写呢。
　　　　　　另外打工文学作品迷漫着一股因生活失落而折堕的灰色情调，如打工作品中的乱性，二奶，妓女，暴力等等主题方面的作品充斥打工文学杂志，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当作了打工群体普遍的现实生活，再被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刻意误导，人们对打工文学自然有一种不入流的的印象了。同时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刻意吹捧的都市文学有雷同之处，相比较之下，从事都市文学创作的作者群扎实的文学功底，使打工文学作者的作品相形见拙。
　　　　　　本来有着最广泛社会阶层背景的打工文学沦落到现在这种凄风苦雨的境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吗？
　　　　　　决不是，这不过是一场高举打工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暴风雨前的压抑气氛而已。
　　　　　　“文以载道”是打工文学扫荡中国文坛的至胜宝典。
　　　　　　前面我们讲过支持打工文学发展壮大的是它所代表的最广泛社会阶层的坚实背景，只要能唤起他们的热情，文学创作深入反映他们现实生活，深刻揭露表面的社会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社会的不公与阶级的歧视，指出问题的症结，维护社会的正义，打工文学必将在中国文坛掀起惊涛骇浪，成为引领时代的文学大潮。
　　　　　　可惜的是，现在所有的打工文学都只是在肤浅反映打工者的艰难人生，而没有揭露这些所反映问题的社会本质。维护社会的正义。
　　　　　　以广东查暂住证打死“孙正平”事件来说，查暂住证在打工文学作品也时有简单的描绘，但这一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对法律人权的践踏及对社会弱势群体赤裸裸欺榨并没有作品深刻的揭露。
　　　　　　而深圳因查暂住证而将可怜的漂泊他乡的几十名打工人活活烧死在囚车里面更是天理不容！
　　　　　　打工文学却并没有对这些犯罪的事实发出战斗的檄文，
　　　　　　打工文学现在正是需要从肤浅的生活咏叹调转变成为满怀人生理想充满激情希望气势澎湃的交响乐。
　　　　　　将社会现实与打工文学的创作紧密联系起来，将维护社会正义与打工文学联系，声讨一切不合理的丑陋的社会现象，站立在时代大潮的前列，必将展现打工文学一番波浪壮阔的景象。
　　　　　　现在罪恶的暂住证又象幽灵一样再一次出现在广东的大地上，对广大的打工人来说一场黑夜的暴风雨又一次横扫过来，希望打工文学的作者们象暴风雨中的海鸥，不屈的翱翔，迎风搏浪，必将拥有雨过天晴充满彩虹的天空。
　　　　　将此青春搏潮头
　　　　　　 ------试析打工文学之三
　　　　　　四．打工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
　　　　　　打工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深切的反映着中国社会低层群体的变迁和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现状；同时它反映了社会动荡所暴露出来的丑陋的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变异。
　　　　　　都市文学方兴未艾，这些鸳鸯蝴蝶作者所炮制的文学题材二奶，三陪小姐，吸毒，性开放，凶杀，大款。。。。。。写意了腐朽社会阶层的生理发泄与心灵的堕落。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文学题材的后面隐藏着什么。
　　　　　　有些二奶小说是写得纸醉金迷，而二奶的结局不管是修成正果还是归为无间道，照例是都市文学的鸳鸯蝴蝶作者们在纸上对她们做心灵与肉体的任意轻薄，这些二奶照例以前是打工妹。。。。。。
　　　　　　更有甚者，在广东地区有些富婆怨妇公然在政府部门喊出了什么：“赶走四川妹，要回我老公”;“北妹还我老公”。
　　　　　　似乎广东大地上处处灯红酒绿的酒店，夜夜笙歌的舞厅，淫风晦雨的发廊，所发生的风流韵事，千金买笑，都是这些外来的漂零风尘女人的原罪。
　　　　　　社会的道德责任好象全都要这些沦落天涯的女人来担当。
　　　　　　我不否认这些打工妹在广东人生苦海中的沉沦，可是真正要受社会鞭挞的是这些富婆怨妇的男人。是这个变得崎型的金钱至上的社会。
　　　　　　不客气的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反映的是社会主要阶层的主流意识和人生观，他们必定要通过一些工具将自已的意识形态表露出来，影响社会各个阶层，从而让全社会服务本阶层的意识和人生观。
　　　　　　受这股风潮的吹袭，打工文学作者们因自身文学思想修养的欠缺，随着都市文学的鸳鸯蝴蝶作者而起舞，写出了打工妹沦落成二奶，三陪小姐的的生活现象，却迷迷茫茫不能一针见血的道出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本质所在。
　　　　　　而这些因社会本质所产生的问题需要社会制度的匡正和法律严明才能解决。
　　　　　　中国的法律决定了打工文学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中国最有基础的社会阶层，实际上也是最具有能量的一股原动力。只要打工文学最深入的激发这股原始力量，必将在中国激起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命，荡尽一切丑恶的社会现象，实现一个公平，公正，公理的社会。
　　　　　　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的落到我们打工人的头上，现在年关将近，在广东土地上克扣拖欠工资，超时超负荷加班，随意借查违法的暂住证欺压内地来的打工人，为了榨取最大的利润而让工人在各种非安全的工作环境下工作，让打工者身心受到伤害；这些种种发生在我们打工的兄弟姐妹身上的不公平需要热血的打工文学的作者们去呼吁，去暴露，去从根本上铲除这一现象。
　　　　　　惟有清溪才汇成江河，祷愿打工文学作者们激扬文字，创作更多更好的打工文学作品充分代表它所代表的中国最基础的社会阶层，反映最广泛的社会群体渴求的正义的社会制度，法律与社会正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原众多的打工文学作者体认。
　　　　　　　将此青春搏潮头
　　　　　　 ------试析打工文学之四
　　　　　　五．打工文学与它植根的思想土壤
　　　　　　 打工文学发展到今天，确实是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了。首先是拥有广泛打工读者群的文学杂志纷纷易帜，如深圳的《大鹏湾》，投入都市文学鸳鸯蝴蝶们的怀抱，情浓我浓发出小资恶心的扭妮作态，忘记了正是流血流汗打工人的每一分血汗钱将它喂大，公然发出要告别打工阵营，献身都市小资的背叛誓词。
　　　　　　同时主流社会阶层所谓的文化知名人士公然嘲笑打工文学的思想与文学艺术的浅薄，竭力否定打工文学。
　　　　　　并且打工文学中优秀的创作者让社会的主流阶层引诱到都市文学的阵营中再写出来的作品可就都是风花雪月的故事了。
　　　　　　而现在的打工文学作品确实是思想深度不够。
　　　　　　打工文学可以休矣了吗？
　　　　　　不，只要打工文学支持者们精神不倒，在中国文坛上高高飘扬的一定是打工文学的旗帜。因为站在我们背后的是中国最广泛，最有基础的社会阶层。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让我们从以往文学流派的兴亡中找出必然的因果。
　　　　　　前面我说过“文以栽道”，指的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
　　　　　　三十年代中国上海兴起一股左翼文学创作的热潮，它们正是以西方流入的马列主义思想做为文学创作的利器，与上海滩的小资鸳鸯蝴蝶派文学争夺文学发展的潮流。
　　　　　　岁月几经流，往事已休。
　　　　　　正是左翼文学以马列主义做为文学创作的思想武器，引领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有了左翼文学笑傲文坛，独步中国的至尊地位。
　　　　　　而此时的小资鸳鸯蝴蝶派文学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只因换了人间。
　　　　　　可惜的是左翼文学以后是练了葵花宝典，走火入魔，后续者在文革中走入了极端，而不自省，变本加厉，满纸荒唐，梦想时分已是思想信仰的破灭和人格的卑劣。
　　　　　　文革的作品《创业》，《金光大道》，只不过是让左翼文学作品为时代留下笑柄。把自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坦白说出来，中国的左翼文学作家们并没有留下什么有才华的作品，但他们正是凭借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代表性，改变了中国文坛，改变了中国。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打工文学在历史的潮流中走到今天已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
　　　　　　唯有代表中国最广泛的，最有社会基础的阶层，反映时代的脉搏，以民主，法律和人权做为打工文学创作的思想利器，必将无往不胜，而打工文学的旗帜必将引领文学的大潮，
　　　　　　到那时，打工文学的潮流将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续前]
　　
　　 ……[整段听不明白，下同]01：55：16另外我觉得昆德拉的意义不仅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刚才景老师说了它跟存在主义，它在和加谬的*这是因为他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他反而产生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昆德拉是虚无主义而加谬是存在主义，跟虚无主义有很大差异。存在主义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它保持着对一种永恒*的追求；它本身是在一种永恒和*丧失之后仍然保持激情之后……但是米兰.昆德拉我认为他在“存在”的思考上有其他意义……另外关于索尔仁尼琴和米兰.昆德拉的差异，作为人类良知的继承者索尔仁尼琴跟帕斯捷尔纳克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索尔仁尼琴未必有多大意义。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不把它看成小说，我把它看成俄罗斯在苏联极权时代的可怕事件的记录，也就是说像我们历史上好多秘密制度记事。我把《古拉格群岛》看作苏联时期可怕事件的记录，而不是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对奥威尔的批判我认为是有道理的。而奥威尔作为一种专门对极权社会的反讽，……而且有一种天才的内容[？]。《1984年》就****中国的。但是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对他们的批评中很有道理的一点就是，固然在专制极权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但是即使在最专制的时期……所以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主要切入点，应该说是人性和人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他时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对存在和人性的思考以及他的小说的细节。我认为这一点[在读他小说时？]是很重要的。
　　 刚才景老师谈到他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对“历史目的论”一个反动，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神话。但他在这里对基督教，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说，如果人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人会大便上帝也会大便——以这个角度来反讽上帝***[这里有三个字听不清，但肯定不是“创造了”]人。但是我还要说的就是，神圣和绝对也未必真的就能反讽。因为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并不是说完全按照他的形象，否则人就跟上帝一样有无限的能力和伟大的力量了。所以他这个“颠覆”并不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神圣美好的东西……哈维尔更多的我是把他看作在一个极权时代知识分子何去何从*，但是这点不是米兰.昆德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景凯旋、王怡插话提醒控制发言时间]
　　景凯旋：我还补充一点就是接着刚才王怡的话。我想，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在于不能强迫别人也去追求，这是我们的教训。（插话声：对对对，对！教训还很沉重……）追求意义、追求你自己的存在那是你个人的事（对，对！），那么就承认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这是我的看法。
　　冉云飞：就是说你追求意义是一种“积极自由”，你这种意义是你个人的而不能被广泛的推广，这就是一种“消极自由”。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别人没有接受你这个“意义”的义务。就是说你可以认为这个事情有意义，但是别人可以拒绝，认为你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你追求的时候是有“积极自由”；你说你立场太高了，你马上退缩一下说“这是我个人的”——这就是一种“消极自由”，就是说“己所欲”也不一定要“施于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事实上你真正要做到的是“己所欲”也不一定要“施于人”——比方说，说“馒头好吃”，哦，“你一定要吃”？！不对。你应该说“哎，馒头很好吃，你尝尝，你尝尝”，你到底尝不尝那我没法对不对？噢，景兄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
　　王怡：我觉得从云飞刚才那个话题来讲，就是说昆德拉、哈维尔都是我们*，不是非此即彼。所谓“从谁到谁”呢，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是一个传播学的说法。如一开始景兄说的，昆德拉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作家被介绍进来的，哈维尔也一样，都深入的嵌在了中国思想界，包括我们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理解当中，“嵌进来”了。所以这是传播学上的一个东西。——哪位朋友？
　　某书友：我说几点意见。第一我感到今天景先生讲昆德拉，如果我没有听错——没有解读错的话，景先生讲昆德拉更多的不是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而是从昆德拉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上去讲昆德拉的。我想恐怕我的意见****[听不清楚]。第二呢，王怡提到一个——对景先生提到的“社会主义文化圈”，王怡这个“器物”的解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它立即引起我这样的联想：手风琴，引起我一个什么样的联想呢？——压缩；压干；拉开；抽空；空洞（笑声）！作为一种文化humor太有意思了，基本上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在手风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大笑声，王怡插话：“手风琴在叫唤”）——不是在奏乐，而是压缩；压干；然后拉开；抽空；空洞（笑声）！第三点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还在“Kitsch”的**（笑声）——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应该说都是还有Kitsch的**——我个人认为应该保持两点清醒：一点就是当清醒关注应当关心的人类普遍的基本存在，基本处境，基本问题，基本**。第二，在这种普遍的关注、普遍的关怀下应当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既要有一种普遍性、恒常性、恒久性的思考，又应当清醒地****[此处系录音缺陷]。毛/泽/东都**[同上]，难道我们连毛/泽/东都不如吗（笑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处境、我们应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那么在我看来景先生，我个人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没有“主义”，连“专/制”这些都不必说了——老生常谈，这些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当下、现当下在中国，我们知识分子应当特别警惕、关注那种一哄而起的狭隘的新复皇民族主义，和用“国家”概念偷换“祖国”概念之所谓的“爱国主义”。（王怡插话：“这是典型的Kitsch，部落的神话。”冉云飞插话：“伟大、光荣、正确都……这是最著名的Kitsch了。”某书友插话：“必须警惕这样的Kitsch。我不仅警惕这两个主义……）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对世界的安全和和平构成威胁。我不是在耸人听闻。（王怡插话：“在这个话题上，昆德拉的价值还很大。反Kitsch还早得很呢。”）最后一点。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篇》里说过这么一句话：“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我吃是为了活着。”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雅各宾“三巨头”中，我个人认为最清醒的一个是丹东。丹东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比我每天晚上拥着我老婆睡觉时更真实。”同时他还说过这么一句话：“公众舆论是个婊子！她所生下的后代是一群——”（做手势；热烈的掌声）02：08：00
　　
　　[未完待续]
　　

　　呵呵，跟昆得拉一起笑笑挺好

　　[续前]
　　王怡：哪位朋友再自由发言、提问？
　　李亚东：我说一下对Kitsch的个人理解。Kitsch的定义是“伪崇高”，崇高很多时候是一种激情，表现为一种激情，[有时候]好像连自己也被感动了还力图用来绑架别人。但有的人比较聪明就离得它远一点，确实这很好。然后这种“伪崇高”的本质表面上看它非常“多情”，其实[骨子里]非常的残酷无情。举一个例子：希特勒纳粹集中营的军官，他们在杀人前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先用音乐来感动自己，甚至感动到流泪。这个眼泪非流不可，不流的话他就没法下手去杀人。一流泪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高尚”，而且自己就迫不得已要去做一件“工作”（不叫“杀人”）。所以这两者在他们身上是需要高度和谐的。那么可不以反过来问：假如你不要这种“崇高”、这种音乐，不要这种鳄鱼的眼泪，你能不能下那个手？——这是非常困难的，他就会觉得哎哟我是在杀人！——千万不能用那种方式。他要流眼泪、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就是各种说词，像“民族”、“国家”、什么“主义”等等。他需要这些东西，需要这些“鳄鱼的眼泪”。他需要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良心。所以Kitsch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种非常残忍的东西，一种把“多情”和“残忍”铸成一枚硬币的两面的东西。
　　此外刚才还说到Kitsch另有它媚俗的一面，我觉得也很对。它就是人多势众、仗势欺人。有道理你可以讲，可是它不，它是“我们”——“我们中国人”、“我们大众”、“我们十几亿人”（景凯旋、王怡插话：对，就是鲁迅说的“群体”的意思；Kitsch往往不是建立在“我”身上，而是建立在“我们”身上），要“担当”什么东西。它想绑架多少人啊。就像顾城杀人一样，他杀人他说“我也死啊”，但他先让你们死。当然他也有可能在房子后面躲起来了。Kitsch其实也是一种“秀”。（景先生这里有句插话录音里听不大清楚：“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是Kitsch，那么顾城/也/就/是/不是/ Kitsch，区别只能在这儿……”旋即被冉云飞的发言打断）
　　冉云飞：1949年后的语汇，尤其是官方语汇基本上都是Kitsch组成的。可以说我已经有三年不用“解放前”“解放后”这种说法了，而代以“1949”。很多人都不注意，这实际上就是一个Kitsch。什么“解放”了，根本上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崇高”起来，像“建立一个新中国”，（王怡插话：历史决定论的一套）在日常生活里看见这样的词汇我就会想：你“懵”谁呀？你说的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说话都不自觉地用“解放前”之类的说法，好像国民党时代不如现在一样，实际上就是“自我崇高”起来。许多人在文章里，哪怕是写得很好的文章里都有这个问题（王怡插话：天不生共产党万古如常，到那一天才解放了）。从这一点上看，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是相当大的。所以我觉得正如王怡所说，他和哈维尔同样是我们思想背景的选项。
　　王怡：刚才亚东讲到一点我觉得很好，就是审美在Kitsch里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的问题。像他讲到的那样，在心理上可能不这样他还杀不下去。科波拉在他的电影里描写美军从飞机上扫射越南的村庄，那个上校就是一边杀人一边放瓦格纳的歌剧……
　　冉云飞：你们两个都说外国的，我举一个中国的。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歌曲，歌词极滥，曲调却非常优美。用优美的曲调来灌输极滥的内容，这就是Kitsch，非常Kitsch。曲调非常非常优美，内容非常非常滥，就是说把你卖了还要你来付钱！随便举个例子如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曲调大家都觉得很美，其中有一句说“是谁为我们安排了幸福的生活”，我说我操，我tmd到今天都没有活好，哪里有人为我安排过什么“幸福的生活”啊？又比如《苗岭的早晨》，很好啊！很多少数民族的歌曲——我本人就是少数民族，所以我要说：少数民族卖起屁眼来也是很凶的。（笑声）五六十年代许多很好听的歌曲像什么《红太阳照边疆》之类的，都是用优美的曲调来灌输极滥的思想，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遭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种条件反射的因素，只有用理性的思考才能摆脱出来。
　　王怡：所以说“审美”或者说“文学化”对于我们认识、理解世界构成了这么大的偏差，使我们摆脱不了。刚才景兄也讲到——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大部分文学大师（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左翼的。他们把这个世界“文学化”给我们看，那么我们通过阅读对世界的认识也有百分之八十是“左翼化”了的，也可以说是Kitsch化的。这对我们认识世界带来了很难逆转的伤害。
　　杨远宏（音）：刚才云飞说他恐惧Kitsch，现在我Kitsch一次。（笑声）第一，云飞提到“解放”的危害，说他不再用“解放前”“解放后”只说“49年前”“49年后”。——“解”什么“放”！？真正的解放是人的解放，我们解放了吗？扯淡！第二——╳╳╳╳╳╳。（长时间哄堂大笑、鼓掌；冉云飞插话：今天就你这句话最精彩！王怡插话：这是今天的“最佳台词”。）
　　
　　[未完待续。按：上面的╳╳╳╳╳╳是由于语流太快、我对四川方言又较生疏，故虽动用了Nero Wave Editor这样强大的音频处理软件对这不到一秒钟的片断百般摆弄多次，还是仅能判别出它有六个字、中间两个好像是“他妈”。沮丧之余只好以六个╳标出，恳请识者或本人跟帖告知。又，我的愚钝和疏懒耽误了大家，汗颜、乞谅！最后尚余22分钟录音，我会尽快完成]
　　

　　[续前]
　　冉云飞：我把刚才发言的人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杨远宏（音）先生，在四川省艺校教书；那位是李亚东先生，在川师大教书；那位是范美忠先生，现在在做教育方面的事情。请各位[发言者]自我介绍一下哈。
　　某书友：我想问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圈”为什么会形成？它有没有什么历史根源？它传播到中国来而没有传播到美国去是偶然的吗？还有到底存不存在高尚性（真正的“崇高”）呢？
　　杨远宏：我再补充一点，一分钟不到。云飞刚才说得很感性化。在我看来，我们都体验到，极权政治最为可怕的不仅仅是对人的行为层面的限制和压抑，而是对人的灵魂的深度扭曲和毒化。尽管前苏联和东欧都“制度转型”了，但是极权政治对人的灵魂深度的扭曲和毒害将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才可能把这种毒素清除干净。因此这是极权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最大罪恶。
　　景凯旋：刚才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文化圈”的形成，我已经说了，这是罗素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至于为什么没有在美国出现——社会主义是一个体系，如果美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当然这种文化也会出现在那里，这是一种用权力来推动建立的东西。第二关于崇高，我个人认为，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活着”——就像最近有个“新实用主义”者luyi（音）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本质的概念，我们也能活得很好”——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比如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肯定是这样的；但有的人活着他需要比“活着”更多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他想有他自己的“意义的世界”，否则他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我自己认为我是追求这个的，因为否则我就不搞文学艺术了，什么都不搞了，我可以过很简单的不动脑筋的生活。如果你思考了，你就要进入“意义”的世界。
　　某书友：[提问，录音不清楚。大概意思是：刚才有人说“扭曲和谎言要几代人来改变”，但要改变Kitsch这种无意识层面的东西，如果都像王怡那样搞得连一个让你发出声音的讲台都没有了，怎么改变？改变这种无意识Kitsch的教育前提何在？]
　　景凯旋：因为我现在还在教书（笑声，冉云飞插话：“他还在南大教书”），我想可能我只能说王怡还在写作，他写作也有人看。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是一个信息时代了，如果没有这个信息时代——王怡你去死去吧（笑声），尤其四川又是个偏僻的地方。但是有了信息时代，他的思考就能引起别人的思考——我不说他“影响”别人[下面讨论了一下全国有九千万人上网等问题]。当然你不要指望思想能解决问题。怎么说呢，有个西方谚语说“笔比剑更有力量”，那么它这种力量不是一时的，而是潜移默化的。我想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人活着还要“思考”。记得余华有篇小说叫《活着》，它的序言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没有什么目的。这种人是最多的。高行健在国外也是这样选择的，叫“活在当下”。不妨可以归结为“尽性地活在当下”。这就是“事实”的一种东西了。至于这个“事实”和——就是说昆德拉到底和我们现在有一个不太满意的事实的——“精神”有什么区别？其实区别还是有的。他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站在“人”的水平线以上在谈，而我们现在的“世俗精神”往往是已经降到“人”的水平线以下了。我们追求的是“道在尿溺，屎里溺道”，也就是一种“猪的哲学”。
　　某书友：“活在当下”我觉得还是可以思考一下的，活在当下有两种意思。像存在主义或者承认的就是“当下”，包括鲁迅他强调的就是“当下”的反抗、“当下”的对意义的追求。那么这也是“当下”。也就是说在存在的“此在”、“将在”、 “存在”的三个时间维度中它强调的是“当下”这个维度。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的“当下”，它是当下的一种肉身性的和那种既往性的东西。
　　景凯旋：所以说区别就在这里，要分开。中国人的“活在当下”就是余华说的“活着”，而他们包括昆德拉讲“回到经验世界”他们是在“人”的起点之上谈这个问题的。这是根本的区别。
　　王怡：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心跟耐心的问题。总是有各种方式，包括我们做这个讲座也是在作这样的努力。关于思想的东西我经常说这也跟“传销”一样，一个人你发展20个“下线”就够了（笑声）。能发出声音的时候你就发出声音，或者就像我在今年5月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你不能用嘴说话的时候就用一个眼神。昆德拉提到捷克人也很有意思的，在“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开进来时，布拉格的姑娘们就跑到街上去用什么方式反抗呢？用肢体反抗。她们走到街上去用非常挑逗的、甚至是挑衅的姿态，去勾引苏联大兵。因为苏联大兵是在“共产主义”禁欲的生活状态中，她们肆无忌惮的用目光和展示自己的肢体去勾引他们，让苏联大兵在那样的语境下实际上感受到一种羞辱。捷克人的幽默或者说他们的民族气质非常有意思，它是有反抗精神的。
　　某书友：实际上我们处于现在的状态下，尤其是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能够在哪怕官方的刊物上发表的还是要写文章发表。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个自己的信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关于“超女”的问题，它的影响力——在今天《晚报》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超女”这次选上某某PK了某某很冤，这篇文章写得很安逸，是一个记者写的。它简直把“央视”骂得太鲜了，现在他们骂得非常有艺术。所以包括那些记者，他们仍然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还有就是成都的那些“粉丝”，那天去街上游行，不管官方禁止就是游行，他们就是要……（冉云飞插话：在哪里游行，在哪个地方？——在春熙路游行？哎有意思有意思，这个叫“苏联大兵”嘿嘿盯到啥子呢），全套动作其实是很有艺术性的。
　　所以我就是说，包括刚才冉云飞谈到“解放前”的问题，比如我去年写的几篇文章在《成都日报》上，就是用的“民国”。那是谈端午节，谈粽子、香包、花船，全部用的是“民国”，而且原封原样介绍以前成都人咋个样子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些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管它是啥子刊物，只要它有这样的栏目我就要打进去。我就要用我的这样的思维来对待它。不要说啥子文章非要在海外去发表，当然如果你觉得是不能发表的文章，比如说暂时不能发表（冉云飞插话：按理讲王怡他巴不得自己的文章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呢！没法）……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就要在本国的刊物上……
　　冉云飞：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来总结一下就是：反抗是多元化的，对不对？反抗是多元化的，就是说反抗的方式是多元的，就像上回《南方人物周刊》到成都来的时候我跟xudie（音）说起的，这个城市很有意思，有那么多“超女”——“超女”起码要进前五名（你看现在已经实现了）——也有王怡，你要晓得这个是很不相同的：一个很世俗，一个很思想——对不对？就是说一个城市它有很包容的态度、处在一种多元状态，我认为是很好的，说句老实话。它有它的意义。
　　王怡：咱们还是让还没有发过言的朋友们谈一下。
　　某书友：冉云飞的“让我们荡起双浆”使我想起，这次连战到西安后宰门小学（笑声、喧哗声“哦，对！”等等）……为了欢迎他的到来就派了五个小学生，用统一的手势、统一的声音说（做手势，改用普通话、童声）：“连爷爷，你终于回来啦！”（大笑声）这里面居然还有生财之道——台湾的一个手机彩铃商把它设为手机彩铃，目前在台湾据说排在榜首。一时间各个手机各个拿的都是“连爷爷，你终于回来啦！”（大笑声、喧哗）……这分明是一种调侃，人家已经把你说得非常可笑、非常滑稽了，我们还在那里“崇高”、“伟大”！
　　某书友：刚才他提到Kitsch很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我的理解这是从个人方面而言。但是我觉得就像冉老师刚才提到的歌曲，那是国家层面上的Kitsch，是从上而下的“教育”方面灌输的（冉云飞插话：对，对。他说的“无意识Kitsch”实际上是“教育”的结果；长期的灌输使你在无意识中就会用“解放前”“解放后”之类的说法）。这种Kitsch包括“文革”和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能发出异样声音的很少，可以说被消灭、被镇压了。当然现在的环境比那时要宽松了。我想问的是：如果再次面临这种国家炽热——国家是Kitsch，我们个人如何抵消这种影响？
　　景凯旋：你不要去参与。
　　某书友：不过它这种“全民式”的国家肯定会对你造成影响，怎样来抵消它造成的影响？
　　景凯旋：如果已经产生影响，那么思考就很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建立起一种理性。……就是刚才谈到理性的问题，谈到在引进来的时候，有时我们自己就在曲解它。比如说陈寅恪，一定要说他是“自由主义者”，其实他是个“保守主义者”，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保守主义它也是一种自由啊……所以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很重要的。
　　王怡：看看后面还有没有要发言或者向景先生提问的？我们五点半结束，再给10分钟时间。
　　[按：最后发言的是一位女书友，由于距离太远、信号微弱实在无法辨识，这近5分钟的发言无奈只好割爱了。]
　　王怡：好，5分钟了。我们把最后5分钟再留给其他哪位朋友好吗？后面的朋友还有没有要发言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再次感谢景先生（热烈的掌声）。另外先预告一下：我们将在下下周，就是27号周六举办一个座谈会，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一个讨论会。官方要纪念，我们也要纪念。地点另行通知。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全部录音记录、整理完毕，舛误疏漏之处敬希指正！]
　　

　　Kitsch如何翻译真是伤脑筋，以前读的是媚俗，感觉不对劲又不知道所以然，今天看了才恍然大悟，谢谢了。

　　请楼上示下！

　　牛~~~~~~~~~~~~！
　　想~不顶都不行！！！！

　　提！

　　景老师译作“刻奇”，我的理解大概其中“音”占85%、“意”占15%。对“昆德拉意义上”的Kitsch的解释，我以为比较贴切的表述应为“廉价的自我崇高”——其实细想一下这完全与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媚俗”相通。而“刻奇”除了在“音”上与Kitsch相近外，在“意”上亦可作“刻意营造新奇”解，固然差强人意，恐怕也只能如此了罢？

　　资格龙先生说Kitsch是自我崇高，确实不错。不过这种自我崇高一般都先有某个力量提示、引导的前提，不是自己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在潜意识作用下努力往崇高上靠，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不知不觉就幸福地自己骗自己了。

　　收藏！

　　呵呵！我水王来了！签名永远不换！
　　　就是为了鄙视现在有些衣冠楚楚，满口礼仪道德的伪君子还没有这些江湖朋友讲信用和职业道德！
　　 2003年当时我女友要办一个“大专毕业证”，当时办证的要求女友把资料和照片邮寄给他，证件办好后贩子给女友邮寄回来，前一段，女友找一个专业“网络代办证件”的（他邮箱feiyue911#163.com）办“英语四级证”和“本科毕业证”问办证的怎么给他照片和资料，办证的让女友把数码照片传到一个指定的邮箱，没多久做好的证件就传到女友的邮箱里，后来我看女友拿到贩子EMS特快来的证件，和真的一模一样，跟她同学的真证件对比几乎就看不出来真假！大家说这叫不叫与时俱进???他留的邮箱feiyue911#163.com(请把#符号替换成@符号，谢谢合作)，呵呵，有需要的GGJJDDMM也许可以救个急，别砸我啊，现在社会不就是认证件不认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