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场，从来都充满着谄媚、阴谋和陷阱，和与之对抗的智谋、勇气和手段，以及失败者的愤慨、羞辱和无奈！
正义之士们为了大局和大义，立志做一番青史留名的事业，寒窗苦读、拼搏多年才可得到施展报复的舞台；而佞臣们通过奇技淫巧、溜须钻研，则能很快就掌握住权力的关键环节，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阻碍对手。正义之士往往只琢磨事、少琢磨人，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到经营事业上去了，这样不仅失去了一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机会，同时也在zhengzhi斗争方面缺乏必要的技能；而佞臣们则只琢磨人、少琢磨事，殚精竭虑地寻求往上爬的稻草和为别人设置陷阱的机会，在官场上具备非常高超的斗争技巧，往往易于在权力场上春风得意。这样就难免经常出现奸臣当道的情况，正义之士面对被搞得一团糟的混乱局面只能扼腕叹息，甚至惨遭迫害、身家不保。
作者曾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次取得集团公认的显赫业绩，但因为只把精力放到工作了，所以在“企业zhengzhi”上一度相对幼稚。这样的结果是，时不时地受到莫名其妙的陷害和攻击，不仅难以得到与业绩相对应的提升，而且还受到过很不公平的对待。无奈之下，只有加强学习：把压在箱底的《二十五史》翻找出来，用官场谋略的眼光再读一遍，感慨良多。于是对古代那些为了争权、争宠、争位的阴谋、谗言、谄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李林甫、李义府、李逢吉、卢杞、严嵩、王钦若、丁谓、许敬宗、秦桧等奸相的登龙术进行了细节考证，也对李德裕、张居正等成功应对了奸佞小人的zhengzhi智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参考了大量的墓志铭、研究论文。现集结成册，写出来希望能对“业务导向型”的人士有所帮助。
本作品的目的是帮助“业务导向型”的人士掌握一些官场斗争的技巧，在琢磨事的同时少栽一些不必要的跟头，以便能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事业理想。而且作者认为，本作品对小人的帮助应该不会明显。因为小人在琢磨人、陷害人方面的才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至少从小就善于在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中吸取营养了，是用不着看书学习这些“权术”的，而且那样的人很少有能坐下来认真读书的。
本作品将严格遵照史实来写，本作品所有的事件甚至细节，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出处，就是来自于《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等正史；如果引用的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者古代墓志铭等资料，作者会特别注明；而对于正史和研究资料都缺失的历史细节，作者需要做出推测的时候，会特别说明是可与大家探讨的合理推测。而且本作品采用的是编年式的形式，目的是为大家展示一部综合的、连续的政争斗争大戏。这样的创作方法，目的是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原汁原味”的官场争斗历程。
欢迎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京华断刀客 于2007年9月17日
一、 高祖、太宗朝
二、 高宗朝
三、 武周及中宗、睿宗朝
四、 玄宗朝
五、 肃宗朝
六、 代宗朝
七、 德宗朝
八、 顺宗朝
九、 宪宗朝
十、 穆宗及敬宗朝
十一、 文宗及武宗朝
十二、 宣宗朝
十三、 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朝
一、唐代官场倾轧的序幕
公元六一八年的农历五月十四日，虽然天下还有王世充、刘武周、薛举、李密、窦建德、杜伏威、李轨等多家势力强大的反王，隋朝佞臣宇文化及还在率领数十万大军称霸一方，刚从太原进入长安不久的李渊依然接受了傀儡隋恭帝的所谓“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唐高祖。唐高祖登基后立即宣布改元武德，这一年就成了武德元年。大唐三百年的基业就此开创，三百年的官场倾轧也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半个月后，即武德元年的六月一日，唐高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布了朝廷主要高级官员的任命，唐王朝的第一批将要为了权位和荣宠而争来夺去的人，各自站到了起跑点上。
第一高官——尚书令由唐高祖的二儿子李世民出任。唐高祖一直有任人唯亲的倾向，所重用的人不是亲属就是关系比较近密者，尚书令是本次任命中级别最高的职位，给自己的儿子当然是放心。而且李世民确实也已在李唐建立过程立有大功，任次高位也能服众。但这个时候，野心勃勃的李世民不会因为获得了这个当朝第一高官而兴奋，因为在本次任命中，没有出现他大哥李建成的名字。李建成原本就是李渊做唐王时的世子，截至目前，他的功劳比李世民要显赫，在攻打长安时功劳也最大①。这次他没有出朝任职，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果然，几天后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这对已经野心勃勃要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来说，在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矗立起了一道极难逾越的障碍②，也为日后李世民清除李建成埋下伏笔。
除了李世民之外，裴寂就是第一号的权臣了，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成为首席宰相。裴寂是唐高祖晋阳起兵时的开国元勋，而且是唐高祖的心腹故旧，在起兵之前就早已关系密切。唐高祖起兵后，裴寂立即筹集了9万斛米、5万段杂彩、40万领铠甲以供军用，同时也没忘进献宫女500人。唐高祖打进长安之后，暂时拥立了一个傀儡杨侑为帝――隋恭帝，找个名目站稳脚跟，后来目的达到之后，又是裴寂积极谋划和反复斡旋，促成了唐高祖“受禅”，堂而皇之地成了天子。可以说，在李唐建立的过程中，裴寂建立了别人所不能企及的重大勋业，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汉之萧何的作用③。所以唐高祖登基后对裴寂说：“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现在王朝建立，分封功臣，唐高祖效法刘邦封萧何，把裴寂列位第一功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职位仅次于裴寂的是刘文静，他出任纳言一职，也是宰相。刘文静是晋阳起兵事件的首谋和策划者，非常有智谋，被成为“时人之冠”。刘文静的名字听起来很内敛，但本人却很不文静。《旧唐书》说他“伟姿仪，有器干”，而且此人自恃有才，个性张扬，不易忍受委屈。他原本是隋朝的晋阳县令，因为他的亲戚李密造反而受到牵连，被抓进晋阳监狱。李世民去监狱探望看，他就趁机向李世民建议兴起义兵、乘虚进攻长安、初定天下。等到李世民把他营救出狱，真的准备起兵的时候，刘文静又参与谋划，又杀掉隋炀帝安插在唐高祖身边的耳目，促成了唐高祖的起义。进军长安之前，他又提出了极为高明的外联突厥、解除后顾之忧的军事和外交战略，深得唐高祖赞赏。至于该战略的实施，更是刘文静亲自出使突厥，出色完成了这一任务。所以，大唐开国，刘文静功不可没，他本人更是自认为是大唐第一功臣。但是在分封官爵的时候，他只排在了外臣的第二位，他就觉得愤愤不平。这就为后来的官场喋血留下了引子。
萧瑀和唐高祖的“堂大舅哥”窦威，同时担任内史令。窦威淡泊名利，这里就不介绍了，说说萧瑀。萧瑀本是南北朝时梁朝皇帝梁高祖的儿子，他姐姐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梁朝灭亡后在隋朝做到内史侍郎、民部尚书。李渊攻下长安之后，写信招降他，他就带着一个郡投到了李渊的帐下。萧瑀能言善辩、性情刚直骨鲠，得理不饶人，也不善与人相处。
以上的职位都是宰相（唐朝的宰相制度有点“集体领导”的民主意味），纳言后来改称侍中，内史令改称中书令，依然是宰相级别。
李纲出任礼部尚书。李纲是元老级的大臣了，隋朝的时候就因为德高望重，成为文帝太子杨勇的洗马。这个人个性刚直，当初在杨勇身边，李纲即“非东宫得言者”。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李纲前来拜见，李渊非常高兴！因为当时他根基未稳，当然愿意拿李纲这样有声望的人装点门面。现在加封为礼部尚书，一是表示奖赏，而是量才施用，继续装点门面。不久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李纲又兼任太子詹事，教导太子。
陈叔达出任黄门侍郎。陈叔达的出身和上述的萧瑀比较相似，他是南北朝时南陈宣帝的儿子，在南陈时曾被封为义阳王。陈灭亡后，他在隋朝一个偏僻的地方担任个小小的通守。李渊进攻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欣赏陈叔达的才学，决定先礼后兵。李建成自告奋勇，匹马到城下去说降陈叔达，结果被陈叔达大骂一通，还让士兵放箭，李建成只好抱头窜回，气得咬牙切齿，促劝父亲赶快攻城。城破之后，李建成率先冲到通守府，把陈叔达抓了起来，请求唐高祖下令将陈叔达斩首，以解先前诟骂箭射之恨。面对死亡的陈叔达神色恬然，立而不跪。李建成刚想上去踹他两脚，让李世民止住了。李世民来到父亲身边，附耳说道：“叔达为官清明，为人正直又有才学。目下我军正是用人之际，请父帅以礼感化之。” 李渊点点头，走过去亲手为陈叔达解去绑绳，以礼相待。陈叔达深感李渊的真诚，表示愿意归顺。李渊马上安排他和温大雅一块同掌军中机要。这个人虽然对名利不太上心，但他以后的的几次发言在政局变动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屈突通出任兵部尚书，仍兼任李世民的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的年龄比唐高祖还要大不少，都快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他原本是隋朝大将，在李世民从太原进军长安时，被唐军逼得山穷水尽而被俘。后来他在李世民手下听命，很听话而且很得信任。
唐高祖这次还任命了自己的堂侄李瑗为刑部侍郎，这个李瑗也在唐高祖夺取天下的过程中立有战功，而且和李建成的关系较好；唐高祖的堂弟李孝恭被封为光禄大夫，他是宗室中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重量级级将领，也和李建成关系比较好。除他俩之外，李氏家族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们在李世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一个是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晋阳起兵之后他也在长安附近起兵响应，功劳较大，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另一个就是唐高祖的堂侄李道宗，被封为略阳郡公，他从十七岁就跟随李世民征战。到后来李世民和李建成争斗的时候，皇族中能在史书中查到的只有这两个人支持李世民。
六七天之后，唐高祖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为永康王。
这样，李唐三百年官场倾轧悲喜剧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①李建成其实不像《旧唐书》、《新唐书》写得那么不堪。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取得政权之后，曾因惧怕后世的评价强令史官篡改历史，把唐高祖、李建成、裴寂的功劳都尽量抹杀，尤其是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劣迹”，故意突出夸张描述，甚至编造。其实李建成还是很有zhengzhi和军事才能的，而且颇得宗室和朝中大臣之心。见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所著《六至九世纪中国zhengzhi史》第四章。
②《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在唐军攻占长安之后，征讨薛仁杲之前，就是李世民刚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朝廷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这是史书白纸黑字对李世民登基野心的第一次记载，可知李世民的野心应当产生得比这还要早。其实，从太原起义的旧臣很多都和李世民有较深的交往，也可以推测李世民从起兵开始就有意拉拢人，培植自己的势力。
③此处采纳了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观点。
二、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
大唐刚刚建立，天下远未平定，高官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些矛盾中，最惹眼的是外臣中第二高官刘文静和第一高官裴寂之间的矛盾。
刘文静和裴寂其实早就相识，刘文静做晋阳令的时候，裴寂是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而且都不是等闲之辈，一来二去地就交上了朋友。一天晚上，二人谈天说地到很晚。裴寂远远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一声说：“我地位卑贱，家里又穷，在这兵荒马乱之世，何时才能出头啊？”刘文静笑着说：“世道本来变化无常，你的情况不足为怪。再说了，你我二人有这样的交情，一起相处得痛快，还考虑那些干什么？”当夜抵足而眠。后来，二人都怂恿李渊起兵，而且从李渊起兵到进攻长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关系依然保持得不错，一个是唐高祖的左膀，一个是唐高祖的右臂，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
刘文静确实为大唐的建国立了不世之功，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人，是通过李世民才接触上唐高祖而参加晋阳起步的；而裴寂是唐高祖的密友，所以和唐高祖的关系就比刘文静亲密。加上唐高祖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点，所以在即皇帝位之后，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其实，即使抛开唐高祖任人唯亲的特点，这样做也有合理的地方：当时天下远未平定，皇帝还离不了“准萧何”这样的智囊，裴寂和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人选。而且，放一个这样德高望重又易于控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也比较安全。刘文静虽然非常聪明，智慧谋略超过裴寂，但他性格外露张扬，不容易控制，不适合放走二把手的位置上。综上所述，刘文静位在裴寂之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刘文静觉得难以接受。他自视甚高，且在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太成熟，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功绩在裴寂之上，现在位在裴寂之下，这样的职位安排不合理，是赏罚不公，心理难以平衡。他有是一个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难免露出怏怏不乐、愤愤不平的情绪。此时，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方面都是天才的刘文静，竟然不明白自己流露出针对裴寂的不满，就是对唐高祖的安排表示不满，就是对唐高祖有意见！唐高祖肯定就不高兴。
接下来的事，更是让刘文静受刺激：裴寂在朝廷上异常得宠，唐高祖不仅赏赐给他无数服玩宝物，还时常赐御膳给他食用。称呼裴寂的时候，从来不叫名字而叫“裴监”（裴监是对裴寂当年的晋阳宫监职位的尊称，唐高祖用贫贱之交时的称呼来称呼裴寂，亲切程度谁都可以感觉到。）更有甚者，每当高祖上朝，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退朝以后，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朝中的事务，唐高祖对对裴寂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刘文静看到这些，更难以接受，每次看到裴寂得宠的情形和大臣们对裴寂的羡慕表情，心里就酸得受不了。
一天，刘文静终于向唐高祖上奏：“陛下君临天下，各官一律都是臣子，在陛下这里都应称呼名字；而且皇帝的地位应该无比尊严的，皇帝的宝座是不能让臣子坐的。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序，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刘文静这番话，明显是冲着裴寂所享受的“裴监”称呼，和上朝时与皇帝同榻而坐的殊荣来的，其目的是让唐高祖结束这种做法，不再那样宠着裴寂。唐高祖是何等样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文静在想什么，更何况，最近他也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安插在朝野的耳目，了解到了刘文静的言行。唐高宗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没有发作，他回答：“历史上，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还成了千古美谈。今天，诸位大臣都是我的旧同僚，而且德高望重，这样的交情怎能忘了？此事您不必疑虑！”对于唐高祖的这种反应，刘文静肯定更加不满，又无可奈何。
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方面，持什么样的态度，史书上难以找到记载。他固然会同情和支持刘文静，但对刘文静的言行可能是听之任之，没有加以劝止；或者是他劝止了，但刘文静这头倔驴不听。至于裴寂，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好，但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的面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老练，也有教养，而且城府也深得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薛举，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刘文静离开京师，眼不见裴寂，心中自然能少烦一些，裴刘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点缓冲。
作者按：
象唐高祖把裴寂放在刘文静之上的做法，作为臣子是应该理解的：抛开裴寂有功不说，即使裴寂无功，也有必要把他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因为这样做对“一把手”最安全。当臣子的都需要从心理上完全接受，除非是你不想在这里干了。更何况，裴寂不是没有功劳的，裴寂表面上看来做得不多（史书上提及的就更少），那是因为他的很多功绩都归到唐高祖的身上了，而且裴寂所有的功劳唐高祖都心中有数。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做法都比比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坐到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位置之时，通常都是安排一个资历深但能力不强、没有野心的“长者”做二把手；或者扶持一个资历浅、声望低、但听话的人作为“二把手”。总经理通过这个二把手把一些能力强、影响力大、对总经理有可能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物隔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他们形成制衡，保证自己宝座的安全。万一经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还可以拿这个二把手当替罪羊，而且这时候杀掉这个才拙而位高的二把手，很容易就能满足下面的不平心理。
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经理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如果总经理是个雄猜之主，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
刘文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真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所以，我们在遇到刘文静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
当时天下远未平定，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在军权方面，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才能不凡①，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所以，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
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
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ǎ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
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说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后唐高祖又赐罗艺姓李，且擢升温彦博为中书侍郎（温彦博是唐高祖所宠信的大臣、《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时任唐朝要职黄门侍郎的温大雅之弟。温大雅、温彦博两兄弟同时供职朝廷而且都是显赫的高官，时人很羡慕。）到武德二年，隋朝的弑君佞臣宇文化及死了，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带领着隋朝旧臣封德彝前来降唐。对于宇文士及，唐高祖在隋朝担任殿中少监的时候就认识，有多人劝说唐高祖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现在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唐高祖后宫中比较得宠的昭仪，因此唐高祖授予宇文士及上仪同的官衔。而对于封德彝，因为他是隋朝时出名的佞臣，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将他遣返回家。一段时间后，封德彝进献秘策迎合皇上，高祖看后觉得不错，又改变了态度，加封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内史侍郎。接着，在王世充手下任军职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在阵前突然逃离军阵，前来降唐，高祖让他们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听用，李世民十分看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
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经常顺便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
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怨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很快产生了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但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攻击，却是一忍再忍。他此事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他在等待机会收拾刘文静。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因为太子李建成的提示，唐高祖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太大，要进行一些压制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现在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加上李世民剿灭薛仁杲有功，威望日隆，势力发展更是迅速。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唐高祖开始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它地方任职。李世民对朝廷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阻止。有一天，朝廷又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时任秦王府记室的房玄龄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去找李世民，说：“我们这里虽然很多人被调走了，但大部分都不足惜。只有杜如晦这个人不同！他才能卓越、智谋深远，是王佐之才！如果您日后只想安安心心地当个亲王，那就用不着留他，但如果您有登上大宝、君临天下的志向，非得留住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大惊：“你怎么不早说？差一点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才！”于是编个理由上奏，把杜如晦留在了府中。这时候唐高祖也不会想把事情弄得太露骨，李世民要留住个别人在秦王府，朝廷还是会允许的。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刻意不再给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转而使用其它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发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导致晋州、龙门相继失陷。但唐高祖此时还是坚持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继续镇抚河东，仍不起用李世民。
如果刘文静在zhengzhi上成熟，这时就应当能看出来唐高祖和太子正在削弱李世民，而自己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党羽，很容易成为被削的对象，这时候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甚至还愈演愈烈。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多了，不禁发起怨气拔刀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正好那时候他家里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刀来驱邪。大臣请巫师来做法的事情，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大忌，是历代皇帝所嫉恨的行为，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这件事情果然给刘文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有个小妾，因为不再受宠爱，就怀恨在心，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让自己的哥哥上告官府，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给了朝廷，说刘文静要谋反。
唐高祖接到了对刘文静的指控，觉得可以给他套上谋反的罪名，借机除掉他。这样一是为了免得他以后再惹自己生气，更重要的是还能削弱李世民小集团的势力。于是他命令裴寂带着萧瑀、李纲去审查此事。我们从高祖居然派裴寂去审查刘文静的案子，就能看明白他是想下狠手了。
刘文静面对裴寂等人的审查，辩解说：“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职位大致相当。但如今呢？裴寂官居仆射，我的官衔却很一般。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代价不可谓不大！后来立下如此的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那天我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才口出怨言。但仅此而已！要说我有谋反的想法，那肯定是没有的。”
唐高祖看了裴寂呈上的审查结果，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了。”李纲、萧瑀都不同意高祖的意见，说刘文静有情绪是真，但确实是没有谋反的意思。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一条臂膀，所以李世民听说后，也特地赶来替刘文静求情，极力替刘文静开脱。但是唐高祖并不给他这个面子。
裴寂心中恨透了刘文静，他在接到高祖的指令，去审查刘文静案子的时候，就明白皇帝要对刘文静下手了。现在看高祖把谋反的帽子往刘文静脑袋上扣，就明白自己该怎么说了，于是他上奏说：“众所周知，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但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裴寂话中最狠毒的一句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这就是说，既然不能让他满意，就必须杀了他，免得被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得到。这话说到了高祖的内心深处，他既然不能让刘文静满意，就要除掉他，不然刘文静真的到了对手那里，绝对是后患无穷！高祖犹豫了一下，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史载，刘文静在刑场上捶胸顿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啊！”
刘文静可以说是第一个死于唐朝官场倾轧的高官。这个案子虽然带有残酷和卑鄙的色彩，但这个阴谋的精彩程度、和复杂程度都不是很高，以后的官场上，更绝妙的“创意”、更精彩的“剧情”，才真的是层出不穷。
作者按：
这个刘文静真的聪明，也真的糊涂。能把军国大略看那么清楚的一个人，到死都还没有搞明白唐高祖杀他的真正原因，到死也都没有领悟到自己一年多以来的言行是多么的不正确，至少是不明智。唉！真的可悲！
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职场和官场，有着多少个刘文静正在用无谓的言行发泄自己的不满呢？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究其原因，可能是你的领导不公正，但更可能是你没有把你所做的充分沟通给领导，也可能是你的关系没有搞到位，也有可能是你低估了别人的能力和功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学刘文静那样发牢骚，搞对抗，因为那样只能惹得领导反感，至少会觉得你不成熟。同时你的做法也会给别人以口实，甚至有的小人会故意来套你的话，然后再向领导打小报告害你。
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能你认定你的领导确实是任人唯亲或者有其它严重的人格缺陷，坚决地辞职而去；另一条路就是要接受现实，把你的嘴巴闭起来，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脸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领导还是个公正、明白的人，你还是会很快有机会的。
记住，只要你的辞职决定没有真正作出，只要你还在这里一天，就一天不能显示出情绪！
①此处采用的是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研究结论。
有些专家真是吃狗屎的，小人之心以己度人。
你说的那个黄永年黄某人连唐朝的官职都搞不清楚就来欺名盗世了，真是好笑
作者并不想否定李世民，并不想用封建伦理来评价他做得对不对，只是想探掘事实。您说的“李世民才十七八岁就如你说的心计那么深收买那么多人的话，那他的确该当这个皇帝！”我同意你的说法。
政治虽然也有谎言和欺诈，但是也有其基本的准侧和规律，也就是古人之所谓“道”。我们应该辩证地看这个问题。愤世嫉俗的心态是研究不好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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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登基后因为削减没有功劳的宗室封爵引起他们的不满就是李世民得不到宗室支持，狗屁不通。
你说的李建成受宗室和大臣支持，更是空口白牙厚颜无耻的大笑话，唐宗室中有功劳的李神通，李道宗，李道玄这些哪个不是明确支持李世民的，就连和李靖一起平定南方的李孝恭在也被李渊李建成抓了起来怎么可能跟李建成一心？？？至于大臣，告诉你，自以为是的楼主：《唐会要》明确记载，李建成死后，有司给李建成上的谥号是“戾”，李世民不同意，有司又改为“灵”李世民还是不同意，最后改为“隐”，李世民才同意的，您老人家如此博学多才自以为老子掌握的才是真理，肯定知道这些谥号那个相对好一些吧！不要说是有司拍马屁啊，大名鼎鼎的许敬宗您老人家肯定知道吧，深得武则天和李治宠信大红人，结果翘辫子了有司还不是照样给他上恶谥！李建成为数不多的所有部下还不是都回来自首了，谢书方，冯立这些人很快就在突厥来犯的时候报答李世民了，薛万彻的哥哥薛万均也是李世民的人，薛万彻那么蠢，丹阳公主一个小女孩都嫌弃他，在贞观朝还不是成了不世名将，这些都是文皇的实力和魅力所致吧！
李世民消灭群雄的时间最短，就被有些心里犯酸的小人说成当时的对手都太无能，李世民擒了窦建德就被翻案者说成窦建德一个敌国皇帝没有用，会打仗的刘黑闼才是关键，那有何必死皮赖脸又说那些躲在长安享受的人作用多么大呢。
从《全唐文》和《大唐诏令集》这些资料显示李渊在处理反王敌对势力的事情上的确心狠手辣，非常短视。急于称帝，公然夺臣下的妻子，几年的时间生了40多个皇子皇女，光皇子的母亲就20来个，还不说皇女和其他被他宠幸没有生子的，果然是很好很强大。
《旧唐书》《高祖本纪》里面，李世民口口声声说的自己所有的功劳和治理天下的功绩都是李渊教导有方还不成吗？旧唐书根本没有抹煞李渊嘛！要说真的有些许抹煞的话也是宋人修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那可能也是当时世人的看法而已。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应该是李世民很郁闷的一年，自从去年底讨平了薛仁杲之后，唐高祖就一直没有给他打仗立功的机会。今年刘武周勾结突厥频频进犯，眼见得裴寂和李元吉无力对抗、节节败退，唐高祖不仅不用他出战，还在频频调走他手下的人才，更有甚者，朝廷还把他当时最重要的臂膀刘文静杀了！这些都对李世民形成很大的打击。史书上没有记载他这一段的言行，不过以他的肚量和城府，估计是能够做到不形于色的。
太子李建成这一年也明显加强了对李世民的防范。如前所述，李建成不是《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无才无德的庸人。很多史家经过考证认为，即使李建成的能力上比不上李世民，也能算得上人中龙凤了①。我们从两唐书那些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李建成在唐初的军功政绩非常优秀。所以，以李建成的能力和太子身份，对朝中大臣肯定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李世民受到的这些打击很可能就有李建成的一份“功劳”，至少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支持者间接对唐高祖施加影响，利用唐高祖来剪除一下李世民的羽翼。
此外，李建成还能够通过自己的职权之便来压缩李世民集团的发展空间。这么说是有历史依据的：本年（武德二年）九月，礼部尚书、太子詹事李纲（就是前面提到的曾经做过隋太子杨勇的老师，唐朝建国后被指定为太子李建成之师的那位老臣）向唐高祖提出辞职，就提及太子“信谗慝、疏骨肉”，意思就是说李建成听信坏人的话，而对亲兄弟采取不友善的行动。已经可见当时兄弟俩的矛盾已经比较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李世民不能带兵出征应该和李建成的阻碍直接相关。
唐王朝这边不用李世民，刘武周那边就步步得逞。武德二年的冬天，刘武周连败唐朝军队，把大唐的整个河东（山西）龙兴之地几乎侵占殆尽，使得大唐关中朝野震惊，唐高祖和李建成束手无策，想不用李世民也不行了（唐高祖向来极少把大权交给外姓人，一贯是一方面紧握大权，一方面其余较重要之职都委于自己的亲族。在目前天下纷争、唐朝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唐高祖用人有两个标准：第一要有可信，第二才是军事才能。现在的情况是李世民至少还是比外姓人可信的）。一直屈居一隅的李世民见时机成熟，主动上表请缨，要求率军去消灭刘武周。
唐高祖当时很尴尬，两个月前执意杀了刘文静，压制李世民，但今天大敌当前，迫于无奈，他只好再次委重兵于李世民。大概是为了掩饰这种尴尬，唐高祖亲自到长春宫为李世民饯行，其中所包含的安抚之意，两父子心中自然都是雪亮的。于是武德二年（公元620年）十一月，李世民领兵出征刘武周。
李世民出发后，唐高祖把裴寂召到朝廷，责备他打了败仗，还装模作样地把他交给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唐高祖此举固然有向众大臣显示自己赏罚分明的用意，也大概有一层意思是做给李世民看的，让李世民安心御敌。他也明白，肯定有人会随时把朝廷的动向密报给李世民的。但没过多久他就下旨释放了裴寂，而且对他的优宠一如既往。这个时候，奸诈的封德彝也被提升为了中书令（不久前，朝廷把内史令的名称改为中书令），成了宰相。
李世民果然是个军事天才，真可谓马到成功，仅用半年时间就彻底击垮了刘武周集团，使得刘武周仓皇逃奔突厥，被突厥所杀。这场战争中，李世民显露出了很强的报复心，打下了夏县之后，竟然下令屠城。另外，李世民也从刘武周那里得到了对他一生帮助极大的大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年）五月二十九，李世民从征讨刘武周的前线回到长安。
这一战，基本稳固了李世民在朝中的军事领袖地位，接下来的大仗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率军出征了。
李世民刚到长安休整一个月，七月初一，唐高祖就命令他征讨洛阳王世充。屈突通和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李世勣、尉迟敬德等随同李世民出征。齐王李元吉也在这支队伍中，估计这是唐高祖派来监视、牵制李世民的；要不就是李建成派来的，因为他和李元吉关系很好。不管是唐高祖还是李建成的主意，派李元吉随军去洛阳都能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监视和牵制李世民，二是如果能够凯旋而归，朝廷可以在封赏李世民的同时封赏李元吉，也能继续牵制李世民。不管怎么样，以后李世民每次出征时，朝廷都会安排李元吉作副手，兵权由两兄弟分揽了。
征讨王世充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四月。这一战的战果实在是太辉煌了！李世民不仅灭掉了称霸洛阳多年的王世充军团，而且同时灭掉了远道而来援助王世充的、实力强大的窦建德集团！他们两个是当时天下除唐朝之外最大的两股势力，李世民消灭了这两大军团之后，当时的天下已经没有能与大唐抗争的军事力量了！
武德四年七月初九，凯旋的李世民金盔金甲，身后跟随着李元吉、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二十五员大将，骑兵一万余人、步兵三万多人，高奏凯歌、浩浩荡荡回到长安。在这支队伍里，押送着两个帝王――被俘的王世充和窦建德，和隋朝在洛阳宫的一应器物。李世民一行押送着这些战俘和战利品到太庙去呈献战果，唐高祖下诏大摆筵席，为众将士接风洗尘。这时候，李建成应该会参加所有仪式，虽然表面上要显出欢欣鼓舞的样子来，但心里一定是酸溜溜的，同时也忧心忡忡。
当月，唐高祖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任命李道玄为洛州总管，管理洛阳军事。他俩都是李世民的人，估计这一任命是唐高祖接受了李世民的举荐。从此洛阳一带就成了李世民的铁打的地盘。李建成看见李世民把东都洛阳牢牢掌控在手，也不敢怠慢，马上盘算自己应该加强哪些地盘。荆湘等南部地区，他的支持者李孝恭那边正在攻城略地，基本情况也还不错，南方没有问题；东部已经“解放”的地区都让李世民控制了；就剩下北方了。李建成赶紧向父皇请命，八月，去安抚北方边境。当时罗艺正在幽州，估计李建成是在这一趟搞定了罗艺，至少是可以和罗艺强化了关系。
十月，因为李世民功劳太大，现有职位不足封赏了，于是唐高祖创造了一个新职位――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军，位在亲王之上，太子之下，同时兼任司徒（三公之中位列第二）。还下旨另设天策将军府，设置各级官吏。这个封赏不可谓不高了，但是，这也意味着唐高祖向李世民发出了一个信号：你的位置也就到此为止了，功劳再大也成不了太子。
有意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此时当然不满足于唐高祖的安排。他在处理好了洛阳的善后事宜之后，开始在宫城西侧设置文学馆，延揽各地著名的学者加入文学馆，以本官兼任“学士”。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拉拢人才，充实自己的势力。这些学士中，在历史上著名的有亲王府属（秦王府助理）杜如晦、记室（机要秘书）房玄龄和虞世南、文学（教育官）褚亮、从事中郎（天策府参谋长）于志宁、宋州总管府户曹（宋州军区司令部民事官）许敬宗等，共十八人，史称“十八学士”。
此时，本来大家都以为天下无战事了。但没想到由于战后安抚工作没有做好，窦建德的余党刘黑闼又死灰复燃。刚开始，唐高祖只动用了李神通、李世勣等人去镇压，没想到被刘黑闼打得大败。刘黑闼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把窦建德原来的土地都收复了，重新形成了足以威胁唐王朝的一支强大力量。
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受命再跨征鞍，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出兵征讨刘黑闼，这次出征李元吉还是做他的副手。与以往每次出征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这回每到要摘胜利果实的时候，李世民就被叫停：武德五年三月底，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已经六十多天后取胜，刘黑闼逃奔匈奴，李世民就准备攻打刘黑闼的旁支势力徐圆朗。这时候唐高祖突然诏令李世民将军队交给齐王元吉统领，自己急速回长安。然后令他再另组队伍去攻打徐圆朗，也是到快最终胜利的时候，接到诏令班师回朝，另派将领继续战事。
同时李建成也打破了太子不将兵的传统，亲自出马的次数增多了，同时为李元吉争取单独率兵的机会。刘黑闼逃到突厥后，再从突厥借兵卷土重来。唐高祖先是下诏命齐王李元吉去山东讨伐刘黑闼，数月没有进展，十二月底，太子李建成带兵和李元吉会合，采用魏征的建议，恩威并施，击败了刘黑闼，并于第二年（武德六年）正月杀死刘黑闼。这一下李建成又立了一大功，正式向天下昭示了自己不仅文治可以，武功也过硬。这对李世民是一个很好的反击。
在剿灭刘黑闼的过程中，李建成还注意拉拢人心，与罗艺、李瑗等人进一步结交，强化了自己和河北山东大部的封疆大吏、军事将领的关系，于是河北、山东的大部（这里的河北山东比现在河北省山东省的范围要大得多）基本上都成了李建成的势力范围。
到了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天下终于平定了，皇族内部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因为对外用兵的机会减少，李世民施展的空间再一次受到压缩。李建成、李元吉想尽办法压制李世民；李世民也展开反击，维持自己的势力。
李建成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当朝皇帝唐高祖。唐高祖是压根不想更换太子的，两唐书上所说的高祖多次对李世民许诺立为太子，都是李世民登基以后对历史的篡改②。其次就是李元吉，李建成曾经许诺给李元吉，说自己当皇帝之后会立元吉为皇太弟，死后传位李元吉。所以李元吉尽心尽力地死保李建成。
唐朝的后宫嫔妃中，万贵妃讨厌李世民，当然支持李建成（当初李世民打进洛阳宫城之后，高祖闻报非常高兴，特许万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万贵妃等人到洛阳后就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却说：“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只应该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一下子得罪了一批妃嫔。）；当时最得宠的张婕妤、尹德妃和李建成关系非常好，是他的坚定支持者。她们不仅自己支持李建成，连她们的娘家都和李世民作对：因为亲王李神通立过大功，又和李世民关系亲密，李世民就赏赐他几十顷田地。恰好这时候张婕妤的父亲也看好了这块土地，就通过女儿向高祖求赐。唐高祖宠爱张婕妤，也不知道这块地已经赏出去了，就下手诏将这些田赐给她父亲。张家来找李神通，出示高祖手敕，要李神通退让，李神通岂肯吐出已经到口的肥肉，死活不愿让出来这块地，说凡事要有个先来后到，自己有秦王的“教令”在先。就这样发生了争执。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皇上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李神通了。”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令有用吗？”过了段时间，高祖还对丞相裴寂说起了李世民的这件事：“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重兵，一天到晚和那些读书人在一起，已经学坏了。” 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也因为女儿受宠而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府属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个仆人竟然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一顿，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杜如晦走了之后，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说明真相，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已经听不进去了。妃嫔们还在继续进说：“假如皇上一旦归天，秦王得了志，我们孤儿寡母恐怕要被他斩尽杀绝！”还说：“东宫太子慈善厚道，应该能好好保全我们。”借此打击李世民。
李唐宗室的成员也大都支持李建成。唐室宗亲在唐高祖时代是很有实力的，因为唐高祖更相信自己的族人，一直采取“强宗室“的政策，不仅享受高官厚禄，而且有的亲王手里还有兵。李建成的为人不错，很注意和宗亲处好关系，又是嫡长子，做太子名正言顺，所以他们大都支持李建成。在唐朝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河间王李孝恭，就和李建成关系密切，在幽州的李瑗也是，后面会提到。
朝中大臣和各地军政长官，有很多人支持李建成。朝中的宰相裴寂是忠于唐高祖的，既然唐高祖不愿换太子，裴寂当然倾向李建成（只是他不愿太深地卷入兄弟之争）③。封德彝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支持李建成。（这一件事封德彝在世之时李世民一直不知，还以为这家伙挺支持他哩。直到他死后多年真相才被揭露出来。）各地封疆大吏，李建成也拉拢了不少人。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也是皇族）、幽州总管李艺（罗艺）支持李建成，邢州都督任环和他的弟弟任璨也多年依附建成，益州都督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也是建成的同情支持者。至于到了武德八年、九年，李世民渐失兵权的时候，朝臣和各地都督、刺史很多人墙头草一样的依附太子。此外，山东的许多豪族都是支持建成的。
另外，太子的支持者还有自己的太子府属僚，他们有的是唐高祖委派给太子的辅臣，有的是太子自己笼络来的。有几个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韦挺、王珪、魏征、裴矩，其中韦挺是李建成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裴矩作为建成手下的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虽不表现出反对李世民的态度，但这样已经是支持李建成的了。再搭配上薛万彻、冯立等京中武将，对建成的实力形成很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其实太子属僚应该远不止这些。
和太子相比，李世民的羽翼相对就逊色多了。李世民虽然有较大势力，尤其是在军中的影响较大，但那些部众毕竟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河南一带，远水难解近渴。他在长安的支持者，朝中大臣里仅有有萧瑀和宇文士及、屈突通等寥寥数人，陈叔达虽然曾经帮助李世民说话，其实并不是从私人党羽角度出发的；宗室中支持李世民的是少数，除了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堂侄李道宗和已经在征伐刘黑闼时死去的李道玄之外，还没有发现历史记载中有哪位亲王支持李世民。所以李世民的党羽主要是跟随他征战的将领，例如秦叔宝、程知节、张公谨、段志玄、尉迟敬德、侯君集、张亮等。还有忠于他的一些府属臣僚（包括房玄龄、杜如晦在内的十八学士），还有他的大舅子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长孙无忌的叔叔长孙顺德等人。所以李建成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在长安，秦王只是一介匹夫而已，想收拾他很容易。”
对于后宫嫔妃，李世民这时候也知道她们的重要性了。他并不是象史书中所刻意描绘的那样不会和后宫搞关系，而是用金银收买了内宫的很多妃子。只不过，他收买的不是张婕妤、尹德妃那样显眼的人物，而是其他一些普通的妃嫔。为此李建成还曾对李元吉说：“秦王（李世民）已是遍见诸妃，他有钱，能拿出些好东西给她们。”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频频在后宫活动，积极向唐高祖表达孝心，和很多妃嫔搞好关系，尽力弥缝一些人和秦王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宫中的帮助。这样，后宫嫔妃中也有支持李世民的，他们虽然没有张婕妤、尹德妃的受宠地位和影响力，但替李世民通风报信、传送宫内情报还是能够做到的。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李靖、李世勣两个军事大才在太子之争中都持中立态度，确实都是善于自保的聪明人，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随着太子和秦王两个阵营基本形成，各自站位就绪，太子之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
秦王府这边，有人劝说李世民动手刺杀李建成，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房玄龄在李世民手下任陕东行台考功郎中，仔细分析了双方在长安的实力，觉得不能这样抗争下去，而应该及早采取行动，不然只会失败。但是，狡猾的他没有直接去对李世民说，而是先去说服时任比部郎中的长孙无忌，通过长孙无忌去说服李世民（因为举事杀太子是个敏感话题、而且是以疏间亲，他不愿意冒这个险。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从小关系就好，还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密切程度比任何人都高，向李世民说这话最合适。）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现在太子和秦王的仇怨已结，一旦祸患暗发，不止是秦王府不可收拾，连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我们要劝秦王仿效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做法。而且需要抓紧时间！”长孙无忌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只是不敢说。现在你说的正合我愿。我去说给秦王听听。”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催促李世民抓紧行事。房玄龄还把秦王府属杜如晦叫来，一起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李世民没有同意。李世民的不同意，和李建成不会是一个原因，他应该不会是顾念兄弟情意，而是担心自己在长安的势力太弱小，成功几率不高，还不如采取陷害太子、让唐高祖废黜太子的把握更大些。
作者按：李靖和李勣都是唐初的军事天才，也都是zhengzhi智慧超群，善于自保而得以善终。
其实在职场中，有时候会遇到两个主要领导不和，拉帮结派。这种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搅和进去，而是学一下李靖和李勣。只要你的业务能力强，他俩在争斗是谁都不会正式招惹你，在他们分出胜负后，不论谁胜出都还是要使用你。甚至有时候你运气好的话，他们两败俱伤，你这第三方倒能得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他们争斗的过程中不易得到有意提升，在一方胜出之后不会迅猛上升。但相对于卷进去那样的风险，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当然，如果你存心想赌一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① 黄永年先生在《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论文中对此有所论述。
② 见黄永年先生《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③ 此处采用著名学者胡如雷的意见，他论证之后得出的观点：“他（裴寂）仅仅是唐高祖的心腹，并不是建成、元吉的死党。”
旧唐书明明记载李靖，李勣向李世民请命帮他除奸好不好？？？武德时候二李什么地位？？？李靖的名还是李世民救的呢！李靖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县公而已，李勣独当一面的时候打的败仗还少？？？二李当时绝对是支持李世民的，从他们两个后来跟李世民的感情就完全可以得知，只不过当时这两个人不在京师被调了出去而已。
万贵妃的关系会和李建成好？？是李建成把万贵妃唯一的儿子丢了的好不好？？
李孝恭绝对不是和李建成一伙的好不好？？？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孝恭已经被李渊李建成抓尽监狱了。
支持李世民的都被李渊干掉了不少，杜伏威就是其中一个。封建大吏里面屈突通算不算？？？窦轨算不算？他可是李建成李世民的舅舅。
李建成装孙子博同情你就说他好话，李世民靠战功和威望吸引那么多人就被你说成会收买，你也太黑心了吧。
大臣里面你怎么不说萧禹，宇文士及，陈书达温大雅这些人啊？？别光在那意淫谁谁支持谁谁？有种就把具体名单列出来，看到底支持谁的多，煮酒论史，不是想象和意淫。
李建成靠装孙子暂时收买了一个罗艺而已，庐江王就是李建成临时拉拢的一个废材。
如果如楼主你这个SB所说，倒要看看你怎么解说李世民登基后李建成支持者的万马齐喑，没有一个殉难的，李世民也没有杀一个李建成的臣子就搞定了，我赔！还王硅，魏征，韦挺名满天下呢，他们怎么不去死啊，他们怎么不辞官归隐啊，干嘛还耗在李世民的朝廷呢，尤其是王硅，还说什么“当今天子圣明”之类的话，不亏对他们贤明大德的太子的知遇之恩吗？？走和留都是自由，王硅家又有钱，干嘛不滚蛋呢？？后来王家的后人更是厚颜无耻跟杜甫吹嘘李世民如何少年英雄，杜甫那个有名的歌颂李世民的诗，就是通过王家后人讲故事得来的。
李靖和李勣跟李世民的感情也有后续，还是李靖的后人为了显白才现世的。李靖的后人把李世民给李靖的手诏李靖的后人把它上交给后来的皇帝当时的宰相权德舆感动的痛哭流涕，说没想到君臣可以相得到如此地步，李世民一直称李靖为兄，对他尊重有加的，你知道不知道，看你就是个小人。
至于李世绩跟李世民的感情更是好的不得了，征高丽首先考虑太宗安危,不愿太宗冒险,有人在城楼嬉笑,立马请屠城,死前彻底扫平高丽，20多年后死的时候念念不忘太宗.还有薛万彻有怨言,李世绩固请治其罪.旧唐书根本没有说李世民要杀李世绩好不好，他只是觉得李世绩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自己快死了，李治对李世绩无恩，自己把李世绩贬出去让李治提拔他而已，李世绩还不是到死都眷恋太宗，死的时候说要加朝服一具见先帝。
你他妈的不会说《全唐文》和《大唐诏令集》也被李世民“改”过吧，中国现在就是你这种小人特别多。难道《册府元龟》，《实录》《通鉴考异》《唐会要》这些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都不足以参考？？只有你的意淫和想象才是合理的？？？以你小人之心去度古人之腹，只不过人家是成功者，而你只不过是个思想龌龊自以为是的小人。
当时武德2年，天下四方未平，李世民做为皇子，为皇父分忧，有“经营四方”之志，有什么不对？退一万步说打天下的人坐天下有何不可？？李世民看个起居注都能记下了，如果李世民真的"改史"，怎么没有一点痕迹留下？？
和太子相比，李世民的羽翼相对就逊色多了。
封德彝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支持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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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姓封的是个傻子吗
其实庐江王是不是太子党都很难说，应该算是吧。不过李渊诏他回京，他不敢的理由是大概翻译过来就是“前李孝恭下狱，今京师又这么大变故”这种理由，完全是被王君廓这个阴险家伙卖了而已，李孝恭是李世民即位后放出来的，他后来李世民封的河间郡王比原来李渊封的赵郡王封地大多了。
二李我也不赞成他们是中立的，中立既是不忠于朝廷，不忠于皇帝和太子，这种人不值得皇帝信任和重视的，何况武德时候李靖和李绩都没什么地位，李靖在南方有李孝恭压着，李世绩独当一面的时候吃过不少败仗。李靖在贞观时候才做为真正的主帅领过兵而李世绩也是在贞观后期李靖等年老侯君集谋反被诛情况下才作用起来的，如此在贞观后期李世绩也还只是跟薛万彻，李道宗齐名而已，他的身后名还是因为高宗时候灭高丽得来的。
反驳的也继续
这样一正一反的教材 对俺学习历史有帮助哈 嘿嘿
比那些JB教科书 好多了 谢谢~
李建成李世民的正牌舅舅窦轨是支持李世民的，两个都是亲外甥，显而易见的他喜欢李世民。李渊宦游妻子窦夫人和世民一直在身边的。李渊在郑州做刺史期间，当时只有几岁的李世民生病，李渊去佛寺为李世民祈福发愿的碑文已经出土。另外根据《册府元龟》里面记载，李唐初建国，李渊命李世民镇守长春宫，当时李世民痛哭悲凄说“从来没有违离膝下，今违离，不忍”之类的话，当时的李渊也唏嘘不已。
万贵妃是亲近李世民的，这个可以从李渊两次为万贵妃的儿子李智云立嗣都找的是李世民的儿子李宽和李佑为嗣。李建成李元吉逃跑的时候竟然把弟弟都给扔了，多可恶。只不过李渊太好色（不是污蔑哦，他把人家辛处俭的老婆抢占了，这个是魏征亲口说的），万贵妃早就失宠了也说不上话，李世民在洛阳又把李渊的心肝宝贝得罪了。李世民一生都在怀念自己的母亲，自然不会待见这些后宫的贱女人了。
另外，唐会要里面的确记载有百官给李建成上谥号，上了两次都是恶谥，李世民不同意
贞观政要里面记载，谢叔方，冯立这些人突厥来的时候御敌报答李世民。
唐
杜甫
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
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
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
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翦髻鬟，鬻市充杯酒。
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
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
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
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
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
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凤雏无凡毛，五色非尔曹。
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
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
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
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水花笑白首，春草随青袍。廷评近要津，节制收英髦。
北驱汉阳传，南泛上泷舠。家声肯坠地，利器当秋毫。
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
安能陷粪土，有志乘鲸鳌。或骖鸾腾天，聊作鹤鸣皋。
看看王家后人的吹嘘哈，不是光吹太宗，还吹了房杜这些人。诗中的“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就是少年时候的文皇。
如果李建成真的军事才能突出的话，李渊完全可以和薛举，王世充一样派太子出征，一方面还可以给太子扬名立万，也可以防止其他兄弟不服太子嘛！北朝隋唐皇帝储君亲征的比比皆是，很不理解李渊为什么到秦王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时候才想起来让李建成去河北收复余贼和在河北大量装孙子培植私人势力，而李世民在为人出世方面的确不如李建成圆滑，明显没有老哥会收买人心嘛，呵呵。
当时李世民地方上的势力绝对是优势的，且不说其他的，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
御侮折冲，朝寄尤切，任惟勋德，实伫亲贤。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左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宇量凝邈，志识明劭，爰始缔构，功参鼎业。廓清秦陇，茂绩以彰，戡定周韩，戎威遐畅。河朔馀寇，取若拾遗，济代逋诛，克同振朽。宣风都辇，综务朝端，政术有闻，纲目斯举。宜加襃宠，式兼常秩，总摄戎机，望实惟允。可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馀并如故。
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凉州总管，这些地方无疑是李世民的势力范围，至于京师，十四卫大将军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与李世民亲近的人。宰相里面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吧。
太子建成和李世民各自拥有自己的支持群体之后，都还希望自己的实力能更加强大，所以，挖对方墙角、收买拉拢对方党羽的事情时有发生。
尉迟敬德是李建成、李元吉很想得到的一个人才，因为这个人异常勇猛而且武艺高强，几乎让李元吉佩服到怕的程度了。事情是这样的：李元吉武艺出众，使用马槊少见敌手，所以并不太服尉迟敬德的威名。在洛阳打仗的闲暇时间里，在李世民的安排下，李元吉得到了一次和尉迟敬德比武的机会。李世民让他们把枪头摘下来，只拿木杆来比武，点到为止。尉迟敬德却说自己的枪头要拿掉，齐王元吉的枪头用不着摘。李元吉看尉迟敬德这样自信，大为恼火，跃马持槊杀向敬德，没想到屡刺不中，却被敬德桶了几棒子。接着李世民让尉迟敬德把李元吉的槊夺下来，尉迟敬德答应了，几个回合之后李元吉手中的槊就被敬德夺去了。敬德把槊还给元吉之后，元吉要求再比，敬德还能再夺去，反复多次都是如此，全副武装的李元吉根本奈何不了尉迟敬德。
武德七年三月，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已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派人送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器，说希望能与他结为“布衣之交”，却不料被尉迟敬德严辞拒绝，闹了个大红脸。李建成对尉迟敬德的拒绝很恼火，从此不再和他往来。
接着，建成和元吉又用这样的办法去拉拢李世民手下的武将段志玄，也被拒绝了。这样拉拢的事例估计还有不少，而且应该也有拉拢成功的，只不过没有记入史书罢了。
对这些绝对忠于李世民、拉拢不过来的人，李建成和李元吉就采用打击和贬斥的手段了。李元吉派刺客去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听到消息，晚上睡觉时故意把家中的几重大门都打开，刺客进到院中几次都不敢进屋行刺。李元吉见刺杀也行不通，就捏造尉迟敬德的罪名，到唐高祖那里诬告敬德，导致敬德锒铛入狱。李世民知道尉迟敬德入狱的真正原委，就去找唐高祖，坚决求情全力营救，才把尉迟敬德救了出来。武德七年，李建成又抓住了李世民的铁杆亲信程知节的一点把柄，向高祖告状，使得程知节的职位爵位被剥夺，降为康州刺史，贬斥离开秦王府到外地任职。程知节当然明白太子的用意，就找到李世民：“他们这样剪除您的臂膀，您的身体也就危险了，我宁愿冒死抗旨，不去上任，但您要尽快采取对抗他们的办法啊。”他在京中一拖就是两年不去上任，估计李世民也费了不少心思来掩盖或处理这件事情。对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比较忌惮，曾经说过：“房玄龄和杜如晦才是秦王府中真正可怕的人。”于是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惩处（他知道唐高祖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太子秦王兄弟不和，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给二人安上这样的罪名。）唐高祖几乎没有犹豫就把房杜二人调出秦府，而且不准他们再和李世民往来。这样一来，能公开出入秦王府的就只有长孙无忌和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少数人了。
李世民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党，但也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象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①。对李世民后来成功最为关键的是，还是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例如当时的玄武门将领常何，被李世民成功拉拢到手。著名隋唐史研究权威陈寅恪先生，发现了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他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武德七年就被李世民收买了（估计可能是通过瓦岗军的老关系进行接触的）。所以到后来的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未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极有可能已经被李世民拉拢过去了。②但由于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李建成除了在人才方面挖李世民的墙角，打击李世民的党羽，还不断地私下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史上明确记载的就要如下几件事：本来东宫、秦王府、齐王府都有自己的卫兵，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护卫兵还不够，就私自招募了大批勇士，组建了二千多人的“长林兵”，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还命令心腹可达志从幽州调来罗艺的300骑兵，分别驻扎在长安的各坊之间。李世民觉察到李建成的私下募兵的活动之后，向唐高祖告发③。唐高祖很生气，召来李建成就是一顿责骂，所幸有很多人替李建成说话，唐高祖并没有对他严厉处罚，只是把他的那位负责调来罗艺骑兵的下属可达志流放到边远州郡。（李世民真的是阴险，他本人就在府外暗中豢养了800多名死士，居然把李建成的事情这样捅出去。）
朝廷内外的形势还是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连外臣李艺（罗艺）都来欺负李世民了。李艺的性格很直，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影响下，对李世民很厌恶；也有可能是前不久李世民状告李建成私募武装和调李艺300骑兵进驻长安的事，牵连到了李艺，由此得罪了他。一次李艺遇到了李世民的属下，居然无故殴打了人家。他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唐高祖知道后很生气，把他投进了监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唐高祖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处置李艺，唐高祖自己的面子也没了。后来猜想应该是李建成把他营救出狱的。
再往下发展，太子这边有人提议刺杀李世民，以夺取关键的胜利。齐王李元吉建议太子设计杀死李世民，但李建成不同意。他此时表现出了仁厚的性格，因为在唐高祖没有造反之前，他一直在河东一带活动，汉化的程度比较深，不像两个弟弟那样还带着浓重的胡族气息。此时，他还顾念着社会舆论和兄弟之情，不同意下手。有一次，李建成、李世民跟随唐高祖到齐王府，李元吉安排刺客埋伏在卧室内，准备暗杀掉李世民，他把这个安排偷偷告诉建成的时候，李建成坚决制止了这次暗杀行动。李元吉很生气，说：“我是为了大哥你，才这么干的！”不仅李元吉没有说动李建成，东宫属臣魏征也建议太子早早动手除掉秦王，李建成也未采纳。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使李建成放弃了仁厚。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唐高祖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命李建成留守京师，李世民、李元吉随行前往。李建成遇到了这样一个动用朝廷力量充实自己私人实力的大好时机，当然不会错过。他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运送一匹铠甲兵器到庆州去，给自己的心腹杨文干，借此提升他队伍的战斗力。没想到，这个机会被李世民抓住了，差点害得李建成失掉太子之位。
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二人已经被李世民收买了④，他们到刚走到豳州（今陕西彬县），便转弯跑到仁智宫向唐高祖告密，说太子李建成派杨文干举兵谋反，内外相应。唐高祖听后大怒，马上将李建成召到仁智宫，派人将他看守起来。李建成叩头流血，坚决否认自己有谋反的意图。过了几天，雄才大略、足智多谋的唐高祖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情况：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没有谋反的必要；第二，如果他真的想谋反，就不会也不敢再来认智宫，现在却太子召之即来了；第三，这看起来更象陷害。此时再加上众大臣、众嫔妃和李元吉频频说情，于是唐高祖释放了李建成。对李建成的惩罚只是责备他不能团结好兄弟，然后把太子府中的太子中丞王珪、右卫率韦挺，还有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杜如晦的叔叔）流放到外地去了。本来是“太子谋反案”，把太子的人流放了还可以理解，但唐高祖为什么会同时把李世民府中的杜淹流放了呢？而且李世民也没有申辩，后来李世民登基之后杜淹回朝后还做了一段时间的宰相，这是为什么？史书上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估计是唐高祖确实发现了这是一场zhengzhi陷害，抓了杜淹当替罪羊，同时也警告一下李世民。
“杨文干事件”对他们父子兄弟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唐高祖认识到了李世民的阴险和野心，对他不再信任了；李建成经过这一次凶险的打击，就是宅心再仁厚，都要对李世民动杀机了。
武德七年七月，唐高祖带同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高祖让这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估计老皇帝是想借此融洽他们的关系，偏巧这事就被李建成利用了。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但是喜欢尥蹶子，他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说：“这是匹宝马，二弟的骑术好，就试试它吧。”李世民骑上这匹胡马驰骋而去，可正在追野鹿的时候，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把李世民甩了下去。李世民心中早有防范，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定。李世民再次骑上这匹胡马，它还是在飞跑的时候突然尥蹶子，每次都把他掀下去。李世民回过头来看着身后的宇文士及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杀害我，但别忘了，我的生死是上天主宰着的！”估计这话除了宇文士及听到之外，还有李建成的人听到了，转告了建成，于是李建成让嫔妃向高祖上奏说：“秦王自称：我有天命，将做天下共主，怎么会白白死去呢！”高祖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叫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叫来，责备他说：“谁是天子，自然会有上天授命于他，不是人力能谋的。你怎么这么急呢！”李世民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求查讯证实，高祖仍然怒气不息。幸亏这时候有官员前来报告，说突厥前来进犯，高祖这才改变了脸色，转而劝勉李世民，让他戴上王冠，系好玉带，一起商议对付突厥的办法。
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高祖颁诏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率领兵马前去抵御突厥，并亲自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李世民这次没有大动刀兵，而是自己到阵前和突厥私语，答应了突厥的一些要钱要物的要求，“以金帛换和平”，使得突厥答应退兵。此举还受到了元吉的怀疑，回朝后高祖也一度怀疑李世民和突厥可能有勾结。⑤
武德八年，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夜宴饮酒，李元吉作陪。李世民喝酒出来之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在身边，把李世民扶了回去。唐高祖还亲自到秦王府看望李世民，回去后对李建成说：“秦王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以后你们不要夜聚饮酒了。”也没有深入追究真相到底如何。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已完全处于劣势了，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他认为有必要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地盘――洛阳了，万一在长安呆不下去了，自己还可以奔去洛阳，再以洛阳为根据地反扑。就派自己的支持者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之东）豪杰。李元吉发觉了李世民的用意，派人搜集了一些张亮的行为作证据，向唐高祖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唐高祖下旨把张亮抓起来，交付有关官员审问，没想到张亮受审的时候又臭又硬，对谋反和拉拢人的指控一个字也不承认，最后朝廷只好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此后，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一些嫔妃还是不停底向唐高祖告李世民的状。几年来，几个儿子无休止地斗过来斗过去，唐高祖被搞得烦透了，但又很无奈。此前，他不忍心毁掉任何一个，曾经竭力去平衡建成、世民之间的关系，曾经希望他们能各自安份重归于好。但现在很明显的是这种平衡他再也无法保持，那就只能保一个牺牲一个了。太子是储君，是国之根本，当然要保，能牺牲的当然只能是李世民。何况在唐高祖看来,整个事情都是李世民挑起来的，如果他恪守本分，这一切便不会发生，所以李世民也是咎由自取。权衡之后，唐高祖决定把李世民的爵位和势力消除掉，来谋求局势的稳定。
假如说唐高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他的子孙都能够保全，仁厚的建成应该不会杀李世民全家。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在唐高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陈叔达在场，他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忧伤愤郁，一旦病倒，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唐高祖想想很有道理，才决定暂时不处罚李世民。这时候唐高祖可能认为自己身体还好，还有时间，也许慢慢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历史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了。
面对着太子和元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尤其是感觉到唐高祖可能削弱李世民来换取安宁的态度，李世民和他的属下们都感觉到形势越来越危急，开始采取极端行动了。
作者按：
其实，李建成拉拢秦王属下的时候，在收买对象与策略方面，前期是有点问题的：他收买的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而他们绝大多数对李世民很忠心，所以收买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这样挖墙脚有些不明智。反观李世民收买人的策略与对象和李建成不同。他收买的对象是去收买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李建成、李元吉杀害李世民的计划密告给了李世民。尔朱焕和桥公山也在关键时候差一点置太子于死地。而对于太子府高级属僚，例如王珪、魏征等人，基本不是李世民拉拢的对象。这样的拉拢策略显然更加务实，也容易受到很好的效果。
这和现代社会中小公司挖大公司的人才是一个道理的，小公司以好的职位和薪酬，还是比较容易挖来大公司的基层员工的。但大公司要是想挖小公司的高层来做基层员工，就不那么容易奏效。
在企业中培植自己势力和瓦解对方阵营的时候，要以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有的人和你的对手关系太深（多种情况）的时候，还是谨慎从事的好。
① 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
② 见陈寅恪先生著《唐代zhengzhi史述论稿》中之《zhengzhi革命及党派分野》
③ 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
④ 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
⑤ 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
⑥ 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
至于常何其实他本来就是秦王党的人，先跟着李世民打仗后来才跟着李建成出征了一次。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口口声声说李建成仁厚了？他仁厚怎么会丢到自己的幼弟不管呢？？他仁厚的话又怎么会活埋降卒呢？？他仁厚话怎么会没有功劳才能又要贪天之功呢？
你的文章里面又很多不合理的猜测，说白了就是意淫。如果李建成真的有收买成功李世民部下的话何以会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人的感情不是凭别人随便就能收买的，呵呵。
杨文干事件通鉴考异说的很清楚，是李元吉从中捣鬼的，宇文颖被李世民抓回来后李渊把他杀了。
李建成李渊把功臣们都杀了，刘文静，杜伏威，李孝恭是李渊的侄子，李建成的堂哥他们心狠手辣的也不放过，投入监狱。
楼主，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很多东西都是宋人的意淫，把唐高祖矮化的不行，旧唐书取自实录史料来源正式。如果楼主关于二李的态度相信新唐书为什么关于李建成李元吉又不相信新唐书了？？真的是双重标准。
楼主你口口声声让人家多看资料，你自己怎么有对史书不相信断章取义而意淫呢，人家只是合理推测而你完全是为写文章小人之心度人了。
○答太宗陈让表手诰
君之於臣，尚须探察，父之审子，岂可同常。汝夙怀忠孝，吾爱汝亦过於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诏。所恨吾受谗言，几至投杼。上元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昔齐有粃政而致小白，晋有艰难而获重耳，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顷者寒暑不调。水旱乖节，止是吾之与汝，安处未得其位，乃致承乾所居，非少阳之体。吾今往西宫，方思万代之福，汝何劳捴抑，频此言请。且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终，无或懈怠。奉行吾诰，勿以小让为怀。至公之言，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异姓贤者，尚欲权之，今汝已克负荷，应兹当璧，极慰吾意，宜绝常辞也。
草堂寺为子祈疾疏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李世民后来在《威风赋》里面说的更是郁闷欲绝“期毕命於一死，本无情於再飞。”当时他已经君临天下如你说的没必要再惺惺作态了吧。
就连大骂李世民的王夫之也说李世民“侠气荡其天性”之类的话，到了你这里就成这样子了，你可知道武则天的儿子李贤也是因为几副铠甲被废的，你可知道太子谋反的例子多不胜数，赵惠文王是太子为什么还要干掉异母兄长？南朝宋文帝的太子不是也谋反了吗？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不是也谋反了吗？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太子本来就是高风险系数的职业好伐？宋太宗看到太子受拥戴还不高兴呢
楼主你说李世民蓄养800多卫士阴险也太不公平了，李建成2000多人，为什么李世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武装，一个王府800多人不算多。
你从哪里看到说从罗艺那里的300甲士是李世民告发的啊？？请指教。再说了连接外臣本来就跟私募武装性质不同。
跟了太子不是照样荣华富贵嘛，为什么他们都不从太子呢？如果太子会杀了他们的话那又说明李建成不如李世民了。
楼主你口口声声让人家多看资料，你自己怎么又对史书不相信断章取义而意淫呢，人家只是合理推测而你完全是为写文章小人之心度人了。
○答太宗陈让表手诰
君之於臣，尚须探察，父之审子，岂可同常。汝夙怀忠孝，吾爱汝亦过於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诏。所恨吾受谗言，几至投杼。上元降福，神器安宁，此乃宗庙有灵，非独吾之幸也！比察汝布政，听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所望。昔齐有粃政而致小白，晋有艰难而获重耳，今天下庆赖，在汝一人。顷者寒暑不调。水旱乖节，止是吾之与汝，安处未得其位，乃致承乾所居，非少阳之体。吾今往西宫，方思万代之福，汝何劳捴抑，频此言请。且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终，无或懈怠。奉行吾诰，勿以小让为怀。至公之言，彼宫此室，势何殊也？异姓贤者，尚欲权之，今汝已克负荷，应兹当璧，极慰吾意，宜绝常辞也。
草堂寺为子祈疾疏
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鄣。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李世民后来在《威风赋》里面说的更是郁闷欲绝“期毕命於一死，本无情於再飞。”当时他已经君临天下如你说的没必要再惺惺作态了吧。
就连大骂李世民的王夫之也说李世民“侠气荡其天性”之类的话，到了你这里就成这样子了，你可知道武则天的儿子李贤也是因为几副铠甲被废的，你可知道太子谋反的例子多不胜数，赵惠文王是太子为什么还要干掉异母兄长？南朝宋文帝的太子不是也谋反了吗？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不是也谋反了吗？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太子本来就是高风险系数的职业好伐？宋太宗看到太子受拥戴还不高兴呢
楼主你说李世民蓄养800多卫士阴险也太不公平了，李建成2000多人，为什么李世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武装，一个王府800多人不算多。
你从哪里看到说从罗艺那里的300甲士是李世民告发的啊？？请指教。连接外臣本来就跟私募武装性质不同。
跟了太子不是照样荣华富贵嘛，为什么他们都不从太子呢？如果太子会杀了他们的话那又说明李建成不如李世民了。
我以小李粉和我个人的名义抗议楼主无视历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行为！小李九泉之下泣血含冤，不过大度的文皇也肯定会说一句“为隐太子翻案，忠于所事，义士也！”
至于二李的态度，我不得不说，楼主的看法真的很有问题。请博学多才的您老人家再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史书好吗？？？退NNNNN步，就算贞观朝的历史小李真的“改”，那李靖后人和李世绩到死都对太宗的眷恋会是加的吗？？楼主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呢？并非所谓专家的话都是真理啊
在说了武德时候二李的地位的确很平常啊，李靖只是一个县公，还不如秦叔宝的爵位呢，李世绩更是打过不少败仗啊
省表具怀：自有隋失道，四海横流，百王之弊，於斯为甚。朕提剑鞠旅，首启戎行，扶翼兴运，克成鸿业。遂荷慈眷，恭承大宝，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宁。兢兢夕惕，用忘兴寝，履薄驭朽，不足为喻。赖三灵显命，百辟同心，海外无尘，远夷慕义。但流遁永久，凋残未复，田畴多旷，仓廪犹虚。家给人足，尚怀多愧。岂可遽追前代，取讥虚美。所望恂恂济济，协力尽诚，辅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颂形於金石，菽粟同於水火，反朴还淳，当如来议。
这是唐太宗答李孝恭封禅的诏书，李孝恭跟李靖是长期合作，而李靖的弟弟客师又是秦府人，再加上李世民对李靖的救命之恩，李孝恭绝对是亲李世民的。要不很难解释为什么李渊李建成无故将李孝恭下狱做什么。
唉，功臣们就是尴尬啊。进退都不行尤其是开国的时候。李渊又是那么心狠手辣，其实不难理解李渊为什么一直不想废太子，秦王功盖天下，率土归心，真正的功臣谁不心中有数啊。刘文静，杜伏威，李孝恭这些人都是亲李世民的。李渊还是很爱权力的，看他动不动发淫威杀这个杀那个的就知道了，刘邦自己打仗了还镇不住功臣呢，何况一直在长安的李渊，李世民做了太子，皇帝就被架空了，他当然不想。
即使是激烈的争论都可以接受。
但那个叫什么“温泉铭”的，是心理有疾病还是有意做网络流氓？亏你还了解一些历史呢？！你在家和你爹娘也是这么说话吗？你受的是什么家教啊？不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吧？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我看后有几句话想说：
首先，我赞成“星河”的态度，欢迎讨论，更欢迎有理有据地指出文中硬伤，大家帮助指出了，我就便于审验或者修改。我看您还引用了《资治通鉴》里的话，是的，我的此观点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另外关于李勣李靖对玄武门事变的态度，也是来自于《资治通鉴》的原文。司马光治史严谨，生活的年代距离唐代不远，很多史料当时还没有散失，所以他对唐史的考证可信度很高。在《资治通鉴》和两唐书有矛盾的时候，我倾向于选择《资治通鉴》。
对于草根兄，我很欢迎您的意见，也从您的回复中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谢谢。我想对您说的，是我不想否定李世民，我对李世民的评价是“文治武功空前的千古圣君”，如果李建成登基，应该达不到李世民的成就。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他的英明和成就，就说他没有缺点错误了。我不想带着感情倾向去评价他们曾经的行为，而是从谋略的角度去冷眼看他们。另外，关于李孝恭和李世民的关系，史书没有定论，我也是看了唐史研究笔记中的合理推测，才用到文中。其实，你只要在网上搜索“李建成 李孝恭”，应该就能看到不少有关的论述。我搜了一下，这就有一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f397c5010009on.html
至于李建成调用罗艺骑兵，您质问我怎么就说是李世民干的，我在文中注明了是引用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考证有道理，刘教授研究隋唐史二十多年，对他的治学态度我也比较相信。
对于“温泉铭”，我欢迎您来看和顶贴，但我无法欣赏您的态度。我们既然来探讨学问，就不要那样说话。另外，您言必《旧唐书》，但您要知道，一本《旧唐书》不能包打天下。例如李世民提到的“李勣不听话就杀了他”，是《资治通鉴》里明文提到的，都不用推理的。您说旧唐书里没有就不能写的话，那么旧唐书里也没有李勣赞成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记载，我们也要抹去这一笔吗？李世民篡改历史，几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怎么能是我从他杀一个大臣就推断出来的呢？您没有听说过吗？甚至《旧唐书》里也能看到许敬宗篡改历史的事实啊。其实，如果您真的把《旧唐书》看熟看透了，您会发现里面太多的自相矛盾，别的不说，单就时间记载方面的矛盾之初何止百处啊？您发现了吗？另外，一些专家的考证结论，也是我们学习的重要工具，也推荐您看看那些刊物。如果您愿意继续讨论学问，欢迎您常来指出错误，但是希望您改正您的态度。
还有，本文为了可读性，就更注重故事情节，那些考证的内容没有往里写，只是在注释中提及一下。欢迎大家来指正，尤其是其中硬伤。
不过发发现，丘山和草根好像是一个人啊，发言几乎是重复的，而且语言风格也相同，尤其是“对了，楼主，通鉴考异......”那一段话，好像是同一个人对自己语言的修改啊。有点奇怪。
其实楼主大概25史没看全，25史里面夸张和时间记载不清的地方多的很。为什么旧唐书里面很多错漏的地方？？旧唐书是五代乱世的时候仓促修的，很多错漏难免，应该多看看其他的资料，如果采取史学孤证不立的严谨态度，楼主的很多推测都是不合理的。
至于对李世绩的态度，我相信旧唐书，其实宋朝的士大夫是最虚伪的了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
这个事情，李治后来又对李世绩旧事重提了，怎么可能李世民是让杀李世绩呢？？那李治说那些话什么意思，污蔑他老爹？？不可能吧！
楼主啊，你又错了，你看史书太不细心了，不懂史书里面的曲笔啊，这是旧唐书旧唐书褚遂良传的原话，你看看你犯错误了吧！明确李世绩说的话，在褚遂良传里啊。
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还有一个需要给楼主指出，玄武门之后，秦王竟然派裴矩出去安抚太子旧部的，裴矩李建成的太子詹事，竟然如此！这个在裴矩传里面有，楼主不会又无视了吧。
晕，如果这样的话，宰相里面支持李世民的还是多啊
让裴矩去安抚东宫旧部，我文章里面提到了啊，你没有看见？裴矩去东宫的时候，李建成已死，大局已定，裴矩本就是个老油条，这时候的举动，我认为不能作为原来就支持李世民的证据。
李世民这样安排，和后来安排魏征安抚河北一样，因为他们是李建成的人，他们出面当然更有说服力。这只能证明李世民的高明，不足以证明裴矩原本支持李世民。
如是否存在早期邪不压正，况期正不压邪这样的“规律”或其它
这个是人力资源管理上的极致之作，完全不靠什么帝王心术的。
另外，还是大部分赞同LZ观点的，还算客观，就是对李建成好像粉饰太过了点，李建成虽然没有记载的那么荒淫无度，不过也没有LZ所言的那么军事才华出众吧？
您说的规律确实存在，不过我人为多由君主的能力状况导致的，哪个皇帝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子孙代代贤孝、健康而且多子多福。
呵呵，可能又有网友会说我用双重标准了。其实，历史的研究有很多专家，对同一件事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在写本文的时候，参照了很多刊物，吸取了很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观点经常不一致，我当然不能把他们每个人的观点都写上来。况且，不管是哪个史家或者史家群体的论著，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所以在选取史料时，我也不可能只从某一本书里拿取观点，更不可能只要是里面写的我一概都认。这样可以回答楼上一位网友的“你在某问题上采纳了某本书的意见，为什么在另一问题上却彩信的另一本书呢”的提问了，也许我的回答并不完满，但是学术讨论时有不同的见解应该被允许。
您提到了我是企业老总的事，我也借此说一下这个问题吧，也进一步解释一下写本文的目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比较讨厌权谋争斗，拒绝了财政局的工作机会，选择了去企业。五年半之后，我在那家巨无霸规模的企业里做到了高层，升迁不可谓不迅速。但成为高层管理人员之后的多年来，我还是那样有话就说、积极进谏、言行高调，对人也很容易相信。没想到几次被信任的人出卖，也在其它方面吃过不少亏，自己的数次大功也不能免除有时陷入的被动。所以我于几年前回头研究历史的官场，检讨一下过去。（顺便说一句，我们是合资公司，公司里的那些老外之间也搞权力斗争，不过就是更外露，手段也更卑劣一些而已）。我写出来，只是希望能帮助一下后来者，我鄙视那些谄媚的人，自己更不会其谄媚，但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下他们的伎俩，把那些人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至于说李世民故意勾结突厥这件事情，也不能接收楼主和有些朋友的观点。武德时候和贞观初，突厥一直骚扰不断的，李世民刚登基没多久，突厥不是也来骚扰了吗？
李世民的姐姐们也都没有跟李世民搞冷战，姐夫柴绍，杨师道等很受重用的，武则天就是李世民的姐姐桂阳公主在长孙皇后死后推荐进宫的。
杨文干事件楼主您的态度也不太公正吧！韦挺，王硅都是李建成的顶级谋士被处罚，秦王府谋士众多却只处罚了一个杜淹，你说到底谁的猫腻大啊？？
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太宗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自渭北徇三辅，所至皆下。《高祖本纪》 明显不信任李建成的军事才能嘛“屯兵”
丙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太宗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后数万人，自渭北徇三辅，所至皆下。《高祖本纪》明显不信任李建成的军事才能啊“屯兵”哈哈。
杨文干事件的实录记载
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臥於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請因亂襲之，建成左右亦有斯請，今上並拒而不納。」唐統紀云：「太宗之從內出，夜經建成幕，度建成侍衛左右唯有十人，並來跪捧太宗足，皆云：『今日之事，一聽王旨，若遣屏除，今其時也。』太宗叱而止之。既而還向府僚說其事，眾僚文武並進曰：『文幹為儲君作逆，天下共知；假手宮臣，正合天意。』太宗曰：『寡人始奉恩旨，何忍旋踵！即有所違，卿與之言，必無此理。』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
楼主，李世民后来不仅诏回来了杜淹，也同时诏回来了王硅和韦挺，王硅，韦挺也得到重用了啊。
武德九年（公元624年）的夏天来了。这些日子，秦王和他的属下们都是在忧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度过的。眼见得太子、元吉把李世民逼得步步败退，唐高祖也已经产生了消除李世民权位的想法，甚至，李元吉已经明确向唐高祖建议斩杀李世民了。
当时，李世民的重要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任职，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不停地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依然拿不定主意。就在李世民犹豫的时候，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突厥数万精骑在颉利可汗的率领下，屯兵黄河之南，入塞寇边。在此以前，凡有突厥进扰，唐高祖都是派秦王出征。这次，李建成却站出来推荐李元吉代李世民统军前往作战，罗艺随同出征，唐高祖一口应允。接着是李元吉提出调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乘此机会挖空秦府的骁骑猛将，彻底解除秦府的武装力量，唐高祖也答应了。虽然李元吉的作战本领远不如他的两个哥哥，但在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唐高祖仍然不再使用李世民，可见他此时确实对李世民失去了信任，已不愿让他再掌兵权。
散朝回到东宫后，李建成与李元吉秘密商议说：“现在你得到了秦王的骁将精兵，拥有数万之众，趁着我与秦王在昆明池给你饯行的机会，让人把他勒死，说他暴病身亡，皇上不会不信。我再派人劝说皇上把国事交给我。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既入你手，干脆都活埋了，谁敢不服！”李世民在东宫的内线，时任太子率更丞的王晊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往秦王府向李世民密告太子、齐王的阴谋。
这个消息一到，大家都慌了，这次可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了，再不行动就大家都都活不成了。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怕死是人之常情！现在大家誓死拥戴您，这对您是多大的支持啊！眼看着大祸就要临头，您还在这里等吗？如果您要举事，我就跟您干，如果您不举事，我就抓紧时间逃跑，不能在这里等死啊！”长孙无忌也对李世民说：“如果您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那一切都完了。尉迟敬德他们肯定不会再为您效力了，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跑了！”尉迟敬德又说：“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李世民还是心里没底，就叫来人来占卜一下举事是吉是凶，正占卜的时候，秦王幕府的僚属张公谨正巧从外面进来，见状一把将龟甲夺过来摔到地上，说：“还占卜什么？占卜是为了决定有疑问的事，现在事情明摆着，已经没什么可疑问的了！如果卜算的结果不吉利，难道就不干了吗？”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于是李世民最终下定了决心。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样的政变是难度极高、风险极大的行动，必须谋划周密才可以。这时候李世民想起了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大事非得有他俩参与谋划不可。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被唐高祖下旨驱逐出秦王府，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去秘密请他们。长孙无忌先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说：“圣旨禁止我们再和秦王往来，如果我跟你去了，要杀头的，我不敢去。” 长孙无忌回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这俩人难道背叛我了？你去看看，要是他们真的不来，就把他们的脑袋砍了！”
当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一起来到房玄龄家时，杜如晦已经到了房玄龄家，这次二人知道秦王真的下定政变的决心了，就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到秦王府会合。不愧是“房谋杜断”，这两个当时天下著名的智者一到，举事的策略基本上就有谱了。秦王府里的侯君集也很有心机，李世民的妃子长孙氏也不是等闲之辈，两人也分别出了不少的主意。而且长孙氏还带来了宫中传来的情报，清楚地了解了唐高祖近几日的行程安排①。经过详细的策划，秦王府的人开始做准备，该联络的人都联络好，磨刀霍霍。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呈上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唐高祖看后大惊，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几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当面对质。并告诉李世民明天早点来。张婕妤得知了李世民所上的密奏的内容，立即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上朝，看看形势的发展。”李建成说：“我们的军队防备严密，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为好。”
第二天凌晨，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来到了玄武门，在自己已经收买好的禁军将领常何等人的协助下，埋伏在了玄武门内。与此同时，高士廉持着李世民的令牌去监狱释放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这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向着玄武门走来，他们压根都没有想到，玄武门内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把随从留在玄武门外，二人骑马入宫，走到临湖殿的时候，突然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知道要有麻烦了，赶紧拨转马头，往东宫方向跑。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步，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三箭都没射远。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射死太子。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同时李世民的坐骑也被流箭射伤了，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的腰带被树枝勾住，坠落马下。李元吉追过去夺了李世民的弓，要用弓弦勒死他，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及时赶到，李元吉本来就怕尉迟敬德，赶紧逃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李建成的属下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刚关上，东宫兵将的战马已撞到门上。 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挺身而出，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先观望一下，至少等北门的禁军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两人都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顺利，首领薛万彻心生一计，叫嚣着要去攻打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大家一听都吓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尉迟敬德把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举起来让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看。那些人见太子、齐王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也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按照事先的计划，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唐高祖。有了常何等禁军将领的配合，和长孙氏关于皇帝行踪的情报，尉迟敬德很容易就找到了唐高祖。这时唐高祖正在和裴寂、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裴矩等几位重臣海池划船议事（估计就是在商议李世民密奏的事）。唐高祖一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来了，顿时大惊失色，问：“谁在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早就知道按照政变计划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马上答：“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带兵把他们都杀死了。秦王怕惊吓了陛下，派我来保卫您！”唐高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身在皇宫，根本没有人要杀他，根本不需要尉迟敬德来保护；相反，尉迟敬德是来威胁和劫持皇帝的，既然是政变，控制皇帝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事情的发展太过突然，对于唐高祖来说，那感觉就像从天上一下掉进了深渊。他赶紧问旁边的大臣们：“不料竟会出这种事，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裴寂没有搭话，萧瑀、陈叔达回应：“李建成与李元吉嫉妒秦王的功勋，一起策划阴谋。现在秦王已经杀了他们，如果陛下能决定立秦王为太子，就会没事的。”唐高祖是何等人物，一见自己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就很识时务地说：“好！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尉迟敬德见唐高祖表了态，知道大功已基本告成。又得寸进尺地对唐高祖说：“禁军和秦王府的兵马正在攻打东宫，太子的军队还在东宫死守。请陛下下诏，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这样就不会再有伤亡了。”唐高祖明白这只是借口，本意是想夺走长安的甚至全国的兵权，但他既已被控制，就不得不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来写手诏。手诏写成后交给宇文士及带着圣旨由东上阁门出去，向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宣读，那些兵一见圣旨，将放弃了抵抗。接着，高祖又让曾经在东宫任过职的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去作将士们的思想工作，将士们听后，觉得大势已去，便各自回去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了。
接着，李世民下令将李建成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唐高祖一日之内有二子十孙被杀，心情的沉痛可想而知。但他根本不敢阻拦，因为他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随时都可能架到他脖子上了。这时候，军权已经在李世民的手里了；三天后（六月七日）唐高祖又宣布立李世民为太子，并由太子掌握全部国政，成了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过几天唐高祖就识相地表示要退位，于是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 李世民之所以是在太子东宫举行登基大典，是因为他向唐高祖许诺，只要唐高祖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精明的唐高祖从中闻到了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假惺惺地表示坚持前诺，唐高祖坚持要搬家，于是唐高祖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李世民从东宫搬到了皇宫。）
作者按：
历史发生了玄武门事变，李世民夺得了天下，但是，如果李世民没有及时发动这次事变，那么就会有一次“昆明池事变”，那样就是李建成胜利了。这一成功一未遂的两个事变，和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关系非常大，这么一个小角色的一个密报，却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职场上，这样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你应对不了，而是你由于信息的闭塞而不能及时地做出反应。所以，多和公司的一些灵通人士沟通交流，时常一起搞些业余活动。那不仅是交流同事感情，也是获取必要的信息。
①此处采用人民大学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观点。而且，《全唐文》收编有褚遂良上奏给唐太宗的《论房玄龄不宜斥逐疏》也说：“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於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节，自无所负”。 “服道士之衣”说的是房玄龄玄武门兵变前夕化装成道士进入秦王府议事；“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则告诉我们长孙妃参与了谋划，熟知内情，甚至还可能参与执行了。
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取得了军权，他本来就久掌重兵，又战功显赫，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顺利掌控住大部分军队还是没有问题的。两天后，他又被立为皇太子，替皇帝总摄国政，把政权又握到了手中。
李世民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握住权柄之后他还面临着太多不稳定因素。历朝历代，政变都最容易引发国家局势的动荡。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论皇室宗亲、朝廷大臣、还是地方军政大员之中，都有很多他的亲信。这些人见太子死了，肯定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受到李世民一党的打击报复，很多人都会有造反以求生的念头。如此以来天下就可能大乱，李世民的位子还能不能坐稳都难说了。
这时对于李世民来说，设法稳住局面、保证国家安定，就成了第一要务。他马上下令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洛阳情况的老臣屈突通亲自去镇守洛阳，稳定好自己的大本营，以应天下之变。同时立即安排自己的铁杆亲信涉足到关键岗位。十二日，就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东宫的总管），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太子东宫左警卫军司令），程知节为右卫率（太子东宫右警卫军司令），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下一步就应当着手安抚李建成的旧部，让他们安心，不要闹事。其实在玄武门事变当天，高祖就在李世民的授意下下旨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向天下各地承诺太子余党一概不加追究。曾在玄武门事变现场率众和李世民作战的原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都不再躲藏，出来向李世民请罪。薛万彻逃亡到终南山里，得到消息晚一些，李世民多次让人告诉他既往不咎，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自己的主人，是义士！”不仅不再追究，后来还都封了官。最能安定人心的是他对魏征的处理。他派人把魏征召来，先是责问：“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早琢磨透了李世民的心理，装作毫不在乎地回答：“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灾难。”李世民便对他以礼相待，加封他为詹事主薄。其实魏征并不是历史上“脸谱化”描述的那样的直臣，他其实很很乖巧，善于揣摩主子的意思，至于他今天的话和以后频频的进谏，都只是善于“卖直”而已，他的“谋国”几乎从来都是以“谋身”为前提，在原则性问题上是不招惹李世民的。这在以后还会论述。此外，李世民把王珪和韦挺召回长安，这两个人都是太子的死党，武德七年因为杨文干谋反事件被贬斥到今天的西昌那一带，现在李世民召他们回朝，让他俩都担任谏议大夫之职；对于原来得罪过自己的罗艺，李世民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半年多以后，罗艺还是因为害怕而反叛，以致身死突厥、传首长安）。李世民的这些做法，虽然都不是心甘情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原太子党的人心，基本稳定了局势。
即使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不断强调和宣传。还是有人想借此机会报私仇，有人借此邀宠或实现自己的野心。益州（今成都附近）行台仆射窦轨当时和同事韦云起、郭行方有矛盾，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都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作为秦王党羽的窦轨以前也惹不了他们。现在李建成被诛，窦轨就诬陷说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郭行方侥幸逃脱，逃奔京城，窦轨赶紧派人追赶，但没有追上，郭行方才捡了一条命。
幽州那边也出了一档子事，李世民假借高祖的名义颁诏，派人去幽州征召皇室宗亲、大都督李瑗。我们分析，李世民此举有可能是继续安抚李瑗，进一步稳定太子势力较强的各地的局势，但李瑗没能够理解；也有可能是李瑗和李建成合谋做过太严重的事情，认为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他。反正李瑗接到召他回京的圣旨之后就慌了，担心是李世民要报复，便请来自己的亲信手下、也是自己亲家的王君廓商议对策。王君廓是个出名的无赖将军，原本是造反起家，见李建成一倒台心里正没底呢，正好李瑗这时候来请他商议对策，他心里就开始冒坏水了：如果能骗李瑗造反，再捉拿李瑗向朝廷报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说，甚至步步高升都有可能啊。于是他装作很关心李瑗安危的样子说：“李世民不会放过你的，您如果入朝，肯定会没命的。现在你有好几万兵马，怎能去自投罗网呢？”李瑗哭着说：“现在我把性命交托给您了，你主持造反吧。”于是，李瑗囚禁了钦差，开始集结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来计议起事。王诜刚到，王君廓就找上门来了，当时王诜正在洗头，听说王君廓来了急忙握着头发出来迎接。没想到王君廓手起刀落，把他的脑袋砍下，提着他的脑袋去向众将官宣告：“李瑗与王诜谋反，囚禁钦差，擅自调兵造反。现在王诜已死，只剩下李瑗了。李瑗能有多大本事？你们是愿意跟着李瑗去死呢，还是打算跟我去同享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跟您平叛。”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进入监狱，将钦差放出来。李瑗一直蒙在鼓里，直到这时才知道王君廓有变，忙率数百名亲信披挂而出，刚出府门就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瑷的部下说：“李瑗反叛了，你们难道都要跟着去死吗？”这些人一听，吓得扔掉兵器溃散而去。李瑗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让人抓住李瑷，将他勒死灭口，然后砍下首级向朝廷报功。二十六日，朝廷的诏令下来，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李瑗的所有家产都赐给王君廓。王君廓就这样坑害自己的上司和亲家李瑗，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仕途。
这时全国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李建成的一些党羽还流散逃亡在民间，虽然朝廷连续颁布赦令宣布既往不咎，但他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尤其是李瑗的死更是让他们不安。有的人也采取类似王君廓的做法，出面检举别人立功，地方官也希望能邀功请赏和表白自己现在是忠于李世民的立场，所以接到检举就去抓人。谏议大夫王珪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李建成、李元吉有牵连的人和事，六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不再追究，谁也不许再告发，违者以诬告治罪。”
七月十一日，李世民又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去安抚山东（崤山以东）地域的势力，因为那里是李建成的势力深厚的地方，所以派李建成的原属下去展示朝廷的对他们的态度，显示朝廷还给他们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机会。在魏征临行前，李世民特意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征走到磁州的时候，迎面遇上州县枷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征说：“我奉旨离京时，朝廷对原来东宫、齐王府的人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您们又押送李思行等人，影响会不好，会让人怀疑赦免令。”命令将李志安等人当即释放。太子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夸赞魏征做得对。
这时李世民虽然尚未登基，但已经是事实上的主宰者了，朝廷的人事、尤其是宰相级别的人事任免问题是他必须面对的。他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稳住武德的元老重臣和原来太子一党的官员，来保证局势的稳定；还要安插自己的旧属亲信，逐步掌控朝廷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为将来考虑，要树立起一支可以牵制自己原旧属僚的新力量。因为李世民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他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的主人了。那些旧属会很容易依仗功勋，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现在李世民肯定不能放弃他们，但也要防止受其左右。
当时宰相一级职位的任职情况是，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萧瑀为尚书右仆射，陈叔达为侍中，裴矩为检校侍中，宇文士及为检校侍中，封德彝为中书令，杨恭仁为检校中书令。这七个人之中，裴寂为太原起兵时的元老，而且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虽然李世民不喜欢他也不适合在短期之内动他；萧瑀、陈叔达为元老中倾向于李世民的，宇文士及更是李世民天策府太尉出身，是其自己人，需要保留，至于封德彝，李世民目前还不知道他首鼠两端，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可以重用；而裴矩此前是李建成的太子詹事，需要动一下；杨恭仁则兼任着主管全国人事的吏部尚书，这样关键的职位必须要自己人来充任，所以也要动一下。秦王府旧属之中，高士廉年龄较大、阅历丰富，可以考虑出任宰相，房玄龄足智多谋有宰相之才，而且忠心耿耿、谦恭谨慎，可以做宰相，其他旧属可以先安排尚书级的职位。至于牵制他们的力量，魏征、王珪、韦挺都已经在朝中担任要职，再把薛万彻等人安排个职位，既可以牵制那些旧属僚，使李世民免予陷入秦府旧属的权力包围圈，还可以继续收服原来李建成的党羽。
考虑成熟之后，他开始行动。七月初三，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七月初五，免去杨恭仁检校中书令，免去裴矩检校侍中职务，两人都降级使用。七月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相当于最高检察长），房玄龄为中书令（相当于最高立法院长）。同时，免去裴寂尚书左仆射的职务，继续担任司空，右仆射（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萧瑀升任左仆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加人事部），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七月初七，检校吏部尚书封德彝提升为右仆射，而封德彝原来担任的中书令一职，由宇文士及接任。同时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因杨文干事件和王珪、韦挺同时被流放，玄武门事变后又召回京师。），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长孙无忌的哥哥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靖的弟弟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还把原来太子的死党，六月四日带兵和李世民对抗，失败后逃奔终南山后又遇赦回京的薛万彻，任命为右领军将军。
这样，朝中势力开始形成新的平衡，但这并没有完全达到李世民的目标，原来的宰相大都还在，尤其是裴寂还在，会对执行新政有些阻力，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至于各位大臣，一个个还都有强烈的欲望，大都希望自己还能更上一层楼。
八月初八，高祖正式下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李世民假惺惺地再三推辞，高祖也很识相地坚持让位，于是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二十一日立长孙氏为皇后。（不久发生突厥兵至长安，李世民再次在便桥以金帛换和平的大事，此后李世民发奋强兵。本文不作详细叙述。）①
到了九月，全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动荡，就连上述突厥的突然来袭也没有给朝廷带来多少冲击，政权总算平稳过渡了。按照各代的惯例，要论功行赏。九月二十四日，唐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太宗说：“朕分级评价你们的功劳，按功劳大小进行赏赐，如有不当之处，你们可以当场提出来。”然后就命宰相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封赏结果，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于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论功行赏的情形一样，群情哗然，纷纷争功，很多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见状，就让不满意的人站出来公开说，很多人又不敢了。只有淮安王李神通自恃功大，又是李世民的叔叔，就忍不住站出来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应义旗，为大唐出生入死多年。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唐太宗对这些情况早有预料，不然也不会采用这种形势颁布封赏结果。他见堂叔李神通站出来充愣头青，知道他的话其实代表者大多数武将的心声（其实尉迟敬德也是很不满，但他没敢站出来对李世民这么说。）要想维持这个封赏结果，就必须打击一下李神通，不然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但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你自己活命；后来窦建德侵吞山东的时候，叔父您带兵征讨，却落得全军覆没；再后来刘黑闼纠集余部进攻，叔父您被打得丢兵弃甲、望风脱逃。这可都是你的罪过，朝廷都没有追究。至于房玄龄等人，您不要看他们没有上阵打仗，但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他们的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咱们这是论功来行赏。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肯定会特别优待，但不能因为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大家一看皇帝连李神通都给撅了，而且把话说得一点情面也不留，都不敢说什么了。封赏之事就此基本确定下来。
可群臣在朝中可以不说，心里还一时难以接受，回去之后还难免议论和发泄（其实这时不知有几个人在发“刘文静式”的牢骚呢）。那些原来在秦王府效力的旧属，看到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原来跟随太子的人，官当得都很大，排位都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有这样情绪的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都有谁，但估计尉迟敬德肯定少不了，程知节、侯君集、秦叔宝等很可能都在此列，他们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找房玄龄，要求房玄龄向皇帝反应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我们跟随主人多年，出生入死，现今的官职竟然还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不公平了。”上面只是史书记载的话，估计他们说的还要多，因为他们不可能不说自己在对抗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辛苦和功劳。唐太宗一听房玄龄的转述，知道这又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动态，值得认真对待。于是就在上朝的时候公开讲话：：“作为一国之君，要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我们的衣食，都取自于天下百姓，我们设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我们必须任人唯贤。怎么能用‘新人旧人’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才，我们也要不用新人只用旧人吗？现在你们不管我任命的那些人是否贤能，只知道抱怨，这哪里是为政之道？”再一次压住了这股风潮。既然唐太宗这么坚决，大臣们就是心有不满也没有办法了。
至此，秦王府旧属、政变功臣大都在尚书省和十六卫府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原李建成的东宫臣属，大多在门下省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至于武德老臣，要么开府仪同三司，要么御史台，纷纷架空或退休，现在不能免的以后再解决；至于那些皇室宗亲，后来大多由郡王降为县公以节约开支。这里值得提一句的是李孝恭，他本是唐朝建立前后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人，不过在宫廷斗争站在了李建成一方，只不过后来李孝恭比李瑗聪明，在被召入朝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就是剥夺了兵权和实际的zhengzhi权利，而待遇依然不错，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这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孝恭。原本生性豪奢、个性张扬，不过到玄武门事变之后，变得很低调、表现也比较节俭，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贞观四年还曾上表拍马屁说李世民功盖天地，应当封禅泰山，一则满足李世民好大喜功的欲望，二则也表示自己心悦诚服、安于听命的态度。最后落个善终，唐太宗还亲自为他举哀。他也是个乖巧角色。
十月初一，日食，唐太宗下诏追封已故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所以后世史家称建成为隐太子；皇弟李元吉得到的谥号是“剌”。二人都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天，太宗皇帝还做出姿态，在宜秋门大哭一场。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不仅同意，还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李建成和李元吉就这样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此时虽然还没有改元贞观，但历史的车轮已驶入贞观的正轨了。这一年，李世民才二十九岁，他的重臣们也大多是年富力强，高士廉五十一岁，房玄龄四十七岁，杜如晦四十一岁，尉迟敬德四十二岁，魏征四十七岁，王珪五十五岁，萧瑀五十二岁，长孙无忌年龄不详，但似乎比太宗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复杂的阶级斗争和zhengzhi斗争;富于统治经验，而且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向往着跟随李世民建功立业。
作者按：
形势的变化会导致关系的变化，秦王府那些旧属，在协助完成了玄武门事变之后，固然有大功在身，但对李世民的重要性不再是那么强了；而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也就产生了，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重要，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仅考虑对旧属僚的回报了。而那些旧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封赏和官位的不满反应，说明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形势的变化。
形势一变，连唐高祖都需要变得乖巧听话，这些人更应该接受。
其实，在企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企业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些元老，多年来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可等公司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往往老板会聘用空降人士担任显赫的要职。于是这些创业旧臣就容易不满，他们往往牢骚满腹，甚至有人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对抗对“新贵”。其实，这都是没看清形势变化的不明智的做法。老板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一是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新鲜血液了；二是他不能老被旧功臣包围起来碍手碍脚；三是自古以来的事实都是，你们帮助取得的天下，分享的时候肯定不会仅仅还是这些人，不然天下就不会稳定，你们的业绩又会归零。
所以，哪个聪明的老板都愿意效法李世民，都不愿意学李自成。如果读者在企业里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能尽快改变认识、调节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①此处采纳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教授《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中对执失善光墓志铭的研究结论。
屁大点事就骂骂咧咧说别人是小人的，差不多都是小人
你看看：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这里的“按是时......今不取”你看不到吗？？？？？你故意把后几句删掉了，还说别人选择性失明。
到底是谁选择性失明啊？
你看看：考異曰：實錄云：「高祖之出山也，建成憂憤..............府僚又請，終拒而不聽。」按是時高祖無誅建成意，左右何敢輒殺之！今不取。
这里的“按是时......今不取”你看不到吗？？？？？你故意把后几句删掉了，还说别人选择性失明。
这位大哥您看清楚，我说的是实录，不是考异，OK？？司马光自做主张改了很多东西能怪谁？？大哥您看过实录吗？？？司马光还说唐高祖有天下全是太宗之力呢，你也认同？？？
司马光不管是实录还是考异，司马光都没有直接否认杜淹跟着起哄要杀李建成吧！最后杜淹也的确因为杨文干事件被贬了嘛！
司马光做为宋朝的士大夫，本来奴才思想就很严重，唐朝的大臣本来都是胆子大的很嘛！杜淹做为李世民的人自然跟着起哄，至于有些人看到李渊震怒，请杀也正常啊。
既然有人相信史书改过，自然也有人相信李世民那样阳光健康自信爆满把自己当上帝的人是不屑改史书的。他一生对妻子女儿臣子可谓至情，臣子对他可谓之忠，对老爹孝道，对老母怀念，也从来没有因为玄武门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当然相信他不会也不屑改史书。
天下和皇帝本来就是争来争取打来打去的，我想他们觉悟都没有那么高为了老百姓安定吧！
楼主，李孝恭是武德8年被抓的，离玄武门事件还有一年多了，李世民又什么权力抓他呢？呵呵。武德8年抓李孝恭不过是杀鸡给猴看的，后来又发生了玄武门天翻地覆的事情，他自然吓破胆了哦，呵呵
李世民宫廷斗争的手腕比他老哥差远了。太骄傲冲动了。
到处都是李世民的双面间谍，而且这些人都是以前跟李世民打仗的人，常何这些人不是那么容易就变节的。要说秦王的金宝再多也没有太子多啊。所以说李建成在宫廷斗争中是胜利的，在地方和朝堂中是失败的，毕竟整天围在皇帝身边，有这个优势。只不过这是开国打天下时期而不是和平时期，皇帝也得喊功臣大爷。
李世民那么容易就收买到那么多人，只能说他得人心而已。
被李建成收买得是几个天子近臣和后宫而已，这恰恰对李世民是致命的，余下的一些所谓的地方，军中什么的岂非乌合之众或者碌碌之徒？要不怎么也得振臂一呼一下嘛而不是“怕”“惧”，估计他们也明知道建成成不了气候或者理亏吧！
唐初但凡数得出名字的将领，履历里没有一笔“从秦王征讨”的真是少之又少。差不多随便拎一个人出来，都有在李世民麾下混经验值的经历。甚至在李世民从未真正涉足的南方战场都是如此，在李孝恭剿灭铺公祏叛乱的战役里，他率领的七大总管里面就只有一个李袭志长期待在南方和李世民没什么关系，其余六人——李靖、李世勣、黄君汉、张镇州、卢祖尚、常何（常何没有赶到战场战争就结束了）——全部都在李世民手下走过一遍。
既然楼主要猜测，我也来猜测一下，李建成李世民一起出征打洛阳而不克，李世民李元吉一起就能攻克洛阳擒双雄，显然嘛，元吉比建成要厉害。
建成世民一起对抗突厥，太子总算有点北魏北朝太子的气慨了，出征了，但做为太子却又选择了不是主力的地方，让他猜忌的弟弟搞主力，阴险啊。这还不说，后来突厥主力大举南下了为了抑止世民的军权还提议迁都，晕哦
《新唐书·列传四》：帝遣司农卿宇文颖驿召文干，元吉阴结颖，使告文干，文干遽率兵反。……秦王率众趣宁州，文干为其下所杀，以其首降，执宇文颖送京师。
宇文颖者，代人。自李密所来降，为农圃监，封化政郡公。性贪昏，与元吉厚善，故豫文干谋。事败，帝责曰：“朕以文干叛，故遣卿，乃同逆邪？”颖无以对，斩之。
《唐会要卷八十谥法下》
隐。隐拂不成曰隐。明不治国曰隐。怀情不尽曰隐。贞观2年3月。 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杜淹奏改为灵。又不许。乃谥曰隐。赠刑部尚书韦渠牟。赠太尉韩宏。
君廓素险薄，欲因事陷之以为己功，遂绐瑗曰：「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国之懿亲，受委作镇，宁得拥兵数万而从一使召耶！且闻赵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齐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与共泣。
新唐书孝恭传载“孝恭再破巨贼，北自淮，东包江，度岭而南，尽统之。欲以威重夸远俗，乃筑第石头城，陈庐徼自卫。或诬其反，召还，颇为宪司镌诘，既无状，赦为宗正卿。赐实封千二百户。历凉州都督、晋州刺史。” 从“颇为宪司镌诘”这句来看，当时的情形对孝恭来说一定是很难堪很痛苦的。后虽释放，但李渊再也没让他回到老根据地江南去。有过这种经历后，孝恭对于夺嫡争权这种事，当是能躲就躲。持“孝恭是建成一系”观点的人，主要证据是贞观后，李世民再没给过孝恭出征建功的机会。用楼主的思维来说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孝恭阴附建成，李世民有意冷落这位名将。这对孝恭来说并非坏事。 早在武德朝，孝恭的功绩就已经大到荣登李渊“鸟尽弓藏”榜上。他本身是宗室，已经封了郡王，位极人臣，如果他在贞观朝再立功，很容易又成了“功高不赏”。对双方都尴尬。
武德朝李渊习惯用宗室子弟挂名领兵，李世民没有这样做，他派李道宗去打突厥时，可是让他名列李靖之下、仅仅作为一名将才来使用的。（如果是李孝恭，站在以前老部属的帐下听命，有点别扭）单论军事才干的话，李靖比孝恭只强不弱，李世民没必要一堆外姓名将不用，去劳烦堂兄。
PS:做为一个唐粉，我想我是过分了，在楼主的帖子里面大放厥词，难得楼主这么大度，整的我倒是惭愧万分。史书毕竟是胜利者写的，历朝历代史官刀笔吏对失败者泼脏水的也在所难免，粉丝难免有偏袒，看楼主的行文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对您的大度表示钦佩。
如果杨文干事件真的如新唐书列传四说的那样是李元吉泄漏给宇文颖的，那老四真的是太不老实了。老大低调，老二凌人，老四可就真是居心叵测了。
新朝总要有新气象。李世民素来就胸怀大志，此次得了天下，一定也想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何况他本身又背着“杀兄弟、逼皇父”的道德包袱，必须要能证明自己比李建成优秀，才能经受住后世的评判。加上他对武德年间的政事确有不满之处，所以要推行自己的新政。
但是，往旧瓶子里装新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几个前朝老臣虽然都不会在zhengzhi立场上捣乱，但在具体工作中都还带着前朝的思维，尤其是那个裴寂，动不动就武德朝这样这样武德朝那样那样，压的李世民不好说话，李世民为此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暗示他不要再这样，但他依然故我①。要想让他们改变甚至否定以前的做法，帮助推行新政，结果肯定不会理想。还有，他们资格老，新皇帝在他们眼里的份量肯定没有在其他人眼里重。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是很有道理的。房玄龄和高士廉虽然积极支持新皇帝的新政，但他们的资历远没比不上那几个老臣，职位也没有他们高，所以意见往往受到他们的否决。所以，对于李世民来说，削弱武德老臣的势力、甚至免职几个，都是有必要的了。
那么先动谁好呢？裴寂是暂时还不适合动的，封德彝又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人，所看重的只是利益和需要，他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是新皇帝的死党心腹，就有意识地和他们处好关系，所以时常曲意附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立场，老臣中只有他对新政的阻力较小。那么，应当削弱的就是萧瑀、陈叔达他们了。
封德彝之所以能在武德朝当上中书令而位列宰辅，是当时的尚书右仆射萧瑀向唐高祖推荐了他。按理说他应该感激萧瑀和好好报答萧瑀，但唯利是图的他却没有这样做。太宗即位后，裴寂虽然位高但实权不如萧瑀和封德彝，所以经常有些政事需要二人事先沟通在上报皇帝。有时候，二人在下边商定好了的事情，上奏太宗的时候封德彝观颜察色后突然变卦，说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要不就是当着萧瑀的面模棱两可，等萧瑀走后用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抨击萧瑀的奏章。萧瑀对封德彝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封德彝是屡教不改，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的新贵房玄龄、杜如晦，也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搞得萧瑀很孤立。于是萧瑀愤愤不平，上密奏给李世民，揭露封德彝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龌龊事，而且词连房杜，唐太宗很不高兴。紧接着，萧瑀有因为一件事和陈叔达的意见不合，二人在在太宗面前争辩。萧瑀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说起话来“声色甚厉”，大概还能辅以挽袖握拳一类的动作；陈叔达也是个有性格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两人在朝堂上大吵了起来，不排除他们争吵时涉及到了和玄武门等有关的秘闻丑事，于是李世民很恼火。二十五日，萧瑀、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老臣一下子就少了两个。
封德彝搞走了萧瑀和陈叔达，继续在太宗面前表现。太宗准备要击败突厥，需要扩军和训练，由于经历过隋末以来常年的战乱，人丁至今还没完全恢复，所以面临兵源（成年男子）不足的问题。封德彝为了迎合上意，奏道：“对那些虽然年龄还不到十八岁，但身体魁梧壮实的小伙子，也可一并征发。”太宗求强心切，表示同意。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执行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封德彝多次去和魏征交涉，魏征还是不签署，封德彝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已经同意的，你为什么这样固执？”魏征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未成年的少年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谁来承担？何况，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自然战斗力强，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还说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立即下令停止征召未成年人入伍，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魏征的做法让封德彝失去了一次表现的机会，还让他有了陷皇帝于不义的嫌疑，我们猜想他心里肯定不痛快。
这时候的唐太宗一心图治，也能听进去逆耳的忠言，甚至还鼓励大臣们把不同于朝廷的意见勇敢地讲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鼓励群臣觐见：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罪，唐太宗大怒，要杀了此人，恰好官员孙伏伽认为那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就抗言辩护。唐太宗不仅听从了孙伏伽的意见，而且赏赐了一座价值巨万的花园。有人认为太宗奖赏过重，太宗却说：“从我登基到现在，还没有人犯颜进谏过，今天终于有人开了个好头，值得重奖！”裴矩看明白了领导现在雄心勃勃，而且需要一个“纳谏”的好名声，也故意找机会进谏，巧妙地“逆龙鳞”，博取皇帝的欢心。裴矩就是那位前不久李世民调整朝廷人事的时候，从宰相职位上被降下来、现在担任民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的那个人。他是个聪明人，从宰相变成尚书，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情绪，没有怨言而且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还在尽力领会领导意图，做皇帝希望看到的事情，让自己的情况尽量维持得好一些。当时的官场贿赂横行，唐太宗想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治理，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故意送礼，试探他们，还真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收受了他们的一匹绢帛，太宗知道后要杀他。裴矩进谏道：“官员接受贿赂，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故意派人送礼，是有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 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如果大家都象他这样，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司马光评价这个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谄媚的佞臣，在唐朝时候变成了忠臣”，我看未必，这个家伙其实是善窥上意，一直都是只做皇帝喜欢的事情，此时年已八十高龄还挖空心思不顾风险地投领导所好，大奸若忠而已。
封德彝其实也能看出来唐太宗现在喜欢有人进谏，但他还是不愿意冒说错话的风险，依然还是选择自己的长项――谄媚。转眼到了公元627年，也就是贞观元年了。大年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让乐队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率兵征伐时候，民间就流传这个曲子了。这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我的功业毕竟是由此而成的，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赶紧拍马屁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文德哪里能和神武相比呢？”太宗严肃地纠正他：“平乱建国要凭借武力，但治理国家却要依靠文德。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见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赶忙磕头谢罪。
太宗为了图治，令宰相封德彝荐举贤才。但封德彝和众多小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嫉贤妒能、压制贤才，所以他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的贤明君主，难道能从别的朝代借人才吗？是你自己不能识别人才吧，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不久，太宗有事紧急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因为进来得匆匆忙忙，没有把随身的佩刀解下来就进去见皇上了。这可是一个大失误！不能不处理。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明白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的亲密程度，当然也会考虑长孙皇后那层关系，和长孙无忌曾经立过的大功，于是乖巧地提出处罚方案：无忌误带佩刀入见皇帝，罚铜二十斤；当时守门的警卫没有发现和阻拦，处死。这太不公平了！但这样荒唐的意见唐太宗竟然也表示同意了。当然此事由于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坚持，警卫并没有被处死，但从此事足以看出来封德彝的嘴脸。
贞观元年三月，有人检举凉州（今甘肃境内）都督李幼良图谋不轨，太宗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兼任凉州都督，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被赐死，宇文士及也就留在那里，朝中又少了一位宰相。贞观元年六月初一，封德彝病死了（他要是不死，估计会陷害报复魏征的吧），宰相的数量继续减少。朝中确实缺少有经验的宰辅之臣了。十天后，萧瑀又回朝继续担任尚书左仆射。一个月后，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开始位居宰辅。
复出的萧瑀向太宗提了一个建议：效法夏商周，把大唐的疆土分封给各位皇子，说那样才会长治久安。太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从此就象着迷了一样总想这么干。萧瑀的这个提议无疑是食古不化，明显会损害大唐的统治，自然会遭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反对。但不知道李世民出于什么考虑，会如此感兴趣，以后的多年，还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虽然几乎每次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但正是这个建议影响了萧瑀的一生，唐太宗每次想分封的时候，都会提升萧瑀的地位，通过他来推行此政。说来真是有趣，萧瑀本不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但这次竟然误打误撞符合了唐太宗的胃口，竟因此而屡屡掌权，真是他的运气。更有意思的是，以他的性格和自信程度，他应该到死都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而是天真地认为房玄龄等是不行的，唐太宗离不开他萧瑀。所以贞观一朝，武德宰相被罢免后还能复职，而且一直能在贞观政坛上频频亮相的，仅萧瑀一人。这是后话
贞观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黄门侍郎（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珪有密奏要上报太宗，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内容估计是告发宇文士及有图谋不轨甚至谋反嫌疑的。高士廉和宇文士及关系不错，就把信扣留了，也没有告诉王珪。结果御史大夫杜淹把此事密告给了太宗，于是太宗马上免去高士廉的侍中职务，调任他命为安州大都督；并同时免去宇文士及的中书令职务，但因关于其谋反的调查结论证明并无谋反之意，便任命他为殿中监。告密的杜淹，得到了和宰相一样参预朝政的机会，宰相之外的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②杜淹是杜如晦的叔叔，原本和杜如晦兄弟的关系不好，曾进馋言让王世充杀死杜如晦的大哥，还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起来，差点饿死。后来李世民打下洛阳后要处死杜淹，杜如晦不愿搭救，弟弟杜楚客却不念旧恶，哭着坚决要求杜如晦救叔叔一命，还以自杀相威胁，杜如晦没办法才出面相救。杜淹这个人擅长阴谋，杨文干的那件事有可能就是他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到如今，他又靠告密得到太宗的赏识，虽然没有升到宰相的职位，但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了。这时候，朝中的宰相就是裴寂、萧瑀、长孙无忌、房玄龄、杜淹了。
九月，朝廷征召王君廓入朝。他就是那个骗亲家李瑗造反又杀亲家以请功的“无赖将军”，他因为坏事做得太多，对朝廷的征召很害怕。恰好当时的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知道王君廓要去长安，就写了封信给舅舅，托王君廓捎给房玄龄。王君廓多疑，担心李玄道告自己的状，于是半路上偷偷拆开了这封信，发现这封信是用草书写的。王君廓不认识草书，更加怀疑李玄道要告发自己，就杀死渭南驿站的吏卒，然后向突厥方向逃跑，途中被村夫杀死。王君廓一生的无赖与阴谋，就这样罪有应得地抛尸荒野。
贞观元年十二月初四，萧瑀因犯了错误再次被免去宰相职务，降为太常卿。至于是犯了什么错误，史书没有记载。估计这次还是和房玄龄的捣鬼有关系。萧瑀出身高贵，虽然比房玄龄大不了多少岁，但资历很老，且个性骨鲠傲气，自然对房杜这些“暴发户”有些心理上的蔑视。加上政见常常不一致，所以他总看这几个新贵不顺眼，和房玄龄、杜如晦总是有矛盾。萧瑀的几次罢相都和房玄龄有关，这次估计也不例外吧。
连房玄龄、杜如晦等新贵的“暴发户”都会让一些人有意见，魏征作为李建成宫中的旧人，坐到现在这样的高位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难免会有人有意抓他的小辫子。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属，私提他们的官职，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知道远离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应该批评。”太宗就让温彦博去批评魏征（这句话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任务），而且告诉魏征：“从今以后，你应该注意一下瓜田李下。”几天后，魏征趁上朝时对太宗说：“君臣之间应一诚相待。如果上下避嫌，那国家兴亡就不好说了。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太宗认为有道理，就说：“是我没考虑周全。”魏征又说：“我很荣幸能辅佐陛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魏征虽然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关，但私下里肯定捏了好几把汗。从此他更需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不然以他的出身，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大祸。
接着，又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说朝廷需要防止外戚的专权了。是谁上奏的，史书没有记载，不排除和诬奏魏征的表章是同一批人所为的可能，更不排除他们是当初秦王府的旧将，所以史书不记名。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所以不隐瞒，假如你我各有所闻却不说出来，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反而倒不好了。”又在朝堂上对百官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我把无忌视如亲子一般，我们的关系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下朝后长孙无忌肯定和妹妹长孙皇后说起了这件事，长孙皇后一直不赞成家族势力太盛，因为那样容易导致灾祸，就劝哥哥辞去相职。于是长孙无忌听从妹妹的意见，一再上奏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坚决请求唐太宗批准长孙无忌的辞职。于是太宗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正月初三，批准了长孙无忌离职报告，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当月就提升兵部尚书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任兵部尚书，还继续是东宫兵马的总管；还提升了刑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继续兼任本职。宰相中新臣的势力又壮大了。
接着，太宗又对房玄龄等几位大臣说：“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大公无私。历史上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诸葛亮大公无私能这样吗？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房玄龄本来就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听到这话的时候，当时的感觉猜想是不亚于一个炸雷：我徇私舞弊了吗？时不时有什么事被皇帝发现了？这是皇帝在敲警钟呢吧？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假。
贞观二年的十月，杜淹病死，朝廷就在十二月把王珪提升为侍中，充任宰相。一个月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正月，武德朝最资深的、也是坚持到最后还盘踞着宰相之位的老臣裴寂被撤职了。李世民早就不喜欢裴寂，从裴寂谗杀刘文静、到支持李建成、到贞观朝之后还总拿武德朝说事阻碍新政，都是李世民所反感的。唐太宗登基之处，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另外还需要照顾唐高祖的面子和舆论影响，再加上没有抓住裴寂的什么过错，就一直没有动裴寂。现在天下稳固、时机成熟、机会也碰巧来了。当时有个法雅和尚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而没有上报，也没有处置，裴寂因这件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居住，安享天年，但唐太宗不同意。估计唐太宗担心唐高祖还活着，裴寂要是留在京城，这两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老人万一有什么举措，对新朝廷肯定会是一种威胁。裴寂只好回蒲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朝廷借故流放到静州（今广西梧州），后来死在了那里。
裴寂被罢黜，肯定也会连累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官员失势，武德旧臣作为群体的力量至此完全土崩瓦解，武德和贞观两朝相权更迭的过渡期至于结束了。
作者按：
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的沧桑变化本来也数正常，但同是前朝老臣，不同做法的人却又受到不同的待遇。封德彝是处处用心来迎合上意及新贵们的意愿的，落了个善终。
裴矩本是个擅长于谄媚的人，摸准了唐太宗要名声的心思，也充当了一把直臣，获得奖赏，也落得善终，贞观元年死后谥号为“敬”。他如果多活几年，估计也照样不至于倒霉。
萧瑀是个骨鲠之人，凭他的个性，既不受唐太宗喜欢，也和同僚相处不好，但他误打误撞的“裂土封疆”却中了唐太宗的下怀，所以才能屡次被起复。
可以看出来，揣摩领导的心思、领会领导的意图对仕途的影响是巨大的。唐太宗是一带英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领导本是就是图谋私利、爱听谄媚的人呢？小人们在这方面愿意苦苦钻营，确实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屡屡得势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采用刘后滨教授《贞观天子李世民》中的资料。
② 此处采用的是“开卷读书”先生《可怜的杜淹》一文中的观点，欢迎读者探讨。
③ 《资治通鉴》记载是唐太宗绝对信任长孙无忌，几次要任命他为相，长孙皇后都不同意，李世民还是坚持任用了长孙无忌为右仆射。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史家的曲笔，事实上唐太宗未必那么信得过外戚，尤其是曾经对政变很积极的外戚。至少是现在唐太宗还没有全然认为长孙无忌个性宽厚随和、没有个人权欲，和后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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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是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所有房玄龄先找他商量，通过长孙无忌这个中间环节，来劝说李世民下决心。这也说明房玄龄办事周全稳妥的性格。
房玄龄的特点是善于分析形势，他对长孙无忌说：“现在兄弟之间的嫌隙已经产生了，这种事情是没有退路的，最终总是要通过一场较量，决出个结果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天下人心惶惶，人们什么想法都有可能出现。真的一旦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一定会引起大乱。这样的话，不仅祸及我们秦王府和朝廷，更可怕的是有可能倾危社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能不深思啊！”
房玄龄的想法是，既然嫌隙已经产生，又根本没有可能重归于好，那么，就这样拖下去，拖的时间越长，结果越糟糕，后果就越严重。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惰性和自私出发，有关的各方面都想维持现状，谁都不愿意最先出来打破这个僵局，要拖死就大家一起死。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有大志向的人，是应该不去顾忌那些所谓“忘恩负义”、“目无尊长”和“小人得志”之类的指责的，不应去考虑一些人伦小节问题。用非常手段，出来结束这种僵局，可能要遭受一些指责和攻击。要成就大事，就要承担责任，也自然要承担一些道义上的责任。
房玄龄他了解李世民，知道李世民不是那种甘于拖到最后大家一起死的人。所以，他要和长孙无忌挑明，我们要武装夺权，来结束这个僵局。长孙无忌听明白了，表示：“久怀此谋，未敢披露，公今所说，深会宿心。”
这种时候，就怕大家都逃避，都事不关己。只要有人出来挑明，总是还有希望的。当然，要有一个具备了实力，能够结束僵局的能人。
最后李世民取得了帝位，作为中国人是应该庆幸的，假设李建成取得帝位，即使也能称为有作为的皇帝，但估计不能超过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这是另外一回事。
贞观三年二月初六，裴寂刚刚免职，唐太宗就任命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征为秘书监，以本官参预朝政。这个时期，宰相有五位：房玄龄、杜如晦、王珪、李靖、魏征。
房玄龄本是李世民的重要谋臣，在太原起兵不久就投靠到李世民帐下。他具有独到的眼光和与众不同的做法，戎马倥偬之际，每当遇到攻下一座城池之后，别人忙着搜罗金宝玉器，他却忙着结交当地的豪杰贤士，敦请他们加入李世民的幕府。他和秦王周围的谋臣武将都相处的不错，无论是关陇出身的人还是山东豪杰，都把他当好朋友，他帮助李世民把这两部分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了强大的秦王府人才阵营。至于玄武门事变，房玄龄的计谋起了极大的作用。政变成功之后，他又是第一个厕身相位的秦王府属僚，从此对玄武门的密谋和执行之事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提了。而是继续谦恭谨慎、小心翼翼地辅佐李世民，言行上从来没有一丝居功自傲的痕迹。在朝廷事务上坚持原则但从不和李世民发生冲突，平常就唯太宗命是从。一旦李世民发怒，房玄龄就表现得魂不附体、叩头到流血，连连说自己该死。对于太宗的过失，他也极少劝谏，只有在萧瑀提出了“分封制”这样荒谬和危及大唐国运的极大事情时才公开表示反对一次，而且可能还是上表而不是当朝当面提出。也许是因为他性格本来就圆滑，也许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经历都不适合去做一个直臣了才这样的。所以，贞观初年朝廷上形成了一种怪异的现象：李世民原来的那些铁杆私党，在朝廷上经常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而王珪、魏征等原来的政敌，却大胆进谏、风头十足，还经常受到奖赏。
原秦王府旧臣见到这种情况，肯定对唐太宗的做法有意见，但很多人不敢说，只能是找机会攻击王珪、魏征这样的得志者了吧。魏征当时以秘书监履行宰相职权，有人向朝廷告发，说魏征谋反。太宗精明绝顶，一听就知道又是秦王府的旧属们干的，就说：“魏征以前是我的敌人，我赦免并重用他，他现在怎么还可能谋反呢？”竟然问也不问魏征，当即命人把告状的人杀了①。他之所以不让人审问来告状的人，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秦王府的旧属揪出来了反而不好处理（毕竟这只是私怨而已）；干脆就把那人杀了，给那些旧属一个警告，让他们死了攻击魏征等人的心。
与其他人暗中攻击魏征、王珪相比，尉迟敬德的胆子就大多了，他认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功劳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对他们位在己上很不服气，见面的时候，经常当面羞辱他们，公事方面也时常和他们唱反调。因此，他和众宰相的关系都很紧张。唐太宗这时肯定是要维护宰相团体的，贞观三年，他把敬德调出京城，担任襄州都督。以尉迟敬德的个性，估计即使是在襄州，也会对几位宰相骂不绝口，不过因为他功高也不敢惹他。唐太宗即使听到有人汇报，虽然不高兴也没有把他怎样。他的做法和当年的刘文静何其相似，但他却比刘文静幸运多了。
唐太宗尽量为众宰相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房杜的表现也没有让唐太宗失望，二人的搭配极大推进了贞观新政。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他与杜如晦二人选拔贤才，不遗余力。连尚书省的制度程式，二人也根据时局的需要进行修订和更改。在二人合作的这段黄金时间里，朝廷在积极准备攻打突厥，李靖调离朝廷带兵出征，李世勣也带兵出征配合李靖作战。估计二人为这次战争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商议对突厥的战略，但这些在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在这里要说一下，房玄龄担任宰相二十多年，应该是实现“贞观之治”的数一数二的功臣，但是翻看史书，却很少能找到他在贞观年间的个人具体事迹、思想、见解和功劳。所以后世史家称赞他“理治太平，善归人主”，也就是说，房玄龄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功劳推到李世民的身上了。他本身就监修国史，因此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而且，他了解唐太宗好大喜功，房玄龄为了自己能稳坐相位，也有必要这么做。可惜二人合作的好景不长，贞观三年的十二月，杜如晦大病，不得不离职在家修养，第二年春天就死了。房杜的合作永远成为了过去。
杜如晦离职之后，房玄龄和同为宰相的王珪共同主持官员的考核。考核是关系到各位官员前程和利益的事情，自然不会使人人满意。当时有一位御史权万纪向唐太宗弹劾房玄龄和王珪，说他们考评不公。权万纪本就是一个多事的小人，就靠告密和攻击别人来获得皇帝的宠信（其实每个皇帝都需要有这样的几个人）。魏征看不过去了，上奏说：“房玄龄、王珪都是老臣了，他们的忠诚和正直陛下您是了解的，这次一下子考核这么多官员，中间怎么可能没有一二个人失当的？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故意地有偏有向。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对房玄龄、王珪的工作提出意见，等到考核结束了见自己的评语不好，才开始说考核不公。这是有私心，并非竭诚为国。”这样，太宗不再追问此事，权万纪灰溜溜地退下。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二月，发生了几件大事。李靖李世勣大败突厥，生擒了突厥的最高首领颉利可汗，解决了西北最大的军事威胁，也为李世民出了一口恶气；朝廷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戴胄为户部尚书，以本官参议朝政（戴胄就是在贞观元年长孙无忌带刀觐见事件中，反对封德彝的处理意见的那个官员，是由李世勣推荐给李世民的）。同时，前年被降职为太常寺少卿的萧瑀提升为御史大夫，以本官参议朝政，再一次染指相权。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卷土重来的萧瑀还是对这些新臣看不惯，总爱挑人家的毛病。与宰相们一起参议朝政，说话直来直去又牙尖嘴利，房玄龄等人都说不过他，很讨厌他。有时候明知道他的意见对，房玄龄等人也故意不采纳（这一点显示出了房玄龄并非完人，有时候协私怨而党同伐异，与国不利），搞得萧瑀很是郁闷。萧瑀上任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就弹劾起刚刚平定突厥立下不世功勋的李靖。他说：“李靖军纪不严，攻破突厥可汗牙帐的时候，士兵哄抢财宝，突厥的珍奇宝物被抢掠一空，应该追究审查。”这个状告得也忒不是时候，太宗不能在这时候惩罚大功臣吧。所以太宗表示说此事予以特赦，让萧瑀不要再继续弹劾李靖了。萧瑀这一状告的不要紧，搞得后来李靖凯旋回京之后反而挨了唐太宗一顿训，很长时间后才得到一点封赏。李靖得到封赏的时候唐太宗还告诉他：“以前是因为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我明白了，你别放在心上。”这李靖的心里肯定窝火。萧瑀还不罢休，房玄龄、魏征、温彦博曾有小的过失，萧瑀上奏太宗坚持弹劾他们，太宗间萧瑀犯众怒，也对萧瑀的奏章不予理会。萧瑀上朝的时候就闹情绪，“怏怏不乐”，于是再次在众宰相的集体抵制下被免去御史大夫职，改任太子少傅，去教太宗李承乾读书，不再参与朝政。这是萧瑀的第三次罢相了。
萧瑀刚下台，因出征突厥而暂离宰相职位的李靖又回归宰相班子。贞观四年八月，李靖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李靖本来就功高震主，班师回朝本该奖赏时突然被太宗大骂，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估计当时都想到皇帝是不是这么着急要“烹走狗”了。事情过后又入阁拜相，难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对人生无常的感悟肯定很深切。他在做宰相的时候，明白自己是军方的代表，所以在宰相商议国事的时候极少表示意见，“恂恂如不能言”，免得招忌。十一月，侯君集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也参议朝政，履行宰相职权。
这时候，靠疯狂告讦而获宠的御史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还在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告发那个，多为大臣吃了他们的亏，很多人都害怕他们。魏征就向太宗劝谏：“权万纪等小人，不识治国大体，所告发的事情大多不实。挟皇恩依仗权势，使其阴谋得逞，现在连房玄龄这样的近臣重臣都怕收他们的陷害，其他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太宗听后默不作声，赐给魏征绢五百匹，并没有立即处罚权万纪。他这样做，一是鼓励臣下的进谏精神，二也表明他其实不情愿失去这两个牵制大臣的眼线。
贞观前期，不仅魏征进谏的次数非常多，还有很多大臣都时不时地进谏，指出皇帝不恰当的行为，而唐太宗绝大部分都能听进去。不管唐太宗是不是作秀，这都能说明他确实是少见的英明君主，放在一般的领导那里，不知道会死掉多少谏臣了。甚至唐太宗有时候也对谏臣很反感的，如果不是长孙皇后的劝说，魏征的脑袋都可能会掉的。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九月底，太宗在庆善宫大摆酒宴，欢宴群臣。当时已经提升为同州刺史的尉迟敬德也参加了宴会，见到宇文士及的席位在他之上①，怒道：“你有何功劳，竟然坐在我的上方。” 此时宇文士及虽然不是宰相了，但现职位还是右卫大将军（卫戍部队司令之一），忠心耿耿地日夜宿卫皇宫，深得太宗信任。尉迟敬德竟然敢这样骂他，可见其狂妄程度。正好这时任城王李道宗（李世民的堂弟，也是军功累累的宿将）坐在他的下首，劝他不要这样。尉迟敬德回手就是一拳，差点没把这位王爷的眼睛打瞎。太宗见状很生气，马上宣布罢宴，然后单独留下尉迟敬德，非常严肃地说：“以前朕读史书，读到汉高祖杀功臣的时候，常觉得他很过分。所以，我登基之后，一心想保全你们，和你们共享富贵。但你呢？你身居高官，却屡次犯法！现在我明白了，韩信、彭越被剁成肉酱，并不是汉高祖一个人造成的，韩信和彭越这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汉高祖也有无奈之处了。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今后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到时候追悔莫及！”尉迟敬德间李世民真的生气了，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重，真的吓坏了。对于李世民的话，他从来都是买账的，理解也会执行，不理解也会执行。敬德从此以后就收敛多了。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三月十一日，侍中王珪因泄漏朝廷机密而获罪，免去宰相之职，降为同州刺史。十三日任命秘书监魏征为侍中，魏征原来是以他官参议朝政，履行宰相的职权，但至此才真正有宰相的身份。六月，另一名宰相戴胄也病死了，当年的十一月，唐太宗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是外戚，担心天下人说陛下循私情。”太宗坚持意见，说：“我是惟才是举。对没有才能的，即使是亲人也不任用；对有才能的，即使过去有仇也不在乎，魏征等人就是如此。今日推举你为司空，并不是循私情。” 于是长孙无忌接受了任命，再次进入宰相行列。第二年十一月，李靖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其实李靖这时候没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而是想躲开官场中枢的是非，因为他离职还不到一个月，太宗派兵西征吐谷浑的时候,李靖竟然去找房玄龄，请他代奏，自告奋勇挂帅出征。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了，如果身体有病是不可能成行的。随同他一起出征的，还有宰相侯君集和被尉迟敬德打伤过眼睛的任城王李道宗。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十二月，在长孙皇后的撮合下，太宗准备聘一个姓郑的女子为后宫妃嫔，诏令已下，册封的使者也做好了出发准备。眼看一桩好事就要成了，可魏征出来阻拦。魏征听说她过去曾和世家大族陆爽订婚，就上表谏阻。太宗听到后，大为惊讶，下令册封使免行。房玄龄说：“说她许嫁过陆氏，是没有明证的，现在册封的大礼已经施行，不可中途而废。”房玄龄这是在典型地拍马屁。连郑氏女的未婚夫陆爽也上表说其实他没有和郑氏女订婚。太宗对魏征说：“众大臣劝我继续，可能是为了迎合我，可是为什么陆爽本人也这么说呢？”魏征答道：“他怕陛下表面上放弃，但暗地里找茬收拾他啊，不得不如此。”太宗笑了，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贞观九年，李靖大获全胜回朝。在取得胜利后，他的一个手下部将胁私怨诬告李靖谋反。朝廷命令调查，却没有任何证据。虽然这个部将被治罪，宣布李靖无过错，但李靖胆子更小了，从此闭门谢客。
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太宗加封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又命他参预政事，知宰相事。这是萧瑀第四次出任宰相。太宗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的想法而定不下来时，朕不为兄弟所容，确实有功高不赏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可利诱，也不可威逼，真正是社稷之臣！”还赐给萧瑀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他说：“你忠正耿直，然而是非过于分明，有时也会错的。”萧再次拜谢。魏征这时候站出来，恰如其分地拍马屁说：“萧瑀和群臣不和，只有陛下能了解他的忠贞，如果不是遇到您这样圣明的天子，很难幸免的。”他们都没有想到，萧瑀此次回朝，做法还是和原来一样。
魏征深知道自己没有立过多大功劳，只是以辩说和进谏而身居高位，他也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也知道其实太宗虽然在理智上接受他，但感情上并不喜欢他，而且，唐太宗享国日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积极纳谏了，对臣下的进谏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魏征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再那样下去会比较危险了，所以就以有眼病为由，上表请求让位。唐太宗没有批准，魏征就继续做他的宰相。但是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坚定了辞职的信念。
第二年，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二月，房玄龄被免职撵回家去了。至于原因，史书上只说“以谴归第”，却没有写具体是犯了什么错误，不过我们可以想像，很可能和萧瑀的攻讦有关。萧瑀此次回朝后本性未改，加上他一直和房玄龄不睦，对房玄龄的失误肯定不会放过；而房玄龄为相多年，也不可能没有失误，所以房玄龄的这次“微谴”很可能是被萧瑀抓住的把柄。这次，魏征却没有谏阻太宗，至少是没有象以前那样坚决地谏阻了，因为各种史料典籍上也找不到一丝这次关于魏征谏阻的痕迹。
估计这时候，魏征的心里是更没底了：连房玄龄这样忠心耿耿、谦恭谨慎、兢兢业业、德高望重的大臣都能遭到冷遇，何况他魏征呢？于是屡次上奏坚持离职。这年的六月，唐太宗终于批准魏征辞去宰相之职，改任特进，待遇从优。辞职后的魏征虽然还时有进谏，不过在激烈程度上就差多了。
同时温彦博升任尚书右仆射；太常寺卿杨师道被任命为侍中，接替魏征的职位（这个杨师道是杨恭仁的弟弟，唐高祖的驸马）。
魏征真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主儿，从他的“退居”二线就可以看出唐太宗已经长期在权力的潜移默化中自我膨胀，纳谏的谦虚态度明显是不如以前了。
作者按：
“脸谱化”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重大误区：提起来某人，要不就是明君、贤臣，几乎不知道他的任何缺点；要不就是昏君、佞臣，又完全不了解他有什么缺点了。其实，真相不是这样，他们都是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优点和人性的缺点。
唐太宗在登基不久那几年的纳谏态度，虽不免有做作的成分，但能做到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后来，大家都看到“批评领导”能得到好处，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数落唐太宗，慢慢地他也烦了②。他也是人，当初号召群臣进谏是需要，现在政绩越来越好了，这种需要就没有那么强的危机感了，哪个领导还会爱听数落呢？即使听的时候也是忍着的。
至于魏征，被世人理解成一个为了江山社稷不惜粉身碎骨的诤臣、直臣。其实不然，魏征其实很善于自保，他谋国，但是一定会以“谋身”为前提。他的进谏是有很大的故意卖直的成分的，是摸准了唐太宗的心思才那么做的。他要是真能达到自己一直所表达的道德标准，玄武门事变之后就会骂李世民乱臣贼子，但他没有。在对待原则性的问题时，例如唐太宗篡改历史等事，他甚至为唐太宗说话。在他担任宰相的后期，进谏数量有所减少、激烈程度也明显降低，甚至还拍开了马屁。后来的坚决辞职更是有眼力劲儿。
至于李靖，说来也怪，以他的小心谨慎，动不动就有人说他会谋反，他的学生侯君集就曾经说过，依据是李靖在传授兵法的时候总留一手。想来李靖可能还是有些私心的，有点“猫教老虎”的意思，但他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总在教学生的时候留一手，就能保住自己的权威地位。在职场和官场上，有时候你是否得志，关键不在于领导对你是否满意，更取决于是不是有人有能力替代你。
对于我们这些在职场的人，尤其是正直且有事业心的“初生牛犊”来说，要切忌“脸谱化”地看待领导。作者刚加入工作的时候，就对自己所佩服的领导有“脸谱化”的认识，没有顾忌到他们也有缺点、甚至私欲，觉得有些事他们是不会在意的，但事实是他们比较在意，作者也因此吃了不少次亏，以至于好多次有些天真的“失望”和“失落”。现在想来，他们也不是完人，甚至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没有一些人性甚至道德上的缺陷，吃亏只能怪自己。
另外，房玄龄把自己的功劳都记到领导身上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房玄龄能久居相位，固然有很多原因，这一条无疑也很重要。功劳常常是可以送给领导的最好的“贿赂”，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对外的时候和对待上级单位的时候，切忌把自己的功劳说成自己的，一定要把功劳说成领导的。否则你就极容易遭到领导的报复，因为我们的领导不是圣人，大多数的领导会对此耿耿于怀的。我们不是鼓励谄媚，但要学会自保，作者是因此吃过亏的。至少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功劳都分摊到同事的身上，增强你的团队的凝聚力。
①本处采用了《贞观政要》的记载
贞观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唐初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堪称唐太宗贤内助的长孙皇后驾崩，年仅三十六岁。她临死前还不忘为家国进言：“房玄龄辅佐陛下多年，一直是小心翼翼，做事缜密，不管当年政变的奇闻秘计还是后来朝廷上的国家机密，他都未曾有一丝泄露。如果他不是犯有大罪的话，还望陛下不要抛弃他。”就这样，离开宰相职位五个多月的房玄龄再次回到了朝廷中枢，官复原职。
这一年的十二月底，唐太宗的四儿子，很受太宗恩宠的魏王李泰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居然指使官员向太宗告状，说三品以上大臣大多数轻视他、对他不够礼貌。这个十八九岁、年轻气盛、意气用事的小皇子，此时怎么也想不到他告这一状的后果有多严重，将对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唐太宗闻奏大怒，在朝堂上对着三品以上的大员大骂了一通，吓得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宰相汗流满面、磕头谢罪。魏征出面理论，他的进谏使得李世民明白了自己这么做确实不对，有点村妇一样的“护犊子”了，这才罢休。
这样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对李泰的影响可远远没有过去，他这一下子得罪了太多的高官，包括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也会对他有所不满。在以后的权力斗争中间，李泰会慢慢地尝到苦果。
次年三月，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珪要象对待我一样。”李泰见到王珪，总先行拜见礼，王珪也以坦然接受。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的六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宰相温彦博病死，第二是太宗宣布皇子皇弟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还规定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这其实是萧瑀“封建论”的一个变种，这一项大政测的推行，萧瑀肯定是出了大力的，而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大臣肯定持否定态度，无奈唐太宗对裂土封疆着了迷，他们也没有完全阻拦住。最终出了这么个类似分封诸王的怪政策，是唐太宗和房玄龄等重大臣争执和妥协的结果。
十一月，武则天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贞观十二年七月底，长孙无忌的舅舅，六十三岁的高士廉从礼部尚书位置上提升为尚书右仆射，接替了温彦博的职位，这是他第二次入相。这次能够再次提升，编纂《氏族志》有功只是个由头，李世民念他当初政变有功才是关键，而且其间可能还有外甥长孙无忌的帮助。而在此前的一个月，朝廷官员大书法家虞世南死了，唐太宗叹息无人再可与谈书法，魏征推荐起居郎褚遂良为太宗“侍书”。褚遂良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褚亮的儿子，他是唐初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其父的关系，始终得到长孙无忌等人的照顾。这次褚遂良得到了魏征的推荐，能经常和太宗交流，从此仕途通达，成了长孙无忌的一个重要帮手。长孙无忌的势力逐渐增长起来。
贞观十三年正月十四日，皇帝宣布加封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玄龄自己觉得身居尚书仆射的高位已经长达十五年，儿子房遗爱娶的是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太宗的儿子成了韩王妃，深怕富贵至极反招灾祸，同时，他也可能他把太宗的这种任命当作授意他辞职的暗示了，所以立即上表请求解除左仆射职务，太宗不应允。玄龄反复请求，太宗下诏不准他再这样上表，玄龄只好就职。太子李承乾准备向他行弟子礼，仪卫都准备好了，等他一到就举行仪式。玄龄在去东宫的路上听到这消息，不敢去见太子，折转头回家了。可以看出来，房玄龄越来越谨慎了，他不接受皇子拜师礼的做法，和王珪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样谨慎正是他能久在相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月后，尉迟敬德被调任为鄜州（今陕西富县）都督。在任命他之前唐太宗问他：“有人说你要谋反，是怎么回事？”尉迟敬德闻言很委屈也很恼怒，没想到皇帝能问出这种话来。他气冲冲地说：“那我就承认自己谋反，行了吧？我当初跟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满身都是伤疤。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便开始怀疑我要谋反吗？”脱下衣服扔到地上，露出浑身的伤疤。太宗见此又回忆起敬德的种种好处，说：“你赶快穿上衣服，朕丝毫不怀疑你，所以才跟你这么说，何必恼怒啊？”。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尉迟敬德以前得罪过太多的人，难免有人实施报复，在唐太宗这里诬陷尉迟敬德。
这时候，东宫总管于志宁和侍御史马周，上书反对已经开始的“准封建”，即那些皇族和功臣刺史的世袭制度；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也反对，反复请求皇帝下诏取消刺史世袭制。二人还联名奉上了《辞功臣袭封刺史表》。至于萧瑀，一定是在疯狂地叫嚣要维持刺史世袭制度，因为这毕竟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而且迂腐的他还坚信这是有利于江山社稷的。但最后唐太宗并没有再支持他，而是迫于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重臣的压力，不情愿地下诏取消了自己多年热心的分封世袭制度。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时的表现确实是以天下为怀、大公无私，他们这么做不仅是抛弃掉皇帝赏赐给他们家族的利益，还会会得罪大批的皇子，以及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孝恭、尉迟敬德、李世勣、段志玄、程知节、刘宏基、张亮这些受封的大批功臣宿将，甚至是同为宰相的高士廉，也未必心甘情愿地吐出这块已经咬进嘴里的肥肉（他没有上表辞封）。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身居朝堂这么多年肯定明白这些危险，但这个时候，二人齐心协力，为了大唐江山的长治久安而抗言直辨，请求太宗收回了成命，真是利天下的大功一件！
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因高昌国王惹怒了唐太宗，下诏派侯君集带兵去征伐。侯君集也是很有军事才能和zhengzhi才能的将领，到那里施用zhengzhi手段结合军事手段，三下五除二就把高昌拿下了。等到得胜还朝，已经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的年底了。侯君集在攻破高昌王城时，私自掠夺了大量的珍宝，将士们知道领导这么干了，也竞相偷盗，侯君集再管的时候也管不住了。结果盗掠行为严重，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回来后，就有人为此弹劾他（史书没说是谁告的状，应该不会还是萧瑀吧？），太宗听后马上下诏将侯君集等人拿入狱中。这个唐太宗真的有点奇怪，竟然因为这样的错误就惩罚刚刚立了大功回朝的武将，上次对待李靖就差不多是这样。大概他是担心武将居功自傲，不易驾驭，也想找个由头杀杀他们的气焰，但他这样做确实也太过分了（也只有李靖这样修养极高的人方能忍受吧）。中书侍郎岑文本觉得这样不公平，上奏说：“侯君集等人刚刚立下大功凯旋归来，还没过十天，又成了阶下囚。这样处理不合适。”太宗才释放了侯君集等人。
侯君集本来是唐太宗玄武门事变的功臣，那时候李世民采用的政变策略很多都是他出的；后来在朝中履行了多年的宰相职责，位高权重而且贡献不小；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为了进一步立功而带兵远征，本是功劳显赫应该进一步封赏的，到头来却因为一点小过错落得牢狱之灾。这时候侯君集怎么想也想不通，心里肯定要多窝火有多窝火。再看看把大家得到的世袭刺史职位搞泡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没有丝毫战功却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就更加不满。长期的气恼必然是侯君集产生报复的欲望，于是他在寻找可以谋反的条件和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新一代的太子之争引起了他的兴趣。
太子李承乾年幼甚至年轻的时候，表现是很不错的，唐太宗比较满意，众大臣也对他的评价较好。后来却渐渐有劣迹（其实不排除他年轻不会办事，被人诬陷、激怒、掉进陷阱而导致今日的可能），非议颇多。而太子的这个位置从来都有很多人盯着，唐太宗的四儿子李泰就是其中一个。李泰勤勉好学，得到太宗宠爱，当初他见太子因病瘸腿了，就有点不轨的想法，如今见父皇竟然对太子有些失望了，就更加不安份。黄门侍郎韦挺和工部尚书杜楚客先后受命管理魏王府事务，二人都曾在李泰的授意下为李泰联络朝中大臣。杜楚客时常怀揣黄金去贿赂权贵，对他们说魏王如何聪明，应当立为太子。他们还真的拉拢到了不少有投机心理的文武大臣，暗中结为朋党。但是，不知道李泰是否明白，他要谋求太子之位，绝对离不开三品以上大员们的支持，可是这些人，都被他得罪过，包括他的亲舅舅长孙无忌都对他有看法。历史上没有记载他和那些大员改善关系的事情，甚至和舅舅长孙无忌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认真修复。这也可能是那些三品以上大员的目标太大，不敢过多地和太子之外的亲王交往有关系。
从贞观十二年开始，李泰还以修撰《括地志》为名，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天下俊彦贤才，他每月的费用超过了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看到这些，就对唐太宗上奏说：“太子应该与君王待遇相共。其他皇子的花销不能和太子一样。”太宗表示同意，但在行动上不是限制魏王李泰的花销，而是宣布对太子李承乾的花费不再控制，上不封顶。褚遂良的上奏这一事，对以后事情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再此值得好好琢磨一下：褚遂良上奏的内容明显对李泰有所不利，李泰明白怎么回事之后肯定不会高兴，而且李泰明显有意气用事、心气浮躁的特点，估计会针对褚遂良说出一些气话。人多嘴杂，这些话又难免传到褚遂良的耳朵里。如果史实真的是这样，那么魏王李泰就立即又多了一个敌人。褚遂良日后的所作所为也确实都是对李泰不利的。这段时间里，唐太宗也听到了太子之争的风声，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对李承乾完全失望。贞观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太宗对大臣们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承乾太子有脚病行走不便，魏王李泰聪颖悟性高，多次跟随朕游幸，便妄自揣测。我现在声明，太子虽然脚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而且依据《礼记》所说：嫡长子死，应立嫡长孙，别忘了承乾的儿子已有五岁。朕终究不会以其他皇子取代嫡长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根源的。” 这个表态无疑对太子来说是颗定心丸。
估计是近来的太子之争让唐太宗时不时回想起当年自己和李建成争夺储位的往事，难免在感慨之余，担心起历史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了。其实这些担心他多年以来一直有，在励精图治之余还经常作秀，也是想塑造一下自己的历史形象。但现在他面临自己儿子的太子之争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当年的做法有太多需要掩盖的地方。这时候，他忍不住了，他要篡改一下历史，粉饰自己当年的行为。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载负责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不可以看自己的起居注的。”太宗说：“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会下吗？”褚遂良说：“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帮着说了一句：“假使褚遂良不记，全国也都会记的。”太宗只好说：“对的。”六月初六，太宗诏令息隐王李建成可以追封恢复皇太子称号，海陵剌王李元吉追封为巢王，谥号一并依旧。这是在处理历史的善后问题。做出这些处理之后，唐太宗对历史记载还是耿耿于怀。既然褚遂良不给看起居注，唐太宗就把房玄龄找来。因为房玄龄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他既不敢违背皇帝旨意，又能管住褚遂良，所以太宗要从他这里下手。太宗问房玄龄：“历代史官所记的史事，都不让当朝的君主看，是为什么？”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按理都是尽善尽美的事。陛下惟独要翻阅《起居注》，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假如将此规定传示给子孙后代，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君主不能看自己的《起居注》。”太宗根本就不听，还是向房玄龄要。魏征这时候站出来支持唐太宗了，自幼深受父祖史学研究熏陶的他，明白篡改历时是唐太宗的原则性立场，所以他不仅没有向以前那样直谏，还振振有词地说：“史书要是写得不真实了，后世还怎么看？陛下监督修正史书的内容，是符合大道理的。”房玄龄不敢再阻拦，就说要回去安排整理誊抄之事，等整理好了就拿给太宗看。
太子之争还在继续，魏王李泰越来越得到太宗的宠爱，众位大臣也在私下议论纷纷。太宗听说大臣的表现后十分烦恼，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也很着急，一直想找机会改变这种状况。贞观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太宗在上朝时问：“如今朝廷中什么事情最为急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安定，只有彻底太子与诸王的名分最为紧要。”褚遂良的语言明显是偏向于巩固太子的地位，肯定是有防止魏王李泰夺位倾向的。太宗说：“这话说得有道理。”就宣布说：“魏征是朝廷上最忠直的大臣了，我让他做太子的老师，来杜绝天下人的疑心。”于是在九月初四，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这再次给李承乾吃了颗定心丸。
但魏征还没做几个月的太子太师，就因病情恶化卧床不起。太宗派人问病情赐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征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后来太宗还带着太子一同到魏征家探望，许诺把自己的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十七日，魏征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唐太宗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出殡时还登上宫城的城楼望着魏征灵车痛哭，并对身边的大臣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魏征死后，李泰继续做夺位的努力，他并没有因为父皇的屡次表态而彻底放弃。偏偏李承乾也不争气，还是经常有劣迹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大概他是认为自己的麻烦就是魏王造成的，只要能派人搞掉魏王就可以了，所以并没有着眼于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连太宗派给太子府的对他的劝谏，他都理解成了对他挑刺、向皇上邀宠的行为，不仅不听从，还派去进行暴力报复，甚至派人行刺。在这种情况下，太宗召来东宫左庶子杜正伦，屏退左右悄悄地说：“我儿承乾如果仅有脚病倒还说得过去，只是他疏远贤良，亲昵小人。你应当加以干涉，如果承乾真的是不可救药了，你就来告诉我。”杜正伦回到东宫之后，多次劝谏李承乾，但收效甚微，杜正伦无计可施了，便将太宗的话告诉了太子承乾。按理说李承乾如果聪明，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危险，马上改变做法，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有可能是因为那几颗定心丸的原因所以不相信父皇会真的这么说，所以他要揭露杜正伦的“假传圣旨”，以报复这个总惹他烦的家伙。我们无法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反正他是做了一件大蠢事：竟然把杜正伦的话上报给太宗。太宗很恼火，就召来杜正伦责问，杜正伦说：“我一直努力规劝他，他还是不听，最后只好用陛下的话吓唬他，我的目的是希望他能改过自新。”太宗见杜正伦果然把自己不够光明正大的一面显露出去了，勃然大怒，把杜正伦降职为谷州刺史。
大概是杜正伦的这次“泄密”事件，让李承乾明白了确实是父皇有了这样的想法，杜正伦不是在假传圣旨。这就意味着自己是在被“留用察看”，他要对李泰采取些行动了，便派人装成魏王府的人，上书给唐太宗诉说李泰的罪过，太宗敕令逮捕这些告状人，但也没有查出来什么结果。唐太宗何等聪明，况且这些都是当年他和李建成玩剩下的手段，一下子就能猜出来是李承乾干的。只不过为了政局需要，他不能揭穿，于是也没有继续追查到底。这样，太宗就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太子也慢慢地有点破罐子破摔的了，动辄几个月称病不去朝见父皇一次；一计不成，就再想别的计策，太子就暗中豢养纥干承基等刺客死士一百多名，想寻找机会要刺杀魏王李泰。甚至在汉王李元昌的挑唆下有了谋反的欲念。
汉王李元昌是唐高祖到长安后所生的很多小儿子中的一个，有勇力，善骑射。但属于典型的纨绔子弟，常做不法之事，为此受到太宗的多次责罚，从此心中怨恨太宗。他和太子李承乾的关系非常亲密，自贞观十六年他从封地回到长安居住后，二人朝夕相处游玩。李元昌以李泰恩宠日隆、李承乾太子之位难保为理由，劝说太子谋反，还说：“近来我看见皇上身边有个美色宫女，善弹琵琶，咱们造反成功之后，你要把那个美人赐给我。”太子应允。和太子来往密切的还有唐高祖的外孙、宰相杨师道的继子赵节，杜如晦的儿子、唐太宗的驸马杜荷，也都愿意和太子一起谋反。他们都割伤手臂，用布帛擦血，然后把布帛烧成灰撒到酒里喝掉，这样发誓同生死共患难，预备谋反。
这边李承乾准备谋反，那边侯君集也一直有谋反的欲望，他先找张亮，准备拉张亮同谋。张亮就是那位在玄武门事变前被李世民派到洛阳网络山东豪杰，被李元吉检举后“打死也不说”硬撑到底的那位他有了拉拢张亮谋反的打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侯君集会瞄上张亮呢？因为张亮交游广泛，收了五百名养子，而且他老婆热心权柄且好巫蛊之术，这是犯大忌的行为，可以视为有谋反倾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二月十二日，可能是唐太宗也发现了张亮有问题，免去张亮的工部尚书（相对于建设部长）职务，降调为洛州都督。侯君集在他临行前去看他，用“激将法”说：“你受谁的排挤了呢？”张亮说：“你是吏部尚书，不是你还能有谁？”侯君集说：“怎么会是我呢？我灭掉了高昌国，立下大功，但皇上还那样收拾我呢！我还哪里有能耐排挤你？”侯君集说着就激动起来，把袖子都挽起来了：“我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憋气，郁闷得都快不能活了。你能造反吗？你要是造反，我和你一起反！”这时候张亮肯定是打个马虎眼把侯君集糊弄过去了，侯君集一走，张亮就去向太宗揭发侯君集。太宗说：“你与侯君集都是朝廷的功臣，都是不能草率处置的。你俩说话的时候身旁没有别人可以作证，如果审讯侯君集，他肯定不承认。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好的，你暂且不要说出去。”自此，太宗虽然暗中已经对侯君集提高了警惕，但表面上还和以前一样对待他，甚至在绘制凌烟阁功臣像的时候还给侯君集留了适当的位置。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太宗命人在凌烟阁画上朝廷的大功臣。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等二十四人，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太宗这样不动声色地对待侯君集，确实显示出了他的城府与心机。
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在东宫任职，李承乾也知道侯君集这位出将入相、威名远震的人物心怀怨望，就时常让贺兰楚石带侯君集到东宫来，讨论保全太子之位的策略。侯君集见有机可乘，也劝太子谋反，还说：“魏王受皇上宠爱，我担心殿下会有隋太子杨勇那样的灾祸。如果皇上宣你进宫，你要秘密加以防备。”二人一拍即合。李承乾还用重礼贿赂侯君集以及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让他们注意太宗的动向，一有动静便来密报。李安俨原本是李建成的党羽，玄武门事变中为李建成拼死搏斗，太宗认为他忠诚，所以特别信任他，让他掌管宿卫。李安俨这次又把身家性命押宝在这一任的太子身上了。
侯君集和李承乾正准备谋反，还没有实施的时候，李世民的另一个儿子齐王李祐在齐州（今山东省境内）真刀实枪地造反了。于是贞观十七年三月初六，太宗诏令兵部尚书李世勣等人征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马讨伐李祐。太子李承乾听到李祐在齐州谋反的信息，对他手下的刺客纥干承基等人说：“我的东宫西墙，离皇上的大内二十步而已，我们造反的便利条件，比齐王强多了！”
李祐的叛乱很快平息，到三月十五日，李世勣就班师回朝。李祐被押解到长安，赐死在内侍省。李承乾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手下纥干承基和齐王还有密切联系，在审查李祐案子时候被牵连进去，关押进大理寺的监狱，等待处死。更让李承乾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表面忠义的死士为了自己活命，竟然上书告发太子李承乾谋反，来获取减刑。太宗闻奏大惊，立即把李承乾抓了起来。贞观十七年四月初一，太宗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一同审问李承乾等人。
魏王李泰看到太子李承乾已经获罪幽禁，便每天进宫侍奉太宗，积极表现。太宗感觉他比承乾强多了，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
对李承乾的审讯进展很快，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属实。太宗非常痛心，让人把李承乾押来当面责骂，李承乾说：“本来，我身为太子已经心满意足！只是李泰经常耍阴谋害我，我被逼无奈向一些大臣请教自保的策略，那些不臣之徒才有机会趁机鼓动我谋反。如今您要是真的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好落入他的圈套。”
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见岳父被抓，为了自保也向朝廷告发他谋反的阴谋，太宗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吏羞辱你，所以便亲自审问你。”君集起初不认罪，太宗便召来贺兰楚石当面对质，又拿出他与承乾来往的书信，侯君集见状只得认罪。值得提一句的是，大理寺在审查侯君集一案的时候，发现侯君集曾经和杜正伦有往来，说是侯君集曾经送过一条金带给杜正伦。杜正伦就是那位用唐太宗的密旨吓唬太子而被贬斥为谷州刺史的那位大臣，这次又被侯君集牵连了一下，再次遭到贬斥，充任交州都督（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
四月初六，太宗下诏废黜太子李承乾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赐李元昌在家中自尽；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皆处斩，杜如晦的大儿子杜构被连坐，流放岭南；洛州都督张亮因为以前检举过侯君集，此次受奖擢升为刑部尚书且参知政事，成了宰相；而那个出卖主子的纥干承基，却因为检举太子谋反立下大功，不仅免去和齐王李祐勾结的死罪，还被封爵为平棘县公，任命为佑川府（近甘肃境内）折冲都尉（相当于武装部长），后来高宗即位后把这个家伙撵到了番禺（今广州）去担任折冲都尉，一直到死都呆在里。千百年后，有人发现了他的墓志铭，居然满是溢美之词，对于他当过刺客以及出卖太子的事情一字没提，还说是为大唐立有显赫军功才获得封爵。撰写之人也够无耻的了！
既然太宗李承乾已经废黜，朝廷就需要立一个新的太子。魏王李泰在明白承乾被废已是必然，最可能和自己形成竞争的就是弟弟晋王李治，于是天天进宫献殷勤的唐史，还去吓唬弟弟：“谁都知道你和李元昌关系很密切，他妄图谋反，已经自尽了，你怎么还象没事人一样？不怕受连累吗？”李治听了，心下忧惧、惶惶不可终日。太宗见李治的行为突然异常，感到奇怪，多次问他是什么原因，李治便将李泰对他说过的话告诉太宗；太宗听后对李泰很失望，一度后悔说过立李泰的话。
朝中大员围绕着立谁的问题，又是一番争夺。岑文本、刘洎上表劝说太宗立李泰，态度已经明确，那么朝中几个重臣的倾向是如何的呢？
房玄龄曾是李承乾的太子少师，是太子李承乾的支持者，现在太子已废，在新太子的人选上他有些倾向于魏王李泰，一是因为李世民的另外一个嫡子晋王李治太柔弱，不是做天子的材料；二是他的儿子房遗爱和魏王李泰来往密切，成为其心腹③；三是为魏王李泰积极奔走的韦挺和杜楚客，一个是多年的下属和好友，一个之挚友杜如晦的弟弟，都和自己关系不一般。在商议新太子的时候，肯定几派的人物都私下找过他加盟，包括长孙无忌，但他都谨慎地不积极表态。
长孙无忌执意请求立晋王李治，首先和他不喜欢李泰有关系。更重要的是，长孙无忌虽然表面上处处避嫌，其实他内心深处其实是贪恋权力的，只不过他多年的韬光养晦遮住了唐太宗睿智的眼睛。他更倾向于扶持一个个性仁弱的李治，而不是帮助一个刺儿头一样的李泰。这些年来，李泰由于一直受太宗偏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重臣、尤其是舅舅长孙无忌在太子人选的影响力会有多大，甚至不把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连自己的舅舅都不去主动处好关系，就只把精力放在父皇身上，而且还曾经向太宗状告过全部的三品以上大员，犯了众怒。至于褚遂良，也是坚定地和长孙无忌站在一起，他和长孙无忌本来就是铁杆，以前那几次请求维护太子李承乾地位的奏章，都有可能是长孙无忌授意的。既然他已经把李泰得罪了，如果李泰成为太子那他就要倒霉，所以异常坚定。长孙无忌此时位高权重，褚遂良又很得宠，而且两个人又和房玄龄不明确表态的做法相反，他们不遗余力、态度鲜明地反对立李泰、主张立李治，而且态度异常地激烈和强硬。李泰这次真的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太宗在上朝时说：“昨天李泰扑到我怀里对我说：‘我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乃我再生之日。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传位给晋王李治。’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朕见李泰这么做，内心十分怜悯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此言大为不妥。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失误。陛下百年之后，魏王占有天下，他怎么肯杀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呢？以前陛下虽立了承乾为太子，但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承乾，才造成了今日的灾祸。陛下如今要立魏王为太子，希望先安置好晋王，只有这样政局才得稳定。”太宗流着眼泪说：“朕不能立他。”说完起身回宫。（每次作者读史到这里，都会纳闷：李世民英明神武，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又都是人精，那为什么李世民的这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白痴呢？看看李承乾、李泰干的那几件事，还有后来李治的表现，真让人怀疑遗传学理论的正确性哩。）
长孙无忌在立新太子的问题上一反常态地不再避国戚之嫌，甚至做法都有些过分，房玄龄虽说有不同意见，也没有正面与之抗争。最终，在长孙无忌的坚持之下，李世民决定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正巧这一天，李泰率领一百多骑兵到永安门，太宗敕令城门官员遣散李泰的护骑，带李泰进入肃章门，并将其幽禁在北苑。到下诏宣布决定的那一天，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研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
贞观十七年五月初八，中书令杨师道降职为吏部尚书。原因是杨师道在和长孙无忌等人一道审讯承乾太子的狱案，暗中为前夫的儿子赵节开脱罪责。
初十，太宗下诏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瑀为太保，李世勣为太子詹事，萧瑀、李世勣同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从此后，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就是宰相的身份。十四日，太宗下诏解除魏王的一切职务，并降爵位为东莱郡王。李泰府中凡是李泰的亲信，都流放到岭南；杜楚客因兄长杜如晦有功，免去死罪，废为平民。给事中崔仁师曾私下请求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降职为鸿胪寺少卿。
黄门侍郎刘洎本来是上书呼吁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的，现在见晋王被立为太子，也要表明自己的支持和忠心，于是上书言道：“太子应当勤学好问，亲善师友。如今太子入宫服侍陛下，动辄超过十天半个月，太师太保以下官员，很少与太子应对答问，希望陛下能让他多出来和群臣交流。”于是太宗让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几个人轮流到东宫，与太子一起谈论政事。
六月十九日，年已六十八岁的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求退职，太宗应允，开府仪同三司的职衔和勋位封邑仍保留，而且仍是同门下中书三品，参知政事。
贞观十七年七月，有人上书言称魏征自己抄录“前后诤谏言辞”，即自己在朝中的向皇帝进谏的文字记录给起居郎褚遂良了。（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抄示褚遂良。）李世民听后大怒，他好大喜功，又有道德包袱，最怕的就是在历史上留下不好的记录，魏征唠唠叨叨一辈子还不算，竟然为了“哗史取宠”博得好名声，就把皇帝给卖了。于是借口说魏征曾经推荐侯君集做尚书仆射兼掌长安各禁军的兵权、还说杜正伦有宰相之才，结果这两个人一个因谋反被杀，一个泄密获罪被贬，这说明魏征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于是下令砸掉自己为魏征撰写的墓碑，并废除魏徽的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这还不算，他还再次收拾了杜正伦一把，连交州都督也不让他干了，干脆流放驩州。④
这时候，房玄龄估计是看明白唐太宗砸掉魏征碑的真正原因了，所以加快了和许敬宗等人一起删改起居注和国史，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七月十六日呈上太宗。太宗最关注的一段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他看了之后觉得不满意，便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这样，皇帝就给那件事情定了调子，剩下的事情就由史官按照要求去改写吧。许敬宗作为史臣本就是个没有职业道德的家伙，为了个人私利本就愿意擅改历史，这次得到了拍皇帝马屁的机会，肯定不会放过。他不仅把李世民的玄武门之事说成被迫的，无辜的，还把太原起兵的功劳尽可能地王李世民的身上推，把雄才大略的唐高祖都说成是坐享其成的窝囊主儿，对李建成的诬陷就更多了。如果不是有温大雅当初记录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存世，后世还真不易发现这一点。
贞观十七年十一月，太宗觉得太子李治过于仁弱，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再劝我立李治为太子，可他过于懦弱，恐怕他不能守护好江山社稷，怎么办呢？吴王李恪（李世民与杨妃所生，不是长孙皇后的儿子。）英武果断，很象我，我想改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执意争辩，反对改立太子。太宗不高兴了，说：“你反对，不就是因为李恪不是你外甥吗？”无忌坚持说：“太子仁义厚道，真正是守成之君；太子的位置意义非同寻常，怎么可以轻易更改呢？”太宗于是不再坚持。既然觉得不立李恪了，他就觉得有必要警告一下李恪，大概他还是担心李恪效法自己当年的玄武门事变。十二月初六，太宗召来吴王李恪对他说：“父子虽是至亲，但你要是一旦犯罪，也是国法不容。历史上，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谋反，霍光写了一封信就能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估计李恪听后也是一身冷汗，自此规规矩矩做人。
这样，贞观中期内政中最严重的zhengzhi危机总算过去了。
作者按：
李承乾和李泰的争斗，对我们职场上的一些黑马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
企业里的青年才俊们往往是单纯的业务导向型的人才，能力超群，深得领导赏识，而在企业的勾心斗角方面基本上都很弱。这样的人深得领导赏识，容易获得领导的一些“非物质激励”，但对一些同事甚至小人的嫉妒不够注意。所以，在屡屡有人向领导反应他的莫须有的过失之时，领导内心里对他有所不满的时候，他还象李承乾那样沉迷在定心丸的药效里。毕竟领导不会把什么都写在脸上，绝大多数是不露声色地观察和验证那些攻击性的评价，而绝大多数的黑马并没有意识到有问题，还在不停跳陷阱。等到真的感觉到了领导的不满，就为时已晚了。
还有的青年才俊，因为自己才气超群，受到企业最高领导的偏爱，就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把其他的高管放在眼里了。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对一把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没有说“是”的绝对权力，但他们却完全有说“不”的权力，而后面这一条就足以挡住绝大多数黑马的道路。李泰在唐太宗心目中那么受宠，但在长孙无忌等人坚决说“不”的时候，也就失去了进一步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乎所以，而是要认清现实，明白谁能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帮你顶了！！！期待又一个《流血的仕途》!!!
这几天开会，从早到晚。
今天我争取能更新。
本来虽然明白世间险恶，但是总以为身边的人，总是诚心相待，但是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事情，才懵懂到诧异到沮丧，才明白关键时刻，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呵呵
自己果然太过幼稚，所以打算多从作者文章中进行学习了，等更新
支持李泰的多为后崛起之官员和在李渊李世民初期，官职并不显赫之人，而这些人，他们中很多不是大家氏族，也不是原核心的关陇集团与李世民嫡系的人。
支持李治的人，代表是长孙，他们多为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或者是李世民的嫡系，或是大家氏族，这些人在朝中势力大，是那时候唐的根本势力，虽然李世民一直想要弥补这两派的缝隙，修氏族志，我个人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如果立李泰，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两派之间权利激烈冲突，使李泰背后势力和大唐原本的集团势力发生争权斗争，而立李治，则不会有激烈的权利冲突更替
顺便说，我倒蛮欣赏马周，会做官，也能办实事
其实贞观朝，政治还算蛮清明了，我觉得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应该算明朝，那真是你死我活，争首辅，争国本，党争，同时还要和阉党争，而且还不像宋朝刑不上大夫，不仅有梃杖，呵呵，25史，惟明朝可灭十族
虽说明哲保身，但是有时不可避免的会扯进去，到时候不要稀里糊涂成了炮灰
唉，突然有感而发，希望LZ不要见怪，唉~~~~
记得小李说过，对大臣，不可不用权术，也不可全用权术，我倒觉得有些事，李世民做的，未必就是权术，而是本心如此，我觉得小李对大臣，其实蛮有人情味，有时候甚至有些没上没下，比如刘汨就曾经跑到李世民坐的胡床上，把他刚写完的一幅字抢到手（当时很多大臣都在抢，但没人向他那么嚣张，直接跑到李的胡床上去抢），李也不以为意，只不过刘汨在李去伐高丽时，说什么代行天子事，结果引起李的不满，唉~~~可见说话要谨慎呀
太子事件过去之后，唐太宗行为和态度更是和贞观初年大相径庭了。也许是最高权力对他长年的潜移默化，也许天是下太平兴盛的大功让他意得志满、愈加个人膨胀了，他对待进谏不再是闻过则喜的态度，而且不再满足于文治，也要进一步追求武功了。而且，从征平四海，给他的那个柔弱的继任者扫平他所能扫平的障碍的角度讲，也是有必要的。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太宗动起了伐高丽的念头，他说：“高丽的盖苏文杀死其国王，迫害大臣，虐待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令，侵略邻国，朕不得不兴兵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反对，但李世勣这样的武将肯定希望能有战争，他说：“当年薛延陀进犯大唐，陛下想要讨伐他们，魏征就谏阻您，后来我们就没有出兵，但结果怎么样？直到今日还是祸患。今天对高丽，不是一个道理吗？难道我们还要犯一次同样的错误？”其实李世勣这话，不仅是针对魏征，还针对了房玄龄，因为那时候房玄龄也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只不过现在魏征已死，墓碑还被太宗给砸了，拿他说事虽然不厚道，总比直接说房玄龄强，能够表明那些武将的心声。太宗说：“对，就怪魏征。我当初怕堵塞了言路，才听从了他的话。”群臣一见话说到这份儿上了，再也没有谁继续劝阻。征伐高丽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贞观十八年四月初九，已经不那么爱纳谏的唐太宗还是继续作秀，老调重弹地对大臣们说：“现在大臣们顺从旨意的居多，犯颜强谏者极少，如今朕想要听听关于朕的过失，诸位请直说。”长孙无忌本来就是拍马屁的高手，自从贞观二年他辞去宰相的实职，到贞观七年他再次出任司空，历史上关于他的几条记录都是拍马屁。这次他照例还是拍马屁说：“陛下英明神武，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失。” 散骑常侍刘洎却站出来说：“近来有人上书指出陛下过失，陛下都当面责备，他们都很恐惧，所以上书进谏的人越来越少。”马周也出来说：“陛下最近的作为整体上都是好的，只是在赏罚的时候有点凭个人好恶了，除此之外没有毛病。”太宗当时虽然表态予以接受，但内心里已经不是那么痛快了。
贞观十八年二十六日，任命刘洎为侍中，代行中书侍郎职务的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朝中又多了这几位宰相。不久，太宗还想任命韦挺掌管门下省之事，也是做宰相，马周得到消息，就上密奏说了韦挺的缺点，还说他不是做宰相的料。原来，马周当初等人监察御史的时候，韦挺因为马周出身低微，看不起他。现在马周是宰相，就劝阻太宗，不让韦挺作宰相，这个事情就搁浅了。后来韦挺工作出现失误，受到太宗的惩罚，接着又在高丽战场上闹了点情绪，被太宗流放象州，此生与宰相职位再也无缘了。
岑文本官被任命为中书令，回到家中时却忧心忡忡的样子。母亲问他为什么，岑文本说：“我又不是勋臣故旧，也没有大功，坐到这样的高位未必是好事，因此有所忧惧。”估计岑文本也有点担心自己曾拥护立魏王李泰为太子，现在却是晋王为太子了，很可能会有一天有人拿这个说事来整他这个宰相。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把朝中的兵家权威李靖召来询问：“你南征北战多年，把这里也平了，那里也灭了，现在只剩下高丽了，你看怎么办？”李靖回答说：“以往凭借大唐天威，我是取得了一点成绩，现在残年朽骨，来日无多，还真的想趁有生之年抓住这个机会。我愿意跟随陛下出征。” 但李靖年已七十多岁，身体又不好，唐太宗考虑之后还是没有调用他，于是准备带领李世勣、李道宗等人，亲征高丽。临行前，他命令房玄龄代他处理朝中事务，遇事可酌情处理，不必再长途向回答上奏请示。为了不让萧瑀和房玄龄在这期间发生争执，还借口洛阳的守备重要，调萧瑀暂时去镇守洛阳。这个萧瑀真的不让人省心，现在还是房玄龄等大多数大臣不和，甚至曾经上奏说：“房玄龄和众位重臣私结朋党、排斥异己，离谋反都不远了。”太宗见他说得如此过分，很不高兴地把他训斥了一顿。这次太宗要离开那么久，留萧瑀在朝中会严重影响房玄龄的工作，所以把他调开。
贞观十九年初，唐太宗正式向高丽进发。唐太宗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到房玄龄的留守处，声称有人谋反，他要揭发。玄龄让他进来，问他是谁要谋反，那人直来直去地回答：“是你本人。”房玄龄一听二话没说，马上让驿馆把告密者送到太宗的行宫去。太宗正在行军途中琢磨征战的事情，突然听说房玄龄送来一个要揭发谋反的人，一下子就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了，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等着。等告密人来了之后，问他告谁，那人说：“我告房玄龄谋反。”太宗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也不继续讯问了，立即下令将告密人腰斩。这个想以奇异言行获取“倖进”的家伙，投机不成还搭上了性命。唐太宗又亲下手诏，责备房玄龄：“你怎么那么不自信？我还能不相信你吗？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你自行处理就好了，不要再找我。”从这件事情上，确实可见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
贞观十九年三月，李世民兵到定州（今河北省境内），命太子留在定州监国，由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职责，与刘洎、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执掌机要事务，在定州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还有已经从宰相降职为吏部尚书杨师道与太宗同行。太宗将要出发前，对刘洎说：“朕如今带兵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望你能体会到朕的用心。”刘洎答道：“望陛下不必忧虑，如果大臣有罪，我会立即诛杀。”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出征的时候是希望后方安安稳稳不要有大变动，刘洎这时以这种类似于奸雄的态度留在后方辅佐太子，让他很不放心。但这时候军队已经准备出发，也不能因为这句话轻易更改圣命了，于是唐太宗就告诫刘洎：“你粗心大意又性情刚直，一定会因此惹祸，你要小心行事。”不知道刘洎能不能听出来，太宗这话不仅明确否定了刘洎的想法，还有警告刘洎不要乱来的成分。估计李世民是带着这个心病出发的，即使以后到了高丽前线，还会担心着刘洎会不会胡来。这样以来，刘洎离倒霉应该就不远了。
向高丽行军时，太宗将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文书簿录等全都委派给岑文本管理，岑文本勤勉不怠，亲自调配，心力耗竭，言谈举止慢慢迟钝了。太宗见状，担忧地对身边人说：“文本这次与我同来，恐怕是很难与我同回了。”结果是大军刚过幽州，岑文本就突然死亡。太宗只好命人回定州召许敬宗来军中，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接管岑文本的工作。
对高丽的战争，唐太宗本是信心百倍的，认为可以一举攻下。但真的打起来之后，不仅伤亡很大，进展也很不顺利，打了半年多也只夺得了辽东的部分城池。贞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如果按照阳历算已经是十月底）天气已经转冷，军粮也将用尽，唐太宗只好下令班师。李世民本来要凭借这一仗再次大显天威，每想到落得个铩羽而归，心情自然是郁闷透了。这时候太宗开始懊悔，感叹道：“如果魏征还在的话，不会让我出兵的！”于是命人乘驿马昼夜兼程到京城，用猪羊祭祀魏征，重新刻立那块被自己两年前砸坏的石碑。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十二月初七，唐太宗正和太子一起从定州返回长安途中，突然患病（背上长痈）。刘洎和马周一次探视太宗之后，出来面容哀伤，正好在门口遇到褚遂良，褚遂良询问情况，刘洎说：“病得如此厉害，皇上的身体值得忧虑。”傻乎乎的刘洎没有想到，自己已是大祸临头，这句话正是导火索。褚遂良自从拥立了晋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对异己力量就抓住一切机会打击，刘洎当初曾拥立魏王李泰，自然就成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对立面。后来，刘洎又上表指责朝廷在用人上有问题，任人唯亲的情况比较严重，太宗就任命刘洎为尚书左丞，让他调整人事、清理积弊，这个过程中难免得罪正在安插党羽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如今间唐太宗也防范这刘洎，刘洎又送了这么一个好机会上门，褚遂良岂能放过？于是褚遂良向太宗进言：“刘洎一直说朝延大事不足忧虑，只是应当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年幼的太子，大臣中有二心的杀掉他，自己也就安定了。现在又四处散播陛下病体堪忧的消息呢。”褚遂良这话说得真是阴险透顶：太宗本来就因为刘洎经常进谏有些反感，出兵高丽时又因为刘洎的态度忐忑不安了半年多，加上伐高丽武功心中郁闷和病中心情烦躁，听到这个消息肯定要严惩刘洎。他真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成，估计他是和长孙无忌密商过上奏用语之后才见太宗的。太宗在渗透基本回复之后就召来刘洎责问，刘洎连呼冤枉，还请马周为他作证。马周到后，所说的情形和刘洎一样，但褚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宗下诏：“刘洎与人私议我的病情，想窥探朕有不幸时，阴谋执掌朝政，自比于伊尹、霍光，无端猜忌大臣，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死。赐他自尽！”就这样，这位正直但过于单纯的、在贞观后期还学习贞观前期时的魏征的大臣，被冤杀在异乡。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三月初七，太宗车驾回到了京城长安。既然回朝了，太宗当然要听房玄龄的汇报、处理一些朝廷事务。估计这段时间里，李道宗已经去探望过李靖和描述了一下本次战争的过程，李靖是何等样人，立即就有了自己的见解。太宗对这次征战辽东的结果不满意，也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李靖召来。说：“我倾全国兵力却打不下小小的高丽，这是什么缘故？”老奸巨猾的李靖不愿意直接说太宗的事务，而是说：“这一点李道宗能够解释。”太宗又问江夏王李道宗，李道宗就详细陈述在驻骅山时曾提出过乘虚攻取平壤的建议，但太宗没有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若失，说道：“当时匆匆忙忙，我已经记不起来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候，萧瑀还是和房玄龄闹来闹去，本来他性情刚直多疑，偏偏责任心又很强，在太宗出征的这一年里肯定积攒了大量针对房玄龄的不满（幸好他遇到的是房玄龄而不是刘洎，但这也许又是房玄龄能被绝对信任的原因之一。）此次太宗回来后又少不了告状。太宗虽然很不喜欢萧瑀，而且裂土封疆的做法已经执行不了了，但萧瑀的使用价值还在，太宗可以用他起一下监督和牵制的作用。所以还是哄着他。太宗知道萧瑀信佛，和著名的玄奘法师有来往，而且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他的影响下笃信佛教而出家为尼，就送给了萧瑀一尊绣佛像，还把萧瑀的像绣到了佛像的一侧。
既然张亮不愿意出家，就要挨收拾了。这时正巧有一个陕州人前来检举，说刑部尚书张亮豢养义子五百人，还曾对巫师公孙常说：“我的名字正与‘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相符。”又问巫师程公颖：“我的手臂上长有龙鳞，想要举事造反，可以吗？”其实不知道这个陕州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说不定都是唐太宗自己故意安排的。太宗命令马周等人审查张亮，张亮坚决不服。太宗说：“张亮养有义子五百人，养这么多人做什么？不正是要谋反吗？”命文武百官议定其罪行，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惟独一个叫李道裕官员说：“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不应仓促判死罪。”太宗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不听。还假惺惺地派房玄龄等人到狱中与张亮诀别（张亮是二十年前房玄龄和李世勣共同推荐给李世民的）说：“国法要讲究公平，朕与你都要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往来，深陷于法，国法难容，我也救不了你。你好好地去吧。”三月二十七日，张亮与程公颖一同在西市被处斩，家产被抄。
张亮的死并没有让萧瑀变得更聪明，他除了经常和同事闹矛盾之外，还因为有情绪，时常声称有脚病而不上朝，有时候到了朝堂有人不进去面见太宗。大概是有一天他又和房玄龄吵起来了，太宗终于被他惹烦了，贞观二十年十月，太宗下手诏数落他说：“朕对佛教，无意遵从。萧瑀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有反复。瞬息之间反复变化无常，这是宰相的度量吗？朕一直隐忍，可萧瑀全无悔改之意。现在决定，将他降为商州刺史，免除他的封爵。”这时萧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太宗贬斥，虽然第二年又被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封宋国公，但再没有担任宰相的机会了。
这时候房玄龄也被太宗赶回家中去了，但房玄龄的人缘比萧瑀强多了，有很多人帮他说话，褚遂良就是其中之一。褚遂良受过房玄龄的恩惠和照顾，于是出面为老领导说话了，他上奏：“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武德九年又冒死和陛下发动玄武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执掌朝政，劳苦功高。现在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众大臣所不容，就不能抛弃。陛下如果认为他已老迈无用，也应当以礼节让他退休；不可因为一点过失，就不管他几十年的大功。”太宗听后召房玄龄回朝。不久，房玄龄又因为犯了点错误，自动离职回家。几天后，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听到后立即就让人洒扫门庭，说：“皇上一会儿就要到了。”太宗果然一会儿就来到他家，带着房玄龄一同回宫。贞观二十一年夏天，太宗去秦岭之南的翠微殿避暑，让房玄龄辅佐太子留守京城。当时李世民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碰巧有人从京城前来太宗这里汇报工作，太宗问道：“关于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的事，房玄龄什么意见？”来人回答：“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别的都没说，只说了一句李纬的胡子长得不错。”太宗听后立即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从这几件事也可以看出房玄龄和太宗的关系和了解程度确实非同一般。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唐太宗又让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掌管尚书省、门下省事宜，这时唐朝开国以来破天荒地以一人总管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权力可谓极大。这是唐太宗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开始准备后事安排了。他给长孙无忌这么多的权力，是扶持稳固的太子势力。长孙无忌又有褚遂良等死党，总管三省之事，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雄厚⑥。几乎同时，中书舍人崔仁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成为宰相。这个崔仁师就是曾因密奏立魏王李泰为太子，在李治成为太子之时就被朝廷降职的那位。大概是他和刘洎一样曾是魏王李泰的支持者，褚遂良对他就比较疑忌，就想找机会搞掉他。没过两个月，有人伏在衙署门前上诉，中书侍郎崔仁师不知为何却没有及时上奏，褚遂良见状就上奏太宗，结果自然是崔仁师被免职，流放连州。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执掌权柄二十多年的房玄龄去世。这个人随太宗平定祸乱而不居功；王、魏征善于谏诤，房玄龄不争其贤名；李世勣、李靖善于领兵作战，房玄龄辅行文道；国家太平，又将功劳归诸君主。盖棺定论，房玄龄被称为有唐一代的社稷之臣。
差不多也在此时，年仅四十八岁的宰相马周病死。临死前他吸取了魏征的教训，把自己以前进谏、指出太宗过失的奏折稿件全部亲手焚毁，还说：“管仲、晏婴为了追求后世的赞誉，不惜把自己君主的过错暴露给天下人，我可不学他！”虽然他说的是管、晏，其实影响了他的是魏征。唐太宗知道了当然高兴，于是马周死后极尽哀荣，且所得皇恩惠及子孙。
二十二年九月初五，薛万彻等人征伐高丽刚刚返回返回朝廷（那时候太宗虽未亲征，还是派薛万彻等人去攻打高丽）。大臣裴行方上奏，说薛万彻在军中盛气凌人，还对朝廷的派遣有怨言。唐太宗闻奏，当即下旨对薛万彻罢官除名，流放象州。这是唐太宗第三次这么做了，前两次一是对李靖，二是对侯君集。他这样对待立功武将确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有李靖那样的修养或尉迟敬德那样的绝对忠诚，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些功臣的反叛。前面侯君集谋反是一个教训，这个薛万彻以后又是一个教训。薛万彻谋反我们以后会叙述。
贞观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太子任命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他知道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关系，也知道他俩是李治的铁杆支持者，计划让他们做顾命大臣，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安排了两个文臣，太宗还要为儿子安排一个武将，李世勣就是唐太宗心中的理想人选。其实他早就看好李世勣，曾在数年前就告诉他要有托孤之任。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十五日，太宗照例在翠微宫避暑，当时太子随侍。太宗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能非凡、战功卓著，且但你对他没有过什么恩德，所以他恐怕不能敬服你。我现在将他降职，如果他俳徊观望，我就杀了他；假如他立即听从调遣，等我死后，你以后可再重新用他为仆射，视为亲信。”于是下旨，免去李世勣的宰相职务，降调为叠州都督。李世勣一接到诏令，立即准备行装，连家都没回一趟就去上任了。对于唐太宗的这个做法，很多学者认为是小儿科了，觉得这不仅无效，还会伤了老臣的心。其实不然，唐太宗乃五百年一遇的雄主、李勣更是智慧绝伦，两个如此出色的zhengzhi家“过招”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不可以常理简单度之。其实唐太宗的这个做法，更有利于制造李世勣和长孙无忌的矛盾，当时长孙无忌统管三省之事，如日中天，李世勣遭到此冷遇，怎能不怀疑和长孙无忌有关？唐太宗一方面让长孙无忌独揽大权，又设置一个李世勣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个懦弱的儿子的皇位稳固。
这段时间，太宗的病情一直很重，太子李治日夜在侧服侍，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里，太子迷上了武则天。武则天其实比李治还要大不少，但李治九岁丧母，本就有些恋母情结，面对半姐半母又八面玲珑的武才人，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情网。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病情危急，急召长孙无忌到翠微宫，但长孙无忌到时太宗竟已说不出话来，躺在床上，伸手摸长孙无忌的脸，无忌大声痛哭。两天后，又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进入寝宫，对他们说：“朕要把后事托付给你们了。太子仁义孝敬，望你们善加辅佐教导！”又对太子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为大唐江山担忧！”然后还不放心，对褚遂良说：“无忌对我竭尽忠诚，立有大功，我死之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挑拨离间了他们舅甥的关系。”其实太宗这话意味深长：指出了他们两个可能有人离间，要由第三方保证这个事，同时提醒第三方你们俩关系不要被人离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说过长孙无忌一句话，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估计唐太宗这次是从侧面还是把这个重复一次，告诉长孙无忌要继续善避嫌疑，不要擅权。长孙无忌没有听懂，是性格所致，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被这个皇帝外甥杀掉了。
接着太宗令褚遂良草拟遗诏。遗诏刚成、墨迹未干，唐太宗就闭上了眼睛。这位雄才大略、纵横四海、文治武功空前的盛世英主，从此与世长辞，年仅五十二岁！而在八天之前，大唐兵家宿将李靖也刚刚死去。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有唐一代最杰出的将领和最杰出的帝王先后撒手尘寰！
太子抱着褚遂良的脖子，号淘痛哭，长孙无忌抹去眼泪，让太子处理众事以安朝内外。因为皇帝死于京外，长孙无忌等人怕政局动荡，就决定先秘不发丧，同时紧急函告另外一个铁杆亲信、老臣程知节（程咬金），让他急带人马来翠微宫。程知节参加过玄武门事变，是太宗的心腹，现在正掌管飞骑（当时宫廷禁军的名称），他接信后亲率六千飞骑赶到翠微宫。第二天，长孙无忌等安排程知节带领飞骑军和一些精锐步兵，护送太子回京。⑤唐太宗生前所用的车马仪仗，侍卫等还和平时一样，拉着太宗的遗体，在太子出发之后也往京城进发。之所以这样安排，是怕有人趁太宗驾崩图谋不轨。
二十八日，太子回到京城，把太宗的遗体安顿在两仪殿，又用太宗的名义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任命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任中书令。一口气任命了三个太子东宫的人当宰相，还把六部的尚书、侍郎做出重大调整，把朝中大权都揽入手中之后，长孙无忌才安排在二十九日才在太极殿发丧，宣读太宗遗诏，由太子李治即皇帝位。同时下诏：诸皇子皇弟等亲王在外任都督、刺史的，都允许前来长安奔丧，但明言濮王李泰除外。估计长孙无忌不仅不让他回京奔父丧，还要加强对他的监控。此时承乾已死数年，如果不死应该也被除外。
作者按：
进谏自古以来都是很难的事。领导也是人，也有人性方面的弱点，当他常年身居高位完全适应了尊崇环境之后，弥漫周身的阿谀会让他对自己高估太多、自我感觉极为良好，这时候如果有人提意见、指出他的不妥指出，往往容易损害他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甚至让他觉得此人多事、不够顺从他、不够尊敬他。所以，真的能听进去又不厌烦进谏者的最高领导，真是太少了。我们在企业里也经常能看到，总经理做出明显错误的判断和指示的时候，有的意见本来相反的管理人员也不提自己的想法，甚至还随声附和。笔者年轻时是有想法就说，也不走脑子，结果挺招领导反感，同事也认为作者不成熟。现在想来自己确实幼稚了。
唐太宗可谓明主，但贞观后期也越来越听不进去谏言。单纯的刘洎并没有认识到此时的唐太宗已非往日的唐太宗，还想效法魏征做进谏直臣，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而且他没有明白唐太宗在亲征高丽而远离国都、权且委政于众大臣时的求稳心理，反而说出了太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从而埋下了祸根。这时候，当实在揣摩不清楚领导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可用比较中性的言辞表态，例如一定尽心尽力、保证完成任务等等。
①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说这个人是谁，此说缘于《唐历》关于此事的记载。
②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十二日，中书令温彦博说：“愿陛下能经常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好了。”……魏征说：“贞观初年的时候,陛下……不倦怠地求谏。近来……行谏都颇觉得触犯圣意，这就是与当年的不同处。”贞观八年十二月，魏征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这都反映出唐太宗在纳谏方面的态度变化。
③ 此信息取自李永祥著《大唐名相房玄龄》，三秦出版社。
④ 关于此事，《资治通鉴》和《旧唐书》的记载不一致，本处取杜正伦的本传记载。
⑤ 此事史书没有记载，这里的根据是《程知节墓志铭》。
⑥ 此据严耕望《唐仆尚郎丞表》。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初一，李治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唐高宗。
初四，高宗下旨提升叠州都督李世勣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此后李世勣为避先帝李世民的讳，改名为李勣。初十，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同时掌管尚书、门下二省事务。估计这时候唐高宗和他说了关于调回李勣任仆射（尚书省长官、宰相）的遗嘱，他为了避让李勣，不愿再掌管尚书省。高宗答允，命他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十日，再次提升李勣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意味着他们是实质上的宰相了，到九月，更是加封李勣为尚书左仆射。这样长孙无忌和李勣此时都可说是位极人臣。
同在这个月，皇叔李元景被拜为司徒、皇兄李恪被拜为司空，甚至到十二月，自己皇位根基未稳的高宗又颁布诏令，允许濮王李泰开设府署设置僚属。估计这不是长孙无忌的主意，而是李治为了表明自己的胸襟和道义而要求的。这些都成了长孙无忌心头上的石头。
也是在这一年，礼部尚书许敬宗被弹劾，贬逐为郑州刺史，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这个许敬宗其实也算得上是三朝老臣了，他比李世民还要大七岁，和魏征是老同事，曾一起在李密手下当幕僚，后来又投奔秦王李世民而成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十几年后好容易熬到中书舍人，却因在长孙皇后的丧礼上看到长相很像弥猴的欧阳询也穿戴整齐，一本正经，不禁失声大笑，于是唐太宗大怒，把许敬宗贬到洪州。后来因为帮助唐太宗篡改历史，状况得到了改善，唐太宗率军征辽东时，他得到了赴军中接替岑文本遗留下的工作机会，但随后又因为一句话惹烦了太宗。当时打仗时有一勇士率先冲锋，主帅李勣指着那位勇士对许敬宗说：“这人何等勇敢。”许敬宗随口说了一句：“头脑简单的人才这样不怕死”。李世民听了，很不高兴，虽然没有将他杀掉，但他的官职晋升却像蜗牛一样慢。这次好容易熬到了礼部尚书，又被拿掉了。虽然被贬郑州之后不久又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他虽是小人，但也有自己的志向，还一直在寻找机会。
第二年，改元永徽。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正月初六，高宗立妃子王氏为皇后。虽然朝中此时有侍中和中书令等一堆高官，但实际大权还是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此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李勣也不强自出头，所以朝中宰相之间矛盾不明显。而且皇帝仁弱，这几个老臣还是坚持原来贞观朝的政策，故而永徽初年的朝政，百姓安居乐业，有贞观朝的遗风。
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是太宗的周年忌日，高宗借祭奠之故路过感业寺，进去行香拜佛，目的是要见到武则天。二人相见，武氏哭泣，高宗也流泪，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带她回宫。当时的大臣都无可避免地会对高宗的做法有些微词，但都没有当成太大一回事。这时候谁也意识不到，武氏进宫，同时带进去的还有大唐的噩梦。
十月，李勣坚决辞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高宗批准，但仍然让他担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还是实职宰相。李勣担任左仆射已满一年，现在突然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聪明绝顶的他大概是看出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揽权把持朝政的苗头了，连皇帝都对长孙无忌他们无所不从，李勣自己更不会愿意招他们忌讳，因而做出一种谦逊的姿态。
褚遂良在得到这样的地位之后，也开始骄横起来。永徽元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韦思谦上奏疏弹劾宰相褚遂良，说他强行低价购买中书省职员的土地。大理寺少卿（相当于最高法院副院长）张睿册见状，自然不愿意放弃这个拍褚遂良马屁的机会，跳出来为褚遂良辩解，说他是依照估定价格购买的，没有罪。韦思谦义正词严地驳斥他：“那种官方的估定价格，是国家需要征地时才用的，所以是很低的。私人之间的交易，怎么能够按照那种价格标准呢？张睿册利用职务之便舞弊，附和大臣，欺罔皇上，按其罪行应当处死。”当天，长孙无忌在无奈之下以朝廷的名义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今陕西境内），将张睿册降为遁州刺史（今广东境内）。褚遂良虽然被贬，但还在陕西境内任职，明显就能看出来朝廷有随时召回他的打算。
这时高宗似乎对长孙无忌的专权有点不舒服了，外界的一些关于皇权被窃、长孙专权的传言他也不可能听不到，所以，高宗有些不满足于当个没有实权的天子。他也试图在朝中的关键位置上开始安插自己的亲信大臣了。永徽二年正月十一日，高宗任命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奭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实职宰相。柳奭是高宗新立的王皇后的舅舅，自然是高宗想扶持的自己的外戚，至于宇文节，两唐书都没有专门立传，但从后来他孙子宇文融的传里可以看到他后来因房遗爱谋反事件，被长孙无忌陷害流配到桂州（今桂林附近），然后死在那里，就可以肯定他不是长孙无忌一党。永徽二年八月初八，又任命自己当初的东宫旧人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都仍是同中书门下三品，高季辅为侍中（高季辅是李勣的故旧）。但是，这些人位高而权轻，都无法也不敢和长孙无忌抗衡，并不能起到牵制长孙无忌的作用。众大臣在议事的时候，还是要看着长孙无忌的脸色表态，那个老奸巨猾的李勣，目前也不出头招惹是非，所以，朝中意见经常是一边倒。高宗对这种情况不会没有觉察，闰九月，他对宰相暗示了一些不满：“听说你们议事的时候，官员们还要互相观察脸色行事，所以大多数不能做到集思广益和完全公正。”长孙无忌答道：“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至于到徇情枉法的地步。就是陛下在处理政事的时候，也会稍稍地考虑一些人际关系因素吧。”
以长孙无忌在权力场上几十年的阅历，不可能看不出外甥人事安排的用意，也不可能听不出来外甥的弦外之音。但估计他是太没把这个外甥放在心上了，一点也没有收敛。第二年（永徽三年）春天，长孙无忌把同州刺史褚遂良调回朝中，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履行宰相职责；接着又任命自己的亲戚、兵部侍郎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是实职宰相，这样长孙无忌的势力就更加稳固。褚遂良回到宰相职位上之后，自然不会忘了那个弹劾自己出京的韦思谦，找了个机会，把他斥逐出京，去担任清水县令。
连皇帝和李勣都让长孙无忌三分，新任的宰相柳奭当然不敢和这样的权臣叫板，同时他自知自己之所以能坐到宰相的高位，都是因为自己是皇后的舅舅。皇后的位子稳固他的位子就稳固，皇后要是失宠，他的官位就不保。现在的情况是，王皇后没有为高宗生儿子，这随时都可能成为皇后宝座坍塌的诱因。于是柳奭建议皇后认养李治某个妃子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皇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就开始选择认养对象，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高宗的长子李忠的身上。李忠出生在唐高宗刚成为太子之时，因生母刘氏出身低微，根本无望成为太子。如果皇后能拉他这一把，把他立成太子，他肯定会感激和亲善皇后。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大家当然都愿意，一拍即合，然后皇后就向高宗提出立李忠为太子。同时韩瑗在外面向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等人频频暗示，让他们向高宗请求立李忠。柳奭本来就没有和长孙无忌对着干，他不敢、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和几个重臣的关系还不错。长孙无忌也觉得自己没必要逆着王皇后行事，也乐得上奏做个顺水人情，同时谋个拥立之功。高宗接到他们的上奏之后，觉得事无不妥，就依他们所奏，于永徽三年七月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同时还任命德高望重的于志宁兼任太子少师，张行成兼任太子少傅，高季辅兼任太子少保。这下子，柳奭和王皇后总算舒了一口气。
这时候王皇后在后宫之中的天敌也在日益强大。武则天再次进宫已经两年多了，她机敏聪慧，善施权术，刚进宫时，侍奉皇后十分谦恭有礼。皇后十分喜欢她，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她，不久她就大得宠幸，拜为昭仪。就在李忠被立为皇太子的这年，即永徽三年的年底，她还为高宗生下了一个儿子――李弘。
永徽三年九月，任命代理中书侍郎来济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实职宰相。来济也是出身于关陇大族。
这时候长孙无忌的骄狂也已经是溢于言表了：一天，他宴请朝中的一些高官，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说：“我本来没什么才能,但是我运气好，机缘巧合位极人臣。大家说一下，我的富贵程度和隋朝的越公杨素相比如何？”有的人不回答，有人拍马屁说超过杨素。长孙无忌听后徐徐说道：“我只有一点比不上杨素，就是他富贵的时候年纪大，我富贵的时候年纪比他轻！” ①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其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地暴露了长孙无忌的弄权和骄狂，甚至高宗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孙无忌他们将魏王旧党，及他们的政敌一网打尽，而没有办法阻止。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高阳公主原本是李世民很宠爱娇惯的一个女儿，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甚至与和尚私通。她的老公就是贞观朝名相房玄龄的二公子房遗爱，此人因当初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因此他们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征高丽回朝马上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还有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人私下往来，说些对朝政不满的话。高阳公主还想把大伯子房遗直继承的爵位和家产据为己有，整天告刁状，已是欺人太甚。房遗直一是因为忍无可忍，二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公主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贞观年间为助李泰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长孙无忌当然不会放过他，不仅如此，他还要趁这次机会尽量多地除掉政敌。除坐实房遗爱夫妻的谋反罪以外，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头一波的扩充打击对象主要是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做皇帝的人，其中包括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荆王元景。第二波就是虽然没有参与进来，但关系和长孙无忌不和的，如李恪。李恪平素名望较高，为人心所向，现在又是司空，长孙无忌很忌恨他，想要找借口诛灭李恪以断绝众望。他示意房遗爱诬陷李恪也参与谋反，房遗爱自作聪明，希望能像当年纥干承基密告太子谋反那样免死，就招认说与李恪是同谋。永徽四年，二月初二，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并赐自尽。吴王李恪临死的时候，大骂道：“长孙无忌擅弄威权，残害忠良，祖宗有灵，长孙无忌灭族在即！”
但这依然不算结束，长孙无忌还捎带了另外一批政敌。宰相兼太子詹事宇文节，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江夏王李道宗均因与房遗爱关系近密而获罪，流放到岭南。宇文节本是高宗任命用来分化长孙无忌一党权力的，本来就是长孙无忌的眼中钉，现在房遗爱犯罪，宇文节出面为他开罪辩护，给了长孙无忌一个株连的借口。江夏王李道宗是皇室中的战功卓著者，为人也很谦和，当初脸上被尉迟敬德打了一拳都没有发作。他贞观末期时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最后还是没能逃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接着，长孙无忌还将李恪的同母弟弟废为平民，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贬为春州铜陵尉；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同时还罢除了房玄龄在太宗庙陪祭的殊荣。
长孙无忌这样抓住一件事情大兴冤狱，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这件事让高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这时候即使长孙无忌不是想篡权的奸臣，皇帝也不由得往这方面怀疑了。
皇帝马上做出夺回大权的准备了，就在这个月颁诏升任李勣为司空，仍然兼任宰相职务。一向小心谨慎的李勣这次却很干脆地接受了皇帝的任命。这与他永徽元年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估计李勣此时也已经对长孙无忌起了疑惧之心，开始怀疑长孙无忌要成为权奸了，这时他一是为大唐江山考虑，二是为自己身家性命着想，免得下一次长孙无忌的屠刀指向他，他要挺身而出了！高宗在任命李勣做司空后，还在努力提升他的地位，特命画工再度为李勣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显然是故意冷落一下长孙无忌这位元舅兼托孤大臣。
其实这些年李勣对长孙无忌一直是个牵制，只不过在长孙无忌尚未骄狂的时候，或虽然骄狂但打击时机还没成熟的时候，老于世故的李勣不会和长孙集团做无谓的摩擦。我们不能排除这几年长孙无忌曾试图往军中安置亲信的可能，但他毕竟不善征战，亲信中确实缺乏能治军的人才；而且，李勣和当初的李靖做法相似，虽然严守自己的军方将领身份，在政事上尽量少掺和，但在军队中却一是一、二是二。这样，在慧眼如炬的李勣和本来已有些许疑心的高宗配合下，谅长孙无忌也安插不进去什么大人物。现在，李勣从高宗的做法上，感觉到皇帝已经明白该怎么做了，而且时机也已经成熟了，这时候自己不能、也不需要再象以前那样韬光养晦、纵容长孙无忌了。
多处李勣请旨杀人的片段，都是在别人传记里面的，比如
汉王元昌，初王鲁，累迁梁州都督，后徙封汉。有勇力，善骑射。数触轨宪，太宗手诏诲督，乃怨望，附太子承乾，通馈谢。来朝京师，宿东宫，尝有丑语；又见帝侧有宫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赐我。”承乾许之，割臂血盟。事败，帝弗忍诛，欲免死，高士廉、李勣等固争不奉诏，乃赐死，国除。《高祖子元昌传》
李勣曰：“万彻位大将军，亲主婿，而内怀不平，罪当诛。”因诏除籍徙边，会赦，还。《新唐书薛万彻传》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勣请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资治通鉴》
跟他平时名哲保身的作风很相背，这些片断，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李勣对文皇的忠心，再加上其至死对文皇的怀恋，更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勣玄武门的时候绝对不是司马光和隋唐嘉话yy的中立态
度。
至于太宗临终托孤，其实很简单了。长孙无忌是亲舅，自然忠心，遂良本来就是无忌党，至于李勣，两唐书太宗可不是猜忌他，小李的意思明明白白：李勣是知恩图报的人，李治对其无恩。太宗自己做坏人，贬李勣，回过头让李治提拔。自己行将就木全心为儿子打算有什么错？司马光自错聪明篡改文皇的话“说什么李勣才智有余”之类不过是以后世人的眼光yy而已。司马光还自作聪明的把征高丽的时候李勣恭维文皇的话当阿谀奉承删除，其不自知宋朝的士大夫更是谄媚。文皇对臣子信任有余又爱将才，怎么可能让李治无缘无故杀李勣？贞观末年，虽然名将凋零。但跟他李勣齐名的还是有的：李道宗，薛万彻等等。反而因为后来李治的特别抬举，给了后世yy的缘由。后世二李并称，李勣是沾了李治朝的光而已。《旧唐书/卷七十一 列传第十七/李勣》：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
《新唐书/卷一百十六 列传第十八/李勣》：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贞观二十三年（己酉，公元六四九年）》：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看到没有，司马光真会yy啊。
还有就是佩服楼主移花接木，偷换概念的本事。你巧妙的把许敬宗在李治朝修史书的恶劣习性转移，很强大啊。
懒得再进你这个帖子，侮蔑古人更无耻。
长孙无忌应该留意到了这个危险的讯号，但是对于李勣这样在军中声望极高、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的老帅，他一时也是无可奈何。这年的春夏之际，久旱无雨，长孙无忌上表说这是首辅大臣失德，上天惩罚，所以要求辞职。他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做，估计是对皇帝做出一种试探，看看皇帝对自己的态度到底怎样。这时候，也许高宗还顾忌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和在禁军中的影响力，不敢轻举妄动；也许是他被长孙无忌的求退姿态打动了，于是还对其心存幻想。结果是高宗频降手诏，敦喻不许。这时候，从来都是疏不间亲的李勣肯定不会出面劝说皇帝准许长孙无忌辞职，而高宗又不是一个有魄力的皇帝，此事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属于正常。
见高宗照样没有动自己，长孙无忌又回复了以往专权时的状态。权力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高高在上、众星捧月的感觉，使得长孙无忌已经变成忘乎所以的权奴，坚定不移地向灾难迈进。这年的冬季，长孙无忌又把兵部尚书崔敦礼提升为侍中，原因是崔敦礼一直和他关系不错，而且在对待吴王李恪的态度上和长孙无忌一致②，坚决请杀李恪。可能会有人认为崔敦礼比较耿直，不是有意阿附长孙无忌，但是，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提升崔敦礼，这动机不用说谁都清楚的，皇帝心理更清楚。长孙无忌继续在朝廷上下安插亲信控制朝局时，根本就没想到他自己最终会栽在皇帝后宫的问题上。
到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时，大唐后宫的风云已经变幻了。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氏的入宫而完全失宠。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资料，也不知道武昭仪是采用了哪些手段打倒这位昔日宠爱备至的皇妃的，只知道她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王皇后也感觉到皇帝对自己的恩宠也在迅速衰减，也已经看清楚了武昭仪的手腕和野心。为了保住自己皇后地位和李忠的皇太子身份，她必然对武昭仪进行反击。于是她联系昔日情敌萧淑妃，开始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却不再听信她们的话了。
不久萧淑妃被打入冷宫，武昭仪的对手就只剩下王皇后了。王皇后比较年轻，又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生活磨砺的贵族大小姐，自然在很多事情上不如武昭仪会做。皇后不会曲意收买高宗宠信的人，她的母亲魏国夫人及舅舅中书令柳奭进宫时，见到六宫妃嫔的时候，也自傲于自己的门第身份而礼节不周。而武昭仪呢，见到皇后不喜欢谁、惩罚了谁，就去拉拢谁，所得的赏赐也和她们分享。因此这些人都和她一心，成了她的眼线。王皇后的一举一动，武氏都能知道，抓到任何一点把柄都都告诉给高宗。高宗越来越不喜欢王皇后了。后来，武昭仪又咬牙使出了匪夷所思的一招，对王皇后进行致命一击。大约就在永徽五年，武昭仪生下了一个女孩，高宗很喜欢，皇后一次来访看到了这个孩子也很喜欢她。并逗她玩。皇后离开后，武氏趁没人看见时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等高宗回来之后，武氏假装欢笑，到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时，才大放悲声，哭天抢地。高宗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宫女说皇后刚刚来过。高宗勃然大怒：“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借机哭诉王皇后的罪过，使高宗终于动了废后的念头。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到皇后已经失宠，而且明白其废后已经难免，内心惶惧，于是上表请求解除中书令职务，改任吏部尚书。
虽然高宗已经打定了废后立妃的主意，但要付诸实施却面临很多困难。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又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一般大臣都很难接受她为皇后，更别提那个一手遮天的元舅长孙无忌了。皇帝知道，长孙无忌是最难的一道关口，要想废后立妃必须先过他这一关。于是，高宗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想做做长孙无忌的工作。皇帝驾临舅舅的府第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奇怪。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一落座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舅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长孙无忌心里明白却故作糊涂，顾左右而言他。如此几次三番，高宗和武昭仪都很失望，悻悻回宫。后来，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无忌的宅第，反复请求他高抬贵手，无忌还是不肯答应。
这样，皇帝就对长孙无忌的意见就大了去了，哪有这样拿人东西还不给人办事的呢？何况送礼的又是皇帝！如果说去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无忌对皇帝意愿的漠视和对帝王权威的轻慢。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唐高宗，心中的愤怒此刻已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皇后。人生至此，实属无味。从此高宗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打击舅舅长孙无忌权力的道路。
高宗首先试图增多自己和群臣的直接接触的机会，逐步加强对朝政的控制。永徽五年的七月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我经常看见你们在先帝身边议论朝政，有的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那时候你们有那么多事要上奏，难道现在无事可奏了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此言一出，估计不少人都能听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那些长期在长孙无忌的权威下战战兢兢的大臣们，五六年来一直也没有看到皇帝有什么作为，而且都看到过皇帝所自行任命的人都被长孙无忌搞得有职无权，甚至还有宇文节被杀，还有谁敢越过长孙无忌而与皇帝直接议论国政呢？
高宗见这样做还不行，就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永徽六年五月，他不动声色地把宫廷禁军将领程知节（程咬金）改任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命他率兵讨伐西突厥。程知节此时已经六十九岁高龄，本不应该率军远征了。但他是长孙无忌的铁杆亲信，高宗这样安排，目的是解除他对禁军的控制权，远远地把他支出去，以便自己能安心地和长孙无忌过招。程知节走后，高宗在朝政中依然插不进去手，于是他选择了皇后的废立一事作为平台，和长孙无忌较上劲了。如果这件长孙无忌极力反对的事，高宗能成功实现，大臣们就会明白这个朝廷到底是谁说了算了，人心才敢于向皇帝靠拢。武昭仪此时和皇帝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会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高宗来对抗长孙无忌等人，调走程知节就有可能是武昭仪提出的建议。
于是，武昭仪在六月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柳氏找巫师做法诅咒武昭仪，高宗发出敕令禁止皇后的母亲进出皇宫。一个月后，又把皇后的舅舅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刺史。柳奭赴任路过离长安不远的扶风县时，可能对前来接待的地方官说了几句怨言，于是这个官员上奏称柳奭泄漏皇宫里的情况（柳奭所说应该是皇后废立之事，这样想来，这个地方官应该是柳奭的好友，不然以柳奭的谨慎是不会对他说这些事情的），又贬为离京更遥远的荣州刺史。
这时唐朝的后宫沿用的是隋朝制度，设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正一品，高宗提出，要在后宫中特别设置一个“宸妃”的名号，位置在上述各妃之上，封给武昭仪，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这是一个折衷方案，唐高宗认为这样诸位大臣应该能够通过了吧。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中书、门下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我们注意到，这次长孙无忌并没有出面，甚至褚遂良都没有出面，而是授意韩瑗来谏阻。大概他们已经从皇帝调走程知节的蹊跷事情上看出来点问题了，此时不适合直接出面来激化矛盾，而且这次所议的又不是皇后废立，他们出面也显得目标太大。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不是贵戚，素性忠直，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对于长孙无忌来说可能是计划外的收获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韩瑗和来济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接着，朝中发生了一件本来不大不小的事情，但是特定的人却在特定的环境中，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它，从而引发了一场大风波。当时朝中有一个中书舍人名叫李义府，他本是贞观中后期由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的，自然就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加上此人阴狠、笑里藏刀，因此名声较差，人送外号“李猫”。长孙无忌很烦他，同时也想进一步排除异己，打算把他逐出京城，降职为壁州司马。这份敕令还未送到门下省公布的时候，李义府通过自己的耳目已经知道了，惶急无奈之下便向同是中书舍人的王德俭请教应对之策。王德俭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有可能许敬宗曾和他这个外甥说起目前有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的风险太大，已经连续吃亏了三十年的他没敢轻举妄动。这次王德俭见李义府遭到这样的排挤，不妨死马当活马医，拿他做个试验。他对李义府说：“皇帝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提建议立武氏为后，就有希望转祸为福了。”李义府听后恍然大悟，这是一步险棋，但此时不得不走了！于是他尽可能快地寻求机会高宗上表章，请求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说是这样才能满足黎民百姓的愿望。高宗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赐给珍珠一斗，留他在京官居原职。武昭仪也暗中派人慰勉李义府，并说服高宗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此事和对弈很相似，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同时，高宗和武昭仪也大受鼓舞，他们终于有理由相信，朝中确实还有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
这是高宗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了长孙要贬斥的官吏，多年宦海浮沉的高官们从中都能看出，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提出废后建议，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许敬宗放心大胆地开展活动了，四处奔走宣传：“老农民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呢！”这话虽然不雅，但高宗和武昭仪听了很高兴，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他礼部尚书的职位。这样，就算是傻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等是较早的一批，后来这些人都成了武昭仪的心腹。一批大臣分化出来，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许敬宗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之后，还到长孙无忌府上去多次劝说他赞成立武昭仪，结果是自讨没趣，遭到长孙无忌正言厉色的斥责。但长孙无忌的态度并没有阻拦住武昭仪的这一波攻势，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八月，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了此事，到长孙无忌的府上其谒见，凑巧中丞袁公瑜也在左。行俭忍耐不住，问长孙无忌：“听说皇上将废去皇后，改立武昭仪，真有此事吗？”长孙无忌：“确有此议。”行俭道：“武昭仪要是当了皇后，国家必有大祸，太尉不能听之任之啊。”长孙无忌叹息说：“不是我不想阻拦，只怕是我阻拦不住了。”裴行俭又言辞激烈地劝喻几句之后才告辞离去。那个袁公瑜也起身告辞，他一出长孙无忌家门，就去武昭仪的母亲杨氏那里报告此事。杨氏夤夜入宫告诉武昭仪和高宗，次日高宗即行颁诏，贬裴行俭为西州长史。没想到这一贬却造就了一代名将，这是后话。
经过这一段的暗中较量，正式摊牌的时间终于要到了。九月的一天，退朝后的宰相们按惯例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忽闻皇帝宣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等宰相去内殿，说有事要商议。褚遂良若有所思地说：“今天皇上宣召，多半是为了后宫的事。”对于废后立妃这事，大家虽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已经被权力风波吓怕了的于志宁提议说：“长孙太尉是百官之首，您先表态，我们就好说话了。”褚遂良考虑了一下，说：“太尉贵为元舅，如触怒皇上岂不是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于志宁又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要不您先说。”褚遂良说：“李司空是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我褚遂良乃是自平民起家，无功而享受高官厚禄，且接受先帝托孤，不以死谏诤，无颜去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老奸巨猾的李勣一见这个架势，当即说自己身体不舒服，需要马上回家休息。其实他是不愿意帮助长孙无忌向皇帝施压的，因为他倾向于支持皇帝立武氏，以压制长孙无忌的熏天权势；但同时，他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把关系搞僵，于是选择了暂时回避。
李勣一走，就剩下三人步入内殿。皇帝对他们说：“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有，如今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死的时候，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就交付给你了。’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言犹在耳。现在也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够轻易废掉呢！我不敢曲意顺从陛下，那样就违背了先帝的遗愿！”这样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第二天，李勣为了躲避，请假没去上朝。高宗又提起废后立妃之事，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老底全部抖了出来：“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可以遴选全国的世家望族，何必非武氏不可？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将怎么评价陛下呢？愿陛下三思而后行！”高宗万万没有想到褚遂良敢这样说话，大为震惊，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我今日触怒陛下，罪该万死。请求辞官归里。”高宗这时一腔怒火，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这时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杀了这个家伙！”赫然竟是武昭仪！她当时就是个普通嫔妃，竟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于志宁此时已经不敢说话，长孙无忌无奈之下出面说话：“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这才保住褚遂良的一条命。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皇帝大怒，让侍卫拉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怎么上书，皇帝都不再听他们的了。
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思虑之时想起宰相之中还有李勣尚未正式表态，这就给高宗留下了希望：李勣功高望重，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如果他不反对，那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高宗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他虽然是顾命大臣，但是他反对事情就不可以办了吗？”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李勣对双方的态势、实力和意图，早已了然于心，此时就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呢！”
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不必有太多顾忌，同时也暗示皇上乾纲独断，不要再和那些人商议，至于军队里，是不会有人捣乱的。这样，高宗得到了军方的默许，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也一锤定音。（很显然，李勣实质上支持的并非是高宗立武昭仪，而是支持高宗和长孙无忌等权臣对抗。但是他没想到，万万想不到，这样做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副产品――后来世界上竟然会出一个女皇帝。）
高宗回宫后，马上下旨将褚遂良贬出京城，出任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被砍掉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把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许敬宗又在武昭仪的授意下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下诏立武氏为皇后。立后大典上，立后斗争中持支持态度的李勣，和持中立态度的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从此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
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皇后之争，终以长孙无忌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废后立妃的成功，让群臣都看到皇帝能自己做主了，群臣开始向皇帝靠拢，长孙无忌自然而然就失去了震慑群臣的权威。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作者按：
唐高宗对抗长孙无忌的策略，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我们的职场事务有些启发。
我们新接任一个领导职位之时，有时会遇到手下有那么一个不安份的经理或副总，过多地把权力榄到他的手中，搞得你这个领导有种被架空的感觉。这时候，你不妨看看唐高宗是怎么做的，可以吸取一下他的经验和教训。你可以越级把他的下属直接叫来，加以沟通，必要时甚至越级指示几次；也可以当众否定几次那个不安份的经理或副总的意见，指示采取其它的做法，并严格监督执行到位；也可以把他所不喜欢的人进行一下奖励或重用，树立一下他的对立面。这样，大家就知道真的是你在说了算，你就不会再遭遇有些下属机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尴尬。
千万不要以为你坐在那个位子上他们就都正心诚意地听你的，如果你不能处理好那个不安份的中间环节，很多人还都以为实权并没有在你这里，惧怕他的淫威而不敢真正听你的。
① 此处事迹来源于唐代专门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所著的《隋唐嘉话》。
② 此处采用王吉林《君相之间·太多宰相与zhengzhi》中的观点。
立后之战已然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大震动才刚刚开始。新皇后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迅速准备下一阶段的备战：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自己的后位。其二、要把长孙无忌等反对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铲除，永绝后患。对于唐高宗来说，也需要继续打击长孙无忌，一步步消除他左右朝政的实力。这时候，皇帝皇后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朝中大臣向他们聚拢的形势，对他们进一步实施行动也是极为有利的。
此时的太子李忠，是在永徽三年（652年）七月立的，才不过十几岁的孩童，也仅仅是个象征。但他毕竟是王皇后认养的、柳奭和长孙无忌扶上太子之位的，只要把眼光稍稍往远看一下，他对武皇后的威胁长远而且巨大。太子李忠也不傻，眼见得王皇后落得如此下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主动上表要求辞去太子位，前后上表共有四次。
武则天到目前为止，生有二子。长子是李弘，封为代王，而在当上皇后之前不久，又添了二胎，取名李贤，封为潞王。新皇后有这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要把现任的太子换掉，完全有充足理由。余下的问题，就在于有人出头提出，然后堂而皇之走个程序罢了。
这次第一个跳出来表现的是许敬宗。他揣摩高宗和武后都有此意，自己又是礼部尚书，职权范围内恰好可以说的事，何不抢个头功？于是，在武则天正式当皇后的第三天，许敬宗就上奏，大谈换太子事宜。奏章做得古香古色，大意是说：今之太子，原非嫡子。因为永徽之始，国本（真正的太子）未生，所以从权安排了。现皇后已生子，是为正统，那么皇统问题就不可浮滥。我既然是负责礼仪工作的，便不敢失职，一定要提出来。高宗看后非常高兴，马上召见他，一番夸奖和表演之后，说：“阿忠已有意自让。”谋私利也要披上“天下为公”的外衣，君臣俩的这番对话，好像是一场表情严肃的游戏。这事，就这么定了。
两个月后，《降太子忠为梁王诏》颁下，大夸了一番李忠，说他主动提出让贤，为成其美事，特封梁王，出任为梁州都督。同一天，册立代王李弘为太子。接着，又下诏大赦天下，改元“显庆”。当时正值新年的正月，废太子诏书一下，原东宫官吏都怕受到牵连四散逃亡躲藏，绝大部分人已经不敢来见李忠。世事如棋，人情如纸！李忠黯然离开长安，启程前往梁州赴职。到梁州后，还没出显庆元年，武后就又把他打发到房州去做刺史了。唐代的梁州在今陕西南郑一带，离长安不太远，还不算是太大的贬谪。而房州在今湖北房县，那时看起来就远了，是山高荒僻之地了。
李义府在武氏刚立为皇后不久，和太子册立之前，就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阁拜相。显庆元年（656年）三月，朝廷又把杜正伦提升为黄门侍郎、同三品。杜正伦当年因为向李承乾泄漏了唐太宗的话，被一贬再贬，官运背到了极点。但他是李勣的故人，现在李勣也要加强自己力量的时候，有必要把杜正伦提升起来。所以，杜正伦为相，极可能是李勣的举荐。
对于立后之后发生的太子废立和人事变更，长孙无忌集团一直采取坐视不问的态度，或者是已被武后的毒辣手段吓呆，或者是明知道劝谏也无用，总而言之他们一直都保持着沉默。至此，高宗御宇七年以来，终于尝到了宸衷独断的滋味。
这时候，李义府惹出了一件事，把一个反击的机会送给了长孙无忌等人。李义府原本一个朝不保夕的小角色，突然跃居宰辅之位后，开始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欺凌百姓。他看上了一个犯案下狱的洛州美妇人淳于氏，便指使大理寺丞毕正义放人，自己好纳为侍妾。不料此事被人弹劾了，高宗命给事中刘仁轨主持审查毕正义这件事，李义府向刘仁轨求情不成，怕事情泄漏，只好逼毕正义在狱中上吊自杀。后来高宗知道事情原委，仍然不治李义府的罪。李义府从此恨上了刘仁轨，努力寻求机会报复。李义府此时身为宰相，竟然于天子脚下擅杀大理寺丞，侍御史王义方认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决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坚持提出弹劾，言辞恳切，正气凛然。高宗听完之后却仍然开释了李义府，而且责怪王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为莱州司户。高宗如此公然黑白倒置，纵容迁就，是为了报答李义府当日“打响了第一枪”。
李义府的这件事，对于长孙无忌集团来说，是个反击武氏阵营的好机会。可是长孙无忌、韩瑗并没有加以利用，他们仍然保持沉默。所以我们说，长孙集团这一阶段的应对策略极为不妥，真是“前不应当示强时而示强，后不应当示弱时而示弱”。此时再软弱，也没有回身余地了，反而不如绝地一搏有再生的可能。
武则天并没有因为长孙无忌他们的忍让而停步，而是步步进逼。把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调离京城外放。长孙无忌的表弟、太常寺卿高履行（高士廉之子），被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任长史；长孙无忌的堂弟工部尚书长孙祥，被派到荆州大都督府为长史。从表面看，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虽然外放，但所任的职务也非常重要。这两个州，看起来虽然都是天下的显要州郡，然而，天下人都看明白了，这是在砍长孙无忌的左右手！
不仅长孙无忌在朝廷的羽翼被削减，连出征在外的程知节也处处受牵制。这年的年底，程知节的前军总管苏定方打了一个大胜仗，本来应该乘胜追击。但副大总管王文度却出面阻拦，自称受了密旨节制程知节，喝令不许进军。苏定方认为有诈，皇帝既任命程知节为主帅，岂会别传圣旨？要求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飞表奏明皇帝查清真相。程知节不听，任由王文度胡来，结果贻误了战机，敌酋得以逃窜。而后兵至怛笃城，敌方百姓开城门投降，王文度竟然下令屠城，然后瓜分了他们的财物，除了苏定方之外，连老程都得了一份。程咬金十二月班师回朝后，高宗却说自己并没有给王文度什么密旨，而是王文度假传圣旨！假传圣旨可是无可赦免的重罪，但高宗并没有杀他，只是予以免官（不久又再度起用）；这样，程知节也因为坐失战机、未及时追敌，而被免官。这事前前后后都发生得蹊跷，后世史家怀疑王文度并没有矫诏，而是高宗确实安排王文度去捣乱，阻止程知节立功，并且要让他背负上罪名，借以剪除长孙无忌的羽翼。程知节经历过几十年的政坛风雨，年事已高，早已无复昔日锐气，更不想临老还参与这种政争内斗，应该早就能看出唐高宗的用意了，所以从出征时起就变得懦弱起来，顺从地任人安排，回朝后和和顺顺地免职回家。保住性命就是福气了。
长孙无忌集团中的人见己方如此被动，终于有人坐不住了，特别是被新皇后点名提到要好好“奖赏” 他们一番的韩瑗和来济，更是急着改变这种状况。新皇后在册后大典之前，出人意料地突然上书要求褒奖二人反对封她为宸妃的“忠心”，那番皮里阳秋的话一直让他们寝食难安。眼见事态发展越来越不妙，他们急需找回以往的主力战将褚遂良以修补其翼，作困兽之斗。这年十二月，由韩瑗出面（统帅长孙无忌隐身于后，避开风险，以免目标太大。），为褚遂良讼冤韩瑗上疏，称褚遂良体国忘家，为“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却无罪被斥去朝廷，就算他有违忤天子，被贬一年也该够了，希望皇帝能将他召回。高宗此时情绪还好，平静地说：“褚遂良有才有功我都知道，但他性情悖戾犯上，所以要惩罚他。”韩瑗、来济见高宗的话有所松动，便慨然力争：“褚遂良是社稷忠臣，只不过是受到了谗谀之人诋毁。陛下无辜弃逐旧臣，不是国家之福。”高宗听这话说得无礼，脸色就有些不好。韩瑗却不察言观色，一时失口，竟然说：“武皇后就象周朝的褒姒！早晚灭亡大唐，您不要信用她！”高宗闻言勃然大怒吼道：“你下去！”
韩瑗退下后，立刻上本辞官，但高宗不准。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高宗带着武后行幸洛阳宫，在这里住了下来，并于当年底宣布洛阳为东都。后世有史家说，因武则天在长安宫中常见王皇后、萧淑妃的鬼魂作祟，故有此避祟之举。而实际上，是因为唐疆土已比前朝有所扩大，zhengzhi中心南移，是为便于统治。
到了三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长孙无忌一派中有人建议高宗，把褚遂良从潭州（今长沙）调到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任都督，这也可能是为了让他再远离zhengzhi中心一些以避祸。高宗批准。他们谁没想到，这一建议会给他们带来多严重的后果。
长孙无忌一派恢复声势步履维艰，与此相对，拥武一派却在一路猛进。三月，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到了七月，许敬宗、李义府秉承武后意旨，突然诬奏：“韩瑗、来济潜谋不轨，与褚遂良朋党为奸，密谋叛乱。因桂州为用武之地，故要求改授遂良为桂州都督，意在引为外援。”
高宗闻奏大惊，也不管有没有证据，立刻贬韩瑗为振州（今天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终身不许入朝。褚遂良更是问题的核心，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为刺史。王皇后的舅舅虽然已是死老虎，早就贬到荣州（今四川荣县）了，这次也受牵连，再贬到象州（今广西）为刺史。至此，长孙无忌的主要爪牙已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褚遂良被贬爱州（今越南），心情恶劣可想而知。他左思右想，再无扳回局面的可能，当初的倔强劲儿早已消失，只有上表乞怜。他先提到了自己为高宗力争皇位的策立之功，回忆了太宗去世时手足无措的高宗抱着他脖子的情景，最后说他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蚂蚁一样的卑微渺小，乞求皇帝高抬贵手。表上去之后，高宗不理。按理说这表章写得字字血泪，情动于中，高宗不可能无动于衷，之所以没反应，据《新唐书》推断，是“牵于武后”——被她管住了。
韩瑗、来济两位宰相被贬，顿时空出来侍中和中书令两个关键的位置，仅四天之后，许敬宗便做上了门下省最高行政长官侍中。他经过三十年的无耻钻营，六十八岁时终得和李义府同时为相了！李义府掌握中书出旨权，许敬宗掌握门下封驳权，二人联手控制了中书、门下，敕令通达不在话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