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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时事聚焦]我的一个重要发现和认识(2)

作者:begoniamike 提交日期:2008-1-25 10:09:00 访问:192 回复:1
蒙古人的衰落 The Mongol Decline
  蒙古人在欧亚大陆(Eurasia)的最终衰落是由于同帖木儿(Timur)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帖木儿是一名突厥贵族的子弟,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事实上不是)。帖木儿重新统一了土耳其和前伊尔汗国的领地,1391年他侵入到了欧亚大陆草原,打败了金帐汗国。1395年他领兵洗劫了高加索人和南俄草原,但是在他1405年死后不久他的帝国就很快四分五裂了。
  帖木儿在欧亚大陆胜利的原因除了持续的干旱和流行瘟疫之外,还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这场战争使得金帐汗国的统治中心被摧毁,贸易路线被迫向南迁移到了里海(Caspian Sea),政治斗争使得金帐汗国分裂并进而演变为几个独立的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Astrakhan)、喀山汗国(Kazan)和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即原先的金帐汗国于1502年被由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和莫斯科人(Muscovites)所组成的联盟所灭。克里米亚的可汗,沙林•吉莱汗(Shahin Girai),成吉思汗子孙的最后一位大汗,于1783年被俄罗斯人(Russians)所灭。
  蒙古人的影响和他们与俄罗斯贵族的联姻(intermarriage)对俄罗斯历史有着深刻而长久的影响。虽然蒙古人的入侵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却对俄罗斯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践有着很大的贡献。通过这些实践,欧洲文艺复兴(European Renaissance)的很多思想在俄罗斯以一些形式获得了尝试,这帮助俄罗斯人恢复了失去的许多传统文化。蒙古人或者鞑靼人的精神遗产,对俄罗斯人的影响非常深刻,这完全有别于欧洲其他民族。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e relatively rapid decline of the Mongols as an influential power. One important factor was their failure to acculturate their subjects to Mongol social traditions. Another was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of a feudal, essentially nomadic, society’s attempting to perpetuate a stable, centrally administered empire. The sheer size of the empire was reason enough for the Mongol collapse. It was too large for one person to administer, as Chingghis khan had realized, yet adequate coordination was impossible among the ruling elements after the split into khanates. Possibly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reason was the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 number of Mongol conquerors compared with the masses of subject peoples.
  跟蒙古人气势恢宏的武力扩张一样,蒙古人的相对迅速衰败有很多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蒙古人的社会传统融入到臣民当中,另一个是存在一个根本上是封建游牧式社会,和试图要建立一个永固的中央集权式帝国(centrally administered empire)的矛盾。纯粹就庞大帝国的规模而言这一因素就是它崩溃的原因,正如成吉思汗所意识到的,一个人是无法管理其庞大国家的,而在分裂成为几个汗国之后,要在统治方式上找到恰当的融合点(coordination)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的也是最重要的唯一原因是,相对于帝国浩如烟海的臣民而言,人口数量如此之少的蒙古征服者显得是如此不成比例。
  The change in Mongol cultural pattern that did occur inevitably exacerbated natural divisions in the empire. As different areas adopted different foreign religions, Mongol cohesiveness dissolved. The nomadic Mongols had been able to conquer the Eurasia land mas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organizational ability, military skill, and fierce warlike prowess, but they fell prey to alien cultures, to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ir way of life and the needs of empire, and to the size of their domain, which proved too large to hold together. The Mongols declined when their sheer momentum could no longer sustain them.
  全帝国范围内产生的蒙古文化传统的变化无可避免的恶化(exacerbate)损害了其自然历史演变进程。由于在不同区域信仰不同的外国宗教,蒙古人的凝聚力(cohesiveness)被肢解融化了。蒙古人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谋划、灵活的军事战法和绝妙的坚盔利甲的有效结合来征服广袤的欧亚大陆,但是却不能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帝国的利益需要之间制造隔绝的文化(alien culture)和社会等级差别(disparity)。而且就其统治范围的大小而言,证明大到他们已无法实施有效管理的地步了。当蒙古人的强势势头不再有了的时候,蒙古人的衰落便随之而来了。
  
  重返游牧生活方式 Return to Nonadic Pattern
  元王朝的结束是蒙古人历史的第二个转折点,60,000多人以上的的中原汉化蒙古人(包括蒙古皇帝)重返蒙古草原给蒙古故地的类封建制度(quasifeudalistic system)带来激烈而深刻的改变。15世纪初期,蒙古人分裂成两个部分,阿尔泰山(the Altai)地区的厄鲁特(the Oirad)蒙古部和东部的、后来尽人皆知的喀尔喀蒙古部。1400—1454年长期的内战使得蒙古人的社会和政治机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ititutions)发生了许多变化,至15世纪中叶在也先汗(Esen Khan)的领导下,厄鲁特蒙古部的霸主地位得以确立,他联合了大部分的蒙古人并继续进行针对明王朝的战争。也先汗是成功的,1449年他打败并俘虏了明朝皇帝。可是在4年后的一场战役中他被杀,蒙古短暂的统一联合突然中止了(an abrupt halt),蒙古人再次陷入混乱纷争的局面。
  在经历了厄鲁特和喀尔喀蒙古两大部落差不多20多年的争斗后,又一个厄鲁特蒙古部的首领,达延汗(Dayan Khan),于1466年恢复了中央领导权威(central leadership),他重新统一了蒙古绝大多数地区,到15世纪末期恢复了和平,在中亚和北亚的广大地区,乌拉尔山至贝加尔湖之间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联盟,而后他把势力延伸到喀尔喀蒙古的遗留地区。但是厄鲁特部被成吉思汗儿子察合台的突厥人后裔所包围,这些突厥人占据着从东到西的低地地带,分裂成为三个独立的汗国:雅克汗国(Yarkand)、费尔干纳汗国(Ferghana)和龟兹汗国(Khwarizm)。16世纪初期,这三个汗国被乌兹别克人(the Uzbeks)所灭,而乌兹别克人是较早脱离蒙古人统治的。乌兹别克人继续巩固了它在布哈拉(Bukhara or Bokhara)、撒马尔干(Samarkand)、龟兹和赫拉特(Herat)等地区的统治。在达延汗统治期间,类封建管理制度再次确立,各部落间由于有了具体的游牧区域趋于稳定。小政权现有的内部事务由成吉思汗贵族后裔所执行实施,但是却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
  在1543年达延汗死后,厄鲁特部和喀尔喀部再次陷于分裂,双方彼此敌视,争斗不断。现在厄鲁特部的土尔扈特低等族人对蒙古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土尔扈特人频繁的越过乌拉尔山脉侵袭到伏尔加河流域,他们被建立的莫斯科公国所征服。东部更远地方的喀尔喀蒙古人疯狂的向北部和南部戈壁滩扩张,南部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察哈尔蒙古人在试图建立对南部蒙古的控制权联盟上却显得貌合神离。由乌兹别克人控制的领土边界则保持相对的稳定。
  整个这一时期蒙古人是各自为政的状态,他们也没有对明王朝采取统一的军事行动,而这场内斗则主要是由喀尔喀蒙古部引起的。虽然这场争斗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所有各部可汗前哨阵地仍然继续在察哈尔蒙古部这边,察哈尔部是各部落的领导者,它是对抗明王朝的最后集合地(the rallying point)。
  在联合了喀尔喀蒙古的阿尔丹汗(Altan Khan)以后,同中国的战争必须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来重新考虑,虽然阿尔丹汗不如他的前任大汗达延汗和他的后任大汗噶尔丹那样的出色,但是他大概是蒙元王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蒙古可汗。至1552年他打败了厄鲁特蒙古部,重新统一了蒙古大部分地方。很快阿尔丹汗在持续的同明朝的战争中显得碌碌无为,两手空空。成吉思汗的帝国再也不可能恢复了,随后在1571年他同明王朝签订了结束这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霸之战。
  在他生命的最后11年里,阿尔丹汗加强了蒙古人势力在南部和西南方向的影响,同时经常性的侵袭西藏。反过来,阿尔丹汗却成为了西藏佛教重生的拯救者,他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1586年蒙古修建了第一座喇嘛寺庙(the first lamaist monastery),而且藏传佛教并因此而成为了国教(the state religion)。
  
  求生于俄罗斯人和满族人之间Caught between the Russians and the Manchus
  到17世纪初期,蒙古大汗的权力被极大的削弱了,分崩离析的部落式统治再次出现。各个汗国治下的小部落变得非常小心势力,由于继承权引发的内斗不断的削弱了整个汗国的权力结构,图们(tumen)以下的战术单位被解散并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fragmented)。与此同时,蒙古人的统治变得混乱不堪,西边的沙皇俄国(Tsarist Russia)和东边的满族人(the Manchus)势力正在平稳的扩张。蒙古人和突厥人,传统意义上的征服者,现在自己却成为了被征服的对象,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手里的兵器不够锋利,而是因为他们的战争艺术落后于多数游牧民族的水平,他们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撑战争和满足购买火炮和盔甲的需要,而且他们的重装甲骑兵(cavalry)也不再显得那么所向披靡。
  当现在被称为中国东北的大多数地方被满族人控制之后,一场新的征服大进程就开始了。满族人最初也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中国早期金王朝(the Jin Empire),女真人(the Jurchen)的后裔。17世纪初期在努尔哈赤(Nurhaci)的领导下,满族人开始向蒙古南部扩张。
  满族人的向西势力扩张很快同察哈尔(the Chahar Mongols)的林丹汗(Ligdan Khan),蒙古最后一位著名大汗发生了冲突。林丹汗一直试图在喀尔喀蒙古人(the Khalkha Mongols)中间重塑察哈尔蒙古人的霸主领袖地位,尤其是散居在南部戈壁滩(gobi)上的喀尔喀蒙古人,这一举动引起了周围势力的警觉,于是他们需求满族人的支持。几年时间里,满族征服者的军队数次同林丹汗的军队交手,因为林丹汗觉得自己拥有祖先留下来的战神般的军事才能。虽然林丹汗没有阻止满族人对其邻居鄂尔多斯蒙古人(the Ordos Mongols)的控制,但是他打退了满族人向西势力扩张的势头。可是在1634年他死后,南部蒙古人对满族人的抵抗便瓦解了。据说这一时期仅有一位北部蒙古贵族站在南部蒙古人的立场,带领他的同胞抵抗满族人的入侵,他叫索额图塔基(Tsogto Taji),被视为蒙古民族英雄。
  另外,许多土尔扈特人(Torgut),最西部的厄鲁特蒙古人(the Oirad Mongols )于大约1620年向西迁徙,大概这场大迁徙是面对准噶尔蒙古人(the Dzungar Mongols)不断的势力扩张的结果。厄鲁特人低等族人(subclan)和土尔扈特人的邻居则向南迁移。无论怎样,土尔扈特人都要通过吉尔吉斯(Kirghiz)和哈萨克(Kazakh)的领地,历经千辛万苦越过了鄂毕河(the Embe River),随后他们定居于泛伏尔加河流域,并沿河两岸袭击当地的俄罗斯人,他们就是后来的卡尔梅克(Kalmyk)蒙古人。最终他们于1646年臣服于俄罗斯,并在自己可汗的领导下实行自治。这些人是俄罗斯人利用的对象,俄罗斯人把他们视为轻装快速骑兵(light cavalry),以后利用他们来对付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中亚人的反抗。
  蒙古人对西藏(Tibet)的兴趣始于阿尔丹事件(Altan’s campaign),这一事件被移植到了准噶尔人的手里。准噶尔人定居于巴尔喀什湖(Lake Balkash)东部地区,并遍布新疆(Xinjiang)从东到北的广大地区。他们对西藏发动了一次次的军事行动直到1636年对该地区建立了事实上的保护统治(protectorate)。由于这一时期的管理较为有效,17世纪蒙古的多数时间为准噶尔部所统治。
  在远东(Far East)地区,由阿尔丹时期兴起的宗教狂热一直持续不断,这对17世纪和以后几个世纪的蒙古人的生活和文化影响是最深刻的。1635年土谢图汗部(the Tushetu)可汗宣称他的儿子是一位古代受人尊敬学者的转世化身,他成功地控制了这个精神王国(a state of virtue)并已成佛(buddha),因此这个年轻的王子被称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或者活佛(the Jebtsundamba Khutuktu or living buddha),变成了蒙古的最高传教士(the highest ecclesiastical figure)。这是近三个世纪以来一套完整最高宗教精神领袖(the highest theocratic leader)遴选过程的开端。第一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后的继任者被认为是转世灵童(reincarnation),他们都被发现于土谢图汗部。
  到十七世纪中叶,俄罗斯人的远征和势力扩张(annexation)令蒙古人和西南方的突厥人感到担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1672年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可汗阿育卡汗(Ayuka Khan)经西西伯利亚,跨越乌拉尔山(the Urals)和伏尔加河,一直把触角伸入进了俄罗斯。他以保证未来时间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保持局势相对缓和(relative tranquility)为条件,同俄罗斯人订立了和平协定。
  17世纪晚期一股重新振兴蒙古人势力的运动由准噶尔蒙古部的噶尔丹汗(Galdan Khan)发起,他征服了塔什干(Kashgar)、(Yarkand) 、和吉尔吉斯人的和田(Khotan)等大部分地方,而后把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哈萨克。大约在1682年他转向东方出击,试图控制喀尔喀蒙古。1688年困难重重的喀尔喀蒙古请求满族人的支持,满族人非常乐意看到这一景象,于是很快派兵给予支援。而快速把蒙古人吸纳进满族人的政权当中的原因正是满族人采用了蒙古人的统治模式,它糅合了蒙古人的政权模式和军事战略。
  到这时满族人已经征服了全中国,并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王朝。同时清王朝对俄罗斯人的向东扩张也保持了警惕,但它距北方俄罗斯人还尚且很遥远。俄罗斯人很小心的避开了还处在很封闭状态的土尔扈特人,而这些土尔扈特人定居于与中西伯利亚保持妥协(compromise)的广大地区。通过这样的方式,到17世纪中叶时俄罗斯人的势力达到了阿穆尔河流域和太平洋(the Amur valley and the Pacific Ocean)。在1641—1652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布里亚特(the Buryat Mongols)蒙古人并以此而获得了对贝加尔湖(Lake Baykal)周边地区的控制权。满族人对俄罗斯在中亚和北亚地区的蒙古人与突厥人之间不断增长的势力渗透一直保持相当的关注。早在1653年,满族人就曾和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流域发生过多次冲突,1660年满族人把俄罗斯人逐出了阿穆尔河流域,不料当满族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南部的内部叛乱(internal troubles)时,却发现俄罗斯人再次出现了。
  1683年满族人第二次大规模的有计划和系统的驱逐俄罗斯人的远征军事行动开始了,1685年满族人占领了俄罗斯人长期控制的阿尔金山(Albazin)地区。但是当年晚些时候当满族人撤出后,俄罗斯人又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于是满族人决心进行一场更大范围的势力角逐。正是在这个时候喀尔喀蒙古人乞求满族人的支援,满族人迅速作出了反应,为了应对潜在对手俄罗斯的威胁,清王朝决心控制蒙古并把它视为对抗俄罗斯的前哨阵地,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一举动大概为俄罗斯人所谅解,双方都在亚洲进行一场较量,但是俄罗斯人决定同中国人的争端必须和平解决,这导致双方于168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条约中规定俄罗斯同意放弃对阿尔金山地区和阿穆尔河北部地区的控制权,但条约的内容直到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the Treaty of Kyakhta)才全部完成,在《恰克图条约》中双方还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两国的各自边界。
  
  独立的结束 The End of Independence
  满族人派了一支大军到蒙古北部去镇压噶尔丹汗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蒙古帝国的企图,火炮(artillery)的运用在这次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准噶尔蒙古人退却了。1691年5月清朝康熙皇帝(Kangxi emperor)诏令喀尔喀部各主要部落首领在土伦举行库里台大会,作为对满族人保护喀尔喀部蒙古人免于准噶尔部蒙古人骚扰的回报,这次大会承认了满族人对喀尔喀部蒙古人的宗主地位(overlordship)。到这时已经非常清楚,清朝皇室同当地蒙古人的关系很密切,只是个别蒙古部落首领比较软弱而已。蒙古各部盟旗(banner,蒙古各级部落单位)的首领已是清朝皇帝的封臣(vassal),他们而且还从中国政府的国库里拿取薪俸。蒙古人不仅恳求个人上效忠于皇帝,而且他们是各部盟旗的完整部分,并且每个首领不得在其他各部盟旗发展各自的势力。首领的位置是世袭的(hereditary),等级差别是森严的。这样的类似于封建制度的统治模式帮助满族人孤立和控制了各部蒙古人。所谓的部盟旗,事实上变成了很小的部落组织(fiefdom,意为战术单位)。
  此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已经逃向噶尔丹汗并再次跟他示好(advances)。准噶尔蒙古部在向中部蒙古连续进行了5年的攻击后,康熙皇帝率领80,000大军进入了蒙古,1696年他在昭莫多(Jao Modo今乌兰巴托以南)粉碎了噶尔丹汗的进攻,噶尔丹汗进行了反击,不过他失败了,最终噶尔丹汗于第二年死去。这标志着准噶尔部对蒙古大部分地方的控制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它仅仅只控制着蒙古西部、新疆一部分和西藏等一些地区。
  尽管在昭莫多遭受了惨败,但20年后准噶尔部再次卷入了同清王朝的战争。1718年噶尔丹汗的侄子和继承人,森旺拉巴丹汗(Tsenwang Rabdan),侵入西藏,挑起了一场同达赖喇嘛继承人的长期战争。他的军队控制了拉萨并监禁了达赖喇嘛,同时伏击(ambush)了一支满族援军。康熙于1720年进行了还击,两支清王朝的大军打败了准噶尔部并把他们赶出了西藏,而这对蒙古人来说是第一次使用滑膛枪(musketry)的战争。可惜的是面对于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和装备精良的清朝军队,他们使用滑膛枪的效果却微不足道。在达赖喇嘛(Dalai Lama)死后,一位新的达赖喇嘛被康熙拥立,一支满族人卫戍部队(garrison)也留在了西藏。与此同时,另外一支中国军队攻进了准噶尔人的腹地,占领了乌鲁木齐(Urumqi)和吐鲁番(Turpan),其余的中国平叛军队最终于1732年剿灭了准噶尔人的反抗,最终蒙古人近两个世纪的独立状态结束了。
  俄罗斯人和中华帝国(T he Chinese Empire)在整个18世纪都在中亚腹地(Inner Asia)进行着一场武力扩张,双方都认为把各自边界范围限定(delimit)在原先17世纪旧的蒙古人的统治范围内仅仅只是权宜之计(expedient),这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已经体现出来了,条约中划定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各自势力控制范围和边界走向。
  1755—1755年针对中国统治的严重反叛在新疆准噶尔人中间再次爆发了,但是很快被镇压下去,中国人对西部蒙古和厄鲁特部的控制已经很牢固了。1771年中国政府规劝留在俄罗斯的卡尔梅克蒙古人返回他们原始的家园,以使得蒙古人发展再次得到兴旺。
  在十八世纪中叶,由于满族人统治政策上的差异,在北部和南部蒙古之间的第一个区别产生了。南部各个部落,即察哈尔、绥远(Suiyuan)和热河(Jehol or Rehol)蒙古人,也就是现在的众所皆知内蒙古(Inner Mongolia),事实上已经融入了中国。而北部的剩余地区,也就是所称的外蒙古(Outer Mongolia)却被满族人认为是处于外部次要位置的(outside subordinate),它被很大程度的忽视了。当又一个100年过去之后,中国对俄罗斯在蒙古西部和北部的势力扩张政策和殖民地运动(expansionist policy and colonial development)则相当警惕,因此在蒙古不断增加的中国人的活动导致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改善,而且排出了两个帝国相互争斗的可能性(指蒙古和中国)。到19世纪初期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无处不在(Chinese merchants and moneylenders had become ubiquitous),蒙古人的债务负担沉重。严重的债务形式加上对中国人掠夺的不满日益增长,刺激了20世纪初期蒙古政治独立运动(Mongol nationalism)。
  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不仅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而且还变成了快速政教合一的社会(the theocratic society)。佛教(Buddhism)相对吸收了萨满教(Shamanism)的一些东西并成为了当地独特宗教。可是但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中国的动荡不安(turmoil),来自于西部的压力和内部反叛(internal rebellion)导致了在外蒙古的日益沉重和昂贵的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失效。由于深重的债务和高税收负担,使得外蒙古的贫穷人口不断增加,这渐渐激起(rekindle)了传统蒙古人对满洲贵族的不满。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暴乱(rioting)、军队反叛(army mutiny)和反清运动此起彼伏。1900年一支代表团被派往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去寻求俄罗斯的支持,但是没有成功。随后致力于变革(reform-minded)的中国统治者废除了许多过时的社会和政治上的禁令(proscription),虽然蒙古人的不满情绪有所缓和,政府也对一些反叛行为进行了压制,而且正准备进行宪政(constitutional goverment)改革,但这时却在内部爆发了革命。
  
  


作者:ytyxdeh 回复日期:2008-1-25 11:30:03 
 
  好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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